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心靈的棲地》對薩依德的軌跡有豐富闡述……對於薩依德的思想和寫作的演變，以及他在一九九一年被診斷出白血病後回歸到他年輕時的重心——音樂——的過程，布倫南刻劃入微……薩依德作為學者和公眾人物的活力和持久重要性在這書裡有強烈呈現。——梅蘇德（Claire Messud），《哈潑雜誌》（Harper’s）

一幅非常流暢且經常精闢的知識分子肖像……薩依德的心靈戲劇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布倫南聚焦在薩依德在作品中最關注的事情——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這是我們今日仍然閱讀他的原因。——明尼（Thomas Meaney），《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心靈的棲地》是一本思想傳記，布倫南為寫此書獲得了接觸薩依德私人文件和信件的前所未有機會……細緻入微〔和〕親暱。——施來姆（Avi Shlaim），《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藉助一系列讓人動容的材料，布倫南為美國戰後最傑出的其中一位知識分子繪出第一幅全面性肖像。——塔蒂西（Ayten Tartici），《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一本高強度和讓人獲益的書。——瓦拉達拉揚（Tunku Varadarajan），《華爾街雜誌》（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布倫南這書是一部豐富的思想史，概述了薩依德主要作品的內容，追蹤了它們產生的環境和影響力。詳細論述特定的談話和地點是如何激發他的作品，以及討論薩依德未發表的詩、小說和散文的性質，布倫南在擁擠的薩依德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生氣。——哈拉比（Esmat Elhalaby），《波士頓書評》（Boston Review）

一幅銳利的肖像。藉助豐富的檔案材料、龐大的FBI偵查檔案、薩依德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作品和數百次的採訪，布倫南……追溯了一位勇於轉變和充滿爭議性的思想家的演變……模範性的學術研究為這部引人入勝的傳記提供了資糧。——《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星級書評

細緻入微的敘述……布倫南的作品對研究薩依德的學者或他引發的後殖民批判運動來說將是無價的讀物。——《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星級書評

布倫南有效地利用一系列第一手資料來深入探討是什麼影響了薩依德的思想，以及他是如何處理對他的主要作品的批評……布倫南成功寫出的這書既是一本充滿愛的作品，也是對一個讓人著迷的人的扎實研究。——《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星級書評

有鑑於薩依德的作品數量龐大而談他的作品也是一樣的數量龐大，一直沒有出現一部他的全面性傳記看來就是在所難免：若想涵蓋他漫長而充滿爭議性的事業生涯，有太多領域需要照顧，有太多方面需要容納。布倫南相當突出的《心靈的棲地》致力於改變這一點……這書異常仔細而深思地敘述了薩依德從生到死的一生，既是一個綜合，又是一個糾正……布倫南對薩依德作品和它們的褒貶不一的關注，躍然書中的每一頁。——胡珍（Jane Hu），《圖書論壇》（Bookforum）

布倫南是一位文學學者，同時也是薩依德的學生和朋友，因此有機會廣泛接觸到傳主的交往和論文，檢視薩依德的養成經驗和關鍵關係。由此寫出來的著作熱情而敏銳，探索了二十世紀一個極引人注目的心靈和塑造它的激情。——迪斯克爾（Brendan Driscoll），《書單雜誌》（Booklist）

名人推薦：《心靈的棲地》對薩依德的軌跡有豐富闡述……對於薩依德的思想和寫作的演變，以及他在一九九一年被診斷出白血病後回歸到他年輕時的重心——音樂——的過程，布倫南刻劃入微……薩依德作為學者和公眾人物的活力和持久重要性在這書裡有強烈呈現。——梅蘇德（Claire Messud），《哈潑雜誌》（Harper’s）

一幅非常流暢且經常精闢的知識分子肖像……薩依德的心靈戲劇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布倫南聚焦在薩依德在作品中最關注的事情——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這是我們今日仍然閱讀他的原因。——明尼（Thomas Meaney），《新政治家...

