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思想之悲劇
一
近代歐洲思想的悲劇，是文化失去重心的象徵，其結果產出不安與不定。生活是思想的反映，而歐洲人的生活上，逐漸減少了智慧與意志的成分，因為最初他們失掉了人與人的和諧，繼後又失掉了人與物的和諧，這是非常可怕的。
一戰後，國際聯盟的成立，似乎是一轉機。從那種慘痛的教訓內，希望戰爭永逝，給人類生活一種新的意義。誰想，為時未及二十年，卻發現這是一座蜃樓，只有它的軀殼，留在寂寞的日內瓦湖畔，供遊人嗟嘆而已。
歐洲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不是歐人好戰，乃是戰爭因素日漸增加，使他們必走此艱辛的路途。英法講和平，德蘇又何嘗不講和平呢？現在未捲入戰爭的國家，哪一個敢保證它的和平呢？試看蘇聯和芬蘭，現在也走入那種艱苦的境遇，歷史將來會給它一個正確的說明。
我們不敢預測未來，但是，我們可以探討它的過去，將近代歐洲促成戰爭的原因，尤其是思想上，給其一個簡略的說明。筆者見聞有限，學淺識短，這只是一種觀察和感想而已。
我們想要說明的：
（一）近代歐洲的幾種思想，受人憧憬，它為人帶來許多福利，亦帶來許多痛苦，兩相比較，恐怕苦痛超過福利。
（二）我們想說明歐洲思想的錯誤，在失掉「人」的正確的觀念，從此演出另一個錯誤，即價值顛倒，人為物役，心為形役。
（三）從國家的立場上，我們非常需要機械文明，但它不能替代我們自己的文化。
當經濟恐慌到極點時，瑞士聯邦總統米勒（Eduard Müller, 1848～1919）先生說：「再三反思，經濟恐慌，仍是一個思想問題，哲學問題。」
二
近代歐洲的悲劇，始於16世紀的文藝復興。多少人醉心過這個偉大的時代，把它當作黎明的曙光。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他關於「文藝復興」一文的引言內，指出這個時代的特點有二：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
米什萊認為往日的歐洲，整個地沉在噩夢內，所有的生活，停止了它的行動，籠罩著陰暗的濃霧。人只是抽象的縮影，世界便是地中海的別名，我們只看當時討論印度女子有無靈魂的問題，便知歐人的知識幼稚到何種地步。於是穎出之流，需要衝擊，衝擊中世紀封建的堡壘；需要解放，解放中古教會的鐐鏈。遠如薩沃納（Savona）、伊拉斯謨（Erasme），近代如拉伯雷（Rabelais）、龍薩（Ronsard）等，都是這種運動的代表。這種精神，現在仍然盛行，所以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將他對於文藝復興的研究，題為「16世紀近代化」，寓意是非常深長的。
文藝復興的靈魂是人文主義。莫尼埃（P. Monier）說：「人文主義，不只是愛好古代，而且是崇拜古代；不只是了解古代，而且是模仿古代。……這種運動的極點，便是改變『人』的觀念。」這裡，莫尼埃所指的改變人的觀念，係精神與肉體的分離，思想與行為的分離，其結果產生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智慧和紀律的崩潰，另一種是靈與肉價值的顛倒。
當時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是絕對預想不到這種結果的。他們開始只是一種批評，結果卻是一種破壞；他們開始只是一種改造，結果卻是一種革命。
在這個大時代的前夕，西方人士的情緒，反映出荒涼、陰暗與悲慘的景象。百年戰爭，政教衝突，天災與瘟疫的流行，人人感到失望與悲觀，生活變成一副可怕的刑具。試看那時的藝術，其重心交集在「死」上，比薩（Pisa）公墓的骷髏之舞（Danse macabre），諾曼第（Nor-mandie）以枯骨與頭顱裝飾門楣，形成一種變態的心理，正像光緒時代，許多王公裝扮乞丐，到什剎海乘涼一樣的。馬勒（E. Malet, 1837～1908）在中古藝術史中，竭力推重這種愛死的精神。不，這不是愛死，這實是惡死，「天地之大德曰生」，歐洲人何能例外？這只是走到時代崩潰的地步，變態的反映而已。
三
幾乎這是文化史上的一條定律：當一個時代到崩潰時，有一種特性，使弱者變為更弱，強者變為更強，前者是群眾，後者是少數人。
文藝復興時代，亦是如此。
