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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角度透徹分析日本，由古代到今天，由亞洲體系以至世界體系，無所不包，目的是尋找一個可以貫通古今中外日本的脈絡，立論體大思精。——台北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李朝津推薦閱讀

名人推薦：從宏觀角度透徹分析日本，由古代到今天，由亞洲體系以至世界體系，無所不包，目的是尋找一個可以貫通古今中外日本的脈絡，立論體大思精。——台北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李朝津推薦閱讀

推薦序
戴季陶是知名的日本通，頗受日本知識界敬重，他在其《日本論》寫道：「『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這段話寫了將近百年，情況似乎改變不大，研究日本的人雖不是沒有，但要把日本作一個通盤檢討的著作卻依然不多，李永晶教授這本著作可以說鳳毛麟角，從宏觀角度透徹分析日本，由古代到今天，由亞洲體系以至世界體系，無所不包，目的是尋找一個可以貫通古今中外日本的脈絡，立論體大思精。
李教授首先由日本與亞洲的關係切入。向來都認為日本因孤懸亞洲大陸以外，一直具侵略亞洲大陸的野心，唐朝時代的白江村戰役，明朝時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半島，都是例證。但作者一不從侵略角度，認為是表面層次；二不用日本受中國文化教化角度，也認為過分片面。他希望由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互動過程，瞭解它如何建立自我，也就是日本的獨特性。以平等視角觀察日本，我想是本書一個重要出發點，亦是我們研究日本一個基本出發點。不過在閱讀本書後，發覺亞洲這個概念有點值得進一步討論。亞洲是西學東漸後所帶來的一個地理名稱，在此之前，東方並沒有亞洲這個概念。對近代以前東亞的人來說，東亞就是整個世界，而位在世界的中心則是中國，這是日本在近代與中國接觸的一個重要背景。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1871年中國與日本簽訂《修好規條》及《通商章程》，兩國歷史上首次建立平等外交關係。議約之初，中國所提出的約稿是中國與日本國並列，但在雙方會談時，日本反對使用中國兩字，最後李鴻章讓步，條約中代以大清國和大日本國。李鴻章對此甚為不解，他認為中國與西方各國簽約，歷來都使用「中國」二字，不明白日本為何反對？他當時以為日本無事生非，目的是從中國取得更多好處。李鴻章可以說是身處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映出晚清洋務官僚，開始接受西方的國際體系，用與西方國家交往的方式對待日本，不理解日本無法接受「中國」兩字背後的含義，亦即中國代表居天下之中，具有優越地位。因此日本對「亞洲」二字的認知，是具有傳統天下觀的含義，它存在著一個政治以至文化中心。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日本對亞洲概念是充滿矛盾的，它一方面要強調其獨特性，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其統一體系，反映到近代，便極力排斥使用「中國」一詞。我以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書為基礎作了一個簡單的統計，計算由1880年開始以中國為題的出版物，或是替代中國另一些名詞的出版物，其結果如下：

1880–1899 1900–1919 1920–1939 1950–1969 1970–1989 1990–2009
中國 27 210 284 3,123 22,377 99,258
支那 484 1,685 6,523 292 421 824
日中 1 17 13 292 421 824
日支 7 36 354 7 32 87
