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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緒論
本書從東亞的在地視角出發，以歷史的時間維度，重新描繪19世紀後半開始至今，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與臺灣所形成的近現代東亞體育文化論述的發展風貌。如一般所認知的，國際運動文化流動的緣起，或可追溯至19世紀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但很顯然，國際運動並不僅止於運動賽事本身，而經常與政治角力、外交協商與戰爭衝突等複雜交織，甚且更進一步與資本、經濟、社會與媒體傳播等相互串連，這些現象幾乎無所不在。更具體地說，無論個人運動能力的身體展演、社群文化的集體記憶、國家政治操作的知識論述、或是國族間競合與身份認同等，都在持續舉辦的國際運動賽事中留下深刻的痕跡。這些運動、歷史與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交織，值得我們重新認識、從中汲取經驗。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2年出版《東亞體育世界的臺日運動交流國際展》一書，彙集了過去珍貴的文史資料，從日治時期肇始到戰後國民政府遷臺後，體現了臺日體育文化交流的完整風貌，更凸顯了臺日共同承載的歷史記憶。這些體育文史資料包含日本與臺灣雙重視角，以展覽、書籍方式呈現當時日本殖民與臺灣被殖民間之間跨國運動交流的影像、媒體報導、教育政策等相關原始文件，不僅展現東亞體育世界的輪廓，同時更見證當時全球風潮下殖民與被殖民間近代體育運動的傳播途徑。
本書在此一基礎上，從臺日體育文化的史料延伸至「東亞」體育世界的視野，論述近代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之政治、文化、競賽、戰爭、國族、運動員等東亞體育的發展與流變。然而，「東亞」並非僅是簡單的地理區域劃分，更是一個關於近代（現代）的歷史構成，涵蓋的議題相當廣泛且複雜。本書以「近代東亞體育世界與身體」為主題，企圖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領域的視角與方法，考察東亞體育發展歷史中的重要議題，並對其進一步思考，這些議題包括殖民與被殖民、政治與戰爭、國家與身體、以及運動與資本等。
關於東亞體育研究，特別是從後殖民的視角，檢視運動相關的歷史、記憶、國家、身份認同等，都已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Kelly & Brownell, 2011; Jarvie, Hwang & Brennan, 2008; OK, 2007）。本書在此基礎上，援引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概念作為另類的觀看視野，對於相關問題重新思考。全書構成共分跨界移動的運動員、殖民地治理下的體育發展、以及運動／性別的身體與社群文化等三大主軸，以期進一步理解在(後)殖民歷史脈絡中，不同文化、權力關係、社會流動等複雜交織的東亞運動。然而，援引文化再生產的概念並非只探究東亞各國在(後)殖民時期運動如何複製為(後)殖民運動規範體制與意識型態，而更重視在不同時空下與差異的社會背景中，(後)殖民國家的運動如何重新賦予新的意義和社會價值。當然，舉凡與此相關的政治性、社會治理、運動場域、社群文化、經濟資本等都持續在文化再生產中自我重複，也在重複中自我創造。本書匯集來自東亞體育相關研究學者們對於體育、身體與文明的思辨，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東亞現代化文化發展過程中體育文化再生產的相關重要課題。
