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六年的公民投票中，百分之五十二的英國公民選擇脫歐。歐洲政壇不少人視這是英國與歐洲雙輸的結果，而這凸顯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至少一部分英國人投下脫歐票，只是惡意在作祟。在選前的拉票運作階段，留歐派的政治人物似乎已經察覺到這種惡意在抬頭。不論是保守黨的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還是蘇格蘭國家黨黨魁妮可拉．司徒貞（Nicola Sturgeon），都表達了類似的疑慮，他們都擔心選民會利用脫歐公投表達對兩人的抗議。司徒貞挑明了敦促選民，「不要把公投變成損人不利己的報復工具。不要因為內心對誰埋怨就賭上自己的未來。」卡麥隆的疑慮有可能源自他自身的「可憐」瞬間。他曾脫口把一群脫歐支持者說成是「水果蛋糕（神經病）」、「瘋子」、「沒出櫃的種族主義者」。這些情緒性的字眼都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但選民記憶猶新。
某些選民的不滿情緒，並非只針對國內的政治人物。英國媒體常年有一套辦法挑撥民眾與歐洲政治人物的矛盾。「去你的，德洛爾」是一九九○年登在過某英國小報上的知名標題，其中德洛爾是出身法國的三屆歐洲委員會主席。這種出言不遜以及內文中的口無遮攔，表達的是英國民眾對德洛爾的不滿，主要是德洛爾提出的歐盟政策據稱會威脅到英國經濟。
透過投票去教訓被認定為菁英的英國與歐洲政治人物，無疑是當時的一大風向。留歐派為了不讓選情被這種風向一波帶走，選擇了訴諸選民的切身利益，他們猛打脫歐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大衛．卡麥隆宣稱脫歐會「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埋下未爆彈」。財務大臣喬治．歐斯朋（George Osborne）反覆表示脫歐會導致失業與加稅。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警告脫歐會造成英國陷入「技術性的衰退」。「更強大、更安全、更好過」是官方的留歐宣傳口號。凡此種種都在對選民強調，用脫歐來給菁英好看，會讓民眾自身付出高昂的代價。但結果如我們所見，英國人不是被嚇大的。
脫歐的選戰打法是使盡渾身解數去觸發民眾對留歐派的各種宿怨。首先，他們強調歐盟對英國種種不公平的做法。歐盟不准英國自定法律，然後讓「非民選的（歐盟）官僚」在布魯塞爾擅自決定英國的命運。歐盟不讓英國控制自身的邊界，導致英國國內湧入大量移民，這當中有人性侵英國婦女，有人搶走他們的工作，有人濫用英國的健保資源。如我們所見，人一旦感覺到公平性的標準被破壞了，反支配的惡意就會推他們去讓犯事者付出代價，即便那會讓他們自身吃虧也在所不惜。很自然的，脫歐陣營也強調了民眾的切身利益來設法拉票。他們的口號是「拿回主控權」。英國獨立黨高聲疾呼：「我們要拿回自己的國家。」這強調的是即便脫歐要付出經濟成本，但自由的紅利可以抵銷這一點。確實，透過讓人覺得自身的自由與獨立自主受到威脅，脫歐陣營成功啟動了《英雄本色》效應。
脫歐陣營不僅成功將歐盟塑造成不公不義的代表，點燃了民眾心中的反支配惡意，他們還給歐盟安上了一個褻瀆神聖價值的罪名—英國的獨立與光榮就是這樣一種無法妥協的價值。這是一代名相邱吉爾的英國，是邱吉爾在對納粹宣戰的演說中所言，在海灘上與登陸點上拒敵過的英國，是在平野與巷弄中與敵人奮戰過的英國，更是一個永不投降的英國。發動「神聖的價值」將如我們會在第七章討論到的，意味著脫歐的選擇已經脫離了現實的成本效益分析，而進入了身為英國子民人人有責的領域，代價什麼的都可以去死一死了。大家都知道，英國母親會期待每個子民都盡到自己的責任。
脫歐派還把留歐派抹成自以為放屁比一般人香的討厭鬼，而這也協助觸發了選民中的反支配惡意。在選戰過程中，脫歐派大將奈吉爾．法拉吉（Nigel Farage）反覆強調那群西敏寺菁英對市井庶民嗤之以鼻。許多留歐派支持者的作為更是強化了這種觀感。工黨主席在宣傳留歐時表示，「我們是務實的一邊，想脫歐的那些人是極端主義者」，還補充說脫歐派展現出「一種不理性的心態」。留歐派給人的感覺是誰考慮脫歐，誰就是白癡。這完全是歐洲版的「一籃子可憐蟲」慘案。
