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塊頭不小，大約我的高度，但他粗重的骨架比我多了些肉。他彎彎的眉毛頗顯眼，還是黑的。他頭頂的毛髮是鐵灰色，直直往後梳，為他的巨顱帶出凜凜雄獅的味道。他原本戴著眼鏡，但此時已擱在我倆中間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斷梭巡我的臉孔，想找祕密訊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沒透露。他的五官鐫刻得有稜有角—上鷹嘴鼻，豐潤的嘴，下巴的線條宛如危巖峭壁—但他臉孔引人側目，主要是因為它活似一塊空白石板，只等著別人刻下誡令。
他說：「我對你了解不多，史卡德。」
我對他所知甚少。他的名字叫凱爾．漢尼福，約莫五十五歲。他住在紐約州北部的悠堤卡，是批發藥商，擁有幾處房產。他有輛去年出廠的凱迪拉克停在外頭的路沿。他有個太太在卡來爾飯店的房間等他。
他有個女兒在市立太平間的一方冷鋼屜裡頭。
「也沒什麼好知道的，」我說，「我以前幹過警察。」
「表現優異，據柯勒副隊長說。」
我聳聳肩。
「而你現在是私家偵探。」
「不是。」
「我以為—」
「私家偵探領有執照。他們竊聽電話，跟蹤別人。他們填表格，他們存檔案，諸如此類的事。那些我全不幹。我只是偶爾幫人忙，然後他們給我禮物。」
「原來如此。」
我啜口咖啡。我喝的咖啡攙有波本。漢尼福面前擺的是杜華牌蘇格蘭威士忌和清水，但他興趣不大。我們坐在阿姆斯壯酒吧，牆壁嵌有暗木，配上錫紋天花板。此刻是一月的第二個禮拜二，下午兩點，這地方等於是我倆的天下。羅斯福醫院的幾個護士坐在吧台遠遠那端，護著酒杯細細品嚐；一個冒出幾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漢堡。
他說：「實在很難跟你解釋，我想請你幫什麼忙。」
「我不確定我真能幫上什麼忙。我從報上得來的印象是：這案子不查自破，等於是看影片播放謀殺經過。」他的臉刷暗下來；他正在看那影片，刀子揮起落下。我趕緊開口道：「他們逮到他，把他扣押起來，然後踢進『死牢』。那天是禮拜四？」他點點頭。「然後禮拜六早上他們發現他吊死在牢房裡。結案。」
「你是這麼想嗎？案子已經結束？」
「從執法人員的觀點來看。」
「我不是這意思。警方當然必須從那個角度看。他們擒服凶手，而他已經不能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傾。「但有些事情我必須知道。」
「譬如？」
「我想知道她為什麼遇害。過去三年我跟溫蒂形同陌路。老天，我甚至連她是不是住紐約都不確定。」他的眼睛避開我的視線。「他們說她沒有工作，沒有明確的經濟來源。我看過她住的大樓。我想上樓進她公寓，可是我辦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將近四百塊錢，你說她錢從哪裡來？」
「有個男人幫她付。」
「她跟范得堡同住。殺她的男孩。他幫一個古董進口商做事，週薪大約一百二十五。如果有男人養她，他應該不會讓她找范得堡當室友，對不對？」他吸口氣。「我看她擺明了是妓女。警察沒有跟我明說，他們很小心。報紙可就不管了。」
這是他們的一貫作風，再說這案子又是報紙最愛炒作的那種題材。女孩漂亮，凶案發生在格林威治村，而且性意味濃厚。而且他們又逮到理查．范得堡渾身是血跑到街上。紐約稍微值幾個屁的老編，都不可能放過這個機會大顯身手。
他說：「史卡德，你知道為什麼這案子對我來說還沒結嗎？」
「大概吧。」我命令自己深深看入他幽暗的眼睛。「凶案為你打開了一扇門，你想知道房裡藏了什麼。」
「你的確了解。」
的確，何其不幸。我不想要這工作。我盡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沒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賺錢。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費很低。再說，我沒有理由討厭此人。我一向比較愛跟討厭的人收錢。
「柯勒副隊長搞不懂我要什麼。我敢說他給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禮貌的打發我走。」也不盡然，但我沒吭聲。「我非知道不可。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溫蒂到底變成了什麼人？而又為什麼有人會想殺她？」
為什麼有人會想殺人？紐約一天就有四、五起殺人案。去年夏天某個禮拜，數字更是高達五十三起。殺朋友，殺親人，殺戀人。長島有個男人亂刀砍死他兩歲的女兒，他幾個較大的孩子就那麼眼睜睜看他表演特技。人為什麼會變成野獸？
該隱弒兄後向上帝辯駁說，他不是亞伯的守護者。人只有這兩個選擇嗎，守護或者宰殺？
「你願意替我工作嗎，史卡德？」他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不，我該改個口。你願意幫我忙嗎？天大的忙。」
