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他們為何打拼？我們為何研究？論田野理路（一）
三、工廠與公司
本節將探討有關工廠與公司這種田野的案例：十九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當代美國芝加哥的工廠、台灣的外包系統，高雄的勞工，以及美國的華爾街。這幾個案例將揭露如何「深化」田野理路，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基礎理解，到各式各樣與資本主義緊密關聯的場域中更加深入、細緻的田野理路。再來，這些案例也將進一步討論田野理路會如何「變身」與「隱身」，同時也指出「揭穿」的可能。最後，本節的案例示範了各種捕捉田野理路的方法，諸如與對手搏鬥、運用異於主流的認識論、運用既有的分析架構、標明特徵、概念化與重新概念化等等。
（一）剩餘價值的創造、佔有，掩蓋，與擴大
Marx and Engels（1991[1967]: 11）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了他分析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前者是較為一般性的敘述，後者則是較為明確的陳述。但他在全書中處理的
是更具體的課題：剩餘價值的創造、佔有與掩蓋。要言之，Marx and Engels（1991[1967]）的田野理路的實質內涵有不同的抽象層次：最抽象、較具體、更聚焦等。在此，本書認定「剩餘價值的創造、佔有，掩蓋，與自我繁衍」是他所勾勒的資本主義的田野理路。
剩餘價值指的是「整體社會經濟生活中超出生計繁衍所需的那一部份」，展現在個別勞動者身上的就是超出了維生所需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馬克思認為只有人類勞動力才有這樣的潛力，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人類勞動力才會創造出剩餘價值，那就是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靠販賣勞動力維生，也就是薪資勞動。
薪資勞動內涵了為了勞動者自身的必要勞動，以及創造更多價值的剩餘勞動。創造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田野理路的第一個展現。而薪資勞動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屬於購買薪資勞動的雇主，也就是說雇主佔有這個剩餘價值。接著，雇主會進一步擴大這些剩餘價值，也就是將其變成可以成長的資本。
問題是，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但並未給勞動者相應的報酬。這個過程何以未被挑戰，看起來如此自然？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內涵了四種掩蓋的機制：商品拜物教、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工資形式與轉換工作），以及資本的繁衍（再生產）。
首先，商品拜物教是指勞動力作為一般商品來買賣帶來的效應：一般商品的買賣掩蓋了勞動力的使用，商品與商品之間的物的關係（市場上的交易）掩蓋了勞動的社會關係（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分配）。
其次，勞動過程中的各個生產要素都是資本家購得的，所以勞動成果自然屬於資本家，如協作提升的生產力變成資本內在的能力，掩蓋了工人集體勞動的生產力。
第三，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中購買的其實是工作的潛力（即勞動力），但工資形式讓工資買到的好像是創造具體成果的勞動，其實是，讓「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變身為「勞動」與資本的交換，從而讓所有的勞動（包含創造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看起來好像都得到給付一樣，掩蓋了資本無酬佔有剩餘價值。
第四，資本再生產過程有一個強制力：工人若不屬於資本家，就無法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進而繁衍自己。但這個「脅迫」卻又因為勞動力市場的運作而被掩蓋：「工人經濟上的隸屬地位，透過他的賣身行為的週期更新、雇主的更換和勞動的市場價格變動來中介勞動力市場的運作，而同時又被這些事實所掩蓋。」（p. 634）
