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經論記載中，文殊菩薩為過去古佛再來，遊化十方，助佛宣化，常為諸佛座下之上首菩薩、法王子，又有「三世佛母」、「諸佛之師」的稱呼，足見文殊身分之多樣性。文殊菩薩在大乘佛教中為智慧的代表，在中國佛教中與普賢、觀音、地藏合稱四大菩薩，並皆有專屬的應化聖山，以及相對應的經典所形成的修行、信仰法門，如普賢菩薩有《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普賢行願品〉為法門修行依據，以四川峨嵋山為應化道場；觀世音菩薩有《心經》、〈耳根圓通章〉、〈普門品〉、〈大悲咒〉為法門修行依據，以浙江普陀山為應化道場；地藏菩薩有《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地藏菩薩本願經》、《占察善惡業報經》為法門修行依據，以安徽九華山為應化道場；文殊菩薩以山西五臺山為應化道場，更是四大菩薩中最早擁有專屬道場者，也是唯一位於北方的聖山，然卻鮮少聽聞哪一部經典和文殊菩薩相對應，並賴以建立文殊信仰者。佛教是標榜智慧的宗教，文殊為智慧代表，更是四大菩薩中最早形成專屬道場者。那麼是在何種背景下，五臺山成為文殊菩薩應化娑婆的道場呢？又是以哪部經典為信仰依據呢？又是何種因素，在四大菩薩中，較少專弘文殊法門者呢？文殊菩薩在四大菩薩中亦相對的較寂為人知，相較於其他三位菩薩，有關文殊菩薩的研究卻是相形見絀，其他三位菩薩的相關研究論文、專書可謂是汗牛充棟，有關文殊菩薩者則是寥若晨星。
文殊法門的經典譯傳中土甚早，東漢末年已有譯本出現，西晉時「敦煌菩薩」竺法護更是大量翻譯文殊法門經典，東晉時鳩摩羅什來華，重譯許多文殊法門經典，譯文更貼近於中土用語，讓文殊法門的核心思想更易於為中土佛教徒理解，其中《維摩詰經》的流行，除了助長居士佛教與維摩詰信仰的流行外，亦連帶豐富了文殊菩薩的圖像表現。雖然如此，歷來研究仍多著墨於維摩詰信仰，專論文殊信仰者仍少。
佛教為一講求智慧的宗教，八正道以正見為先，六度以般若為導，最後要達成的，亦是智慧的體證。如此講求智慧實踐的宗教，卻對智慧代表的文殊菩薩研究甚少，實為一弔詭的現象。為何會有此現象？令筆者尋思不已。
文殊菩薩在《法華經》中的角色，歷來少有人論及。雖然尊崇《法華經》的天台宗將文殊菩薩視為法華「九代祖師」，但卻甚少著墨文殊菩薩在《法華經》中的角色為何。漢傳佛教素有「成佛法華」之說，成佛為智慧體證圓滿的覺悟境界，文殊菩薩為佛教中以智慧著稱的菩薩，而成佛則須經法華之道，兩者應有關聯才是，故擬在本文中析論文殊菩薩在《法華經》中的角色為何。
有鑑於上述現象，故有拙文之作。希冀能為文殊信仰研究添柴加磚，收拋磚引玉之效。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歷史方面
文殊菩薩應化五臺山的形象深植人心，故歷來有關文殊菩薩的研究著作多環繞在五臺山與文殊信仰的關係上。有關五臺山的研究著作亦是多如繁星，早年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與小野勝年合編有〈五臺山關係文獻目錄〉 ，對當時所能見到的相關著作做了一次整理。
王俊中〈五臺山的「聖山化」與文殊菩薩道場的確立〉，從地理條件和經論所言來討論五臺山成為文殊菩薩道場的原由，點出唐代宗對於五臺山文殊信仰的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文言及時代政軍背景與文殊信仰的關係，是此前學者較少注意者。
馮巧英〈五臺山文殊道場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以年代劃分，縷述五臺山如何成為文殊菩薩的專屬道場，以及與文殊信仰發展的關係。此文因綜論魏晉南北朝至清代的五臺山文殊信仰，年代跨度甚大，故多為概論性文字。
古正美〈唐代五臺文殊信仰的奠基者——武則天〉一文，注意到武則天對於《華嚴經》的提倡與對文殊信仰的熱衷，一方面延續北朝以來以《華嚴經》為中心的五臺山文殊信仰，一方面為唐以後的五臺山文殊信仰奠下堅實基礎。
