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奎斯：最後的訪談

不停寫小說的小說家

《哥倫比亞人報．文學副刊》（El Colombiano Literario）副刊主筆雷斯特雷波（Alonso Ángel Restrepo）一九五五年採訪於麥德林
芭露（Theo Ellin Ballew）英譯

現在就算是那些只翻報紙卻從不看小說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沒聽過馬奎斯的大名了。各家報紙都已報導過《枯枝敗葉》（La hojarasca, 1955 [Leaf Storm, 1972]），這部小說頗受好評，是我們國內這幾個月來最耀眼的文學成就，從其所獲熱烈迴響來看也的確名符其實。我們也相信小說史此後將劃分為兩個時期：《枯枝敗葉》之前，和《枯枝敗葉》之後──因為這部小說完完全全超越前人手筆。

當我們得知馬奎斯因為記者工作而來到麥德林，我們就是忍不住想試試看能不能採訪他，期待能夠問問有關他的文學生活，他喜歡做什麼事，他喜歡看什麼書。那個時候馬奎斯擔任《觀察家報》（El Espectador）的特約撰稿人，執筆一部廣受歡迎的連載作品，他用一種獨特的小說手法講述一位名喚維拉斯科的水手的經歷。

於是我們打電話過去詢問能否見面一談，結果沒想到我們即刻得到應允，當晚七點在努提芭拉飯店大廳，我們就與《枯枝敗葉》的作者握手相識。他剛結束採訪自行車選手霍約斯，那應該也是《觀察家報》指派給他的工作之一。

馬奎斯一派熱情友好，不裝模作樣，問我們願不願意隨他一起回去八樓的房間。我們立刻就愛上這位作家。進房脫下外套鬆開領帶，他已準備好回答我們的問題。

小說中的小說

「聽說您花了五年才寫完《枯枝敗葉》，真的是那樣嗎？」我們問。

「是那樣沒錯，但其實也不全是那樣……一九五〇年的時候我開始動筆寫一部小說沒錯，不過那不是後來出版的《枯枝敗葉》。就在一九五〇年之前的那陣子，我正在寫一本名為《屋子》（La Casa [The House]）的小說。那時我想寫的比較像是一部歷史，你也可以說是一部屋子的傳記，透過住在屋子裡的世世代代訴說出來。因為如果單單只有屋子，卻沒有住在裡面的人，這個構想本身是沒有辦法發展下去的。儘管如此，在這第一本小說裡，屋子還是我眼中的主角，而裡面的居民比較像是某種「馬達」，這個有關屋子的生命史的故事，有了他們才能使情節「動起來」……最後我寫滿了好多筆記本才把故事說完，如果這樣出版成書，估算起來恐怕會有七八百頁之譜……於是我決定刪減篇幅……大刀砍掉了三四百頁。當我開始動筆想寫些新的內容，好把小說的故事圓滿說完之際，我卻靈光乍現，從原來的構想中萌生了新構想。我覺得這個新構想可以從原來的構想獨立出來，成為一本完整的小說。於是我決定聽任新構想的引領。開始的時候，我以為《枯枝敗葉》的那個小男孩就可以用獨白的方式把小說的故事講完，不過實際動筆之後我感覺還需要加入另一個角色，也就是男孩的母親；接著我又感覺還需要再加入一個，結果就是那位上校。這樣就說明了這部小說裡有多少角色——只有三位，如果不把他們獨白之中出現的那位上吊醫生算進去的話。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枯枝敗葉》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一部作品；也就是說我只不過是在《枯枝敗葉》的故事自己來找我的時候，讓這個故事從腦中溜躂到紙上，我沒有事先計畫絲毫。不過當然我試圖仿效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裡的手法，書裡的每一個角色都用內心獨白柔美地表述心跡。但也許因為《我彌留之際》的角色太多，為了避免讀者混淆，福克納在每段獨白的開頭都加上所屬角色的名字。」