確實在選戰結束後，法拉吉表示留歐派「給人的印象是他們覺得誰想脫歐，誰就不知道自己在投什麼，誰就愚鈍，誰就是笨蛋，誰就是什麼都不懂，誰就是種族歧視者。那種感覺就像是留歐派覺得他們在道德上優於脫歐派⋯⋯他們是真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由此只要投脫歐一票，就可以把這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人拉下來一兩格。投脫歐一票，就像對那些說留歐才對的專家比中指。還記得在公投宣傳期間，麥可．戈夫有句話說得一針見血，他說「這個國家的人已經受夠了專家」。這話完美傳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支配惡意。
當踏進沒人打擾的圈選處後，脫歐派選民已經準備好了要展現惡意。部分選民會覺得陷入兩難：留歐能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但也會背叛神聖的英國價值，然後看著那些留歐派菁英小人得志，踩在英國自治的屍體上歡欣鼓舞。一旦觀感被塑造成這樣，有人會懷著惡意拒絕留歐，也就不奇怪了。
但也有可能根本沒有人投下脫歐票，是想看經濟因脫歐變壞，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人懷著惡意投票。關於這種不同意見我有點兩回應。一點是根據資料，另一點是根據心理學。根據資料，公投之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小群人打算投下脫歐票，而這群人認為英國經濟會在脫歐後變差。百分之四打算投下脫歐票的人是這種想法。如果他們投下留歐票，英國今天就還是歐盟的一員。心理學的論點則認為不只這百分之四的人可能原本認為脫歐會讓英國經濟付出沉重代價。我們會改變想法去配合我們的行為。在決定要脫歐後，部分選民或許改變了對於經濟衝擊的想法，以便合理化他們的新行為。
這百分之四的人，固然是少數中的少數，卻也是對公投結果而言至為關鍵的少數。他們也讓我們看到惡意很重要的另外一面。很有可能，這一小撮選民重視「拿回主控權」甚於自身會蒙受的經濟損失。當歐洲政治人物形容脫歐是雙輸局面時，他們指涉的是經濟上的後果。他們低估了自由在選民心中的價值與選民願意為此付出的代價。他們還低估了的是反支配情緒內含的歡愉，包括出口惡氣跟幸災樂禍的爽感。所以是在這百分之四的人心中，脫歐的非經濟利益壓過了其經濟代價囉？所以說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利大於弊的自私結論讓這百分之四的人投下脫歐票囉？這會是個我們有辦法回答的問題嗎？
我們可以主張在明知會有經濟損失的狀況下投下脫歐票，起碼是一種冒險的行為，由此那至少也是一種「弱惡意」的選擇。我們也可以主張選民期待在脫離歐盟枷鎖後獲得的自由利益，真的可以抵銷所有經濟損失，由此他們選擇脫歐是一種自利而非惡意的選擇。相對之下，我們可以認為如果經濟損失唯一的補償是幸災樂禍等情緒，那麼脫歐就是仍得付出高代價的惡意行為。我根據前面幾段討論所形成的看法，是至少某些脫歐票可以被形容為惡意。但話說到底，我們還是得回歸本書前言的那個問題：誰決定一項行為是否內含高代價，因此是惡意型的行為？脫歐選民的選擇，難保不會被看不慣這種投票行為的人貼上惡意的標籤，好方便對其進行攻訐。惡意一詞，或許並不是在客觀描述一項事實，而是有人可以拿來攻擊意見不同者的利器。政治是無所不在的，一項行為是否屬於惡意的討論也無法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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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今日的惡意選民，是否有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普及？想研究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俄裔美籍科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提出的「結構－人口理論」（structural-demographic theory）。這種理論認為社會會以約兩百年的週期崛起與崩毀。圖爾欽針對從法國到中國再到美國的各式各樣社會，說明了這種模式的運作。他主張在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國進入了一個衰退期，他稱之為「異見的年代」（age of discord）。圖爾欽認為這種衰退起源於三個原因。
