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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節 社會心理學簡史
作為社會心理學兩門母體學科之一的心理學被公認是西元1879年成立的，其代表是德國的心理學家馮特這一年在萊比錫大學成立了第一個心理學的實驗室。另一門社會心理學的母體學科社會學則公認是西元1838年成立的，其代表則是法國的哲學家孔德（Comte）在這一年出版的著作《實證哲學教程》中的第四卷正式提出了「社會學」這一名稱，並建立起社會學的框架和構想。那麼，人們自然要問，作為它們產物的社會心理學是哪一年成立的呢？其代表性的事件又是什麼？
這個問題不那麼容易回答，社會心理學有其複雜和特殊的地方。首先，有兩種社會心理學：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儘管有人試圖把這兩種社會心理學整合成單一的社會心理學，但並沒有成功。因此，我們這裡所說的社會心理學歷史，主要指的是偏向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歷史。其次，世界有兩種主要的文化取向，即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儘管有大約70％的人口是生活在集體主義文化取向的社會裡，但是社會心理學卻主要是在個人主義文化取向的社會裡發展起來的。因此，社會心理學具有顯著的個人主義文化取向的特點，社會心理學的歷史也不例外。故本書所說的社會心理學，實際上指的是個人主義文化取向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
如果要說社會心理學成立的具體年分，也有三個不同的年分被不同的社會心理學家提出來，認為是社會心理學的成立之年。第一個年分是西元1897年，這一年的代表性事件是美國的特里普萊特（Norman Triplett）做了世界上第一個有記載的社會心理學實驗，這和確定心理學成立之年的理由一樣。第二個年分是1908年，這一年的代表性事件是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W. McDougall）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 Ross）同時出版了專著，分別為《社會心理學導論》和《社會心理學：大綱與資料集》，這和確定社會學成立之年的理由相似，而且巧合的是，這兩本專著中一本是心理學家寫的，一本是社會學家寫的，正好暗合了社會心理學的來源，這一年被最多的學者認同為社會心理學的成立之年。還有第三個年分，1924年，這一年的代表性事件是奧爾波特（F. Allport）於1916至1919年間進行了一系列關於「社會促進」的實驗，並在總結了自己的研究結果之後，於1924年發表了《社會心理學》一書，該書「使這些實驗方法及其成果第一次可以普遍的為人利用……並迅速統治了美國社會心理學」（Murphy，1972年），被人們公認是實驗社會心理學誕生的象徵。確定這一年的理由與心理學和社會學都有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奧爾波特在此書中規定了社會心理學研究要遵循的典範，即實證主義和個體主義，廣泛深入的影響了自此之後的社會心理學。
可見，上述三個年分對於社會心理學而言都十分重要，也有充分的理由來把其中任何一個年分當作是社會心理學的成立之年。因為這並沒有定論，所以我們認為，在談及社會心理學的歷史時，最好避免說社會心理學具體是哪一年成立的。因此，在論及社會心理學的歷史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霍蘭德自1970年代起就在其多次再版的《社會心理學原理和方法》一書中智慧的提出了一個觀點，他把社會心理學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代的階段，他稱之為是社會哲學階段，此階段社會心理學的特點是著重推想；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的近代，他稱之為社會經驗主義階段，此階段社會心理學的特點是著重描述；第三個階段就是現代，他稱之為是社會分析階段，霍蘭德說，所謂「分析」，它有幾種意義，這裡指的是運用得自系統研究的資料而進行的關於因果關係的研究。這種研究途徑的主要特徵是，不只是做簡單的描述，而且要確定各種變量之間的關係。這種做法可能既包括實驗，也包括調查。因此，此階段社會心理學的特點是著重因果關係。霍蘭德的這個觀點一經推出，就受到了眾多社會心理學家的推崇，在提及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史時紛紛採用這個觀點。但是，霍蘭德的學說畢竟是1970年代提出來的，許多基於此學說的教科書對較早和歐洲的社會心理學歷史著墨較多，對於之後異彩紛呈的社會心理學發展狀況則沒能論及，我們考慮到現今美國社會心理學在全世界霸主的地位以及現代社會心理學的快速發展，加上篇幅有限，我們會把前面社會心理學的歷史劃分粗略一些，而把現代的、美國的社會心理學發展歷史當作重點劃分細膩一點，不求面面俱到。讀者想要比較全面學習社會心理學歷史，還請參考其他資料。
一、前社會心理學時期
艾賓浩斯（Ebbinghaus）在談到心理學的歷史時說過一句名言：「心理學有一個長久的過去，卻只有一段短暫的歷史。」社會心理學也是如此。社會心理學長久的過去，具體而言就是這裡所說的前社會心理學時期，也是霍蘭德所說的哲學思辨階段。這一階段時間大約是從西元前的古希臘起，止於19世紀中葉。霍蘭德之所以把這一階段稱之為「哲學思辨階段」，「哲學」的意思是指從內容上看，社會心理學的主要思想其實是被包裹在一些哲學思想裡面的。換句話說，這一階段並沒有真正的社會心理學家，只有哲學家，此階段的社會心理學只是哲學家們研究哲學問題時出現的副產品。因此，這一階段也是社會心理學孕育的階段。而「思辨」指的是研究方法，是說這一階段的社會心理學內容主要是這些哲學家們推想出來的，可見其主觀性是很強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這些思想的價值。
