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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他們想說，沒有機會
訪塘窩村*
* 凡書中使用的緬甸、泰國地名譯名，均採用中國地圖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修訂出版的世界分國地圖《緬甸》、《泰國》。圖中未標明的地名，採用音譯。
馮玉中、李振鳳夫婦像事前約好，一直在等著我，是為了見證六十年前的那次罹難。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在泰國羅勇府東海岸工業區，為家鄉金海公司海外工廠採集人類學影像資料，與馮玉中、李振鳳夫婦偶遇。丁壁贇告訴我，幾年前他去泰北清邁招工，有人告訴他在差巴干縣、清佬縣有一些散落在北部山區的華人村，有華人居住。丁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何不招些華人，幫他們改變生活現狀。華人開的工廠，幫華人，是正理。丁壁贇盡可能的克服了在泰、緬居住華人的身分障礙，招了二十餘人進廠。隨著中國人去泰旅遊人數增加，華語導遊成為較好的職業選擇，泰北的華人難民後裔，具有語言資源，進入者眾。金海廠的華工也去了不少，可偏偏馮玉中、李振鳳還在，交談中得知，他們的母親仍健在，住在塘窩村，兩人的父輩都是老兵，屬原國軍三軍。我們相約在塘窩見，尋覓那段往事。
事物纏身，一直無法成行。三年後，馮玉中、李振鳳也去做導遊了。丁壁贇透過另一位金海廠的華工李新國，聯繫上她的妹妹李仙香，她剛從臺灣回到塘窩，在旅遊旺季幫助父母打理小店生意。阿香很熱心，接受了安排訪問塘窩村的計劃，終於使這次訪問落到實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我和幼勤乘航班從北京出發，當晚十一點到達清邁。雖近半夜，阿香和她的兩位朋友早已等在機場門口。無拘束的相見，沒有一絲生疏之感，住進酒店後，還一起到路邊的小攤，每人吃了一碗米粉。阿香的朋友也是華人後裔，一位是老兵的後代，她的男友是苗族的後代，正如此，他們在清邁做苗族服飾的生意。他們特意告知，明天不能陪我們去塘窩表示歉意，一對令人愉快的伴侶。
第二天一早，阿香已租好一部車等在那裡。經過四小時的路程，途徑兩道哨卡，有泰國軍警執勤，盤查沒有得到政府批准走出山區的少數民族社群人員，包括華人難民，還有一項任務是盤查有無販毒者出入。下午一點，到達塘窩村。我們就住在阿香父母家，那是一棟三間平房，是一九八二年起中華救助總會組織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資助建起的，約四十五平方公尺左右，一堂兩室。我和幼勤住的那間是其中一室隔出來的，除了放一張兩人床外，只有二平方公尺空地，剛好放一只床頭櫃式的小桌。阿香家的老屋，現在用作廚房。那是用竹、木板拼接圍成的房子，不分間隔，板縫足以採光，地面與外面沒有差別，如遇雨季，怕是難熬。在接後的訪問中，仍見有人住在這樣的茅屋中。從中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難民生活如此一斑。
當天下午，我們就開始了訪問。第一位接受訪問的就是阿香的媽媽鄧聰美，接下訪問她的爸爸李橋林。李橋林曾是三軍軍長李文煥的勤務兵，日常負責接待各級到軍部談工作的軍僚們，人頭熟，在接下來的訪問，大部分是他安排的。遠些的村子，坐一輛租村民的小貨車，近些的村子，李橋林騎摩托車載著往來。訪問安排得很密，在十五天的訪問中，共訪問了五個難民村，老兵六十位，當年為軍隊服務的馬夫一位，老兵後代九位。錄音時間三十四小時。
十二月十六日，專程訪問了五軍的中心村美斯樂，參觀了救總建的泰北義民文史館，並在老兵後代開的餐館、家庭旅店吃飯、過夜，有些接觸。