蔣義斌於〈張商英《續清涼傳》與文殊法門〉一文，著墨於張商英遊禮五臺山的文字紀錄與文殊法門間的呼應，更注意到四祖道信以《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結合《楞伽經》的師資授受，使達摩禪更能適應南方的佛學傳統。
嚴耕望於《唐代交通圖考》卷五中曾依圓仁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考證五臺山的進香路線，並依此寫繪成〈五臺山進香道〉 ；後又於《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中徵引文獻，據以寫成〈五臺山佛教之盛〉，認為北魏時人已將五臺山視為文殊道場，五臺山佛教於北朝時已頗為興盛。
杜斗城將敦煌文獻中有關五臺山者輯錄成冊，是為《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書中收錄的文獻多為中晚唐時人前往五臺山朝禮的行記，還有《五臺山曲子》和《五臺山讚》等與朝禮五臺山有關的作品。杜氏除了校錄這些文獻的年代、內容之外，亦言及五臺山文殊信仰對於敦煌的影響；杜氏還將《五臺山行記》一類的文獻與《五臺山圖》對照考校，對於還原當時五臺山地區與周邊的交通路線甚有助益。
崔正森的《五臺山佛教史》詳述五臺山的佛教發展概況，書中先提及五臺山與文殊信仰的關聯性，之後按年代敘述五臺山佛教的發展興衰、寺院興廢與宗派發展情形。此書屬於通論性著作，對於某些影響五臺山佛教發展的問題與觀點，未有較深入的專論。
德律法師在《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宣揚——《古清涼傳》的研究》中，以《古清涼傳》為中心，詳細整理、闡述五臺山的地理環境、寺院布局、故事靈瑞與文殊信仰的關聯。
林韻柔的博士論文《五臺山與文殊道場——中古佛教聖山信仰的形成與發展》，是目前所見對五臺山歷史文化最為全面的研究著作，作者在文中對於此前有關五臺山的研究著作做了詳細的爬梳整理與評價，進而論述五臺山如何成為文殊道場的演變經過。
二、經典方面
目前談及文殊法門經典者，多依據印順導師的整理而來，印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二章〈文殊師利法門〉第一節中整理了四十七部與文殊菩薩有關的經典 ，黃靖芠的《文殊師利菩薩本願研究》則在印順導師的基礎上，增加至一百部之多，所增入者多屬後期祕密大乘的經典。
諦玄法師在碩士論文，《文殊類經典所蘊涵不二中道之義理及其實踐——以文殊法門就生命境界之提升與轉化為關切核心》中緊扣文殊法門中的不二中道思想，研究不二法門如何落實在對各種人物類型的生命關懷上。
林昕在《漢譯佛典文殊故事研究》中以文殊菩薩故事為主線脈絡，爬梳整理漢譯佛典中有關文殊故事的內容 。黃馨儀的《漢譯佛典文殊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則是以文殊菩薩故事中的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
黃靖芠的《文殊師利菩薩本願研究》為目前唯一對文殊本願作專門性研究者，黃靖芠在論文中將文殊本願分為「自行願」與「利他願」兩大類，再對一一別願做個別闡釋。
慧道法師在《華嚴經中的文殊菩薩及其法門》中，以八十卷本《華嚴經》為中心，闡述文殊菩薩在《華嚴經》中的角色，更發現華嚴宗早期祖師有忽略文殊菩薩的現象，直至澄觀方提出「華嚴三聖」之說。
婁靜華的《大乘佛教智慧與願行的表徵——論《華嚴經》中文殊與普賢的形象》，探討文殊和普賢菩薩在《華嚴經》中的角色形象與定位。
有關《維摩詰經》之研究資料，可謂是汗牛充棟，以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的佛教資料庫整合查詢，與《維摩詰經》有關的期刊論文、專書、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便有一千三百餘筆資料，難以枚舉。此處僅介紹一二。