首先，在「近代東亞運動員的跨界移動」軸面上，聚焦在日本殖民時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國家／民族（運動員）身體的跨界與政治。殖民時期，運動員的身體被視為一種極具政治性的文化資本，跨界運動員的身體不僅是象徵國家形象，亦具政治性的文化認同。第一章，王淑容以「披掛著太陽旗的殖民地運動員」揭序了19-20世紀東亞國家近代化所塑造的民族性身體經驗，其中運動競技即是一種身體運作。該文以臺灣張星賢、朝鮮孫基禎兩東亞運動選手的史料記錄為例，論述殖民時期身為被殖民地的運動員，如何在矛盾帝國與民族身份認同、群體認同感，甚至帶著遺憾的運動身體不斷地在錯置與被支配中，成為帝國修辭的符號與形塑意識型態的工具。
再者，殖民教育維繫著殖民文化體系的一種手段，而旅日臺灣學生運動員代表著殖民教育系統中所孕育的傑出選手。在異鄉生活的訓練、資源與教育體制，體現了旅日學生身份的矛盾情懷，進而反思殖民文化的價值，萌生民族組織的文化抵抗。在第二章，杉森藍爬梳在日治時期長期陪伴與支援臺灣留日學生運動員的背後舵手—楊肇嘉先生。該文從留日學生運動員張星賢、林朝權、林月雲、林和引、兵明田等人的日記檔案、書函往來信件中梳理張肇嘉先生與留日學生間所形成的相互支持網絡。此一網絡不僅是異鄉人日常生活情感流動的支柱，更發展成為民族性組織社團（東臺體育人會、臺灣同鄉會），凝聚異鄉臺灣人共聚一堂。尤其對海外臺灣人而言，運動會顯現了臺灣人思鄉的情懷，亦是留日學生運動員展現臺灣體育表現卓越成績的舞台。當時跨界的臺灣運動員，在楊肇嘉先生的資助與陪伴下，連結的不僅是體育留學生間的相互情感支持，更是具政治意涵的跨領域集結，藉此發展屬於異鄉人情感認同的民族支持網絡系統。
第三章，荒川章二以張星賢成長背景作為理解臺灣日治時期間運動政治的身體辯證，回溯1895年至1915年日治時期間臺灣的抗日武裝抵抗、臺灣議會運動等政治運動所形成的「臺灣人」的身份定位。出生於1910年的張星賢成長在此一脈絡下，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優異的學習與體育表現不僅說明他在殖民地社會內部分裂與歧視下認同臺灣鄉土意識的矛盾，且更自覺地在身處帝國擴張支配下政治與民族認同中，展現臺灣人意識於日本一流運動員地位並存。張星賢的史相關料更完整地在第四章所一一呈現。張星賢在成為臺灣第一位參加奧運的留日體育留學生時，便開啟了他追尋成為臺灣人的主體過程。在「近代東亞運動員的跨界移動」軸面上，體育運動鑲嵌在殖民與被殖民間、政治與戰爭間、國家與身體間，從文化再生產的觀點，我們理解跨界運動員的身體定位如何在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脈絡下被賦予意義、形塑，進而成為凝聚群眾、爭取國族榮光的重要媒介。
第二個主軸以「殖民地治理下的體育發展」視角切入，分別以日本租借地關東州與朝鮮半島殖民地的體育發展為主。此主軸聚焦在殖民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如何藉由「體育」文化再生產的場所，創造資本與運動間發展的治理模式。在殖民政策實施的體育教育、組織與運動競賽，一方面塑造其文化規範，以提供戰備支援的軍力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則帶來被殖民者民族復興的啟蒙。日本殖民地的體育發展是個人身體與國家精神總動員相互協商的糾結，構建了殖民地治理的近代東亞體育的另一社會權力關係。
第五章高嶋航從劉長春與于希渭兩位運動選手身處日本帝國邊緣的中國人經驗，提供了在1915年至1945年間日本租借地關東州體育發展途徑。劉長春與于希渭出生於1909年，分別成長於關東州的大連小平島、金州貔子窩區，就讀中國人的初等教育機構－公學堂，卻因動亂的戰爭時代運動員生涯經驗呈現對比的寫照。當時日本在關東州治理方式，以日本人、中國人區隔的教育制度與體育發展，如（日本人）小學、（中國人）公學堂、旅順二中（中國人）、大連二中（日本人）、小學運動會、中華田徑運動會等。其中，中華田徑運動會提供中國相關人士、公學堂等以職場或學校所籌組的單位團體參與的賽事。此類運動會競賽成績不單是報社的題材，更是中日運動的較勁場域、大學發掘人才的重要參考。
劉長春與于希渭透過大學選才後，他們的體育發展道路便一步步成為中國／滿洲國選手邁向國際運動賽事，無論是全國運動會、華北運動會、中日田徑隊抗賽、滿鐵運動會等，中國／滿洲國選手被寄予厚望能在遠東運動會獲得卓越成績外，更是個人展現民族性的愛國精神。生長在戰爭動亂時代的他們，在918事變爆發後，其運動員身份便糾葛在政治操控下的立場。劉長春以拒絕代表滿洲國（偽國），反而代表中華民國選手身份參與1932年洛杉磯奧運比賽，于希渭則以生病為由婉拒滿洲國與中國民國的指派。運動員的身份代表不單是國家政治權力的角力戰場，也是奠定他們生存經濟的重要資本來源。尤其在劉長春、于希渭兩截然不同體育發展路徑，便可知道當時中華民國與滿洲國如何透過運動競賽制度、工作職務、生活等政治治理方式培育優秀運動員。
