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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好小酒館（節選）
比爾這輩子最在乎的，就是要讓麥克索利（McSorley's）保住和他父親在世時一模一樣的風格。只要一有任何東西需要更動或修理，他便感心驚肉跳。二十年來，這間酒吧腐朽的程度日益嚴重，木匠一再警告他房子再不修就要塌了；到了一九三三年，他終於讓木匠動手打理，要把房子撐起來。工程進行之際，他坐在裡屋的桌前，雙手抱頭，心亂如麻，好幾天都吃不下東西。同一年，天花板上布滿煙塵（和蜘蛛網）的油漆開始剝落，飄到地板上。顧客紛紛抱怨飄進啤酒的碎片可能會害他們窒息而死，比爾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重新粉刷了天花板。一九二五年，他不得不把杯子換成陶杯；因為大部分的錫杯都被人順手牽羊去當紀念品了。同年，裡屋安裝了一部他自己從不接聽的投幣式電話。這些大概就是他所容許的、僅有的重大改變。
──摘自〈老家的老啤酒屋〉（The Old House at Home），一九四○
夕陽低垂，餘暉填滿了美妙的麥克索利酒館前廳，色彩一如南北戰爭前就在此處販售的啤酒色澤。即使在這靜謐的時刻，東村的工人、紐約大學的學生和零零星星的觀光客，也填滿了大部分的桌子和沿著（再度）腐朽塌陷吧台擺放的凳子。吧台上方刻著傳奇的題詞：「循規蹈矩，不然就滾」。大約有一半是女顧客，這一定會讓酒吧的同名創辦人「老約翰」．麥克索利（“Old John” McSorley）大為震驚，當年他堅持只招待男顧客，甚至親自把狂妄的冒犯者趕出門外。然而進步推動了一切，就連地標也不放過，而麥克索利老啤酒屋 （McSorley's Old Ale House）是紐約最負盛名的地標之一。它早就在這裡，就在庫柏廣場（Cooper Square）旁的東七街，營業的歷史比城裡任何其他酒館都久。
此刻，一名打扮整齊、身材挺拔的男子走進了酒館，隨身帶來一絲季節的涼意。他脫下外套，露出一套剪裁考究的布魯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 西裝、白襯衫、深色領帶，頭上戴著一頂漂亮的軟呢帽。他把外套掛在鉤子上，然後在靠近後牆的桌前坐下。七十歲的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 臉上掛著每每回到麥克索利時通常會露出的淺笑，使他顯得更加迷人。總而言之，他正是人們說到「衣冠楚楚」時，心目中浮現的模樣。
這位優雅的客人是作家約瑟夫．米契爾（Joseph Mitchell），自一九四○年代初搬到格林威治村以來，他一直住在離麥克索利僅幾個街區之遙。如今雖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深秋，不過因為這裡是麥克索利，所以就說是一八七八年也無妨。他點了一大杯艾爾啤酒（ale）─在麥克索利，你可以選擇淡啤或黑啤，這是本店招牌啤酒唯二的選擇，不過他們也有波特啤酒（porter）和司陶特黑啤酒（stout）。麥克索利從不喜歡有太多的選擇或變化。其實，容許女顧客上門恐怕是這個地方對後現代時代（以及當代的法庭裁決不容性別歧視，即使是特立獨行的酒吧亦然）所做的唯一讓步。米契爾一九四○年發表在《紐約客》雜誌上的文章讓麥克索利永垂不朽，如今它確實也和當年相去不遠，同樣高低不平的木地板仍然灑著鋸木屑防滑，幾代人的名字依舊刻在同一張橡木桌面上，同樣的灰塵，只是更厚，覆蓋著同樣的煤氣燈和消防頭盔和已停擺的時鐘。壁板上方的牆上掛滿了警察和政治人物和運動英雄的照片，大部分是愛爾蘭裔，全都像他們所歸屬的那個紐約一樣已然消逝。