再者，資本不斷循環繁衍的過程掩蓋了「資本來自剩餘價值的不斷積累」，讓資本看起來像是資本家自身投資的。
這四個機制讓剩餘價值隱身。
這四個隱身機制同時也含括了變身。商品拜物教讓商品本身看起來就有價值，就可以自己創造價值，有自己的生命力的物（fetish），無需人類的勞動；勞動的社會關係轉變為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其次，協作中集體勞動提升的生產力變成資本內在的能力。第三，工資形式讓「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變身為「勞動與工資的交換」，而勞動力市場讓「被迫出賣勞動力」變成「自由選擇工作的場所」。第四，資本的循環則讓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變成資本家私人合法的財產。
除了現身、變身與隱身之外，田野理路也可以「必然」的樣態成呈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馬克思「把交換價值當作價值（即勞動）的必然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來考察（Marx and Engels 1991[1967]: 51）。
人類勞動創造了價值，而價值可以有很多表現方式，如物物交換，但在資本主義中，價值「必然」（也就是只能）以交換價值的形式來表現。前者是一個普遍的過程，後者是一個特定的表現形式。
勞動（價值）只能透過商品的交換價值來表達，意味著勞動產品如果賣不出去，就無法展現價值。資本主義設定了勞動的「必然的、唯一的」表達形式，與原始積累讓農民失去生產工具，「出賣勞動力」是「必然的、唯一的」出路，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兼具了「暴力」（「不得不然」）與「正當化」：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所以只能接受這個安排，長此以往，即浮現出正當性。這也是促成商品拜物教（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關係掩蓋了生產商品的勞資關係）的一個原因。
相較於內容，表現形式並非次要或者附屬，而是與內容同樣重要，透露了結構力量運作的機制。
田野理路指的是研究對象與場域的運作邏輯或是秩序，通常並非立即可見，研究者需要主動且積極地透過各種方法來偵測與建構。這是本案例最吸引人的貢獻：穿過層層的隱身與變身的機制，直搗田野理路。
Marx and Engels（1991[1967]）如何捕捉資本主義的田野理路呢？首先，他透過標明特徵（specification），逐步確立田野理路的特徵，如由「現代社會經濟規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到「創造與佔有剩餘價值」。其次，他之所以能做到標明特徵，是因為與「通俗的政治經濟學」這個對手搏鬥，可稱之為「對手意識」。藉此，他將「通俗的政治經濟學」的「利潤」與「地租」重新概念化為「剩餘產品」。
第十一章 心之所繫：存在感轉向
二、專業社會學的實踐意涵
研究者得面對回饋的問題。最直接的方式是成為Touraine（2001: 107）所謂的「代言人」：研究者認同特定的鬥爭與反對力量，成為其意識型態的代言人，研究者替特定的力量發聲，增進其利益與力量。
較為間接的作法，是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即提供了一些實質的幫助。在“Boss” Island中，研究者幫忙打雜提供無酬勞動，到了《純勞動》則是直接擔任勞方調解委員協助爭取報導人的法定權益，在《茶鄉社會誌》中則是幫忙茶農採茶與曬茶，最後在《港都百工圖》中則是協助規劃勞工博物館，並且在口述影像史訪談中讓報導人回顧一生，肯定自己（謝國雄1997；2003；2013；Shieh 1992）。
當然，研究結果也可以回饋報導人。就研究結果而言，最常見的是以學術研究成果回饋報導人。一位殖民地的學者如是說：
『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的互動形塑了「實際存在的」與「可能的」。對大多數人而言，殖民力量是切身的與威嚇的實在（an immediate, coercive reality）（p. xi）。只有少數人，可以有對這個力量做沈思（contemplating）的特權。我享用了這個特權，這本書是個特權的產物，這本書試圖傳達被禁聲的那群人的理路與細緻的創意（subtle creativity），這樣的努力一定是不夠的（Comaroff 1985: xi）。』
