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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和音樂啓蒙
我出生在越南。在二十世紀初，很多中國人遷徙至越南、緬甸、泰國等地，我的父母親也是其中之一。
父親梁錦昭（1915-1973）是廣東新會縣人，自小父母雙亡，寄居在香港的姑媽家。姑媽繼承丈夫的遺產生活，經濟條件頗佳，住在香港半山區的豪宅，為父親供書教學，視如己出。她自己唯一的親生子，卻是一個不能自理、口齒不清，一輩子需要別人照顧的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之下，養成了父親沉默寡言、奮發向上、刻苦耐勞及獨立自主的個性。中學畢業後，他隻身前往越南打拼，由於工作勤奮，又懂英語和在當地學了法語，所以在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越南頗受歡迎。他初時在一出入口公司工作，後來自己組織公司做老闆，生意越做越大，為當地華人社會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母親江佩文（1916-2006）是廣東寶安縣人，隨父母移居越南。那時代，社會仍然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響，女性一般沒有機會讀書寫字，但由於外祖父是一位開明的知識分子，他偏偏堅持要讓我母親像男孩子一樣去私塾念書。除了上學，她做了很多當時一般女孩子不會做的事，例如騎馬、吸煙、讀報紙，也是一位武俠小說迷，以至把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小說中的英雄俠士。她個性堅強，但也有非常女性化的一面，例如因為濃厚的興趣自學了各類型的織、繡花、裁縫等手藝。由於長時間專注於手工藝創作，從青年時代開始，已經是一位很出色的編織老師。
1940年，父母親在越南結婚。他們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外表相當匹配，經雙方長輩同意順利結婚。我於1954年在西貢，即現在的胡志明市出生，在家中排行第五。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六人，大姐、三個哥哥和一個弟弟。此外，還僱用了一位廚師歡姐、二位褓姆。一個大家庭共十一人過著安穩的日子。父母親雖然在心裡疼我們，但從不嬌縱我們。這點可以從以後發生的事例去証明。
由於當時醫療技術有限，婦女婚後一般都生養多個孩子，除了嚴重影響女性的健康和生命，嬰兒的存活率也低。在我四哥出世之後，即我出世之前的幾年裡，母親生了三個男嬰，可能是照顧不好或身體太弱了，他們都不幸在出世後不久夭折了。到我出生時身體也是非常孱弱瘦小，我們家女孩子本來已較稀少，再加上前車可鑒，所以父母都很緊張我能否存活。經過多番認真考慮，終於請了一位來自廣東花縣的褓姆「好姐」，原名徐轉好（1910-1978）來照顧我。後來我弟弟出世，她也照顧六弟。母親是一位重情義的人，除了好姐正常的工資，在我和弟弟各滿一週歲的時候，為了答謝她照顧我們的功勞，共贈送了兩枚厚重的純金戒指給好姐。
那個年代，很多沒有結婚或單身的中國農村婦女，沒有機會讀書識字，為謀生計，選擇離鄉別井，跟隨中介來到完全陌生的國家做家傭。她們大部分是勤勞而樸實的女性，如果幸運的遇上一戶好人家，就會很願意被接納成為家庭成員一樣過日子了。好姐的丈夫在家鄉英年早逝，沒有留下兒女，自然地把所有的愛都傾注在我身上。她這輩子只打過兩份工，來我家之前還在越南替另一個家庭工作了二十年。除了日夜照顧我的起居飲食，對我更是觀察入微。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抱著我經過一間學校的操場時，發覺我目不轉睛地欣賞小學生的歌舞表演。自此之後，每天下午都帶我去觀賞老師帶領小朋友載歌載舞。
越南受到多種民族文化影響，音樂種類繁多，是一個富有音樂感的民族。看了小朋友的表演，回家後我陶醉地模仿聽過的優美旋律和舞蹈。當時圍觀的親友們，都被我有趣的舉動逗得很開心，特別是我年邁的外婆，覺得這小娃娃可愛極了。他們的反應，間接鼓勵了我繼續去自編自演。我覺得這應該是我最初，也是無意之中所接受的音樂啓蒙吧。這情況一直維持至我們搬來澳門之前。
音樂是維也納的靈魂
維也納被譽為「世界音樂之都」，應該追溯到十八世紀，當時的女王瑪利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 1717-1780），於1740年至去世期間統治了奧地利，通過女兒的姻親關係，使其勢力範圍覆蓋了多個鄰國，同時也受德、法、義等有優秀音樂傳統的國家影響，音樂活動頻繁地相互交流。女王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進行改革，而且熱情贊助各種藝術活動，經常舉辦音樂會及歌劇表演。一些音樂家為了自己的事業有更大的發展，選擇定居於維也納，於是在這一時期誕生了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和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等三大音樂家，使維也納成為歐洲古典音樂的中心。
維也納本身是一個得天獨厚的美麗城市，位於多瑙河畔，四周圍繞著維也納森林，加上濃厚的音樂氣氛，自然成為撫育音樂家的搖籃，在以後數世紀裡，不斷栽培了一代又一代的大音樂家，成為維也納人的驕傲。為記念這些歷史性的音樂家，在維也納市區內外建立了多位音樂家紀念碑、音樂家故居博物館和藝術博物館，它們被細心保存完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參觀景仰。城市許多街道、劇院等都是用音樂大師的名字命名的。受到傳統音樂教育的影響，這裡的市民自小接受免費的音樂教育，對音樂有良好的修養和認識，去金碧輝煌的大演奏廳和歌劇院欣賞音樂亦成為他們慣常的社會活動。時至今日，維也納音樂氣氛仍然非常濃厚，堪稱為世界音樂殿堂。