「我懷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開了的門。房裡也許有些東西你不想看。」
「我曉得。」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對。」
我喝完咖啡，我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氣。「好吧，」我說，「我姑且試試。」
他陷坐回他的椅子，掏了包菸出來點上一根。這是他進門後的頭一根。有些人緊張時得抽菸，有些人剛好相反。他現在比較自在，看來好像自覺完成了什麼使命。
∞
我眼前添了杯咖啡，記事本添了幾頁筆記。漢尼福還在跟同一杯酒奮戰。他跟我講了許多我根本無須知道的事—關於他女兒。不過話說回來，他說的任何事以後都有可能派上用場，只是難以預知是哪件事。我早就學到，不能漏聽別人想講的每一句話。
所以我得知溫蒂是獨生女，高中成績優異，人緣不錯但不常約會。我的腦中開始浮現她的圖像，雖然輪廓不清，但終究會與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慘死的妓女合而為一。她離家到印第安納念大學以後，圖像模糊起來。他們顯然就是那時開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輔修政治。畢業典禮前兩個月，她提了行李悄悄離開。
「學校通知了我們。我非常擔心，她的行為實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後我們收到一張明信片。她在紐約，有個工作，說是有些事情她必須理清頭緒。之後幾個月我們又收到邁阿密寄來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裡，或者只是去度假。」
然後就音訊杳然—直到電話鈴響，他們得知她的死訊。她高中畢業是十七歲，大學退學二十一，理查．范得堡割死她時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劃下休止符，不會再長半歲。
他開始告訴我柯勒日後會提供更詳盡資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時間。我讓他講下去。有個什麼叫我困惑不安，我擱在腦裡讓它慢慢成形。
他說：「殺她的男孩。理查．范得堡。他比她小，才二十歲。」他想到什麼，蹙起眉心。
「當初我一聽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我恨不得殺了他。我要親手叫他死。」他緊握雙拳，然後緩緩鬆開。「但他自殺以後—不曉得，我裡頭有了改變，我意識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親是牧師。」
「嗯，我曉得。」
「在布魯克林一間教堂。我有個衝動想找那人談談—雖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說些什麼。不過才考慮一下，我就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找他。只是—」
「你想了解那男孩，為的是要了解你女兒。」
他點點頭。
我說：「你知道嫌犯組合像吧，漢尼福先生？或許你在新聞報導上看過。通常警方找到目擊證人後，他們會用一組透明重疊膠片組合出嫌犯的長相。『鼻子是這樣嗎？耳.呢？哪對耳.最像？』如此這般，直到五官湊成一張臉孔。」
「噯，我見過。」
「那你或許也看過嫌犯本人的照片並排在組合像旁邊。它們其實不像—尤其對沒受過訓練的眼睛來說。但不可否認，五官分開來看是有部分雷同，而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加以利用。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兒和殺她那男孩的照片。這點我辦不到，沒人辦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夠的事實，綜合多方問來的印象，為你拼湊出組合圖像，但結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會有出入。」
「我了解。」
「你還是要我去查？」
「呃，當然。」
「我或許比那些響噹噹的大偵探社收費還高。他們為你工作，可以論日或者論時計酬，調查花費另計。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筆款子，花費從中扣除。我不愛做記錄，不愛寫報告，也不會為了討好客戶定時跟他聯絡。」
「你要多少呢？」
我從來不知道該怎麼訂價。我的時間只有對我才有意義，它對別人能值多少我怎麼知道？如今我已經刻意調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盡可能不要介入別人的生活。那我又該跟強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得先拿兩千。我不知道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會不會突然決定不想再看那間暗房。這一路下去，或早或晚，甚至結束以後，我都有可能會再跟你收錢。當然，你也可以一個子兒也不給，主權在你。」