Lamotte教授在《維摩詰經序論》中，在將《維摩詰經》譯成法文的過程中，參照藏、漢文本，相當程度做到了譯本對勘的工作，也開啟學者對《維摩詰經》梵、藏、漢三種文本對勘的研究。
萬金川教授為國內研究《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重要學者，他寫有〈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 、〈文本對勘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以《維摩經》為例〉 、〈《維摩詰經》支謙譯本的點校──兼論該一經本的譯者歸屬及其底本語言〉 三篇論文，對於《維摩詰經》文本的語境、語言轉換研究，卓有建樹。
黃偉銘在萬金川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梵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譯註與研究》一文，除了對文本進行校譯與對勘外，還對〈問疾品〉中的空義思想進行探究。
日本學者村上真完、及川真介、高崎直道、河村孝照亦對《寶篋經》、《阿闍世王經》、《文殊菩薩師利淨律經》、《文殊菩薩師利般涅槃經》、《文殊菩薩師利問經》、《維摩詰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首楞嚴三昧經》做了校勘與註解。
三、圖像方面
據大村西崖在《支那美術史雕塑篇》中所收錄的資料，東魏時已有騎獅文殊像出現，與騎象普賢一同刻畫於畫像磚上 。現藏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的西魏大統十七年（西元五五一年）造像碑，在佛龕的正面上部浮雕有騎獅文殊像，另一相對位置浮雕有騎象普賢。孫曉崗認為，其人物呈合掌供養狀，與普通的飛天及仙人沒有區別，不具備菩薩固有的特徵，如背光、頭光等，是以還不能稱之為菩薩 。松原三郎的《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收錄有隋代的金銅騎獅文殊像，是目前最早對騎獅文殊像提出研究介紹的作品 。井上曙生的〈經典と圖像──文殊菩薩に關して〉一文，則以密教典籍與文殊造像兩者間的關係為討論重點。
敦煌、雲岡、龍門、大足、麥積山等石窟近年皆有彩色圖錄出版，敦煌石窟更有「數位敦煌」網站設置，一方面可保護石窟，二方面也有利於研究者對於石窟圖像的細部判讀。
國內研究文殊圖像者以陳清香師為大家，她著有〈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 、〈唐代的佛教造像探討──以文殊普賢菩薩圖像為例〉 、〈敦煌吐蕃時代的文殊菩薩圖像探討〉 、〈當代文殊圖像所彰顯的傳承法義與造像風格──以大華嚴寺蒐藏品為例〉 等論文，對文殊圖像做了系統分類。
大陸方面則多以《五臺山圖》為中心來探討，如宿白的〈敦煌莫高窟中的五臺山圖〉 、趙聲良的〈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五臺山圖研究〉 、張惠明的〈敦煌《五臺山化現圖》早期底本的圖像及其來源〉 皆是，他們多以藝術史和圖像學的角度來分析研究，著重於畫稿的粉本、內容方面的探討。
西元一九七五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二二○窟的甬道北壁，新發現一鋪翟奉達於後唐莊宗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年）出資繪製的「新樣文殊」圖。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發表〈莫高窟二二○窟新發現複壁壁畫〉 一文後，對「新樣文殊」圖發表研究者有榮新江的〈敦煌文獻和繪畫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與西北地區的文化交往〉 、沙武田的〈敦煌P.4049「新樣文殊」畫稿及相關問題研究〉 、孫修身的〈中國新樣文殊與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較研究〉 等文章，榮新江與沙武田著重在傳統騎獅文殊像與「新樣文殊」的不同處，探討圖像來源依據，以及判斷新舊樣文殊圖像的標準；孫修身則著墨於中國「新樣文殊」圖像東傳日本後，在日本當地從原來的摹寫到後來發展出屬於日本特色的文殊圖像譜系。