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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祕密偵訊
號外
押解我的車隊從漢口街許晴富先生家宅駛入台北景美老社區，慶祝「施明德落網了」，「施明德捉到了」的紅色號外，已沿路張貼和通緝我的布告上下並列，電線桿上、牆壁上一眼望去都是，鞭炮聲沒有斷過。
這附近是老社區，台灣人比外省人多，捉到我的消息，顯然不分省籍都很興奮，我不意外。二十幾天來，我已經被全國媒體徹底醜化成恐怖邪惡的人民公敵了。只是動作這麼快速，從捉到我到現在僅僅兩三個小時，就做出普天同慶的壯觀，一定是里長、鄰長自動自發配合做出來的反應。雖然，里長、鄰長都是國民黨的統治細胞，但是這種慶祝在押解途中，就讓我親自目睹如此盛況，也是人生難得的經歷。
被夾在兩個特務中間，雙手已被反銬，左右胳膊都被兩隻粗壯的手臂挽住，但是前方的視野是遼闊的。這時，學校也中止上課，讓師生跑到操場大吼大叫的慶祝，興高采烈地跳躍，抒解一個月來的驚魂壓力。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蘇聯大獨裁者史達林死訊被證實，學校臨時廣播，讓師生跑出教室大肆吼叫一般。當時，我才是五年級的小學生，我也莫名其妙的跟著大家一起歡天喜地的真心慶祝，還印象非常深刻，終生無法忘記。那是反共抗俄的年代，老獨裁者蔣介石對敵人史達林之死，營造出這種氣象是可以理解的。老獨裁者死了，新獨裁者蔣經國一樣利用媒體的力量參與統治國家，而且在台灣境內無遠弗屆，沁入脊髓。美麗島工作群已被塑造成叛亂集團，破壞反共復國大業的敵人，社會對我的被捕如此歡天喜地，當然很正常。只是會聯想到年幼的往事，我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而印象深刻，嘴角自己不自覺的就微笑了起來。右側的特務用一種狐疑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彷彿在說，你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他們一定不理解為什麼我還笑得出來？
沒有錯，我此刻的心情真的比逃亡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寧靜、平靜、自在。沒有被如此緊急通緝經驗的人，絕對不能體會被捕後的平靜。車外這種慶祝場面一點都沒有激起我的不悅或感慨。這個欽犯早已領悟世間冷暖現實。拿破崙遠征義大利凱旋歸國，人民夾道歡呼，他也曾告訴自己：「有一天要把我押往斷頭台，這些人一樣也會夾道歡呼」。我已比當年年輕的拿破崙更具生命經驗了。我的眼睛不屑再看車外的歡慶景象，十五年的坐牢禪定，我已比高僧更高僧了，更能夠立即入定，又隨時還魂了。相對於我的自在，車內的四個特務卻緊張無比，他們彼此不交談，一臉嚴肅。除了副駕駛座上顯然是組長之類的領導會偶而接一下對講機，回話一切正常外，車內寂靜無聲。突然一個微小的屁聲，讓我聞到了臭味，我只感到挾著住手臂的特務微微因閉氣，把我的手臂挾動。緊接著又來一個更大的屁聲，車內散放更濃的臭味，他們依舊不動。五個大男人擠在車上，味道原來就有些污穢了，臭屁讓氣味更難聞，我也只盡量閉住氣。我左右兩側的特務連搖下車窗都不敢，大概怕我趁縫又遁走了。最後還是領導對司機說，「窗鎖打開，讓我搖一下車窗。」我才笑出聲來……。那領導斜過頭來用眼角盯我一下，趕緊把窗又關起來。
他們仍然一臉肅容，彷彿任何表情的改變都會讓他們分神，失職。
押解我的車隊終於穿過台北秀朗橋進入新店，除了號外鞭炮聲沿途不絕於耳之外，熟悉的環境立刻引我回到過去。在如此激情的時刻，神遊是最美的享受。我和Linda結婚後就在這附近巷子裡租間房子同住。此時，強烈浮上大腦的竟然是：我們家養的黃色米克斯「美眉」的倩影。我們好愛她，每天我回家她一定會跳上沙發找我撒嬌。
她的警覺性非常強，只要有外人接近圍牆外，她就會狂吠，而且會有衝出去的動作。後來，我猜想一定又有特務逗留在屋外監視。果然，每次開門出去，真的就是有兩、三名不明人士在我家的門外，或站或踱步。我的家就座落在死巷的最後一間，沒有道理有人晃蕩到這裡。每次，我走出大門外掃視他們，那些不明人士就會走開。「美眉」就很得意的停止吠叫，還會用身體磨蹭我的小腿……。
有一天，我和Linda回家，打開大門就看到美眉倒斃在院子的水泥地上，我的立刻反應是：「可惡！這些國民黨特務連狗都謀殺！」
此時，我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夾在兩個彪形大漢之中，但我的思緒是自由的，我完全不去想接下去會發生什麼？那一切我在過去二十幾天的逃亡之中早已想的清清楚楚了。此刻，我的思緒都是倒帶的，想到美眉被謀殺，想到距離我家不到三百公尺就是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這個新蓋的軍法處我還沒有在那裡囚禁過，我最近靠近它，就是半年前「余登發父子叛亂案」，我們在軍法處大門外舉行小型的示威，抗議國民黨利用一個算命的「人造匪諜」吳泰安，死咬余老縣長勾結中共陰謀造反。結果，這個可笑又可憐，被特務耍得團團轉的人造匪諜吳泰安，半年前就是從這裡被拉出去槍斃了，直到最後一刻他都以為那子彈是假的。可是，是真的，槍斃的血淋淋的，有相片為證。