同樣地，第六章金誠從「朝鮮半島之體育與殖民地支配」為主題切入，提供了另一不同殖民地治理下的體育發展權力關係。金誠討論從1890年開始朝鮮半島出現的近代體育活動，將其視為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救國思想運動。校園體育活動不僅涵蓋在（兵式）體操的學科科目，也形成了凝聚朝鮮人民聚會場所的運動會發展。在1910年日本殖民後，朝鮮半島形成的近代體育活動遂成為殖民地政策的變革，例如兵式體操改為學校體操與廢止聯合運動會等。直到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後，殖民地政策漸緩的轉變，例如允許集會結社、報社言論機構陸續成立、被禁止的體育活動也相繼恢復等，歷史上稱之為文化政治時期。「新東亞」的體育組織包含著朝鮮體育會、關西體育會等91個體育運動團體如春筍般快速萌發成立。當時朝鮮體育會幕後推手東亞日報，以提倡朝鮮人辦理朝鮮人的體育競賽為成立目的，籌備各式各樣運動大會，從全朝鮮各項競賽大會（田徑、足球、網球、冰上競技、摔角、舉重、水上競技、籃球、拳擊、全馬等）到集結各項目的全朝鮮綜合競技大會，說明了推動民族主義精神的體育運動團體背後來自於報社的經濟支援、地方運動場地的提供、以及各界精英選手與業界的支持。1938年在日本總督府所推動的皇民化政策，朝鮮體育會面臨解散，改由朝鮮體育協會代之。殖民地政策從文化政策時期進入至皇民化政策，以身體控制精神思想的運動－「皇國臣民體操」所強調「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方面以學校體育為中心推至社會民眾的生活，另一方面納為志願兵制度訓練正課之一。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殖民地朝鮮更是日本戰備後援。當時朝鮮殖民地推動的「自力更生農村振興運動」，透過農漁村生活節慶、娛樂活動為主；同時，以培育「人力資源」著重於人民健康身體與確保人力資源的概念為推動，從公共衛生、婦幼保健、生活起居等相關的健民運動。
在「殖民地治理下的體育發展」軸面上，東亞殖民地體育發展經由教育制度的區隔、運動會的篩選制度、體育組織的發展、區域型、國際型賽事的舉辦、跨界教練的相互學習、言論機構的設立、運動員生涯規劃等史料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體育運動發展脫離不了政治、權力的介入。雖然于希渭曾表示「從事運動跟政治是兩回事」，但從培育一名優秀的運動員來看，除了提供教練、訓練、比賽等資源外，也需授基礎教育以期使運動員為自己謀生，並培養堅毅的自我信念等。而這些資源的投入與學習的歷程，無一不是涉入文化壓制與政治抵抗的協商，也驗證體育運動發展網絡的生產與再生產。
第三主軸標記為「運動／性別的身體與社群文化」，主要以臺灣為蹲點，探討東亞體育世界的身體與文化流動，並借用Dant (1999)所提出的「物質文化」以及Herzfeld (1997)所指的「文化親密性」等當代思維，重新理解近代臺灣運動文化的身體、社群與社區的東亞體育世界論述。更具體地說，此一主軸從社會學觀點描繪臺灣運動文化的連續性與慣性如何傳承、維持和再生產，觸及性別的身體文化與運動（員）文化的情感關聯，並對此展開思辨。
第七章林玫君從西方物質文化研究觀點，討論可見、可觸與可聞等身體感官的物質性，以及人類圍繞物質日常活動所形成的文化。林玫君以「泳裝及臺灣女子近代身體」為主題，討論泳裝被視為休閒活動與專業服裝的歷史發展與文化交織。論文述及18世紀到20世紀西方海水浴場、水上活動、女子身體、健康等議題脈絡，凸顯泳裝作為物質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並在近代游泳運動競賽中成為正式服裝，且成為女子從事水上休閒遊憩的普遍流行服裝，包括兩截式、比基尼、連身等樣式。四面環海的臺灣，在日治時期近代運動傳入同時，便引入日本古式泳法以及現代游泳四式。