這一階段有眾多的哲學家論及社會心理學，在很多不同的社會都湧現出了社會心理學的思想。例如，已知的最早的法典，古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包含了282條法則，規定了社會群體中相互依存的準則、責任和權利要如何與社會地位相適配，分配和程序正義的規則以及判罪的規則等。「以牙還牙」的原則（即今天的互惠規範）首次出現在這裡。印度的「聖經」之一《薄伽梵歌》，提供了眾多的有寓意學說，用以描述說明動機和行為之間的關聯、自我、社會以及神靈的影響。在西元6世紀，努西亞的本篤（Benedict of Nursia），西方基督教修道的創立者，編輯了73條規則來描述一個修道院應該如何運行以及僧侶該如何過精神生活。這些規則包括許多社會心理學的思想，例如，規範個人的責任和僧人活動的相互依存。在猶太基督教的聖經中可以發現無數的社會心理原則，內容包括自由意志、親社會與反社會行為、以自我為中心或以其他為中心的動機、與他人關係中的自我、因果歸因、人的需求和動機的本質（及如何在社會生活中處理這些需求和動機）、寬恕和內疚、自我調節、社會認知、公正的動機等。一些社會心理的效應甚至依據聖經的章節內容來命名（例如，慈善的撒馬利亞人實驗）。但是限於篇幅，在此只重點介紹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社會心理學思想。
（一）柏拉圖的社會心理學思想
柏拉圖（Plato，西元前427～前347年），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古典希臘哲學家，受教於蘇格拉底（Socrates），並教導了亞里斯多德。他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國》（The Republic）描繪了他幻想的「完美」國家。
正義是柏拉圖理想國的主題。柏拉圖首先論述了國家的正義。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認為正義是理想城邦的原則。這條正義原則是「每個人必須在國家裡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或「每個人都作為一個人，做他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干涉別人分內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職等。
柏拉圖指出，這個「正義」國家應該具有智慧、意志和節制三個條件，而表現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不同的人。理想國的公民被分為三類：賦有最高理性的人是神用金子作成的，他們的本性決定了其在國家中處於統治地位，他們是理想國的立法者和監護者，這些人是哲學家、統治者，屬於第一等人物。賦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戰的人是神用銀子作成的，他們是國家的守衛，這些人是軍人、武士，屬於第二等人物。只有情慾本性的人是神用銅和鐵作成的，他們安分守己，節制情慾，忍受勞苦，他們處於最下層，為統治者及其輔助者服務，這些人是農業勞動者和手工勞動者，為第三等人物。一個國家有這三種人，而這三種人被安排在力所能及的職位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從而使社會井然有序。一個國家做到了這一點，就算是具備了「正義」的美德。
柏拉圖繼而從城邦的正義類比的推出個人的正義，認為那是「大」與「小」，或「外」與「內」的關係──個人是縮小的城邦，城邦是擴大的個人。既然個人與城邦只是擴大與縮小的關係，那麼，城邦的制度也必然與個人的靈魂存在著同構關係。因此，柏拉圖認為，人的生物本性有三重──頭、心和胃，與之相應的三種心理成分是理智、意志和欲望。如果這三種心理成分都能得到恰當的發展，達到傑出的境界，那麼，隨之又會出現三種相應的美德：理智具有智慧，意志發展為勇敢，欲望應受節制。在三者中理智最高，意志其次，欲望最低。他認為個人的正義也就是「正義的人不許可自己靈魂裡的各個部分互相干涉，產生別的部分的作用。他應當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達到自己主宰自己，內在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同時，「在賺錢、照料身體方面」或「在某種政治事務或私人事務方面」，保持和符合協調的和諧狀態的行為，就是正義的好的行為。否則，是不正義的行為。而且柏拉圖認為，正義的人又聰明又好，不正義的人又笨又壞。正義是心靈的德性，不正義是心靈的邪惡。正義的人生活得好，不正義的人生活得壞。正義的人是快樂的，不正義的人是痛苦的。
在柏拉圖看來，政治社會──政體形式或政府結構──是由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個體的心理特徵決定的。一種心理類型產生一種相應的政治結構。「國家和人一樣，產生於人的性格。那麼，如果有五種政治制度，就應有五種個人心靈。」因此，當人潛在的動物本性占支配地位時，社會的政體形態便呈現僭主政體的特徵；當財富欲與控制力共同滋長時，社會就實行寡頭統治；當個體企望「隨心所欲的活著」時，民主政體便蔚然成風；當對於真理的熱愛成為首要的促動因素時，貴族政體便會盛行起來；而當理性失去支配的優勢，聽命於精神（榮譽）的擺布時，榮譽政體又會應運而生。理想國（貴族政體）會因腐化的激增而衰退。由此，貴族政體淪為榮譽政體，榮譽政體淪為寡頭政體，寡頭政體淪為民主政體，民主政體淪為僭主政體。而僭主政體則是一種典型的以動物欲望作為主導動力的政體。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人的各種可能的邪惡行徑都被揭露了出來。
因此，為了達到他理想的境地，柏拉圖非常重視教育問題，他為理想國設定的很多規矩、禮儀、道德，都沒制定成法律，而是寄希望於透過從小時候開始的教育來引導人的行為和方向。正如書中所說：「一個人從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裡引導，能決定他後來往哪裡走。」柏拉圖認為，理想國的教育應從兒童開始，包括質樸的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樸質的音樂文藝教育能產生心靈方面的節制，樸質的體育鍛鍊產生身體的健康。」他希望監督詩人，強迫他們在詩篇裡培植良好的形象，同時監督其他的藝術家，禁止他們描繪邪惡、卑鄙的精神。他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城邦的護衛者遠離罪惡的形象，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受到薰陶，從童年時，就和優美、理智融合為一。如此的話，從一個人的童年就開始施加影響，將服從統治的信念根植於他的心中，必然是最徹底、最有效、最穩定的統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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