馬奎斯口齒清晰，說話客氣有禮，同時言之成理。我們一起熄了菸，他用桌上的電話叫了幾杯飲料進來。他把可口可樂倒進杯裡的時候說：「我不喝酒，只有每七年才喝一次！」

喝完汽水後他接下去說：「一直以來我感到十分訝異的是，除了我小說的現代性取向之外，任何一位讀者都能察覺其中細微的意涵……這對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經驗。現在我就很期待某位《觀察家報》的報童會看我的小說，這樣我就可以詢問他的心得，我也很想知道司機先生、擦鞋匠還有彩券小販是怎麼想的……我相信一般百姓都會喜歡這部小說⋯⋯這部小說會受大家歡迎，如此一來也就證明當代小說可以與社會大眾心靈相通。任何一位《枯枝敗葉》的讀者，在第一章就能夠體會作者下了很大功夫，透過獨白引導他們理解故事，所以無論何時都不難辨別是哪一位角色在說話……到了小說尾聲，作者則留給讀者們自己思索究竟是誰在自說自話。」

「您花了多少時間寫完《枯枝敗葉》？」

「差不多一年。不過這當然沒把我剛剛說的前半段心血《屋子》算進去，也就是《枯枝敗葉》的靈感來源……在我寫《枯枝敗葉》的那一年，即使我確實知道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待在巴蘭基亞（Barranquilla），另一半時間則待在卡塔赫納（Cartagena），但這一年間我最終仍逛遍了濱海的所有城鎮，包括瓜希拉省（Guajira）的那些小鎮。那段時光裡就算有時我忘了把包包放在哪，但我永遠記得我把小說的草稿放在哪……寫完《枯枝敗葉》後我把書稿連同卡爾德隆（Caballero Calderón）的《耶穌背後》（El Cristo de espaldas）一起寄去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洛薩達出版社（Editorial Losada），出版社要在這兩部小說裡選一部出版。他們選了卡爾德隆的小說，而《枯枝敗葉》的草稿則靜靜在阿根廷繼續躺了八個月。後來我跟出版社要回了書稿，還附上一張便條告訴他們：我的作品需要讀者們投注心力閱讀，但這部小說目前的文學品質並不值得讀者投注心力……我寄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枯枝敗葉》有三部分；這個版本的篇幅是比較長的，或許是我最後出版篇幅的兩倍。當我從洛薩達出版社拿回原稿，我覺得這個版本讀起來過於鬆散，我應該要全面重寫才行……所以我捨棄了第三部分，在這裡刪幾段又在那裡加幾段，這麼一來最後《枯枝敗葉》是截然不同的樣貌。最後我跟波哥大方面討論出版小說事宜，他們要我先繳交一份草稿，即便已經到了這個關頭，我還是想再刪除一些篇幅……所以我又多要求了一個星期的修改時間，於是我又再刪去超過一百頁的篇幅……那一刻我才瞭解，在我投入這部小說五年的創作時間裡，雖然我總是覺得我還需要再刪去一些，不過確實有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就不知去向了。因此在你最後終於可以拿出幾頁好的作品給出版社之前，你真的得先寫很多很多，然後刪減，然後修正，把那些滿滿的筆記本拆成零碎的篇章……！也就是在這種時刻，那些並未真正擁有作家使命感召的人，往往就此灰心喪志，或者表示他／她只要寫出一本書就心滿意足了……」