1907年臺灣新設「水泳部」具組織性的游泳運動，亦開啟了女性參與游泳運動的紀錄，其後更在1916年古亭庄體育俱樂部水泳場開設「女子水泳部」。後續在日治時期的學校教育除了體操科外，亦納入戶外游泳教學、競賽。雖然當時小學校、臺南第一高女、臺北第一高女都以日籍女學生為主，但女子游泳當時帶動著一股健康美的身體活動潮流。從當時報社的相關水上活動報導、廣告圖片或是文人詩句中，林玫君指出女子的泳裝演變從寬鬆罩衫式休閒戲海圖像到線條顏色、泳帽材質、無袖設計、緊身腰線身型、跳水動作等物質性符號帶動著當時（不同階層）女性從事水上活動所具有的專業、健康、摩登時尚元素的文化意涵。日治時期臺灣的近代游泳運動發展，日本古式泳法與（西方）現代游泳四式的引入，在殖民政策、學校教育、休閒海水浴場、游泳池、媒體報導、廣告等，處處可見倡導近代水上活動（游泳）的東、西方文化流動，其中亦隱含臺灣女性放足運動、全球女性解放、身體的主導權、健康美與摩登美等現代概念。
第八章吳傑弘論文〈運動記憶的所有狀態：從人類學觀點解讀臺灣實例」，從「運動記憶」主題切入，並援引西方人類學家Michael Herzfeld提出的「文化親密性」概念論述臺灣運動在地理與社會所展現包容與排斥的「他者」共同感受之辯證關係。吳傑弘透過提問式方式，談論記憶如何構成一個國家？如何構成個人與集體價值觀？如何在歸屬邏輯構成多元的觀點？論文以臺灣棒球史、布農族排球發展的記憶為例，其中棒球是從近代日治時期作為一種族群融合的同化政策運動、國民黨政府利用棒球進行國際經濟外交與民族主義動員、到現代臺灣政府民選後揭開棒球史觀的多元性，政治扮演著國人對於不同時期棒球所產生的情感與身份認同記憶。相對地，1950年左右排球跟隨著宗教傳入布農族，亦成為布農人的主要運動之一。從國際排球賽制到在地化布農族雙排球賽制的發展，透過一種趣味競爭性，推廣為以運動取代喝酒、抽菸、暴力的身體健康的團隊活動。排球（pismali）對於布農族人的記憶是象徵著團隊的精神與對共享的重視，不僅建立在強烈的認同感，更是歸屬感的標誌。而在社會表徵脈絡下，將臺灣棒球、布農族排球經驗放置在個人記憶的描繪，可從平淡微不足道的個人與運動（棒球、排球）產生的故事看見歷史、記憶和身份中個人－集體－族群／國家間的文化親密性。換句話說，運動存在同一空間下個人日常生活記憶的共享，同時也是在此同一空間中「個人－集體」共享表徵的記憶，凝聚為一種社群文化、身份認同的運動記憶狀態。
如上述，跨界移動、運動身體、性別身份、國家治理、社群文化等議題，透過布赫迪厄文化再生產視野，具體勾勒出資本、權力、政治、身體、認同等錯綜複雜的關係，正是此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了東亞體育文化的連續體。尤其在臺灣的脈絡下，置身於東亞體育文化再生產的複雜環境中，臺灣運動員的身體認知與身份認同，經由際間的政治關係、資本的經濟流通等各種元素間相互協商，因而形成另類文化與社會資本的可能。本書觀察到，運動身體作為文化資本，業已成為維繫既有體制的運作與身份認同政治的重要元素。例如旅日運動員透過日記、傳記方式書寫跨界參與運動的異鄉情懷，以表明身為異鄉人的民族認同，然而這些書寫顯現出的「認」「同」兩字，更強調在國家運動的象徵性位置。他們之所以被看見乃是因為其卓越的運動身體表現，但其卓越的身體能力亦同時被編織在國家運動的價值體系內。換言之，運動權力以國家政治認同的價值為基準，在此意義下，身體亦成為該文化再生產機制的資本。
布赫迪厄指出，文化最根本的在於其自我創造性，而文化的連續性更賦予「再」生產的可能。在近代東亞體育世界與身體文化的脈絡中，本書以運動身體出發，儘管身體是國家政治、經濟、權力機制的重要資本，但也因資本是流動的，因此創造了獨特的近代東亞體育世界。在此緒論中，我特別標示運動員的身體，將其視為文化資本論述中歷史記憶、民族情感、國家認同、戰爭處境、經濟流通等複雜脈絡中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元素，並進一步探索其可能象徵的多層意義。然而，將有更多的軸線與更多的歷史脈絡等著我們進一步解構、重構、共構，藉此更加豐富東亞體育世界中的運動身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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