日清／日華 398 / 0 65 / 15 61 / 60 41 / 18 248 / 68 978 / 289

選取時間以20年為一段落，但1940至1950年沒有選入，因為正跨越戰爭年代，環境變化太快，不易作準。另外搜尋時僅以書名為對象，會有不少誤差，例如日本本身便有中國地區，書名可能是指日本地名。不過這主要是觀察趨勢，無須太精確。由上表可以得出結論，以中國為名的書籍在戰前數量不多，戰後才開始取得優勢，到197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正常化後，數量更突飛猛進，也反映出直到1970年代中日正常化以後，中國這名稱才正式為日本接受，也是經過一百年以後的事了。
因此可以說日本在邁入近代時，傳統的天下觀念仍揮之不去。1928年戴季陶代表國民政府往東京疏解中日關係，回國前夕，少壯軍人舉行餞別宴會。席間軍人表示，國民黨以前遠處廣東，力量有限，現在已發展到長江下游，但能否直搗中原尚在未知數？日後在北方見面才知分曉。這種躍馬亞洲大陸、逐鹿中原的心態，很容易說明所謂「亞細亞主義」，自明治以來便混淆著傳統的天下觀念，完全跨越近代西方國家體系的界線，也是戰前少壯軍人與外交協調派的最大差別，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傳統天下觀才真正淡出日本的亞洲概念。
日本對亞洲的認識，除傳統看法外，也受當時世界環境的影響，1928年日本少壯軍人對戴季陶的一番說話，背後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氛圍。一戰上最大衝擊便是軍事觀念的改變，戰爭勝負不再是取決於戰場上，而是看本國能否掌握足夠資源以支持戰事。因此戰後各國都在爭取地區霸權（autarky），建立自給自足的天然資源。戰後日本軍人，無論是所謂統制派或皇道派，其實都在追求東亞地區霸權，因此有大東亞概念的出現，而石原莞爾即其表表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已放棄雄霸亞洲想法，但亞洲概念仍在政界及學界不斷有迴響。雖然只是理論層次，不過隨著日本國力上升，日本對亞洲即有新的解釋，大平正芳在1978年提出「環太平洋連帶」，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提出「東亞共同體」，均希望打造一個新型亞洲方式，其中亦包括美國在內。因此「亞洲」一詞，於日本實在有許多不同含義，正如作者所言，亞洲是日本藉此自我表達的方式，它的內容複雜，本書在這方面邁開了重要一步，期待作者日後有更深入的巨著。
回過來再檢視中國如何看待亞洲這一概念？簡而言之，可以說是十分冷淡。「亞細亞」一語自明末便由西方傳教士傳入中日兩國，但當時只當作是地理名詞，而且是西方的地理框架，影響力不大。它在政治上產生作用力是始於日本，1877成立振亞社，以後發展為興亞社、亞細亞學會等，主張團結亞洲各國，抗拒西方侵略。中國方面也有人參與呼應，如黃遵憲及孫中山等，但始終沒有成為一個有力概念。主要原因大概有兩點，首先是地緣問題，日本所提倡的亞細亞主義，雖然包括今日亞洲全部，但重點仍在東亞，而中國周圍鄰近國家眾多，面向的不止是東亞一地，而是包括東南亞、中亞及北亞，不可能只傾斜東亞一方；其次是中國一直自詡為東亞文明的源頭，對同源的日本、韓國和越南等文化不無輕視心理。就第一點而言，它是外交政策的實行層次問題，強調東亞地區的特殊性，並不妨礙四海一家精神，反而有相輔相成效果；至於東亞文化的形成，中國固然在時間上先著一鞭，但日、韓、越三國亦各自有其貢獻，近年學界頗關注日、韓儒家思想的發展，其實在醫學及藝術等生活層面，它們也有一定成就，但常被忽視，要建設一個有力的亞洲概念，必須承認日本以至其他國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才有發展的可能性。有幸拜讀李永晶教授大作，並受囑作序，深感作者若能在這方面發揮所長，則更是東亞文化之福。
台北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李朝津
2023年8月8日草於芝加哥致繁體中文世界的讀者
1.