我在維也納讀音樂期間，有幸聆聽到很多有權威的、歷史性音樂家的演奏，能夠聆聽這些音樂巨匠的現場演奏，當然是一種福份。他們善於把心靈融合於藝術的演繹，當然不用多說。難得的是，我在現場能夠直接收到演奏者要傳達的訊息，欣賞到他們的個性、風範和氣場，帶給我終生難忘的回憶。包括偉大的指揮家卡爾．貝姆（Karl Bohm, 1894-1981），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 1908-1989）。鋼琴家霍羅威茨（Vladimir Horowitz, 1903-1989），阿勞（Claudio Arrau, 1903-1991）， 米凱蘭傑利（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 1902-1995），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 1941-），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 1942-）等。值得一提的是維也納的觀眾，對音樂的欣賞水平很高，常常聽完整場節目還不斷拍掌、送花、站立喝采，要求「安哥」等。演出時亦保持肅靜，連咳嗽也忍住至一個樂章彈完，對大音樂家的崇拜和尊重可見一斑。因為聽眾都是懂得欣賞音樂的超級樂迷，在他們熱烈反應烘托下，音樂會顯得更加不同凡響，而音樂家的心靈亦因此得到充分的鼓舞和滿足。
在維也納，音樂會聽眾是無處不在的，我讀到第五年時，曾經和一位匈牙利籍的大提琴同學演奏貝多芬奏鳴曲，那是她的大提琴老師主辦的學生音樂會。學校的小演奏廳可以坐二、三百人，是免費公開給市民欣賞的。我們演出順利，完場後接受教授的祝賀和點評，忽然有兩位打扮優雅的陌生女士來向我們握手道賀，表示很喜歡欣賞我們的演奏，鼓勵我們繼續努力，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想不到她們退休後還有興趣聽學生演奏，而且那麼真誠地支持年青人。我們初次合作獲得如此迴響，開心之餘，頻頻向兩位女士道謝，此情此景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浪漫的萊茵河畔
1981年秋天，為了開拓視野和繼續追求熱愛的鋼琴藝術，我提著一個簡單的行李箱和一大袋琴書，由維也納坐火車前往德國的弗萊堡（Freiburg im Breisgau）。這個美麗的小城位於黑森林西部，萊茵河平原地帶。市中心是步行區，由幾條寬闊的石仔路圍繞著一座城堡和中世紀的教堂組成，還有文藝復興時期創建的大學城，充滿了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息，著名的國立音樂學院也座落於此。
我通過了現場的演奏入學試之後，在市郊聖喬奧根（Sankt Georgen）一座複式的古老大屋租了一間有齊基本設備的小房間，屋內樓頂很高，大門的銅鎖匙竟然長達十五厘米，房東倪太（Frau Hey）告訴我此祖屋建於十八世紀，還介紹我認識其他住客，包括一名周末才回來的義大利人狄思維（Silvio Tresoldi, 1927-2018）。
由於此房間不適宜彈琴，我每天一早回學校的琴室，按規矩在琴房門的表格上，用簽名方式預訂全日的練琴時間，中午多數在大學飯堂用餐，晚上回家煮。與奧地利比較，當時的德國是一個更加接納外國人才的國家，尤其是當僱主知道我已取得維也納的畢業證書後，就特別歡迎。我來了弗萊堡不久，便在市郊的烏姆基希（Umkirch）小鎮找到上門為幾個家庭的小孩上鋼琴課以及芭蕾舞伴奏的工作。
德國人普遍重視兒童的音樂教育，但並不太過強迫學習，我第一次上門教琴的遭遇十分難忘。我從音樂學院的招聘廣告取得家長的聯絡電話，約見於烏姆基希一座複式花園別墅，裡面裝修豪華高雅，樓下大客廳放了一部全新的白色平台鋼琴。第一次見面，由學生的母親接見我，她穿著打扮十分高檔，請我教她七歲的女兒和五歲的男孩彈琴，都是初學程度。又坦白說之前有位德國老師，因為嫌兩姊弟太頑皮，教了一個月便放棄了。我向她承諾，我會盡力教的，請放心，我要求的學費和德國老師一樣。經過幾個月十分艱難的磨合，由小朋友初時總是跟我作對，甚至不肯和我打招呼，到後來慢慢地肯合作，彈得有點像樣了。此時，家長除了用車載我返市區，還熱心幫我向她的親友宣傳，希望我繼續教下去。通過她的介紹，我在烏姆基希又陸續收了幾個學生。我想，如果當初不接受這兩姊弟，不敢向困難挑戰，就沒有後續來的學生。
我和狄思維一見如故，無話不談。他告訴我，年輕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機會讀很多書，只有小學程度。為了謀生，十三歲跟隨五金師傅做學徒及打工，三十多歲獨自離開家鄉去瑞士工作，搬來德國已經二十多年，現在是一間連鎖公司的裝修設計師傅。交談之中，我發覺他對一些事物的獨到見解，例如政治、歷史、宗教、音樂、藝術，全部是他自修得來的知識。他很喜歡聽我彈琴，有時去音樂學院接送我，若是大風雪的天氣，會駕車去烏姆基希等我教完琴接我，我滿心歡喜的用教琴賺的錢請他享用市區的北海炸魚餐。他喜歡送我蘭花和小飾物，有時還會作詩或繪畫送給我。我們閒時去弗萊堡市區附近的德萊薩姆河（Dreisam）散步，留下了不少溫馨的回憶。記得有一次在河邊玩水，不小心把膠拖鞋掉進水裡，眼看快被水流沖走了，他看見我失落的表情，不假思索地撲出去，一瞬間便幫我把拖鞋抓回來，卻把自己的衣服全弄濕了。為了更多時間陪我，後來還辭去需要經常公幹的繁重工作，提早申請了退休。離開弗萊堡時，我們答應為對方寫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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