時代處境逼出了學術研究的基本議題與倫理責任。一方面，Comaroff（1985）感受到了在壓迫的殖民情境下，還能進行學術研究是一種難得的特權。另一方面，藉著嚴謹的學術著作，讓弱勢者發聲，從而回報所享用的那個特權。這是倫理上的敏感與責任，所以是存在感的表現。再者，做出深刻、有創意的研究，並寫出生猛活潑、鞭辟入裡的民族誌，一方面留下能動與奮鬥的紀錄，另一方面提供進一步能動的基礎。
更廣泛地說，研究成果與社會的對話。社會對話是「受理論啟發的民族誌方法」的內建目標（Willis and Trondman 2000）。一是「最大的照亮」（maximum illumination）：民族誌除了細緻地記錄行動者經驗之外，也會對讀者帶來「原來如此」（Ah−ha）的恍然大悟，二是探究社會實在中的限制與可能性，這即是探索自由的邊界（margins of freedom）， 三是藉此重新取得批判與對話的意識（a critical and dialogical consciousness），終結社會科學的危機（p. 14）。「最大的照亮」對於作為讀者帶來了二種效應，一是擊中了讀者的經驗、身體與情緒，二是打開了經驗與論述間的空間，帶來了新的理解與可能性，像是激發了對權力秩序特定形貌的特定反應，如解構與重塑原本被視為當然的意義，以及超越各種二分，如公vs.私、社會vs.個人。一體兩面的是：觸發自我反省與自我檢查，促成自由（p. 14）。此外，最大的照亮也觸發公領域中的對話。透過「理論告知的民族誌方法論」完成的民族誌所產生的有關常民文化的知識與「科學知識」二者間的對話，讓民族誌與文化及公民文化過招。民族誌不僅要預期與追求來自經驗資料的「驚訝」，也要預期與追求來自不同的公共領域的「驚訝」（p. 14）。
讓我們舉一本「社會書」為例來說明社會對話的整體過程（涂曉蝶2021）。社會對話始於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的互動。一個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與高職中的建教合作生如何互動？
在研究過程中，涂曉蝶（2021）碰見了報導人的反問，整個研究過程由單向的研究者「訪問」報導人（interview）變成報導人訪問研究者，而形成「相互訪問」（inter−views）（謝國雄2003）：
『25歲？所以妳有小孩了嗎？
那妳結婚了嗎？
清華大學？
研究生？就是讀博士的意思嗎？』
她警覺到自己常識與報導人的常識不同，進而讓她決定放下既有的認識，以新的觀點來理解報導人。這個轉變帶來的第一個效應是試圖「設身處地」。設身處地讓研究者瞭解從自身出發來理解世界是有限制的，因此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了。於是，報導人理解到「建教生並不是弱勢／視」，只是他們的理解與研究者不同而已，例如，報導人判斷選擇建教合作與否的關鍵是自身的生存處境，而非勞動條件合不合法。她也發現「設身處地」是有其極限的，「我永遠無法成為她們」。
然而，這個限制不純然是負面的，因為這個難以克服的差異，竟然可以成為開啟對話的契機。在這裡，技法觸動了四位一體。報導人反過來訪問研究者，激發了「設身處地」的反思。設身處地既是認識論上反思訪問與觀察的效度，也是存在感上將研究者與報導人對等看待的善。進一步，這個認識論的警覺一方面回饋到具體的技法（如訪問的意義改變了），另一方面又觸動了存在感的反思（研究者終究不可能變成報導人），但這卻導向平等的對話，從而「看見更多」。
上述這個有關美髮業建教合作的研究後來以「社會書」的形式出版（涂曉蝶2021），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一方面是美髮同業公會的質疑：這是五十年前的情況了；只是個案，以偏蓋全；抹黑產業；對建教合作付出的人是不太公平的；另一方面則是身為報導人的建教生十分樂意見到這到這樣的研究廣為社會所知。這不僅觸發了認識論上的警覺：我們所知道的都是真實，並為真實的一個部分，更確立研究者的用心：提供社會認識建教合作和建教生的另一個可能、角度、途徑，希望社會中某一群人活著的方式有機會被認識。這都是因為社會書出版後的「社會對話」帶來的存在感反思。學術研究作為一種技法、基本議題與認識論的結合，在此有了動態的存在感意涵。
研究成果與社會對話可以改變一般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如質疑常識、揭露未知）、讓平常看不見的（經濟體系底層的運作、權力的施作、意識型態的運作等）變得可見、讓報導人與讀者從更寬廣的角度來定位自己的經驗、提供概念與觀點讓公眾詮釋他們的文化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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