在日本研究領域有所謂的「日本的奇跡」的說法，它有兩層含義：一層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經濟大國，遙遙領先於西歐各大國；另一層是說，日本從戰前的天皇制絕對主義迅速轉變為成熟的自由民主主義制度，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塊主要基石。這種關於日本的說法自然不錯，本書題名《變異》，其實就有著「變得令人驚異」、「變得卓異」的含義。那麼，這個「奇跡」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它包含著怎樣的人類文明史的教訓和未來文明的信息？這些正是促使我撰寫本書最初的動機。
其實，我們還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中國需要好好瞭解一下日本。這個說法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此前忽視或者說輕視了「日本的奇跡」。這種看法坦誠而樸素，但在我看來，日本並不僅僅是我們需要瞭解的對象，更是一個迫使我們思考的存在—我們要將日本視為一種方法，藉以觀察我們自身的文明狀況。我在本書中試圖表明，日本是一個如此奇異、典型的事例，以至於我們可將其視為人類文明的一幅全息縮影，我們總能從中獲得理解我們自身不可或缺的信息。
這個判斷的一個前提是日本列島與東亞大陸有著源遠流長的關係。即使在今天，人們在提到日本話題時仍不免提出一些最樸素的問題：歷史上中日兩國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如何看待當下和未來的中日關係？日本文化和社會到底有哪些獨特的屬性？這些問題錯綜複雜，並沒有簡單的答案。如果將我們的視野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我們就會意識到，「日本問題」其實與我們的自我意識息息相關。問題就是認知，因此我們需要採取審慎的態度，以一種更為從容、更富有反思性的角度去討論相關問題。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中日兩國間人員往來極為頻繁，長期縈繞在中國人頭腦中的那種集某種神秘感、奇異感、親近感與異己感於一體的日本印象正在消失吧？誠然，與19世紀中後期兩國初次開始密集交流的時代相比，日本早已經不是我們陌生的鄰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獲得了理解日本的終南捷徑；試圖通過簡單的觀察與閱讀的方式理解日本，結果可能會讓自己陷入了一些往往互相矛盾的現象與說法中；諸如高雅與低俗、審美與醜陋、簡素與奢華、沉靜與暴烈、溫順與桀驁、忠誠與叛逆、傳統與現代，這些要素共同編織成一幅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畫面。今天發達的出版與旅遊產業誠然讓我們看到了日本的一部分面容，但這幅畫面的畫風依舊。因此，印象的積累與疊加並不同於認知的深化，有時可能還會強化我們固有的觀念和偏見。有鑒於此，我們需要關於日本的一種系統性的解釋。
這種認知上的困難來源於中日關係的特殊性。中日兩國間深厚的歷史與文化關聯，意味著我們要小心翼翼地區分二者的異同；我們的目光要穿透這種聯繫造就的表象，進入歷史與文明的深處。這也是我自己在前著《分身：新日本論》中提出「分身」這一認知模型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日本就是我們的「分身」，是我們的「另外一個自我」；對日本的探尋就是對我們自身的探尋。如果說《分身》的主題就是探索近代日本的「奇跡」，那麼本書則是在更遼闊的文化與歷史空間中描述和闡釋這個「奇跡」的出現過程，進而嘗試提供一種關於日本的整全的解釋圖式與框架。

2.