第二部小說

「您手上正在創作第二部小說嗎？」我們問。

「是啊，」他回答我們。「你們知道，我幾分鐘前說到的那幾百頁，也就是《枯枝敗葉》標題的由來，其實包含了某種類似小說中的小說；在把草稿交給出版社之前的最後一刻，我還刪去了百頁的篇幅，在那百頁裡躍然紙上的角色，完全不同於《枯枝敗葉》裡的那些；他們在那裡似乎不得其所，我也不認為他們應該屬於原來那部小說《屋子》……不過當然他們開展生命歷程的場景，同樣屬於上校、他的女兒、還有她的兒子，也就是馬康多鎮（Macondo）……但問題是我喜歡這個場景……因為那裡對我來說有種親切感，也因為我相信那裡有種特別的魅力，小鎮上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最後又怎麼了，都是一種無法言傳而充滿詩意的神祕……那些就像馬康多的小鎮，現在早已不是過去的樣貌……但我的第二部小說一定還是會沿用如同第一部小說的場景，如果將來我還有任何其他作品，我也同樣會這麼做：場景就是馬康多……不過你們不會覺得那是《枯枝敗葉》的延長或續集……如果解釋得更具體一些的話，大概就像是這樣：在第二部小說裡會有一些角色，就住在那幢安置上吊男人屍體的房子隔壁……這些新的角色雖然也住在馬康多，受到同樣的環境影響，但卻跟《枯枝敗葉》裡的角色遭遇不同的問題；由此你們也能理解，用同樣的場景搭配不同的角色，小說可以寫得多麼各有千秋……這也是為什麼我相信我的小說是「風俗主義」（costumbrismo）的樣本⋯⋯我想那些被稱作「風俗主義作家」（costumbristas）的哥倫比亞作家們，他們所做的事和我的計畫如出一轍，就是在當地的風俗和角色上，加入一種普世的調性，如此一來無論在世界各地，讀者對於這些角色都會感到似曾相識……我可以更清楚解釋我對於風俗主義本質的概念……對我來說《唐吉訶德》就是風俗主義作品……我的意思是說，揭示普世性之內的地方性，任何一部實現了這樣的理念的作品，我就將之稱為風俗主義的作品。」

「我的第二部小說想必再過幾個月就要上市，題為《一星期裡的十四天》（Las catorce días de la semana [The Fourteen Days of the Week]）。」

文學與電影

我們再點上菸，話題愈聊愈遠。馬奎斯跟我們聊得非常起勁，我們有種迫切的渴望想要記錄下他說的一字一句，他的每一種見解，但我們無能為力。他積壓在心中的滿滿想法，如今轉換為輕快的文句從口中傾瀉而出。如果他真的是這麼能言善道，那他絕對是個可以聊天的伴。

「我個人認為，」他接著說，「除了給讀者看之外……小說還應該抱持某種目的……小說一定要有目標，一定要包含作者的意圖，而且是有異於讓人閱讀的意圖……」稍早我們跟著他一起搭電梯的時候，得知他有意在返歐之後學習拍攝電影，而聽完他這一番話，我們決定把心思與他分享。我們告訴他，在他的這股勁頭背後，我們看見了讓義大利小說家馬拉帕特（Curzio Malaparte）和法國律師卡耶特（André Cayatte）投身電影的相同的理據。這些作家進而相信電影能更有效傳達他們的理念，那是因為電影是更容易接近的一種媒介，不僅對於熱衷閱讀的狂熱少數分子來說如此，對於一般當代大眾來說更是，看電影得以滿足當代普遍的娛樂需求。我們又提到幾部電影，像是馬拉帕特《禁忌的耶穌》（Il Cristo proibito）還有卡耶特執導的幾部，在這些電影裡看到的不只有技術層面的卓越，還有想把某些概念和理想傳達給觀眾的明顯企圖心。

前往歐洲

「沒錯……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去歐洲的原因，」馬奎斯說。「我下個月就要離開哥倫比亞，去法國研習電影一年。在前往法國之前，我想可能會先去威尼斯影展看看……最近我已經不用作家的方式思考了，而是以電影導演的方式，我在書裡想講的話，我想一樣也可以用電影講出來……不過當然你們剛剛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我想投身電影，那或許就是因為我希望能與更多受眾交流我的想法……電影可以幫我實現這一點，因為現在看電影的人愈來愈多，看書的人愈來愈少……不過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將停止寫作，如果明天我又感受到那股想寫故事的強烈念頭，我還是會馬上提筆──就像我剛剛說的，我的第二部小說完成在即。」