米契爾看著吧台裡的年輕人熟練地又倒出一杯啤酒，想到這家酒館從未間斷的一連串愛爾蘭老闆。老約翰．麥克索利在一八五四年開了這家酒館，是獨資業主，直到一八九○年，他讓兒子比爾（Bill）擔任酒保領班。一九一○年，老先生過世後，比爾接掌業務。一九三六年，比爾把麥克索利賣給了朋友丹尼爾．歐康奈爾（Daniel O'Connell），在歐康奈爾的家族中傳了幾代，直到去年賣給另一位愛爾蘭移民馬修．馬赫（Matthew Maher）。馬赫在接手之前，已經在麥克索利工作了十四年。在這個慵懶的下午，米契爾表面上似乎在淺飲慢酌，但其實他是在觀察和聆聽─他總是在聆聽。他會不經意地聽到一方或另一方的談話片段，偶爾，或許聽到了珠璣雋語，他會從外套裡取出一張折好的紙作筆記。（他的筆記方式從不改變：每天出門之前，他會拿一張《紐約客》的稿紙，對折，然後再整齊地折成三等分─大小正好適合由外套口袋掏進掏出，他的口袋裡也隨時都備有鉛筆。）換句話說，米契爾做的和他在一九四○年時做的一模一樣─消磨時間，把自己釘在麥克索利裡，直到這裡的言談、節奏，和傳說化為他的第二天性，隨時都可以搬上書頁。
儘管米契爾經常來這裡閒晃，但這天下午他卻肩負使命。有個朋友請他寫篇文章，好讓紐約市議會在麥克索利即將迎來一百二十五歲生日時，宣布這個特殊的紀念日向它致意。教米契爾非常滿意的是，根據他的評斷，麥克索利不僅自他近四十年前為其撰文以來幾乎沒有改變，而且比之老約翰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張之時，也幾乎沒什麼變化。「這是一個從來不需要依賴地標保護委員會（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或其他任何委員會來保護的地標，」米契爾寫道。「它的業主和酒保和助手和服務員和顧客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力協助，就把它保存了下來。」這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顯然米契爾從沒打算發表），為一個了不起的事實作了證：即使麥克索利已躋身舉世最著名的酒吧之林，它仍能保持原本粗拙的性格。米契爾說，這要歸功於它堅持遵循屢試不爽的可靠方法， 才做到了這一點。
一如【老約翰】時代，每天早上地板都會撒上新鮮的鋸木屑。而且這個地方是用大肚火爐取暖，就像當年他在的時候一樣。隆冬時節，爐內的煤炭被頻繁翻動，讓火爐的肚子因燒灼變成櫻桃紅色。幾隻餵得太多的貓在角落裡睡覺，或者在桌椅下漫步，據說牠們是貓奴老約翰的愛貓後代。這位老先生特別喜歡一隻名叫米妮的貓──一面牆上就掛著牠的照片。直到今天，麥克索利所有的貓，不分雌雄，全都叫作「米妮」。
在人生的這個階段，米契爾覺得這間酒館對改變的抗拒特別討喜，這也是他不斷光顧的原因。正如他晚年在斷斷續續的日記中所記錄的，他喜歡「在前窗附近的圓桌旁找張椅子，坐下來眺望外面的街道，喝幾杯啤酒，冥想逝去的歲月。」在後來的日記中，他將會寫道：「大部分我所知的紐約市都已經消失了─紅魔鬼、萬神殿、維拉諾瓦、藍絲帶、世界大廈裡的裴瑞藥房：咖啡茶水桶、高腳椅。」紅魔鬼、萬神殿，和維拉諾瓦餐廳是米契爾經常與好友兼美食夥伴A．J．李布林（A. J.Liebling）及其他《紐約客》同事常去的幾家餐廳。一九三八年，《紐約客》創始編輯哈羅德．羅斯（Harold Ross）就是在藍絲帶餐廳錄用了米契爾。而如今，藍絲帶餐廳就像李布林，就像不朽的羅斯本人一樣，故去了。麥克索利是米契爾少數可以「暫時擺脫世界已失控、末日即將來臨之感」的地方。
他的愁悶可以理解。在這些煙霧繚繞的牆外，通貨膨脹正在狂飆，美國在後水門、後越戰時期，陷入了沮喪無奈和悲觀厭世的瘴氣中。紐約人的情況更糟，他們的城市基本上已經破產了（就在三年前，《每日新聞》（Daily News）才刊出那篇惡名昭彰的頭條新聞「福特總統叫紐約市：去死吧」），這畫龍點睛的標題勾勒出罪惡淵藪紐約，是絕望和失能活生生的象徵。這個都市既污穢又危險，犯罪猖獗，還有大批流浪漢沿街乞討。在捍衛紐約史蹟的米契爾眼裡，更糟糕的也許是，這座都市一直在拆除它的建築遺產，包括麥金、米德與懷特（McKim, Mead & White）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賓夕法尼亞車站等宏偉建築。綜合這些因素，或多或少讓米契爾陷入長期的低落心情之中。