本書的這一意圖首先再次要求我們對對象自身有整體的把握。我們不妨再想像這樣一個情境：在碧波萬頃的海面上，遠方星羅棋佈、錯落有致的冰山在陽光的照射下晶瑩剔透，熠熠生光；我們可以盡情讚美眼前的美景奇觀，表達由衷的審美愉悅，但同時，也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眼前的景象可能僅僅是冰山的一角，會對航船造成無數的困擾乃至致命的危險。其實，日本首先就是這樣一幅景觀：特異的畫面感一直在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關注，但同時也妨礙了人們對其本質的認知。
那麼，放棄我們從旁觀者的角度進行的習以為常的觀察和判斷，直接進入「日本」這一精神海洋，和對象進行一次對話又如何呢？通過身臨其境的對話，而不只是依靠觀察和理性分析去認知日本，將是接近日本本質的有效方法。其實，日常生活經驗一再表明，我們在認識異於自身的他者時，對話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一個理想的對話中，我們通常會投入我們的全副身心與人格，以期實現心靈上的共鳴。因此，通過對話尋源日本的心靈歷程就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們直面我們自身的疑惑時無可替代的方法。
但「日本」自身並不會發問與應答，所以這個對話要求我們首先說出自己—無論是出於功利還是審美—的疑問，然後讓「日本」基於自身的歷史、基於民族共同體的生活經驗來作答。某種意義上，這樣的作答相當於當事者自身的證言；更重要的是，在對話中，我們還傾聽到了自己內心的真實聲音，它們顯然源自於我們對自身生活與命運的關切。
在這個對話中呈現的「日本」，就是我們試圖探求的對象—「日本」內在於我們自身的生活和歷史中，是我們自身的觀念與慾望的投影。這是一種對事實的樸素描述，並無多少玄妙深奧之處。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是在與自然、與他者的共同演化進程中形成了今天的狀態。
我們通過對話尋源日本，本質上是一種同時建構自我與他者的過程，是對東亞世界共同演化的歷史圖像的重新繪製。因此，本書對日本的呈現，無論是素描，還是刻劃，是譽美還是批評，在根本的意義上是與自己進行的一場對話，並從中尋省意義，最終激發我們共同向善、向美、向真的意志。「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記．樂記》）—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我期待讀者能將本書視為一部關於我們自身的省察錄。

3.
對於我而言，本書能以繁體中文的形式出版具有特別的意義。我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中期，從80年代後期開始念初中時開始，我所接觸的小說、音樂、影視等流行文化，可以說主要來源於繁體中文文化圈。—這麼說吧：繁體中文文化圈的文化形態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自我啟蒙的一個主要精神源泉。每個人從中獲得的薰陶自然不盡相同，但對於我而言，那些文化作品中流溢的源於傳統文明的古樸、真摯和善良的信息，當然還有各種美輪美奐的形式，正是動人心懷之處。這或許就是文化與文明的力量。
一直等到多年以後，我才領悟到：以繁體中文為載體的文化，對於當時的我而言，無異於文化人類學當中所言的「異文化」。在一個人成長至為重要的青春時代，我於不知不覺間經受了一場既陌生又親切的文化薰陶，如今看來真是幸事！當然，這個「異文化」還只是就形式上說的，古老的東亞生命共同體的心魂才是這一文化的本質。
念完大學後，我選擇了去東京繼續讀書，這其實是我的第二次文化啟蒙。不過，這兩次啟蒙並非完全關係。如同20世紀初的留日前輩曾有過的體驗一樣，我同樣在山川異域的日本列島驚訝地發現了「中國」。無須說，這個「中國」是一種文化心理現象，正是我在第一次文化啟蒙中隱隱約約感受到的那個純然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沒有後者，自然就沒有前者。
當然，我明白，我所感受到的這兩個「中國」已經經過了一種理想化，現實中並不存在。—不錯，在我的觀念中，這個「中國」純然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這些普遍的人類美德的一種表象，但這決不意味著這種「理想化」是一種無意義的虛構；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如果缺少了這些德性，那麼只能導致人性荒蕪的結局。近代東亞世界史上的暗黑時代，無一不是這種普遍德性為人類的貪慾和暴政所壓倒的時代。從根本上說，道德理想與精神表象才具有根本的人性意義。
我在這裏寫下上面一番說法，其實包含著一種期待，因為這些說法涉及到本書的一條隱晦的精神線索；此刻，這條線索既然已經由隱晦轉向顯白，我自然期待本書的尊敬讀者能藉此進入本書描繪的精神世界，並由此產生更多的共鳴。那麼，「日本」究竟會向我們說出怎樣的真相呢？作為這場對話的組織者，我真誠地邀請有緣的讀者朋友參與其中，一起看看日本二千年所走過的道路，並循此進入廣闊的心靈世界，聆聽來自歷史、文明、他者以及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
2023年5月25日，作者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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