距離薩依德二○○三年去世很久後，他依然參與著許多想像性談話。對認識他的人來說，他生前的談話就像他的為人一樣讓人懷念。這個人有一雙銳利的黑眼睛，富於同情心但為人火爆，心胸寬大而機敏，有一點點令人生畏，常常非常風趣。

他去世那一年的十二月，我人在南印度的馬德拉斯大學。他的白血病幾個月前才發作，然後他就走了，紀念他的活動越來越多。我被邀請到遠離他家鄉紐約的地方談他的作品，原以為只會在一個小教室演講，卻不料被帶到校長室喝茶。校長旁邊坐著一位美國領事館的官員，兩人對薩依德作品都知識豐富，讓人驚訝。然後我被帶到一個高中體育館大小的演講廳。一排排的聽眾穿著顏色鮮明的校服，演講廳裡瀰漫著興奮的嗡嗡聲。

現場座無虛席，很多人得站在牆邊和窗口，聽眾中有學生，有社區成員，也有一些國際訪客。他們看似想要抓住任何曾經跟薩依德擦身而過的東西。據埃及小說家阿達芙．蘇伊夫（Ahdaf Soueif）回憶，年輕人聽完薩依德的演講後喜歡走向他，只是為了摸摸他。在我即將開始演講前，演講廳最後兩排學生突然站起來（顯然是預先安排好），唸誦法農（Frantz 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的段落，情形就像正在舉行政治集會。

這個喧鬧插曲跟薩依德多年來獲得的毀譽參半觀感似乎有點相左，而第三世界革命跟他數變的立場和平分的同情也看似有點距離。事實上，在十年前，他儼然將要——借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形容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話說——「隱身到了報紙頭版裡去」，即變成了一個象徵符號，而不是一個接地氣和相當沒有安全感的尋求者（他對自己總是有這種感覺）。

另一方面，對一個曾經成功將街頭吵架轉化為有教養辯論的人來說，演講廳的插曲又是適得其所。因著薩依德，巴勒斯坦人有了一個探測大都會狂躁的文雅代言人；因著薩依德，以色列的支持者找到了他們需要的吹牛大王和恐怖分子；因著薩依德，研究東方的學者在後視鏡裡看到了一個武裝很好的敵人。大學裡的非白人移民感謝他為他們的多元文化現身開路，大學裡的左翼分子納悶持他那樣觀點的人怎麼竟能得到有權勢者的獎賞。換言之，我們輕易就可以把薩依德變成為一系列沒有深度或細微差異的標語牌。

不過，他的整體效果卻是讓人難以忽視。作為巴勒斯坦裔美國人、知識分子和活動家，薩依德現在被認為是半世紀以來最有變革性的思想家之一。又是詩人又是理論家，又是誘哄者又是策略家，他在學術刊物、大眾雜誌和大量流通的報紙同樣如魚得水。他的書和文章被翻譯為三十多種語言，現在仍然在全世界各地被人閱讀和景仰。薩依德在多得驚人的領域發揮影響力。他是威瑪一支管弦樂團的經理，是全國性電視台的常客，是開羅報章的在地報導人（native informant），也是一個在國務院爭取巴勒斯坦人權利的談判者。他甚至偶爾在電影裡粉墨登場，扮演自己。他的事業就像一本小說，內容一直延伸至他人生最後十年的致命血液疾病，受到他談論個人衰頹和文明衰頹的作品所襯托。

薩依德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父親是個商人，一家人因著一九四八年的英國託管和隨後的軍事行動而失去家園。他是個優秀但有時分心的學生，從小彈得一手好鋼琴，成長階段主要是在開羅度過，一九五一年抵達美國。後來，他上了普林斯頓大學，又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從一九六三年起成為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教員，在那裡度過了大部分職業生涯。到了一九七五年，他的事業已經開始成為傳奇。隨著他發起了一些改變大學面貌的全新研究領域，基金講座的邀約和榮譽學位向他如雪片湧來。

他的政治活動不限於政治寫作。寫作固然是他的強項，但薩依德也是一個有原創性的戰術家，主張的政治立場常常起初不受歡迎但後來卻被草根運動接受。他會締結出人意表的聯盟、開創新的機構空間、糾纏外交官和請教國會議員，既是美國新聞建制的嚴厲批評者又是媒體的寵兒。在雷根和布希主政的不友好年間，他常常在夜間新聞節目跟智庫的「專家」激辯，讓大學在很多人眼中顯得是一個更加刺激的地方。在把人文學從大學移到政治地圖中心一事上，他比任何人做得更多。