十二月十九日，返回北京。全程十九天。
義民文史館
泰北義民文史館，由臺灣的中華救助總會倡議並撥款建成，二〇〇四年二月竣工。此館為「中國宮廷式建築」群，正殿為「英烈紀念館」，擺放著國軍官兵的靈位，用於祭祀。東西兩側偏殿為文史資料館，主要陳列品為救總的活動照片和資料，及國軍的一些遺物。建文史館的「首要意義在使當年浴血奮戰，為國捐軀官兵之英靈得所安息；榮光遺族，激勵忠貞，使先人的奮鬥史實永存典範。」離塘窩村約兩公里處也有一處待建的工程，以供奉三軍的已逝官兵。另外，在熱水塘新村、美斯樂村分別建有李文煥、段希文的大型陵墓。北京的共和國政府，臺灣的民國政府，均為中國政治內義，遵循同一傳統，雖有立場相異，內戰中共解放軍戰死的官兵與國軍戰死的官兵，可謂處置樣式一致。
文史館所占的九千六百平方公尺土地由美斯樂難民村撥出，救總撥資一千三百三十萬泰銖。黃瓦白牆的宮廷式建築，直接可以聯想到古今的陵墓習俗。古有秦始皇陵，至清東、西陵，現有民國的中山陵，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念堂，再就是數不清的王、侯、將、相之墓、委員、將軍之墓。所建之墓陵無不顯現出這些達官顯貴的地位、財富。這些墓葬的遺存，還滋生出考古學的重要構成，還生成了盜墓者的營生。至於在他們生前統治下的平民墓穴，考古學者和盜墓者是從不問津的。英烈館儘管也擺滿了官兵的靈位，可誰知他們及家眷親人的屍骨何存。當我們剝去古代的儒學、現代的主義，誰能看出這些官陵的區別。當統治者上位即著手建造的墓穴，至死後躺進去，告知國人的是權力和財富的遊戲規則，生前死後，權力和財富都是他們的。他們主張、營運、維護的秩序，千古如是。
在塘窩村訪談中，曾聽到一些老兵，對捐資建李文煥墓，及未建成的英烈館頗有微詞，他們在言談中表達的不是反對，而是遲遲未建成，或建得不理想。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對從古至今的達官顯貴的陵墓習俗理應如此，權力和財富理應屬於他們。如此荒謬的邏輯為何數千年不改。孔丘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把那些輝煌陵墓裡的人歸為君子，有權、有財是得道而來，是為義。平民只為貨利，柴米油鹽，不得道，只配稱小人。君子們奉孔丘為聖人是可以理解的，對人說教他們獲得權力和財富是正義的。可小人們也跟著起鬨供奉這位吹鼓手。民國以來革命者要打倒孔家店，推倒孔丘這尊泥菩薩，但照舊造陵建墓。革命者的正義是平等，實在是權力和財富的遊戲規則修改了嗎？中山陵、紀念堂，義民館昭示的是新秩序嗎？在一家家老兵的探訪中，確有依賴在市場獲得財富而改善其生活的事實，但大部依然是舊長官們的居所鶴立雞群，他們不說財富的來源，也不便深問。千古不變的是人性，不論君子、小人，都有欲，如何滿足，規則由誰來定，在美斯樂文史館看到的，依然是古例，所謂稱「義民」，不過是現代廣告而已。
在文史館的管理處，購得四本關涉泰北難民史的文獻，雖都是拷貝本，不是原版書，但不妨使用。很有意思的是這四本文獻代表了四種不同的歷史敘述。按出版時間排列，《異域》，柏楊著，一九六一年先由臺北《自立晚報》連載，隨即由平原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後又經星光、遠流出版社重印，一時成為銷售六十萬冊的暢銷書，影響頗廣，是媒體人的歷史敘述。《異域行泰北情》，石炳銘著，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由中華救助總會出版，是救總在泰北的工作紀錄，為政府團體人的歷史敘述。《金三角國軍血淚史（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一）》，覃怡輝著，二〇〇九年九月由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十一月二次印刷，是政府學術機構學者人的歷史敘述。《從戰亂到安定》，鄧國雄訪錄，是一本既有引用被訪者原語，也有訪問者敘述的間雜陳述的訪談歷史敘述。不知是拷貝的疏漏，或有其它原因，不知出版者與問世時間。