「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您覺得哪一種寫起來比較容易？」

「當然是寫長篇小說容易，」他回答，接著又補上一句，「容易太多了。」

「您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叫什麼名字？」

「那篇小說叫〈第三次屈從〉，刊登在《觀察家報》的週末副刊，當時的主編是波達（Eduardo Zalamea Borda）。」

「您最喜歡的作者是哪誰？」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沒錯，就是索福克里斯，你們盡管這麼寫下來無妨。還有我補充一下……在我心中《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謀殺推理小說。」

「為什麼？」我們問。

「因為到最後偵探發現原來自己就是兇手……」

「對您來說，哪一部哥倫比亞小說最能跟上當代文學的潮流？」

「《枯枝敗葉》。」小說作者本人回答得毫無遲疑。這個答案並不讓人訝異，因為我們早就知道哥倫比亞小說中，放眼並無儔匹。我們之所以這麼問，只不過是想確認我們對於《枯枝敗葉》的看法。

穩步學習

「對您來說，哪一位哥倫比亞作家懷抱最真切的文學使命感？」

「這很難說……因為在哥倫比亞，作家們並不知道他們首先該做的事就是學習寫作……如果畫家的養成第一步就是學習如何運筆，那麼作家在嘗試出版前首先該學會的事情就是如何寫作……但是學習寫作需要犧牲，需要自律，需要不斷用功，所以我們的作家就因此氣餒，因為如果要學習寫作那麼他們必須挪出大量的時間從事，但是他們卻不願挪出這些時間……正是因為這樣，那些自詡為作家的人並未從學習寫作開始他們的生涯，所以他們自欺，以為自己不需要真正的使命感，最後的結果就是中途而廢。所有作家都有想說的，都有想表達的意見，都有自己的構想……但因為他們不懂得怎麼寫作，所以他們只好默不作聲。這就是當前的情況。」

「您覺得我們的文學面臨危機了嗎？」我們問。

「沒錯，我認為確實如此……我認為確實面臨危機，而且無疑我們正在設法脫身，當然最後我們也定能去危就安。關於這一點我相當樂觀，因為我對於文學的未來充滿信心……不過首先，我們的作家如果真的名符其實，那麼他們必須潛心學習寫作……否則我們就無法克服當前的文學危機……」

「對於目前為止《枯枝敗葉》收到的書評意見，您意下如何？」

「都太寬宏大量啦……」

「在您看來，本地的報紙應該如何支持年輕新秀？」

「不要給他們任何鼓勵……如果不是上乘之作就不要刊登。說實在我們不需要操心在報紙上為年輕作家開展發表的門路。等他們寫出上乘的作品，門路自己就會為他們而開……」

電話響了。馬奎斯請電話裡的人多等五分鐘，以便讓我們完成這場已經持續兩小時的專訪。在離開之前我們才知道，原來馬奎斯曾研讀法律四年，然後擔任教職六個月。然而他對於過去所學毫無印象，因為上課時間他都在寫小說……

我們握著他伸出的手，他帶著彬彬有禮、開懷而真誠的微笑跟我們告別。離開的那一刻，我們深深覺得《枯枝敗葉》的作者是一位堅強又全身活力的人，任何有幸親炙馬奎斯風采並親聆他一席話的人，對他油然而生的敬佩之心，他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不停寫小說的小說家

《哥倫比亞人報．文學副刊》（El Colombiano Literario）副刊主筆雷斯特雷波（Alonso Ángel Restrepo）一九五五年採訪於麥德林
芭露（Theo Ellin Ballew）英譯

現在就算是那些只翻報紙卻從不看小說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沒聽過馬奎斯的大名了。各家報紙都已報導過《枯枝敗葉》（La hojarasca, 1955 [Leaf Storm, 1972]），這部小說頗受好評，是我們國內這幾個月來最耀眼的文學成就，從其所獲熱烈迴響來看也的確名符其實。我們也相信小說史此後將劃分為兩個時期：《枯枝敗葉》之前，和《枯枝敗葉》之後──因為這部...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大家都說這好比獲准覲謁教宗。意思就是，用不著折騰自己大費周章。如果馬奎斯有什麼話想說，他大可自己出版就好，自會得到舉世矚目，又何必經由你來透露他的心跡？

