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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明萬曆年間，徽州府爆發了一場民間騷亂。
這場騷亂規模不算大，動靜卻不小，前後持續時間將近十年，將當地百姓、鄉紳鄉宦、一府六縣官員、應天巡按、應天巡撫乃至戶部尚書與當朝首輔都裹挾了進去。從中樞到地方、從官僚到平民的諸多利益集團各懷心思，彼此攻訐、算計、妥協。大明朝廷的決策如何出爐，地方執行如何落實，官場規則如何運作，利益集團之間如何博弈，在這個案子裡真的是纖毫畢現。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騷亂的起因，既不是天災，也不是盜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學霸做數學題鬧出來的。

第一章　都是學霸惹的禍
這個故事，要從徽州府下轄的歙縣說起。
大明共分為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兩個直隸，咱們可以把它們粗略地理解為省分。
南直隸下轄有一個徽州府，歷來人傑地靈，無論官場還是商場都是英才輩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其時徽州府一共統轄六縣：歙、黟（編注：ㄧ／ yī）、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其中歙縣最大，同時它還是附郭縣—也就是說，徽州府治設在縣內，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
府縣同城，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自然就存放在縣城的閣架之上，以便隨時調取勘合。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關乎一縣之興衰，可又超級無聊，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
所以它們長年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年），有一個歙縣人忽然對這些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個人叫帥嘉謨，字禹臣。嚴格來說，他沒有歙縣戶口，不算當地居民，而是個祖籍江夏的軍戶，隸屬於徽州府境內的新安衛。軍戶是大明特有的一種戶籍，世代都是軍人，歸屬於各地衛所，這出身沒什麼不好，朝中此時有個叫張居正的大人物，也是軍戶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都很一般，註定仕途無望。他只有一個特長：對數字天生敏感，擅長算學，是個學霸級的數學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最好的就業方向，就是去當個管錢糧的小官吏。而這個崗位，要求對錢糧稅賦的計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應用題來練習。
當時沒有補充教材和題庫，帥嘉謨一腔做數學題的欲望無處發洩。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他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歙縣架閣庫。
徽州府歷年的稅糧帳冊，都存在歙縣庫房裡。大明稅賦結構很是繁複，徽州又是納稅大戶，帳冊涉及大量加減折算、書算錢糧，這正是絕佳的應用題題例。磨練好了這門手藝，以後就業便有保障了。
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帥嘉謨設法接觸這些官府帳冊。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開始做起數學題來。
做著做著，帥嘉謨覺得哪裡有點不對勁。
憑藉著對數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歷年稅賦裡有一個疑點：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繳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作「人丁絲絹」，須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
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帳，發現徽州府下轄六縣，其他五縣都沒有「人丁絲絹」這麼一筆支出，只有歙縣的帳簿上有記錄，數字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的等同。
換句話說，徽州府每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的這筆稅支，是由歙縣單獨負擔的。
帥嘉謨大為駭異，這可不是小數目。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他還特意查了《大明會典》。
《大明會典》是一本官方發布的資料集，裡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行政法規，從弘治朝開始，每代都會進行修訂，算是政府法令的一個彙編，亦勉強可以當作年鑑來用，權威性很高。
帥嘉謨在《大明會典》裡的徽州府條目下，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更重要的是，《大明會典》裡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
按道理，徽州府的這一筆「人丁絲絹」稅目，應該是六縣均攤，怎麼只壓在歙縣一處呢？雖然歙縣的規模比其他五縣都要大，可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哪。
帥嘉謨心想，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必須挖個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不驚反喜，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最終，他在《徽州府志》裡找到一條看似無關的古早線索。
徽州這個地方，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稱吳王之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稅，稱為「甲辰法制」。結果年底核查，行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對很多科目的稅額重新做了調整。
在這次改制中，朝廷發現歙縣的夏麥數量有問題，與去年同比差了九千七百石，於是對歙縣的三千六百四十六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徵「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夏麥缺額。
這個「補欠夏稅」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全無關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關聯，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九千七百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每石折銀三錢，九千七百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二千九百一十兩。而每年「人丁絲絹」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七錢，所以八千七百八十匹折銀六千一百四十六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一萬零七百八十石，可折銀三千二百三十四兩。
二千九百一十加三千二百三十四等於六千一百四十四。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二兩。
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二萬零四百八十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不知為何，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
更可怕的是：徽州並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周轉兩次，負擔更重。
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
歙縣簡直倒楣透了。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程鵬、王相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而且還不止一次！
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這兩個官職的管轄範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而是涵蓋了除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
在具體的分工上，應天巡撫協調各府州縣，以賦役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監察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軍事。找他們兩位，算是拜對了衙門。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兩位很快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在來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查到這裡，帥嘉謨推開帳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
到底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
無論如何，他決定冒著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開始採取行動。
