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饑荒，雖然是伴隨大躍進而生，宛若橫空出世，平地風雲，但就災荒史的意義而言，斷不能無視其歷史之脈絡，忽視其歷史之縱深。
中國自古歷代災荒頻仍，史不絕書，近現代以來尤甚。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於饑饉的文化反應》（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ese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和何炳棣（Ho Ping-ti）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不約而同地討論：清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五年（1879）肆虐中國北方山西、河南、山東、直隸、陜西五省的「丁戊奇荒」，導致受影響地區1億零800萬人口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因飢餓、疾病或暴力而喪生。原本繁榮的山西省，在饑荒前的1,500萬到1,700萬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不是死於飢餓與疾病，就是逃亡；直到1950年代才恢復到清光緒三年（1877）前的人口。由此可見區域災荒的歷史縱深意義。
歸屬區域荒政史範疇的廣西大饑荒研究，亦應對廣西區域災荒歷史加以適當的縱深探究。
近代以來，廣西也有不少災害發生，而且往往是多種自然災害交叉降臨。如「有明一代，由於氣候的振動，加之其它因素的影響，華南地區的自然災害尤為嚴重」，廣西不少地區也頻頻遭受旱災、澇災、風災、冷凍、地震、饑荒、瘟疫和生物災害，導致大規模的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明景泰七年（1456），桂林的瘟疫就造成2萬多人死亡；萬曆十四年（1586），廣西梧州大水，郁林（玉林）、博白等縣許多地方「廬舍、田禾盡被淹沒」。
又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龍州大水，損失甚重；全州、靈山均逢秋旱，「蝗害稼，秋，饑饉，民鮮食」，「秋旱，禾苗盡枯」；平南則為「饑，道路餓殍相藉」；三江慘遭「大瘟疫，死人甚多」。災害之後，產生大量飢民、流民，造成民不聊生。在一定程度上說，水旱災荒也正是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的一個直接原因。
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由於長年戰亂、災荒、人口膨脹等原因，大量流民湧入廣西，聚居於桂東南的貴縣、桂平、平南三縣。隨後，桂東南三縣成為17至20世紀初災荒發生的高頻區，以致呈現「饑荒嚴重，出現人相食慘象」，「糧貴餓死人，道殍相望」，「飢者割臨死者腿肉而食，慘聲不忍聞」，「蕨根、白撫採食殆盡，餓死、病死數千人，迫於飢餓不能存活而賣妻及子女者不可勝數」之類的悲慘景象。
抗戰期間的1942年，廣西先是水災，受災16個縣，災民達百萬人；接著是旱災，12月21日，省府向中央呈報災情稱：全省旱荒49縣，「災情慘重，百年僅有」；博白縣亦是「先水災，後旱災，晚造作物損失過半；次年春，全縣飢民達 25 萬多人」。抗戰浩劫後，社會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急需休養生息的廣西卻又連年發生水、旱、風、蟲、疫災，「出現空前未有的特大饑荒」，「無室不破，有室皆空，荒涼遍地，雞犬絕跡，不見粒米，食物毫無」；「災情之重，災區之廣，震驚全國」。據廣西省政府社會處及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廣西分署的報告：1946年廣西受災面積遍及全省三分之二的縣分，災民共340萬人，佔全省1,400萬人的24.3%。其中興安、全縣、靈川的災情極為嚴重，全縣光復後有29萬餘人，災民達8.46 萬餘人，因飢餓死亡的有8,600 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10.17%；靈川縣人口11.63萬餘人，災民8.50 萬人，因飢餓死亡2,300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2.70%；興安縣沿公路一帶的鄉村平均每村死亡人數佔三分之一，以飢餓死亡者佔多數。省會桂林市也是饑荒嚴重，「餓殍載道，街頭及近郊有死骸無主收埋」。
近來舊書再版的吳景超（1901〜1968）著《吳景超日記：劫後災黎》，紀錄作者1946年巡查抗戰浩劫後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五省的災情。所記廣西災情為：「敵人搜刮糧食，屠宰耕牛，破壞塘堰，無一不作」；隨之而來的，「乃是一連串的水災、蟲災和旱災」；而且疫癘（霍亂與天花）流行，糧荒蔓延，百姓只能以野生植物充飢。1945年6月河池縣九墟鄉公所呈文所記可見一斑：
穀米已被敵寇搬食糟蹋殆盡，牛隻被擄，田地丟荒，無物變賣，以購耕牛。加以無米為炊，筋骨無力，難以勞作。告貸無門，採野菜以充飢，大人猶可，小兒難支，號寒啼飢，為父母者，仰天長歎，坐以待斃而已。
吳景超所記災情，距本書所記史事，不過十來年。儘管吳景超所謂「劫後」，與 1958年起遭遇的浩劫，起因不同，但實在很難想像前者對於後者沒有影響：前者留下來的，不是一般農村的常態，而是浩劫餘生的飢民，是「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的流離人口，是缺耕牛、少肥料、水利灌溉設施破壞殆盡、村鎮片瓦無存的廢墟。
事實上，劫後災害延續多年，直至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西仍然是水、旱、風、蟲等災迭次紛至，可謂無年不災。僅1950年春嚴重的水旱災害，及天花、牛瘟、霜凍等災，就致使廣西全省103個縣市中的90個縣市，5,206個鄉村的340餘萬畝田地遭受嚴重不同的損害，其中收成僅三成以下就達160餘萬畝，共損失主要糧食1億4,300餘萬斤，房屋3萬餘間，耕牛2萬餘頭，以及不可計數的財產。約230餘萬人成為災民，重災民約達110萬人。中共新政權在徵糧等工作中的偏差作為，激化了與民眾的關係，加上敵對勢力的策動，以「反徵糧」、「反北方佬」、「搶糧」為號召的武裝暴動在廣西各地此起彼落。自二月底桂東北的恭城暴動始，至七、八月間達到最高峰，其中較嚴重者如桂東南的玉林專區，僅玉林、陸川、博白三縣，便有中共幹部及農民積極分子500餘人被殺害，搶去公糧300餘萬斤。天災人禍，交混為虐。
就在這麼一片「劫後」廢墟上，短短幾年後，中共當局卻要掀起改天換地的大躍進，發射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不啻癡人說夢，只能使廣西人民再次淪為「災黎」。
只不過，前述廣西荒政史上的災荒浩劫多為兵荒馬亂年代的「寇災與天災的混合產物」，天災因素更顯著，大多為「災之與荒，本相聯而不可分，有災則必有荒，荒由災致⋯⋯此兩者遂構成循環不已之因果關係」。
本書所著眼的大饑荒則基本上是發生在承平時期的人禍，尤其是呈現出大躍進與大饑荒接踵而至且幾乎重疊發生的詭異現象；集中體現為「饑」由「荒」致的單向因果關係─極度的糧荒釀成致命的饑饉，社會生產與人民性命受到空前的摧殘。
儘管如此，在廣西大饑荒的歷史現象探究中，仍可以從饑饉死亡的慘景、災民搶糧的風氣、凋零衰敗的鄉村、以及國際救援的對比等，一窺廣西荒政史上歷史脈絡的承續，乃至於歷史縱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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