那時我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學特派員，初生之犢年輕氣盛，除了佳作名篇之外什麼都看不上眼。我景仰馬奎斯，無論是對於他不可企及的成就，還是對於那些文學作品本身。文評家曾經如此看待《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1967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70]）這部作品：就像是擊穿窗戶的一塊磚。真實的庶民生活，眾聲喧嘩，五光十色，七情六慾，悉數因此隨磚透窗而入。這部作品呈現的魔幻景況——比方流經城鎮穿入屋內的一道血跡，小心翼翼避免沾染地毯，又或者從天而降的繽紛落英——是那麼直截了當，教人信以為真。突然之間，所有在拉丁美洲寫下的故事，似乎都帶有這本書的影子。《百年孤寂》是世上最負盛名的小說，設若撇開魯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所引發於文學場域之外的風波不談，這可能也是最後一部給世界帶來顯著影響的小說。

傳真了好幾封信，懇求了好幾回，拜託了好幾家出版商，最後才如願以償得到這樣的回訊：請在這個日期下午的這個時間前來，大師會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接受採訪。那是一九九三年歲杪，馬奎斯從革命鼓吹者逐漸轉型為長老級的政治人物。其時他新近的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1985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988]）和《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1989 [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 1990]），也繼《百年孤寂》之後更持續擴展他在文壇的聲望。儘管剛就職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據傳是他的忠實讀者，馬奎斯還是從未在美國公開露面。他的謝客離群，又為自己更添幾分傳奇色彩。

我的西班牙文口語實在糟糕，雖然謠傳馬奎斯的英文十分流利，不過這位大師卻矯黠地拒絕使用英文對答。因此我帶上傑出的口譯隨行造訪，還帶上全新美國文庫（Library of America）版的梅爾維爾精選做為贄禮。馬奎斯還堅持要我在那些精選作品上題辭，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以為那些作品是出自我的手筆。

他的辦公室是宅邸後的一幢獨立小屋，愜適卻不鋪張，是個寫作讀書乃至避世絕俗的好地方。室內的其中一面牆盡是藏書，涵蓋至少四種語言。小說類的藏書有卡洛爾與葛林這樣的大師名作，卻也可見當代作家如沃夫的作品，書牆上還有一本以天使為主題的辭典、幾本破舊的醫學教科書、一份巴黎地鐵路線圖、一些籍籍無名的政界人士傳記，再來就是一些書房該有的必需品。室內的另一面牆則是音樂光碟收藏，還有一套頂級的音響。

一襲白衣的馬奎斯，看來在飲食上頗為豐足，體型活脫是麵團寶寶的翻版。我還在第一個問題上琢磨，想要兼顧明確的主張和應當的禮數，他卻搶在我之前開了口：「富恩特斯大力慫恿我跟你聊聊。」

毋庸置疑，就算三十五個年頭過去，富恩特斯還是拉丁美洲文學圈的經紀人。他就是喜歡幫朋友仲介各種露面的機會，幾乎囊括文學圈和外交圈的各路人馬。

我再次準備提問，不過馬奎斯又搶在我之前開了口：「我已經不接受專訪了，不過卡斯塔聶達說這次我非得破例。」卡斯塔聶達是《手無寸鐵的烏托邦：冷戰之後的拉美左派》（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的作者，也是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家，儘管我與他素未謀面，但看來我的聲名確實遠播。我點了點頭，第三次開始提問。

「墨西哥駐華府大使是你的忠實讀者，」馬奎斯告訴我。他的語氣就像在平鋪直敘一件平淡無奇的事，好比今早太陽升起了。

我早已習於作家們的恭維，習於被他們稱為筆界的莫札特。面對專訪他們的人脫口而出這樣口不應心的溢美之辭，對他們來說就像家常便飯，絲毫不感忸怩，只希望如此能確保一篇好的評介。網際網路使作家得以擺脫中間人的掌握，把鎂光燈的焦點對準自己身上，不過在這之前，作家的聲譽仍然把持在媒體手中。