他不只連同杭士基（Noam Chomsky）和其他少數人戳破官方說法，而且這樣做時是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充滿不耐煩，時而憤怒，時而浪漫，讓濃密和困難的部分同時變得有娛樂性。透過幾年前仍然不被容許的立場去到舞台的中央，他為其他人推開了門。就像伊朗學者達巴什（Hamid Dabashi）所說的︰「他是我們和瘋狂敵人理論時的大戰士薩拉丁（Salah al-Din），是讓我們在絕望中保持理智的泉源。」當薩依德初進大學教書那時候，以色列的維護者們可以完全不理會巴勒斯坦人的訴求，但十年後，他創造了一套新的詞彙和一份新的英雄名單。他幾乎隻手讓錫安主義者的立場不再神聖不可侵犯，讓批判這種立場變得體面（在一些圈子裡甚至變得流行）。

雖然在大學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但大學生活的成規並不總是讓薩依德覺得自在。他心儀一種較早期類型的知識分子（一種博覽群書和對自己不懂的事情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太受賽博龐克（cyberpunk）、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或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這些學術時髦所吸引。他更多是個翻譯員（dragoman），專門培養老派、普遍和「美好」的特質。

不管他在作品中談到多少流亡，他都是有根的人。他想像中的根是巴勒斯坦，實際上的根是紐約，總是受到紐約「靜不下來、騷動不安、精力充沛和引人入勝的」的韻律所吸引。他住在紐約的時間最長，期間雖然有很多機會可以離開，卻從未離開。就此而言，棲地（place）和心靈的棲地（place of mind）在他是相左。如果說他跟杭士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為二戰後最知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他卻是四人中唯一以教導文學為生。

薩依德對此樂在其中。他自己認為，文學除了是一種志業，還是他的政治活動之岩床和他的大眾吸引力之所繫。透過引用從樂譜到中世紀阿拉伯文抄本等不尋常的資料來源，以及向英國的媒體分析家和巴基斯坦的社會主義詩人汲取靈感，他把人文學帶到了公共生活的中心，蓄意地用戰爭和反殖民革命的激情去把「偉大作品」重新活躍起來。我自己認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成就遠大於他為巴勒斯坦人做過的任何事。畢竟，二十世紀沒有人能比他更有力地論證，除了對聖典，對世俗文本的意義的爭奪一樣可以左右權利和土地的命運。

那些只透過薩依德的書來認識他的人不會看見他的全部。他們斷然不會看見他的孩子氣，不會看見他對朋友的熱烈忠誠——他的朋友則會反過來原諒他相當多的壞習慣，例如虛榮心重、偶爾的耍脾氣，以及對被愛和被肯定的不斷需要。就連他的仰慕者——例如歷史學家賈德（Tony Judt）——都認為他基本上是個易怒的人。不過這種看法完全沒有顧及他和計程車司機聊天時的溫和有禮，或他在收看勞工階級警察影集《法網遊龍》時的聚精會神。一個在他人生後期登門探望他的朋友指出，要是他的敵人有看到他在給太太端茶時有多麼熱切和優雅，就不會認為他是個好論戰或獨斷的人因而不值一哂。

當我在一九八○年代剛進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所的時候，只模糊意識到薩依德越來越大的名氣。當我到他的辦公室要求選修他開的一門關於二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課時，我並沒有因為厚臉皮而受到責備。他看來樂於碰到一個還沒有學會向他表現恭順的人。後來，當我因為要申請系內研究獎金而遞上一篇研究文化革命的計劃書時，他對我說︰「好孩子，這是雷根的時代。你這樣做不會有搞頭。」我是在紐約市的黑人區和拉丁區做了三年政治組織工作之後才唸研究所，所以，當我發現他老是要我給他講一些「街頭生活」的故事，不禁莞爾和有一點點驚訝。說來奇怪的是，雖然他是來自一個預科學校的世界和對那個世界——按我的品味標準——太過自如，他後來卻成為了我躲避哥大的東岸勢利眼的心理庇護所。幾年後，有一次我在學院大道上從後追趕上他。那時我在學生報剛寫了一篇論雷根的文章，標題是〈一個罪犯的形成〉。他和我目光交會後，給了我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走過我身邊時沒有說話，只比出一根拇指。