他突的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大概吧。」
「我從來沒聘過偵探，所以實在不知道一般手續是怎麼樣。開支票可以嗎？」
我告訴他我收支票，而他那頭在寫的時候，我想到早先困惑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我說：「溫蒂退學以後，你一直沒僱私家偵探？」
「沒有。」他抬起頭。「我們沒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張明信片。我考慮過僱人追查，當然。但後來知道她沒事後，我就決定作罷。」
「但你們還是不曉得她人在哪裡，或者她過得怎樣。」
「對。」他垂下眼皮。「這是我來找你的部分原因，當然。我現在後悔莫及，工作全部停擺。」他的眼睛和我的碰個正著，那裡頭有個什麼我想避開不看，但做不到。「我得知道我該負多少責任。」
他真以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許可以為自己找到一個，但那絕不會是正確答案。那種問題永遠沒有正確解答。
他把支票寫好，交給我。該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著沒填，他說我或許想直接提現。我說指名付給我本人即可，於是他又拔下筆套，在右邊線上寫下「馬修．史卡德」。我把支票摺起，放進皮夾。
我說：「漢尼福先生，你有件事情略過沒提。你不認為那很重要，但這很難講，而你也知道這很難講。」
「你怎麼曉得？」
「直覺吧，我想。我有多年經驗，觀察別人苦苦無法決定到底自己願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麼，但—」
「唉，其實是不相干的事，史卡德。我沒提是因為我覺得和你的調查無關，但—唉，也罷。溫蒂不是我的親生女兒。」
「她是養女？」
「我收養了她。我太太是溫蒂的母親。溫蒂的父親在她出生前過世，他是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韓國仁川的時候遇難喪生。」他移開視線。「三年後我娶了溫蒂的母親。打從開始我就待她和親生女兒一樣。等我發現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後，我對她更是加倍疼愛。就是這樣，說不說有關係嗎？」
「不知道，」我說，「也許沒關係。」但知道總是好的，現在我明白漢尼福為什麼自覺罪孽深重。
「史卡德？你還沒結婚吧？」
「離婚了。」
「有小孩嗎？」
我點點頭。他的嘴唇蠕動起來，欲言又止。我開始禱告上蒼快點讓他離開。
他說：「你當警察一定表現出眾。」
「還不賴。我有警察直覺，也學到動靜之間如何拿捏。這樣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將近十六。」
「如果做滿二十年，不是有退休金什麼的能領嗎？」
「沒錯。」
他沒問下去。奇怪的是，這比他問了還叫我難堪。
我說：「我失去信念。」
「跟牧師一樣？」
「差不多吧。不過也不完全一樣。因為警察失去信念還繼續幹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從進這行開始就只是想混。總之我辭掉，是因為我發現我已經不想再當警察。」或者當丈夫，或者當父親，或者當社會中堅分子。
「看盡局裡所有的貪污腐敗？」
「不，不。」腐敗從來沒有干擾到我。沒有腐敗我哪來足夠的錢養家。
「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嗎？也罷，反正也不是什麼祕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華盛頓高地山莊一處酒吧，那裡警察喝酒免費。有兩個孩子在那兒行搶，出門前一槍打中酒保心臟。我追了他們上街，打死其中一個，另一個打到大腿。他這輩子別想再好好走路。」
「我懂了。」
「不，我想你不懂。那不是我第一次殺人。死掉了一個我很高興，而且我很遺憾另一個最後復原了。」
「那—」
「有一槍失誤，反彈出去，擊中一個七歲小女孩的眼睛。子彈反彈，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吋的話，也許只會劃過她前額。有可能留下個疤痕破相，但沒有大礙。可是射進眼裡，都是軟綿綿的東西，自然就搗進腦內。他們告訴我她是當場斃命。」我看著我兩手。抖得不厲害—肉眼難以察覺。我拿起杯子，一飲而盡。我說：「不可能定我的罪。事實上，我還得到局裡嘉獎。然後我遞上辭呈。我不想再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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