不過這次的恭維可是大師等級。不知不覺中，一段猶如電影的畫面竟突然在我心頭上演：清晨六點，大使先生就守在使館大門，翹首企盼《華盛頓郵報》送達。他迫不及待從報童手中攫過報紙，急忙翻閱各版在諸欄之間搜尋著我的署名，詎料卻付諸闕如。於是他把報紙隨手一丟，悶悶不樂又躺回床上。

馬奎斯的言下之意已然一清二楚：「能來這裡訪問我是你的運氣，當然你對我如此推崇也算是我的運氣。」求全的暗示都說到這份兒上，誰還能問出苛刻的問題？

約莫一兩年後，我去聽了一場卡斯塔聶達的演講。演講結束後，手上還抓著他的書，想跟這位我的崇拜者打聲招呼。他好心詢問我的名字，這樣他才能為我簽在扉頁上，所以我謹慎地表明身分。不過他的舉動無意間透露了他壓根就不知道我是誰。

在訪談馬奎斯的過程中，我並不覺得自己著了道，反倒是有種被他逗樂的感覺。當他終於放手讓訪談順利進行，他就是一如我期待之中的馬奎斯，那樣啟發人心，那樣風采迷人。他最愛談論的就是他正在寫的新書。儘管他年漸遲暮，那種想再次大獲全勝的誘惑勢必十分強烈，但不像大部分作家，他就是不想老調重彈。要是其他人寫出《百年孤寂》，應該就是大發其財，之後便把評論人照例必有的抨擊棄諸腦後了。

但出版這事他可一點也不急。他對我詳述的新故事起碼還要十年工夫才能出版，名之以《苦妓回憶錄》（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 2004 [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 2005]）。事情的結果也確實如此，這個簡潔的故事就是他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不過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後來告訴我，新千禧年的頭幾年裡，馬奎斯一直以自己的電腦為消遣，結果他在電腦裡竟發現一部自己以前寫好卻早已遺忘的長篇小說。我想總有一天，這部小說也會出版。

專訪記者最希望從受訪主角那裡得到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他們做的事。馬奎斯自己最喜歡的專訪故事，發生在多年前一位西班牙女記者身上。當時馬奎斯邀請這位記者，加入他偕妻梅賽蒂絲在巴塞隆納的行程，伴隨他們一起購物、午餐，還有處理一些日常瑣務。一天的行程結束之後，這位記者再次提出專訪的請求，卻從未意識到馬奎斯早已給過她大好機會。於是馬奎斯告訴她還是另謀出路吧──無疑是用和藹溫柔的語氣──因為她真的不是吃記者這行飯的料。

如果馬奎斯以前真的給過記者這樣的機會，這種好日子現在恐怕不復存在了──我們的整場訪談都沒有離開過沙發。不過直到訪談結束，他都是幽默風趣爽朗健談，好像我是他多年未見的好友那樣。接著我提醒他，明天下午我還會再來一趟繼續訪談。他聞言臉色一沉，似乎心有所思：這些美國佬到底要對我感興趣到什麼時候？

為了舒緩這樣的打擊，隔天我便帶著女友麗莎同行，因為就算在拉裔族群中，馬奎斯偏好女性為伴也是家喻戶曉的事。昨天的口譯員今天有事不克前來，所以我跟麗莎在飯店外頭等候今天要幫我們口譯的人，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美國記者。等了又等，一個小時後這傢伙──姑且叫他老外（Gringo）吧──終於現身了，一副神氣活現的調調。「路上塞爆了，」老外辯解，「這裡每個人都在遲到，沒人會在意的，別擔心啦」。