《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在一九八三年出版後不久，有一天我們一起走過校園，前往巴特勒圖書館。我對他這本談大學政治的書的修辭成就感到驚嘆，便告訴了他。他的反應是貶低自己的成就，指出我們的首要之務除了是言之有物，還要避免落入把文學批評家視為藝術家的錯置美學渴望。這是當時很多理論家會犯的毛病，他們說的話玄之又玄，就像神諭。「我不是藝術家。」他鄭重地說。他暗示，能夠把話寫出來又能夠讓別人明白，這本身便已經夠藝術了。然而他其實是個藝術家︰他既是音樂表演者，又是小說創作者和文章體裁的匠人。只不過，他在每種情況中都盡力壓抑藝術衝動。

有時，薩依德會脆弱得不得了。有一次，我跟他和小說家扈利（Elias Khoury）一起吃午餐（這兩個阿拉伯基督徒喜歡開玩笑說他們是「榮譽穆斯林」），席間，他皺著眉頭談到，蘇珊．桑塔格最近得到一個以色列文學大獎，之後便取消了一個原定和他合作的法文寫作計劃。（他和葛蒂瑪都曾分別請求她拒絕領獎，但沒有成功。）因為看見他大聲納悶說「該怎麼辦」，我魯莽地建議他公開和蘇珊．桑塔格劃清界線。他靦腆地微笑，看著我的眼睛說︰「你不明白嗎？她看不起我。」

他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混合體。他的一些密友有時會開玩笑說他是「愛德華多」（Eduardo）和「阿布瓦迪」（Abu-Wadie）的合體︰「愛德華多」是一個瀟灑義大利文藝復興知識分子的名字，「阿布瓦迪」是典型巴勒斯坦革命分子的化名。匪夷所思的是，聯邦調查局的檔案真的是稱他為「愛德華多．薩依德」。這看來是因為，在一九七九年的「康特拉戰爭」（contra wars）的前夕，恐怖分子更有可能取一個拉丁名字。這種指控將會在持續的監視下消散。事實上，那些檔案透露出聯邦調查局真有爬梳他的著作和他為《紐約時報》寫的文章，它的線人為他們在華盛頓辦公室的上司寫了忠實的撮要。最終，他們的報告讓人覺得他們認為薩依德的作品相當有意思（「一位技巧高明的作家」，其著作「被翻譯為八種語言」），所以只被當成異議學者的作品對待。

雖然容易對批評生氣和總是迅速還擊，薩依德也能夠接納玩笑。一九九九年四月（離他死前只有一個月），他的好朋友巴基斯坦活動家暨學者艾克巴爾．艾哈邁德（Eqbal Ahmad）寫信給他，調侃環繞著他的浪漫光暈。艾哈邁德首先感謝薩依德為巴基斯坦《破曉報》（Dawn）所寫的一篇有關科索沃戰爭的文章，然後用一個只有好朋友能用的方式來逗他，在結尾處用乞憐者的語氣寫道︰「巴勒斯坦之子，耶路撒冷上空的月亮，閃族之光，世界的避難所，大地之王的陰影……一粒微塵在您穿著高價皮鞋的腳下俯伏，歡迎你回到炸彈與飛彈齊飛之地，回到冷奶與罐頭蜜之地。」薩依德讀信後大樂，「從烈士的神壇上走下來，捧腹大笑。」——這形容是出自他另一個好朋友、新聞工作者暨政治評論家科克本（Alexander Cockburn）。

艾哈邁德的搞笑讓人回想起人們多年來對薩依德的膜拜方式，所以他加諸薩依德的過火頭銜只是後者人生現實的一個反映。有一次，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的左右手和日後的知名新聞工作者海卡爾（Mohamed Hassanein Heikal）望向薩依德今已變得著名的照片，驚嘆說︰「他的臉充滿高貴的受苦表情，和在表現基督受難的偉大油畫上所看見的相似。」一樣誇張的是，當德隆望尊的蘇丹小說家薩利赫（Tayeb Salih）聽到一個朋友說薩依德是一部偉大和漂亮的小說時，竟點頭稱是，還補充說「這小說將會隨著時間而成長，變得更加漂亮。」