歐洲的歷史上，沒有再比文藝復興更蓬勃的。我們看到當時許多傑出的人物，正像兵燹後的宮殿，在破瓦頹垣中，聳立著不可撼搖的石柱，支撐著沉默的蒼穹。
這些特殊的人物，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 1475～1564），具有海似的心情，晶明的智慧，然而不能見容於當時的社會。當他看自己的周圍，充滿荒涼，寂寞的社會使之窒息。於是反退回來，只好尋找自身，逃避在內心深處，因為人的自身，究竟是無法可走時最後避難的山洞。
也是為這個原因，米開朗基羅題麥地奇（Medicis）墳墓《夜》的雕塑時，說：
看不見，聽不著，
於我是莫大的幸福！
低聲點吧，不要喚醒他。
我們明白米開朗基羅的生活，完全在奮鬥中。這不是消極，這是一種孤獨。
此種愛、死與孤獨，推動人文主義，於是人文主義提出人為宇宙中心的原則。人不只為萬物之靈，且為萬能，到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與伽利略（Galilée, 1564～1642）出，給予有力的佐證，成為不易的定則。雷諾（Gonzague de Reynold, 1880～1970）先生說：「人文主義的哲學，不是來自沉思與理智，乃是來自對新發現的一種熱情，一種憧憬。」
這實是一個大時代，新航路與新大陸的發現，希臘羅馬思想的傳播，印刷機的應用，在當時前進者的想像上，攪起了狂激的波濤。
也便在這個時候，智慧的「軸心」移動了，即是說：由深度移至平面。
這樣，構成歐洲中古文化唯一的要素——講求靈魂的完美，逐漸為人蔑視，到18世紀，便成了譏笑的資料，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便是好的證例。
四
文藝復興的新時代，為人帶來兩種強烈的動向：需要自由，需要控制物質。這兩種需要，可說是人性的，原不當視為文藝復興的特產。但是，我之所以特別提出，是因為自16世紀以後，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的需要，如彼的白熱化。
需要自由，即是說要斬斷束縛人的鐐鏈，它的範圍非常廣泛，思想、宗教、政治，社會皆在斬絕之內。
最初尋找自由的人，還相信理智的力量，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即是相信理智得到的結論。繼後，理智也發生問題，追問理智是否也是一條鐐鏈？因為構成人性的要素，如本能、情慾、感覺等，當為理智所涉及範圍。為懷疑而分析，因分析而更懷疑，結果，人的完整性，橫遭殘殺，此所謂「個體的自殺」。
個體分解是失掉信心的證明，其心理必為病態的，因為孤獨、失望、不安等情緒，每日腐蝕這種自認為萬能的動物。但是，人不能不生，生不能脫離團體，結果個人成了集體的犧牲，而沉溺在人海裡面。需要自由所得到的是變形的專制。在法國大革命時，多少做自由夢者，反失掉他那點不滿意的自由。現在，德義那種制度下，有幾個可曾達到他們的理想？
另一種傾向是需要控制物質。從南美洲的金子、印度洋的財富運往歐洲後，歐人生活與思想集聚在征服自然與物質進步上。他們認為幸福與繁榮是相同的，富庶與奢侈是一樣的。物質影響到精神，由外形影響到內心，將一切放置在「新」的上面。因為他們看進步便是「新」的別名，然而他們卻忘掉「新」沒有「真」，是絕對無價值的。
也像羅馬帝國一樣，版圖擴大，財富增加，同時也帶來很壞的結果：平民與貴族的鬥爭，經濟中心轉移在少數人的手中。歐人醉心新奇，時時要征服物質，揭破自然之謎，其結果我們看到享受的欲望擴大，生產過剩使生活遲滯，而最重要的一點，是物質的發達，反使物質變得更為貧乏。
農村破產，經濟恐慌，至少為一部分物質過剩的反映。雷諾說：「在豐富的金銀與物產中，我們有餓死的危險。」我們並非反對科學，詛咒生產，我們是說明需要控制物質，人反為物質所控制，這種現象，實在可憐，實在矛盾。
近代的人特別感覺到這種苦痛。德國格倫德爾（Ernst Günther Gründel, 1903～1946）說：「從文藝復興到歐戰，也許會被人命為路西法（Lucifer）時代，這不是一個可怕的魔鬼，而是一個落魄的天使，豔麗的妖魔……他在西方人士的心上，有種特殊的力量，似乎永遠登上勝利的征途，其結果，將必有一個劇烈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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