古往今來，英國雖早在十六世紀廢除出版許可，但現實中各國政府主導的歷史敘述仍占據著主流地位，不論是以學者面貌顯現，還是以政府機構操作。數千年來，人類的歷史知識大都是這樣的歷史敘述灌輸而來。同時，民間流傳的歷史敘述也從未間斷，令人遺憾的是少有文獻傳世，所以有人說多數人是沉默的。以前述四本文獻與本次訪談記錄的區別為例，做個比較分析，民間的歷史與官造的歷史有何異同，及各自存在的意義。
先說柏楊的《異域》。葉明勛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寫的首版序中，談到書稿的來源，是「本報社（臺灣《自立晚報》）駐曼谷記者李華明於去年（一九六〇年）從泰國寫來一稿，書名為《血戰異域十一年》（即《異域》），原作者鄧克保。」「鄧克保一字一句，都是英雄眼淚。」（頁七）四十八年後，覃怡輝指出《異域》中「杜撰的第一人稱主角李彌的副官鄧克保，是一百分之百的『假人』」。而化名鄧克保的作者「柏楊先生，並未一履異域，亦未參與異域事，而摭拾不實不盡的一些資料，化名鄧克保，逞其生花之筆，寫成《異域》一書，風行一時，但所描寫，遠離事實，亦不少曲筆，大為異域人士所詬病！」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遠流版的《異域》在封面署名上正式標明了柏楊著。證明覃怡輝、李拂一並非虛言。
媒體為現代以來產生的宣傳物，主持者大體有政府或政黨一種，社團一種，商業一種。主持者決定了所辦媒體刊載宣傳物的立場。對所造宣傳物的製作，要實現盡可能讓受眾願意接收，否則難以實現宣傳的目標。至於媒體標榜的真實性、現場性，正是迷惑受眾的基本手段。《異域》即是一例。柏楊未到雲南、緬甸，未曾有軍旅之歷，以虛構鄧克保一人的經歷，活靈活現的再現十一年前的場景。這正是媒體遊戲中常見的。我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曾探訪緬甸克倫族聯盟總部營地，拍了數千張照片。除我外，現場並不見任何國家的媒體人。可在事後，各國媒體卻有大量新聞報導出現，全是道聽途說，如《異域》出籠一轍。
由於媒體主持者的背景原因，所載宣傳物從不存在歷史學者的中立。《異域》在報端連載，並出版的時間，正在國民黨執政的「白色恐怖」時期。能通過審查、發表、出書，唯一的理由，是《異域》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宣傳口徑。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法」生效，柏楊先生在二〇〇〇年還把《異域》編入自己的精選集。這正如借鄧克保所言，「我們不是替別人反共，而是替我們自己反共」。（頁六〇）柏楊先生有如此濃重的黨派意識形態立場，他的作品怎麼能有歷史價值呢，不過是一件宣傳品。宣傳品對受眾灌輸的，正是政府、黨派所需要的，利用第三者的身分，加上「親臨現場的描寫」，更能蠱惑人心，達到政府、黨派不能及的效果。對於宣傳品的識別，很簡單，這世上就沒有真實、客觀的媒體，它要說的話，要表明的意思，一定是媒體人自己要講的。媒體的真實就是媒體人自己。正如《異域》是柏楊自己要說的，與泰北難民的歷史經歷無關。
石炳銘寫的《異域行泰北情》是一本救總在泰北工作實錄。救總原是臺灣民國政府的一個團體，後因臺灣政局變遷，改以民間社團面世，主要以救助境外華人為宗旨。自稱從一九五〇年啟，就開展了對泰北的救援工作，至二〇〇四年結束（頁四、頁一七）。實際救助工作應從一九八二年成立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到達泰北算起。歷時二十二年。這從本書的老兵訪談中可以證實，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間談不上有什麼實際工作落實。