隆慶四年（一五七○年）的年初，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大概意思是，我說的這個問題，在《徽州府志》裡也提到了，這是鐵證。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誌，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裡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連結在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二萬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八千五百零一匹；應天（等）十三府，只要繳二千九百零五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八千七百八十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當時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湖廣的總額二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是這麼個邏輯：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在統計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卓然效果—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變得簡直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
短短一段話，先後兩次要求「均平」。
隆慶年間，江南正在推行一條鞭法。而一條鞭法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紓解民困。」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把這次稅賦爭議提升到回應國家政策的高度。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這和中央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
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
要知道，這一任應天巡撫，對一條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他叫海瑞，號剛峰。
不用多說了。
其實較起真來，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提升。
因為這次「人丁絲絹」爭議的核心，是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至於實物折算，只是一個次要問題，跟一條鞭法關係不大。
這就好比兩個人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誰出這頓飯錢，才是爭執的重點，至於這錢是給現金還是刷信用卡，並不重要。等員警來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警察大人，你給評評理，為了響應國家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號召，這頓飯錢該誰出？」員警聽了肯定莫名其妙，這兩件事根本沒關係啊。
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非但不露破綻，反而顯得煌煌正氣，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這些，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解決方案。
他深諳官僚稟性，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後，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麼按照《大明會典》的原則，六縣按照人丁分攤；要麼按照《徽州府志》，六縣按照田地分攤，折麥再折銀再折絲。」
看，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您朱筆批准便是。
這樣一來，無論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
不得不說，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當真是訴狀傑作。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立意高遠，中間數字詳實，論據確鑿，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訴於情感層面。文字、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關於帥嘉謨的職業，史無明載，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猾訟棍。從這份訴狀來看，若非狀師大手，還真寫不出來這等文字。
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效果立竿見影，果然得到了撫院與按院的高度重視。
錢糧稅賦，歷來都是民政事務的重中之重。隆慶四年二月初十，巡撫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意思是我很重視，你們好好查清楚。隨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鄉紳、耆老等民眾代表，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一看海剛峰的大名，沒敢耽擱，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
誰知道，就在這節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後的第十五天，突然傳來消息，海瑞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離職，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這裡按下不表。總之，徽州這攤事，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
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調任，讓「人丁絲絹」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儘管巡按劉世會還在，儘管徽州知府段朝宗還在，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霉頭。
要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帥嘉謨的主張，對歙縣有利，但對其他五縣來說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一旦議成，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因此對這個提案，五縣籍的官員、胥吏、鄉紳、百姓都堅決反對。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別的小地方，在朝中做過官的人極多。
那些致仕的官員與中央關係密切，又熱衷於彼此聯姻，經營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這裡的鄉紳鄉宦，個個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縣紛爭，動輒能攀扯出政壇上的大人物。別說徽州知府，就算是應天撫、按兩院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
無論「人丁絲絹」在六縣怎麼分配，對府裡來說都沒區別，只要每年湊夠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給南京就好。所以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局勢平靜如初，最多歙縣抱怨兩句—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早習慣啦；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把賦稅均攤到六縣，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反而引起其他五縣騷動，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徽州府會怎麼選擇，不問可知。
帥嘉謨為什麼當初不去找徽州府討公道，反而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現在海瑞離開，倚仗已去，整個事情立刻推動不下去了。
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但下面毫無反應，恍若未聞。別說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就連苦主歙縣，居然也悄無聲息。
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縣務無人署理。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因循停閣，不辦公了。
明代從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開始，規定地方官員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進京朝覲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大事。
但問題是，隆慶四年為庚午，隆慶五年（一五七一年）為辛未，才是朝覲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

序言
開門見山，先澄清一下讀者看完書後可能會產生的兩個誤會：
這本書不是小說，是歷史紀實；
我不是專業的明史學者，我是個作家。
那麼一個以虛構為業的作家，為什麼突然要寫這麼一本非虛構的歷史紀實？
這完全是機緣巧合。
二○一四年我和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講到萬曆年間徽州有一樁民間稅案騷亂，過程跌宕起伏，細節妙趣橫生，結局發人深省，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聽完講述，我意猶未盡，去搜尋了一番資料，發現關於這樁案件的資料實在太豐富了。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信札、布告、奏章、筆記等搜集在一起，編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絲絹全書》。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保存下來如此全面且完整的原始材料。
