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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只認方法，不認家法
一
繼《張愛玲學》增訂二版和《張愛玲學續篇》之後，這是我第三本有關張愛玲的評論文集。本書書名的「三顧」兩字，粗淺之意，在於提示書本總數，然而古人也藉以點明某種堅持。這個書系的堅持很簡單：文學意見跟著數據走。除了平常的讀書札記──如〈說款款〉──之外，本書意在善用兩種惠及作品詮釋與作家傳記的新資料。
第一種資料是《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兩冊，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二○年。此為目前數量最大的張愛玲書信結集。第二種資料是《胡適日記全集》二版，十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一八年。此為目前最完整的胡適日記版本。兩套書共通性質在於：雖然個別（書信或日記）時而中斷，但總體跨時皆長。讀者得以從「遠處」觀看，在某些事件重演裡察覺前後相連的關係，比如作者對某些遭遇的一貫態度，或者隨著歲月成長轉變的理由。
可惜編校都未盡理想。我無意列述所有的缺失。讀者應可輕易注意到以下這些醒目的遺憾：《書信集》缺乏索引；《日記全集》索引（第十冊）的頁碼有時「幾乎」正確，而且中文人名部分沒有逐頁標明中文筆畫數目，徒增查尋困難。
如果引文恰有瑕疵，我會指出，供讀者參考。
二
稍早出版的宋以朗《張愛玲私語錄》（二○一○年七月，香港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選擇性公開及處理張宋信件，難免側重於宋淇夫婦。可以理解。現在我們假設《書信集》是個無障礙的視圖，視此為張宋交往的最重要記錄。
我的閱讀重點有二。其一，宋淇夫婦的張愛玲文學貢獻；其二，張愛玲本人在這份長達四十多年的交情裡扮演的角色。
宋淇夫婦的貢獻有目共睹。張愛玲在美國以英文作品謀生的計劃頓挫之後，回過頭來台在台港發展，最後進入大陸書市，都有賴於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平鑫濤不離不棄，宋淇居中斡旋，細心規劃，才有稍後的聲譽。但宋淇竟然在運作裡巧設騙局。〈張愛玲與書市謊言〉揭穿幾個書市謊言。此非微不足道，因為已有學術研究受到誤導。舉兩個例子。劉紹銘〈細細的喜悅（代序）〉，《張愛玲的文字世界》（二○○七年，台北九歌出版社）的序文，說該書香港版（《文字的再生》，二○○六年六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曾誤以為陳世驤過世在先，張愛玲被解聘在後。那是被宋淇〈私語張愛玲〉欺矇的結果。張小虹〈本名張愛玲〉誤認〈《續集》自序〉出自張愛玲本人，雖知〈《餘韻》代序〉由宋淇代筆，但不知道該文沒有事先得到張愛玲正式同意，所以宋淇別出心裁的筆名「梁京」解釋，不能算在張愛玲頭上（《文本張愛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年九月，頁七四）。
宋淇夫婦長年保護張愛玲。但這份友誼雙向而行，張愛玲也曾盡心盡力經營。〈張愛玲電影版權佣金〉追蹤宋淇經手的幾部張愛玲電影版權佣金，以便體會張愛玲瞭解理財高手宋淇在自嘲裡不願被視為庸俗的用意。張愛玲在佣金措辭上極其謹慎。僅此一事，即可見張愛玲注意細節。〈張愛玲的情商大於零〉留意張愛玲經營這份情誼的另外三種努力：導引三人交往為雙邊對應；主動定調自己與鄺文美的互動；消弭可能危害彼此溝通的嚴峻威脅。