首先，當時有所謂人口團塊造成的影響。肇因於移民、女性進入職場與製造業被外包到外國等，美國的勞動力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勞工的薪資待遇與生活水準因此下降。今日美國男性勞工的實質薪資水準，要低於四十年前。這一點會導致社會上強烈的不滿情緒，但這種不滿只是社會災難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災難還需要其他因素的作用，比方說圖爾欽提出的「菁英過度生產」（elite over-production）。
菁英過度生產發生於雇主與當權者開始因為社會上的低薪環境而大發其財之際。這會導致社會上有愈來愈多人想要力爭上游成為菁英。但菁英的位置就那麼多：總統、國會議員、最高法院法官。由此，菁英圈就便開始出現山頭與派系。
反菁英的新菁英可能應運而生。他們的掌權之路是通過動員群眾來對抗統治菁英。這相當於要奪權。川普的勝選不光是因為鐵鏽帶的白人男性所累積的不滿。基層不論如何想要揭竿而起，都不可能打敗一個團結的統治階層。
二○一六年，川普罷黜了民主黨的菁英，靠的是動員群眾。但別誤會，讓選舉翻盤的不是那些「可憐蟲」，而是一群「想要翻身成為菁英而不可得之人」。這種狀況，圖爾欽認為，可能最終導致政治暴力、內戰或是革命。面對此一深層問題想釜底抽薪，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勞動力的供過於求獲得修正。民眾需要工作。競爭可以創造突破，可以提升效率，但過度競爭造成的惡意與反叛弊端，我們也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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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往下講之前，且讓我們沿已知的分支再往前延伸一點，思考一下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哪些東西有可以產生政治影響力的潛力。稍早我討論過血清素的增加會導致人較不願意自費去懲罰不公平的行為。考量到可以調整血清素的藥物已經在現代社會上無所不在，我們有理由去反思這些藥物內含的政治影響力。
先從最常見的藥物說起：一群被歸類為「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的抗憂鬱藥，包括百憂解（氟西汀）、樂復得（舍曲林），還有舒憂（西酞普蘭）。顧名思義，這類藥物都能增加人體的血清素濃度。它們對嚴重憂鬱症患者的效果非常顯著。但平均而言，如果是用在輕度或中度的憂鬱症患者身上，那這些藥物的效果幾乎與安慰劑無異。有些這些藥物的使用者因此臨床效果不彰，但不好的副作用卻是一樣都沒少。這些副作用可以包括性功能障礙、情緒麻木與自殺傾向。但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副作用，是比較不想自費去抗議不公平？
如果是的話，那這些效果應該會普遍到可以造成顯著的社會影響。因為從二○一一到二○一四年間，美國有大約百分之十三的十二歲以上人口，曾在受訪的前一個月內使用過抗憂鬱藥在總人口有五千六百萬人的英國，二○一八年有七千一百萬張抗憂鬱藥的處方被開出。抗憂鬱藥是否靠著提高人體血清素濃度，降低了人想使用惡意的意願，讓他們對不公平睜隻眼閉隻眼呢？這些藥物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否不光是那些表面上的副作用呢？
一種女性常用且會影響她們血清素濃度的藥物，是避孕藥。在二○一五與二○一七年間，美國有百分之八的女性在吃口服避孕藥，另外有百分之七的女性在使用長效性可逆的避孕工具，包括植入性與子宮內避孕器。這些避孕手段會把血清素的濃度往哪個方向推，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複合性藥劑會同時含有雌激素與黃體素，而這兩種激素對血清素的濃度的影響是相反的，前者會讓血清素濃度升高，後者會讓血清素下降。但僅含黃體素的迷你避孕藥丸（mill-pill）與子宮內避孕器（如曼月樂避孕環）則會讓血清素濃度下降。理論上，這會增加女性對不公平的怒氣。避孕器讓我們獲得解放的，或許不只是自由做愛的權利。
雖然我在這一章的結論看似不那麼篤定，但惡意對我們政壇的影響力無庸置疑。現在就讓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另外一個惡意可以讓人有所啟發的生活面向上：所謂「神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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