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八六○年，大清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富庶的江南地區被太平天國占領十年，帝國的心臟地帶因為第二次英法聯軍而勢若危卵；咸豐皇帝逃離紫禁城北狩熱河，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燬，留下他最猜忌的皇弟奕訢在紫禁城內與英法聯軍周旋。此外，捻匪騷擾華北，回變起於西南與西北。前述的大規模事變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導致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會趁洪楊作亂，法國、英國、美國將江海關監督的行政職責轉移給外國領，成功地保護中外貿易的順利進行和列強對華的貿易利益。在英、法、美的稅務監督的監管之下，總稅務司署就此建立。這本被視為是一條針對地方叛亂、保護中外貿易的權宜之計，但它持續了九十六年，並成為中國政府中最有效率的機構。
令人驚訝的是，清政府居然解決了狼煙四起的危機，並且又存續了半個多世紀。中央政府的滿洲親貴與地方的漢人督撫為拯救瀕臨崩潰的大清帝國，展開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直接與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以及外籍關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八六三年起，赫德署理總稅務司，為第二任外籍總稅務司，他在任直至一九一一年。 當一九○八年這位已屆七十三歲的老者申請長假回英國時，清政府依然准他保有職位與薪水，直至一九一一年過世為止。赫德忠誠的服務使他成為在華最有權力的外國人，更準確地說，他是清末榮寵不衰，最有權力的官員之一。
雖然用赫德的話說，總稅務司署被設計作為估稅機構，但總稅務司署擔負的職責卻遠遠超出海關事務，例如：郵政局便是伴隨全國各地鄉鎮的活動而建立；船鈔項的創設，保護分布於沿海、沿江的航運、燈塔、無線信號站、浮標、信號浮標；造冊處的設置，則是為了編輯、出版中國的貿易數據報表和文字報告，直至今日，這些統計資料仍是研究近代中國經濟史最精確且可靠的史料。總稅務司署還負責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同文館的西式和翻譯教育、協助建立中國的外交與領事服務；監督旅客和貨物的檢疫與港口衛生、參加萬國博覽會、組織中國的手工藝術品的展示；以及保護海關徵稅收入以支付中國的內、外債和賠款。
一八五四至一九五○年期間，共有超過一萬一千名的外籍關員服務於總稅務司署，並且履行前述職責。此外，尚有一萬一千名的華籍關員受雇從事文書與勞務等職務。外籍關員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擁有最高的行政管理權，並在關鍵時刻協助清政府制訂國家政策方向。雖然總稅務司署提高中國政府的效率，但外籍關員卻不免也防礙中國的自主性。對於總稅務司署的負面情緒正源自這種外籍身分，而這通常被貼上「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標籤。由於總稅務司署的起源、發展歷程和業務較為複雜，不同時代和地區的歷史學家對總稅務司署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的角色有極為廣泛甚至對立的理解。他們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研究總稅務司署，進而研究中國海關，而且隨著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更富爭議的研究成果。
本書章節
為了說明間接代理制適用於中國海關史，以及晚清以降歷屆中央政府反覆使用三個解決之道，以平衡介於中央政府、總稅務司署及華籍關員之間的問題，本書採用時序性的敘述筆法。
本書第一篇（第一、二、三章）敘述總稅務司的權力因何擴大，以及一八九五─一九二七年間日漸衰弱的中國政府是因何更加依賴中國海關？第一章回答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何是赫德做到此事，以及他又是如何能夠得到清政府的高度信任？接著轉向探討清政府規範總稅務司署的第二個方法，即稅務處的建立。第二章分析為何安格聯與赫德的權力本質的差異，以及安格聯是如何與北洋軍閥、廣東軍政府互動？因為安格聯與武漢國民政府過從甚密，所以迫使北洋政府尋求第一個解決之道，即替換安格聯。第三章解釋了為何十九世紀之時，華籍關員的地位遠遠低於外籍關員，並且描述了清政府尋求第三個解決之道，即設立稅務學堂以訓練華籍關員，將來替代外籍關員的過程。
本書第二篇（第四、五、六章）描述國民政府與總稅務司署的關係，儘管彼此間存在的小衝突仍然隨處可見，但是大致上互惠互利的合作。第四章揭示北伐期間，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如何支持各自屬意的候選人擔任總稅務司職位，以及國民政府的候選人梅樂和是如何利用政治手段變成總稅務司。第五章描述總稅務司署如何在南京政府之下，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力、解決地方軍閥問題、提升華籍關員地位。第六章分析國民政府強化稅務專門學校的地位與功能，以及這些政治手段如何破壞稅專的教育品質。
本書第三篇（第七、八、九章）分析三位英、日、美籍總稅務司的撤退，以及關員如何嘗試在十二年戰爭期間維持中國海關的延續。第七章專注於抗戰時期的上海和重慶總稅務司署，首先討論了英籍總稅務司梅樂和如何藉由交涉、妥協以維持中國海關的完整，其次轉而討論日籍總稅務司岸本廣吉如何藉由與汪偽政府和日軍的合作政策以保護華籍關員，最後分析重慶總稅務司署的重建、生存和準備勝利復員的過程。第八章討論國共內戰爆發後，李度在上海總稅務司署的重建與接收全國海關站的過程，以及在國共內戰末期，李度如何準備總稅務司署的撤退，討論了國民政府的無能與腐敗與華、洋籍關員在海關內的鬥爭；最後描述李度如何從上海、廣州、九龍把總稅務司署體制重建在臺北。第九章討論了戰爭時期與戰後的稅專的轉變過程，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間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國民政府對其尷尬處境的漠視和錯誤政策如何導致一九四九年的大潰敗。
本書第四篇（第十、十一、十二章）展示了分處於中國大陸與臺灣的中國海關的結局。第十章解釋滯留中國大陸的華籍關員與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衝突，以及共產黨幹部如何將稅收單位的職責泛政治化後，將之變成貿易監督單位，最後再將之虛集化。第十一章描述李度如何帶領關員與總稅務司署從中國大陸撤退至臺灣，以及臺灣政府是如何通過掌握外籍關員撤退與華籍關員內部出現問題的這個時機，來降低總稅務司署的機構權力。第十二章追蹤稅專在一九四九年停辦之後，在大陸轉變成上海海關學校、在臺灣改組成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的過程，並分析源自於稅專的歷史淵源，以及在兩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色，以及共同繼承的歷史淵源。
稅務處與稅務學堂於二十世紀初建立後，中國政府一直嘗試藉由這兩招來規範中國海關，因此稅務處和關務署與稅務學堂和稅專被賦予了過多的權力。這導致最終的諷刺性結局，本書的結論即討論此事。稅務處的後續機構關務署和關政司與臺灣關稅總局合併成關務署，而留在中國大陸的華籍關員則被由稅專訓練的共產黨幹部取代。因為稅務處已經成功地實現中國政府交付與他們的職責，所以不再需要稅務處與稅專畢業生，而在他們成為另一個問題之前，必須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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