然而，米契爾的沮喪遠非僅止於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第二故鄉萎縮衰退，他對此地的了解就像他對家鄉北卡羅萊納的沼澤和菸田一樣熟悉。他自己承認，多年來他一直「活在過去」，總是載負著沉重的憂鬱。他與憂鬱症─或者他後來所稱的「黑狗」，有一番激烈但節節敗退的鬥爭。幾年前他剛喪父，一生都在尋求父親認可的他，始終對自己半個世紀前離家闖天下懷著深深的愧疚。他長期以來的雇主《紐約客》不再是全美一致公認的文化權威，在才華橫溢但行事古怪的總編輯威廉．尚恩（William Shawn）領導下，它有時幾乎是在拙劣地模仿自己。還有最糟的一點：米契爾已經有十四年沒有在這份雜誌上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幾十年來他一直是非虛構文學的化身、一代新聞界崇拜者追隨的榜樣，但現在卻成了笑柄，被譏諷是舉世寫作瓶頸最長的作家。人們背地裡的竊竊私語如今變成直接質疑：米契爾究竟在做什麼？
這個問題，唉，很難回答，尤其是在這些年裡，米契爾並不是真正地文思枯竭；其實他自始至終都在穩定地寫作，只是還沒完成任何稿子。一些與米契爾比較親近的人這些年來看著他變得越來越慎重，覺得他變成了完美主義者，認為自己所寫的一切都不夠好─這至少有一點真實性。他在焦慮不安的狀態下，總是由一個模糊的主題轉向另一個主題。即使是現在，除了要寫這篇麥克索利的短文之外，他還在努力寫書，嘗試將他的自傳與他心愛的紐約市包羅萬象的大千世界結合起來─有點像他最景仰的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都柏林人》（Dubliners）的高譚（Gotham）版。只是他做得到嗎？到目前為止，他完全沒有信心。
報導文學（Literary Journalism）是精彩的報導與寫作的結合，要既深入，又要超然。換句話說， 就是把日常生活帶進藝術的境界，這樣的結合非常稀有。約瑟夫．米契爾是他那個時代（有些人可能會說是歷來）最偉大的報導文學記者。藉著傑出的觀察技巧，懷抱著好奇心和同理心，以及自然流暢又犀利精準的散文，米契爾寫出了非虛構文類中最教人難忘的經典人物。其他的《紐約客》作家，例如他的友伴李布林，會環遊世界或轉向政治、商業，或戰爭，以尋覓扣人心弦的主題；米契爾則是在街頭巷尾找到了自己的主題，幾乎沒有離開紐約市的邊界，身為年輕記者，他走過一區又一區街坊， 踏遍一個又一個鄰里，因而對紐約有透徹的了解。然而米契爾寫紐約，就像他的偶像寫都柏林。米契爾和喬伊斯一樣，只是用他的城市當畫布，講述觸及人類處境核心的故事。因此，我們就有了面惡心善的包厘街（Bowery）售票員瑪琪（Mazie）；還有每年都會舉辦一次舞會以便為自己謀福利的「荷蘭准將」（Commodore Dutch）；還有康乃迪克州拖網漁船那老於世故的船長艾勒里．湯普森（Ellery
Thompson）；還有蓄著鬍子的馬戲團員奧爾加女士（Lady Olga）。有出沒在米契爾珍愛海濱勝地採牡蠣、挖蛤蜊的漁民和魚販，也有在建造摩天大樓的勇敢莫霍克（Mohawks）部族工人。有正在編寫龐大《我們這個時代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 of Our Time）的奇人喬．古爾德（Joe Gould），還有管理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偏遠墓地的喬治．杭特（George Hunter），他忠實地表達了米契爾自己無所不在的憂鬱感受和死亡意識。
米契爾似乎證明了記者的格言：只要你花時間去傾聽，任何人都有故事。當然，這話未必真的正確；每個人可能都有故事，但卻需要行家才能確認其中少數值得講述的故事。在米契爾的筆下，表面平凡的人物卻生出了非凡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抱著探險家的歡欣，以宛如小說的細節傳達。評論家史丹利．艾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說：「說他是記者，唯有按笛福（Daniel Defoe）是記者的定義；說他是幽默家，也唯有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是幽默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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