這樁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卻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記錄，但如果把《絲絹全書》裡的細節加入其中，整個事件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裡面的鉤心鬥角，裡面的人心百態，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動細膩的故事。
這種史學意義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備了文學上的美感。
興奮之餘，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可是對大部分人來說，閱讀原始史料太過困難，無法自行提煉出故事。我自己動手，把這樁絲絹案整理出來，用一種不那麼「學術」的方式轉述給大眾，遂有了〈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是文最初發表於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讀者們的熱情程度讓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問他們，這篇文章到底什麼地方最吸引人？他們紛紛表示，這些沉寂於歷史中的細節太迷人了。
長久以來，歷史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是燭照萬里的規律總結，是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這雖然是正確的，但視角實在太高了，高到沒什麼人情味。即使有些講述者有意放低視角，也只停留在廟堂之上、文武之間，關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沒了，或者說記錄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往往會被史書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類的高度概括，很少會細緻入微地描寫。
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為什麼名揚千古？因為他沒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於虎」，而是先細緻地勾勒出了一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抓到了蛇，便弛然而臥；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騷擾。讀者們看到這些細節，自然就能明白為何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抓蛇，從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絲絹全書》的價值，也正在此。從官修實錄的視角來看，徽州稅案只是一句簡單的記載，記下有這麼個事就夠了。可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變，如何激化成民變，又如何收場，詳盡過程還得看《絲絹全書》才能了然於胸。
具體到每一筆銀子怎麼分攤，具體到每一封狀書怎麼撰寫，具體到民眾鬧事、官員開會的種種手段，具體到各個利益集團的辯論技巧，一應在目，恍如親臨。
寫完徽州絲絹案，我對這個領域充滿了興趣，隨後又相繼寫了〈筆與灰的抉擇──婺（編注：ㄨˋ／ wù）源龍脈保衛戰〉、〈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干院律政風雲〉、〈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等幾篇紀實。
幾篇紀實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裡，我們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干院律政風雲〉講的是歙（編注：ㄕㄜˋ／ shè）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透過幾個平民的視角，見證了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我們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從中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透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某一個維度。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但恰恰從這些「小」中，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大」的意義。它就像是一台顯微鏡，透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顯微鏡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了沒？》（Is Paris Burning?）的兩位作者時說：「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瑞．柯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明尼克．拉皮耶（Dominique Lapierre）也做到了。」我對這句話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賢，在這幾篇文章裡，盡量不去下什麼結論，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專業學者。
在研讀這些資料時，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比如說，明代採用兩京制，南京同樣設有六部，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在絲絹案初稿裡，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比如說，在《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裡，我算錯了一位縣令的年齡，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了計算錯誤。
要搞清這些問題，確保細節無誤，你別無選擇，只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
這些論文旁徵博引，推論嚴謹，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論文，都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許多篇論文匯總起來，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獨特的創見。讓你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在研讀過程中，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彼此支援、借鑑與啟發，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環環相扣，眾人拾柴，最終堆起了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
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豔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了。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學術與大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彼此不通，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只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分享給大眾。
所以這本書的誕生，首先要歸功於這些可敬的學者。
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中，我參考最多的是秦慶濤、章亞鵬、李義瓊、廖華生幾位老師的研究專著。其中秦慶濤將《絲絹全書》全書做了點校注釋，是整篇文章的基礎；章亞鵬、李義瓊兩位把徽州絲絹案放到整個明代稅收史中去，並從財政學角度進行了深入解析；廖華生從更宏觀的視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層政治生態。
其中李義瓊老師還花了寶貴時間，幫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嚴謹或疏漏之處。她是這樣說的：「希望你能用妙筆，寫出更加豐富的故事來，給大眾普及極富故事性的歷史知識，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這，也是我的心願。」
廖華生老師更是提供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學生佘偉先生點校了婺源《保龍全書》這本基礎史料，這才有了後續的〈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一文。
在撰寫〈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干院律政風雲〉時，特別要感謝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阿風老師。他不僅提供我一系列基本材料，還與我討論很久，使我獲益匪淺。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參考書是《後湖志》，這要歸功於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將深藏故紙堆中的《後湖志》整理點校出來，實在令人欽佩。
《後湖志》版本稀少，存本品質差，裡面還有大量俗字、錯字、漏字，逐一校對是件極辛苦的工作。像這種冷門史料，即使校對出來，也鮮有人問津，做這件事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吳老先生在導讀裡如此說道：「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錢財，只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麼，只要有益於世，便於願足矣。」
除去他們之外，我還參考了海量的論文，篇幅所限，不能盡列。總之，我只是站在學者們的肩上，沒有他們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思考，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