這個荒謬的事只在我腦中一閃即過，卻沒有出現一絲感傷或憤怒。也許這是吳泰安一再在法庭指稱：
「我說，我是真正的匪諜！我就是匪諜！我確實奉中共華國鋒之令指派余登發擔任革命後的台灣南區司令官！」
他一口咬定余登發老縣長，讓我們深深痛恨。但是吳泰安被利用後，蔣經國還是真的把他給殺了！
假匪諜，真死囚。
一直以來，我想到「吳泰安之死」，竟然都如此冷漠。如果仔細想想，不止蔣經國邪惡，我們這些自命為人權工作者也相當無情，我們竟然讓憤怒矇蔽了對吳泰安之死，應有的人道及人權反應……。
對吳泰安之死的聯想和反省只是一閃之間。這時，讓我停頓的是我的戰友，可敬的台灣烈士：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陳良和謝東榮，他們也是從這個景美軍法處看守所被押出去槍決的。想到這些烈士，雖然會令我熱淚盈眶，心中卻立即燃起熊熊烈火，引領我奮戰犧牲的膽識，繼續為未竟的共同理想努力。
這時，人很自然地竟會回憶起自己最特殊的人生片段。那是已成事實的過去，有親切感，有撫慰力，還能填補當下不知所措的空白……。
我第一次被捕時，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那時我還不滿二十二歲，在戰地小金門當少尉砲兵觀測官。
從被捕，刑求到軍法處之前，我都不相信我會被判死刑。我認為自己還停留在思想階段，我完全不知道蔣介石政權的法律會如此殘暴。我一直認為自己只會被交付感化幾年，頂多判個五年、十年徒刑。但是，為了終結台灣的殖民地命運，為了信仰，為了理想，付出十年牢獄的代價，值得！
到了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才知道我可能會被起訴《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並沒收財產。
在那段日子，我淬鍊心志，學會如何和獨裁者鬥爭，更體會做為一個反抗者越怕死、越會死的歷史教訓。
我察覺外來統治者如蔣介石父子般的獨裁者，不管外型如何偽裝仁慈，殘暴本質如何，他們也不可能像阿基里斯那麼無敵。即使強如阿基里斯也不可能有刀槍不入般完美的強壯。他仍有致命的腱，反抗戰士和獨裁者對決，只有伺機對準對手的「阿基里斯腱」猛烈攻擊……。那段心路歷程我已寫在「死囚」一書之中。
我第二次撲向斷頭台，是一九七○年。
那時，我們囚禁在台東泰源政治犯監獄。每天就是研究國際公法、外交學、國際現勢、政治學、哲學，還博覽群書，相互激勵革命意志外，更覺悟到監獄不是反抗者的最後歸宿，也不是休息站。反抗者要不就是步上斷頭臺，要不就是打倒獨裁者。我們在尋找革命的契機，外人會認為我們是一群憨囝，但，我們有一小群囚人就是寄人生於這種「希望」之中。
兩者不能並存。生存於大變局時代的我們，寧願為台灣而死，也不願去當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砲灰。監獄裡的這些台灣青年有別於獄外的台灣人，我們自信自己才像個人。
第一次，我是在有志卻無知之中，步上死刑之路。第二次則是抱著求死之心，決志要踏上必死的革命之途。這時，我不只是一個被殖民統治者要結束殖民地命運外，還加上了目睹蔣介石的殘忍屠殺異己的罪行，兩者更堅定了推翻蔣家獨裁政權的決心。外人如何看待「泰源革命事件」，是凡人的看法，頂多我們只能悲嘆台灣人的無情。懦夫般的台灣子民，永遠不相信會有揚溢死志的反抗烈士，願意為台灣人民，為台灣的自由，為反殘酷統治而奉獻生命的。革命沒有「有把握」這個字眼，革命永遠是以卵擊石，為義而死的決志才是推動歷史滾輪之手。烈士是人類，是台灣人中的絕對異類。不懂禮敬烈士的族群，一定是被統治的族群，沒有自己的國的族群，他們只崇拜外來統治者的神。每一次想到日本神社、台北忠烈祠，我都有難抑的悲愴。為台灣慟。
那天，一九七○年二月八日，革命事敗，那五位兄弟逃亡時，我立刻把「宣言」撕碎沖入抽水馬桶，毀滅一切痕跡。他們和我之間也事先誓言：「失敗，我們承擔後果，你必須奮鬥下去！」這是革命志士之間的死誓。
所以，當特務兩度到監獄偵訊我時，我矢口否認我事先知情，更堅決否認我參加此事。此時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時候。蔣介石的監獄已教會我們如何進行監獄鬥爭和法庭鬥爭。如果我承認事先「知情」，結果就會延伸成「共謀」，然後變成「共同正犯」的結果。
「矢口否認」，是反抗者的第一條鬥爭手則。
鄭金河、江炳興、謝東榮、詹天增、陳良，終於在一九七○年五月三十日凌晨從這個景美軍法處被拖出去槍決，在天未亮的四點四十分被蔣家執行死刑。外來獨裁統治者對台灣人的反抗，痛恨之深連槍決時間，子彈射中烈士的時間，都刻意安排選在四點四十分，即「死！死！」執行槍決，可見獨裁者的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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