孫曉崗在《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第二章〈新樣文殊圖像的研究〉 中亦對「新樣文殊」的圖像來源依據，和新舊樣文殊圖像的判斷標準提出看法，孫氏與榮新江、沙武田的不同處在於，他認為除了文殊呈正面像獨立繪製、牽獅馭者身分等條件外，還須看文殊騎獅圖是否與五臺山化現圖融合。孫曉崗的《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也是目前第一本對文殊菩薩做圖像學研究的專論。然孫氏對經典、佛教史、人物不甚熟稔，常有誤讀、錯置發生。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佛教，或偏重經典義理，或偏重圖像解讀，或偏重歷史發展，各有所側重。然以佛教史實而言，經典、圖像、歷史三者互有關涉，彼此是交互影響的。因此本文將在歷史大背景的環境下，結合經典義理與圖像解讀來進行漢唐時期的文殊信仰研究。
在文獻方面，以歷代正史、時人文集和《大正藏》為主要引用依據，所引經典以初期大乘時期的文殊法門經典為主，尤以漢唐時期譯本為主要引用來源。時代斷限以東漢末至五代年間的文殊信仰為主要探討對象。圖像方面以文獻提及和現存石窟、壁畫的文殊圖像為主。密教文殊圖像淵深若海，屬於另一譜系，待日後再以專論探討。
僧傳等佛教史籍因記述年代、史事與正史多有出入，內容所述若涉及修證、宗教體驗，多有被視為神異、怪誕之處，故歷來對僧傳等佛教史籍之內容多是疑信參半。中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此下各朝皆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政之主流，「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之教誨，深植歷朝歷代君王、士大夫之意識，故有關宗教之事，正史少有記載，僅《魏書》有〈釋老志〉，《元史》有〈釋老傳〉專章記錄，其餘有關佛教之事，散見於〈經籍志〉、〈藝文志〉、本紀、人物列傳之中，多為零星片段之記載，少有首尾連貫之敘述。
佛教自西漢末年入華之後，魏晉南北朝時頗受君王、士大夫崇奉信仰，隋唐時更迎來中國佛教的盛世風華，此一時期蓬勃發展的佛教活動，君王、士大夫與佛門的交往互動，在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政方針的指導下，正史少有著墨，反而在僧傳等佛教史籍中多所著錄，雖說年代、內容與正史所述有些出入，但某些內容應有相當之事實根據，非完全是向壁虛造之言，若慎重考辨引用，可補正史文獻之不足。
本文將先對文殊菩薩的名德、本願、淨土作一介紹，之後探討文殊法門經典傳譯至中土的年代和流布情況，再依文殊法門經典，論列文殊法門的核心思想與特色。
文殊菩薩在大乘經典中的身分頗為多樣，他曾是過去古佛，現前示現為童子身，常被稱為法王子，在某些經論中又稱他為三世佛母，極為多變。第三章中將整理經論中曾提及的文殊菩薩的多種樣貌，並以國人熟悉的《法華經》、《華嚴經》和《維摩詰經》為例，探討文殊菩薩在該經中的角色。
第四章將以傳統騎獅文殊像和「新樣文殊」像為主題討論。將經典與圖像合併觀之，探討圖像來源依據外，亦提出對於文殊持物的不同詮釋。
第五章主要探討文殊信仰於漢唐時期在五臺山的發展概況。將結合史籍、僧傳、《古清涼傳》、《廣清涼傳》和《五臺山圖》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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