張愛玲自承不擅人際交往。許多事實證明她的自知之明相當正確。但張愛玲絕非待人處事的白痴，她懂得如何對待和尊重宋氏夫婦。
張宋私札的主要關切之一，乃張愛玲的生計，所以長期討論職場、書市、人事、和財務等等事宜。宋淇屢次彙報張愛玲香港存款情況，金錢數字尤其競相奪目。但這些煩雜俗事沒能遮掩──柯慶明歸納出的──「書」「箋」文類多種美感特質的兩種：發訊者和受訊者之間盡情傾訴的抒情，以及「以﹃書﹄觀人」，書信撰寫者的「性格」以至「人格」。
三
《書信集》允許我們使用前所未見的角度來回味兩個爭議。
〈張愛玲的真人實事──《赤地之戀》版本簡史〉根據《書信集》爬梳《赤地之戀》出版簡史。簡史的意義在於徹底解決幾個相關的問題。早已有人猜測、宣稱、或根據香港美新處內部文件證明這個故事大綱來自香港美新處。但我們現在知道張愛玲曾經主動要公開討論故事來源，為何作者如此坦蕩蕩，無可隱瞞？既然故事大綱並非己出，為何這部小說在張愛玲文學裡仍然不可或缺？明明是授權之作，香港美新處的政治立場非常明確，為何《赤地之戀》難以規範張愛玲的政治立場？《赤地之戀》英文版在英語市場顛沛流離，那個蹣跚步履在張愛玲文學生命裡有什麼樣的指標性意義？
張愛玲英語書市的頓挫難免引起好奇：她的英文到底夠不夠好？如果以市場成敗來定讞，這個提問就沒有再予討論的餘地。但如果視此為一個技術性的語文問題，則較有可能尋得部分解答。〈張愛玲的英文對白〉就目前可見的相關資訊，試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張愛玲的不速之客〉試圖解決另個爭議：為了報導張愛玲的日常生活，有位台灣作家潛入張愛玲的公寓，然後寫了篇涉及張愛玲垃圾的文章。與其他不速之客事件迥異，這個追星事件違反我們約定俗常的作家態度。王禎和曾說：「張愛玲是作家，不是明星，大家關心的是她的小說，不是她的起居注。」
《書信集》證實張愛玲因隔牆有耳而搬遷，曾誤丟積存的信件以及支付額外房租，但她個人的負面反應（比如憤怒、傷痛、怨懟等等）並不昭著。張愛玲遭遇的情緒傷害，無論是否與文件失落或金錢相關，僅為外人的假設。那些假設曾變成強烈譴責的理由。但是在台北兩大報副刊競爭歷史的籠罩下，那些道德意識高昂的撻伐背後或有除了維護張愛玲個人權益的其他原因。至少就參與激辯的人看來，我們無法排除那個因素。《書信集》提供張愛玲處理熱情粉絲的幾個數據，允許我們在宏觀視野裡看出張愛玲處理垃圾事件的冷靜。我們從來沒有如此可靠的、反映她本人態度的文獻。這個體會應該是今後我們褒貶或評議這樁不速之客事件的重要依據。
〈張愛玲的不速之客〉回顧張愛玲三次遭遇不速之客。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台灣兩大報副刊主編高信疆和瘂弦。張愛玲是否因為他們的冒失而對他們個人或其工作單位（副刊、報社）表示不滿？張愛玲是否知道宋淇和莊信正──曾經實際施援的兩位貴人──在兩大報副刊激烈競爭之中各有報社取向（前者偏《聯合報》，後者近《中國時報》）？張愛玲自己傾向哪家報社？張愛玲如何轉化一時的盛名之「累」為持續文學名望的燃油？為什麼這些理解可以幫助我們降溫，擺脫是非對錯的論戰？
張愛玲私信記述受邀訪中，以及在台灣出版書籍，都趁便反思個人和兩岸之間的關係。
她所理解的國際情勢和中國大陸發展情況，未必都具有超時越域的說服力。但她與其他人一樣可以有個人看法─甚至是有些人眼中的偏見─無需展示放諸四海皆準的遠見。重要的是：我們只要耐心聆聽，並且記得她在英美書市的挫折，就更能體會她的兩岸情結。也就是說，重點在於瞭解她。至於是否贊同，皆屬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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