到馬奎斯家的路就像永無盡頭。揪心的忐忑折磨著我，似乎一場災難就要成真。好不容易終於到了，有人引路帶我們入內。大師怒火中燒是可想而知的，或許是因為見到麗莎，我們才沒被轟出門去。他嚴詞提醒我們，他很快就要出門赴另一個約。後來我才曉得，守時是他十分重視的品德。
我們又再一次坐回沙發。我以一個簡單的問題暖場：昨晚他看的電影好看嗎？沒想到老外在轉譯的時候躊躇再三。馬奎斯回答「還不錯」，老外居然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在愈發驚恐的情緒中，我才瞭解除了知名美國報社的顯赫職銜之外，老外根本就不懂幾個西班牙文單字。馬奎斯跟我一樣感到沮喪。看來馬奎斯私底下其實懂得英文的傳聞，真的只是傳聞而已。

我還是堅持下去，用「主詞＋動詞＋受詞」這種結構最簡的句子持續訪問。但是在第二天，並沒有出現神奇的力量，我看到的只是一位疲累又暴躁的老人家。所以我及時喊停，這他倒挺感快慰；不過我多問了幾個與卡斯楚（Fidel Castro）有關的問題，這他就不大痛快了。他最討厭有人問他關於卡斯楚的事，這也是美國書迷對他扣分的主因。他唯一圓熟老練的片刻，就是撩弄麗莎的時候。

接下來幾年，馬奎斯不太接受採訪，至少不太接受英文類出版品的採訪。我總認為那該歸咎於我。
不過後來，我們卻又再次相談。

馬奎斯剛開始以寫作為業的時候，住在巴蘭基亞的一戶妓院樓上；在那段挨餓的歲月裡，阿爾瓦羅．塞佩達是他相濡以沫的朋友。塞佩達的女兒帕特莉西亞（Patricia Cepeda）剛好又是我的朋友。塞佩達英年早逝，不過馬奎斯在《百年孤寂》裡以他為原型創造了一個角色，他因此得以永生於書中，帕特莉西亞也把這份手稿珍藏在保險箱裡。

一九九七年我再次面晤馬奎斯，其時帕特莉西亞就是我們的口譯。這次會面的場所就公開多了，是華盛頓特區一家知名的書店咖啡館克拉瑪（Kramerbooks & Afterwords）。那天我們約晚晨見面，華盛頓一如既往，白天沒什麼人會在街上無所事事地閒晃，所以咖啡館裡沒什麼人。來喝咖啡的幾隻懶惰蟲眼裡只有他們的卡布其諾，從沒擡頭看過。他們可虧大了。

或許因為帕特莉西亞的在場讓人安心，這次我見到了第三種馬奎斯：沒有裝模作樣，沒有找我麻煩，只有一派輕鬆自在。他其實很喜歡搞笑：我帶了幾本他的書，全都是罕見的珍本，他就說以我一個記者的薪水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版本，所以我的黑錢花完之後下一步怎麼辦？我是不是以為他身為這些書的作者，會出面保釋我？他還說明明是我對死亡的主題特別感興趣，但在第一次的專訪文稿裡，我卻使了個記者慣用的老技倆，寫成好像他才是對死亡主題感興趣的人。看來我的心思早已被他洞悉。

這之後我又見過馬奎斯幾次，不過都是些非正式的場合。我最後一次遇見他，是在比佛利山莊的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那個下午梅賽蒂斯正在一家時尚名店隨便看看，馬奎斯就陪著在附近溜躂。他開玩笑說，其實他應該回家寫點東西，才能賺夠錢給梅賽蒂斯付賬。上次老外的事件我還是耿耿於懷覺得過意不去，於是我再次向他表達歉意。（過沒幾年老外居然榮獲普立茲獎，不過作品內容跟墨西哥無關就是了。）

桑榆之年的馬奎斯，已絲毫不再強求自己非要說些什麼或寫些什麼了。在他最後的幾次公開露面中，某回有位廣播電臺記者毫無分寸就把麥克風硬推到他面前。「如果我接受你的採訪，那我就得接受所有人的採訪了」，馬奎斯耐心跟記者解釋。電臺記者的採訪通常都被馬奎斯拒絕，那位記者也同樣吃了閉門羹，不過馬奎斯也會稍加安撫，說句「孩子，我愛你」。