但一輪光暈能持續多久？以一個用鋼筆寫作的人來說，薩依德在數位時代受到的對待好得出奇。網路上有大量網站、部落格和短片記錄這位紐約純文學的現代使者的生平，而儘管有著種種不利的資歷，他也依然有辦法在死後對年輕人說話。他的過分講究穿著也並不構成障礙。對。他是講究穿著，常常身穿 Burberry 西裝和手戴勞力士金錶（他的西裝從不是米蘭的最新款式而總是英國紳士的派頭，更多是在薩佛街〔Savile Row〕訂造而不是在「巴尼斯」〔Barneys〕購買）。每位朋友都至少有一件關於他癡迷於衣物的軼事，例如他們其中一個就說︰「你能想像有人會像他那樣老是往裁縫店跑的嗎？」他在倫敦常常會拉朋友一起到傑明街（Jermyn Street）買皮鞋，半開玩笑說「除此以外我不能被看見和你在一起。」有些人覺得他的左派立場和他的光鮮穿著是一種矛盾。但他們沒有抓到重點，因為他一身花呢絨的形象並沒有妨礙他照片常被人從網路下載、列印在「大起義」（intifada）參與者的T恤上，又或是被印在從倫敦到拉各斯的抗議海報上。

就連他的對手——例如穆拉夫奇克（Joshua Muravchik）——都不能不承認薩依德在思想界是一股長青力量，經得起世代交替。在《把大衛變成哥利亞︰世人怎麼會轉而指責以色列》（Making David into Goliath: How the World Turned Against Israel）中，穆拉夫奇克指出迄今有超過四十本書是談薩依德，而全世界都有大學開設完全是談他的作品的課程。不過，它們無一同時全面描繪出他的阿拉伯人自我和美國人自我，無一曾經說明他對巴勒斯坦、音樂、公共知識分子、文學和媒體等主題的書寫是怎樣交織在一起。我把這一點視為寫作一部思想傳記的特別重大挑戰。他的所有領域都是重要的（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尤其重要），儘管他的很多讀者只知道他的其中一些領域，忽略了另外一些。

在一個不同的規模上，薩依德不只讓人文學有了更大的能見度，也讓它更加令美國、歐洲和中東的輿論引領者不得安寧。他不只揭發了歐洲帝國和美國帝國令人髮指之處（有些人認為這是他的唯一關心）。他還恢復了一種較舊的閱讀倫理，根據這種倫理，閱讀應該要忠於書本在自己時地所說過的話。這也是薩依德一輩子的信念︰發生在過去的事並不總是只能含糊不清，而是可以透過詮釋而被重新發現。沿著這種思路，他在思想和行為上創造了一個有別於媒體權威和國務院知識分子的有吸引力替代選項（他喜歡說國務院的知識分子是「強者的捍衛者」）。

雖然是個暢銷作者（他說過他寫書和演講所賺的錢多於他的全部薪水），薩依德常常用三種語言探討語言學、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專門問題。我們都知道「學院人」（academic）一詞現在有多讓人鄙夷，但身為電視名人和暢銷書作者的薩依德卻以學院人的身分自豪，力主大學是個可以讓人遠離紛擾政治的清淨地和自由思想的訓練場。如果「學者的」（sholarly）一詞對那些把矽谷輟學生寫成天才的記者來說是不相干或不可理解，這種態度和薩依德設法去創造的那個世界相去甚遠。對他來說，語言、文化和影像的理論不只充滿意義，還充滿美感，而他也持續不懈地顯示它們有著很深的物質效果。

更因為他的個性的力量，薩依德讓文學批評和社會批評成為了下一代每個有進取精神的學生所想要從事的工作和擁有的本領。我們也許甚至可以把今日這個「後批評」（post-critical）時代視為是建制對薩依德和他有效地帶來的那個世界的報復。但這種報復是否有可能完全成功讓人懷疑。因為，在三個前景不看好的十年，薩依德曾經排除萬難，讓批判精神保持活力，給予它最溫暖、最仁慈、最憤怒和最忠實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