書中的第一節內容就是對泰北難民村的界定。這是一個基本前提。最早進入泰北夜柿縣避難的陸軍眷屬是在一九五〇年六月至八月間。一九五一年三月，進入泰北清萊省夜柿、滿堂、老象堂、回海，及清邁省猛放邊境馬康山、萬養賀肥一帶，有幾百軍屬及平民。至一九七〇代後期，人數達六萬人，到二〇〇〇年代，增至七萬人，形成近百個難民村，分布在清萊省、清邁省、密豐頌省、達省。（頁一二）對於難民人數，在二〇一四年的訪談中有二十萬或三十萬人之說。
書中對難民的構成和來源分為兩類，一類是前雲南國軍的（軍人和）眷屬，另一類是為「逃避故國赤禍逃出國境的滇籍平民」，大多數經緬甸逃至泰國，少數有經寮國而來。這從訪談中可以證實，在土改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都有出境者，其中也有為種罌粟者，專門越境。還有就是在難民社區有一個現象，難民間有親友關係，部屬關係的人不在少數，也符合投親靠友的習俗。
這個群體與歷史中中國到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等各國人群的遷徙不同，是因一九四九年在雲南國共內戰引發的國軍外逃他國發生的，經過時間的演化，大部國軍官兵又分兩次撤臺，留在泰國並繁衍至今的難民還有內在的原因。這些人既不想去臺灣，也無法回雲南，這是其一。其二，中國、緬甸、泰國、臺灣間的關係變化，直接影響到難民的處境，生存空間漸漸有擴展。其三，難民基本屬於雲南籍，少數由緬甸遷來的，也是早年由雲南遷緬的華人後裔。鄉土情結難捨，中國改革開放後，難民回鄉探親訪友的很普遍，只要旅費可以籌措，都是老兵的第一選擇。
羅仕達*說，中國政府曾不承認他們的難民身分。但泰方從指定美斯樂、大谷地等十三個難民村居住管理開始，（頁一二至頁一三）逐漸接納了難民的事實，並分期分批承認了難民、入籍、長期居住等身分，適當撥配給土地，放棄軍旅身分，不再從事鴉片販賣，軍事行動，最終形成移民的事實。
* 每個難民村都有自治村委會，負責難民的內部事務。羅仕達是難民選出的熱水塘村自治會村長。
救總「受政府之託，承擔了該地區的救助工作」。就我在二〇一四年所見範圍，修建有難民村連接公路，改建難民茅舍，架電，引水，建子弟學校，推廣農業技術，輸送難民子弟去臺灣讀大學等等。難民村可說是一塊飛地。歷史的弔詭是這些難民既是國共之爭的受難者，先是背井離鄉，冒險生存，後有臺灣方面的救助，改善了生存環境。二〇一四年的羅仕達在訪談中，卻對國共雙方的歷史行為都沒興趣，他更關注未來，不止他一人，都談到中國的變化，並引起泰國政府的態度取捨，使他們感覺到異域華人的地位向好，例如原被泰國禁止在難民村開展華文教育，學中文還要偷偷進行，現在連一些泰國人的孩子都跑到難民村學校學中文了。
覃怡輝在《金三角國軍血淚史》的結論中，最後寫道：「國共兩黨在金三角地區的鬥爭，乃是兩黨在大陸鬥爭的延續。在這場延續了數十年的國共鬥爭，無論是在大陸的大戰場或是滇緬邊區的小戰場，國民黨雖然都輸給了共產黨，但是在最後的『三頭馬車時期』，爭氣的三、五軍終於戰勝了中共支持的泰國共產黨，這場勝利不但讓三、五軍的官兵及其眷屬贏得了泰國的公民權，就如同一個『中華之女』嫁入了『泰國之家』，終於得以結束那三十多年的流浪歲月，而且也使泰國人民能免於遭受一場臨頭的赤禍之害。總而言之，這一批曾先後奮戰於金三角地區的國軍反共游擊隊官兵，在他們背井離鄉之後，不是另去新的家鄉臺灣，就是入籍泰國為民，這可說是他們在歷盡滄桑之後，所得到的一個歡喜結局。」（頁三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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