馬奎斯於二〇一四年與世長辭，人們委婉地以「健康日益惡化」，描述他生前最後幾年的身體狀況。為了敬悼大師，我展讀了一篇他早期的短篇小說〈最美的波臣〉（“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 1968 [“The Handsomest Drowned Man in the World”]）。那是一篇絕妙的寓言，有關藝術如何提升最平凡無奇的生命，我認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在訪談中我曾經把這個感想告訴他，我想那也是他唯一大感詫異的一次。他告訴我，「但那不過是個寫給孩子看的故事」。

新墨西哥市那次訪問的第二天傍晚，他把我們送到附近一間餐廳。他告訴我們，那裡的食物不怎麼樣，不過這頓飯你們會吃得很開心。餐廳深邃幽黑一如洞穴，光線則來自牆上的火炬和桌上的蠟燭。侍者忙而不亂，七手八腳之中自有和諧的默契，而銀質餐具多到我不曉得該怎麼派上用場。侍者在我們桌邊炙烤柳橙，在火焰上快速轉動著，用來調配柳橙咖啡。我計畫中的專訪已經大功告成，我的感覺有點輕飄飄的，輕到差不多足以懸浮在半空中。那感覺就好像身處馬奎斯的故事之中，由大師親自把我帶進那裡──雖然餐廳的食物真的如他所說，還真不怎麼樣。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大家都說這好比獲准覲謁教宗。意思就是，用不著折騰自己大費周章。如果馬奎斯有什麼話想說，他大可自己出版就好，自會得到舉世矚目，又何必經由你來透露他的心跡？

那時我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學特派員，初生之犢年輕氣盛，除了佳作名篇之外什麼都看不上眼。我景仰馬奎斯，無論是對於他不可企及的成就，還是對於那些文學作品本身。文評家曾經如此看待《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1967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70]）這部作品：就像是擊穿窗戶的一塊磚。...

序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不停寫小說的小說家
《哥倫比亞人報．文學副刊》（El Colombiano Literario）副刊主筆雷斯特雷波（Alonso Ángel Restrepo），一九五五年採訪於麥德林
芭露（Theo Ellin Ballew）英譯

馬康多的想像力量
阿根廷月刊《危機》（Revista Crisis）歐洲通訊特派員貝梅霍（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一九七五年採訪於斯德哥爾摩
羅賓絲（Ellie Robins）英譯

女人／迷信、癖好、品味／作品
摘錄自馬奎斯與好友孟多薩（Plinio Apuleyo Mendoza）的對談集《番石榴飄香》（El Olor de la Guayaba, 1982 [The Fragrance of Guava, 1983]），一九八三年巴塞隆納
萊特（Ann Wright）英譯

情書專用郵票
《華盛頓郵報》記者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專訪
集結一九九三年墨西哥市、一九九七年華盛頓兩次訪談

「我已擱筆」──最後的訪談
西班牙《先鋒報》（La Vanguardia）記者阿延（Xavi Ayén）二〇〇六年採訪於墨西哥城
芭露（Theo Ellin Ballew）英譯

序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不停寫小說的小說家
《哥倫比亞人報．文學副刊》（El Colombiano Literario）副刊主筆雷斯特雷波（Alonso Ángel Restrepo），一九五五年採訪於麥德林
芭露（Theo Ellin Ballew）英譯

馬康多的想像力量
阿根廷月刊《危機》（Revista Crisis）歐洲通訊特派員貝梅霍（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一九七五年採訪於斯德哥爾摩
羅賓絲（Ellie Robins）英譯

女人／迷信、癖好、品味／作品
摘錄自馬奎斯與好友孟多薩（Plinio Apuleyo Mendoza）的對談集《番石榴飄香》（El Olor de la Guay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