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不破不立

天色已經變暗許久，可是李同書仍然沒有回家。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凝聚出驚人的氣勢，因此李同書很少在天黑前回家。他十四歲的兒子李文德經常獨自坐在他們室如懸磬的家中，他們家位於名為柳園的庭園建築，這裡曾有雅緻的花園和門廳。李家就在柳園的一個房間，房裡除了兩張床、一張木製的小圓桌、一個衣櫃，還有一座附有玻璃門以防北京乾燥塵土弄髒書籍和樂譜的木製大書櫃外，最醒目的，是一台直立式的史坦威鋼琴。

李文德是個十分英俊的男孩，附近鄰居都叫他小李。他的體格比同年齡的孩子高大挺拔，但眼神中經常帶有一絲躊躇。他坐在父親的鋼琴椅上等待，秋風從傾斜的屋瓦下呼嘯而過，吹動懸掛在椽木下的那盞燈泡，因而在幽靜的屋內形成一種起伏不定且看似不祥的暗影。終於，屋外傳來了腳步聲，小李趕緊跑到門邊，看見父親在寒冷的秋夜裡低著頭、縮著肩，正從大門走進來，這才鬆一口氣。然而在李同書走進屋裡之後，他臉上陰沉的表情又讓小李的心為之一沉。

「您去哪裡了？」他焦急地問父親。

「我得去音樂學院拿些東西。」李同書回答，然後沉默地張羅已經冷掉的饅頭和醬菜當晚餐。

他們坐下來吃飯時，李同書伸手握住兒子的手，輕聲地禱告：「全能的上帝，感謝祢賜予我們食物、祝福我們並保守我們，將祢的榮光照耀我們、給我們恩典。」

由於共產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言論，因此這種低聲祈禱的時刻通常會讓小李不安，然而今晚父親的手卻令他感到心安。

「您是不是……」小李開口。

「今天下午，紅衛兵把馬思聰拖到音樂學院進行批鬥。」父親打斷了他的話。「他們抨擊他，將他扣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基督徒』的帽子，並辱罵他是『牛鬼蛇神』，然後遊街示眾。」

「您怎麼知道？」小李驚呼。

「我親眼看見了。」

「有人站出來幫馬教授嗎？」

「沒有。」李同書低下頭，不敢與兒子的目光相接。「有人告訴我，我也在紅衛兵的名單上。」他說。小李聞言後嚇得整個人愣住。

紅衛兵包圍北京街道時，小李和他的好友小王都因為這種戲劇性的發展而深感興奮，但此刻他凝視著父親陰鬱的臉龐，心中只有內疚和後悔。

「他們以什麼罪名將您列在名單上？」小李問。其他人可能是祕密的「資本主義者」或「反革命分子」，但他父親絕對不是這兩種人。

「因為我在美國受過教育，而且你母親是美國人，還有我對西方音樂的熱愛。」

「他們會要求您認罪嗎？」

「我沒有犯罪，要如何認罪？」李同書立刻反駁小李。但他隨即又以比較溫和的口吻說：「假如我出了什麼事，你必須保證你會永遠……」

「父親，您會出什麼事？」

「孩子，這是一個什麼都無法確定的時代。」

「可是……」

「假如真的發生了什麼事，你必須答應我會聽孫奶奶的話。」李同書繼續說道。「永遠不使我們家蒙羞。」他的聲音因為情緒激動而分岔。

孫奶奶是住在李家對面的老寡婦，她的丈夫曾是燕京大學的文學教授，柳園這座庭園建築以前全屬於那位教授，包括門廳、花園、走廊和池塘。他的家族和僕人在柳園住了好幾代，但一九四九年，柳園被毛澤東的新革命政府收為國有，並分租給許多新房客。孫奶奶和她丈夫及他們的小女兒，被迫將他們收藏的明朝傢俱、藝術品、書籍和字畫，全部收到一個房間裡。李同書和他的美裔妻子薇薇安‧奈特從舊金山回到中國後，被共產黨安排住到孫奶奶家對面的房間。不久，孫教授因心臟衰竭去世，孫奶奶認為她丈夫是因為珍愛的家園被共產黨搶走才心碎而死，但是她對於搬進他們老家的租客沒有一絲怨念。事實上，她女兒被派到天津工作之後，她就一直很照顧小李。

李同書吃完晚餐後沉默地清洗碗盤，但突然間他停下動作，宛如森林裡的野獸在聽見樹枝折斷的喀嚓聲時全身僵硬。他一手拿碗一手拿廚房的切肉刀，慢慢走去把門打開並聆聽，聽見低沉且激切的嘈雜聲和用力敲擊的鼓聲，從環繞於柳園四周的灰色磚牆另一側傳來。過了一會兒，有人開始猛烈拍打柳園的大門。

「怎麼回事？」驚慌失措的小李問。

「快去穿上外套。」父親命令。

「到底怎麼回事？」他又問，但父親沒有回答，反而像表演一套他早已熟記的劇本，走到鋼琴前坐下，掀起琴蓋，將纖細的手指放在琴鍵上，開始彈奏巴哈的聖歌〈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悅〉。琴音宛如甜美的香味充滿整個房間，小李記得小時候在睡覺前，他父親總會彈奏這一類的聖樂。每當李同書演奏這首曲子時，都先從如讚美詩般的簡單旋律開始，然後慢慢堆疊，一步一步將整首曲子構建出來。在他的想像中，巴哈就是這樣創作出這首聖歌。他一邊彈奏，一邊輕聲吟唱：

擁有救主何等喜樂，
我與祂永不分離。
每當我傷心或憂悶，
祂滌清我的心靈。
縱使煩惱讓我痛苦、麻煩令我悲傷，
耶穌永不離開我。

小李總是期待地等候這首聖歌進入最高音部，然後才隨著如搖籃曲般純淨的旋律翩然入夢。李同書平常演奏這首曲子時都很溫柔，但他現在閉著眼睛並仰起頭，彷彿因為聽見某種來自遠方的呼喚而變得緊繃。隨著出現在巷子裡的喧囂越來越大聲，李同書也以越來越激烈的決志彈奏出讚美詩的旋律。然後，就在他彈到眾所周知的重要段落時，柳園的大門伴隨著一聲碎裂的巨響飛開。那些不和諧的噪音─充滿敵意且嘶啞吶喊、不停敲擊的鑼鼓聲─頓時變得更為嘹亮。小李曾看過其他「反革命分子」如何遭受攻擊並在公共場所遊街，他知道父親被審判的時刻已經來臨。

「打倒美國間諜李同書！」一個怒吼的聲音從暗處傳來。「打倒資產階級的音樂和外國的間諜！」另一個聲音也跟著呼應。李同書依然倔強地彈奏著聖歌。

「父親！」小李跑到鋼琴邊大喊。「您快停止！」可是李同書繼續彈奏著，彷彿音樂能夠馴服外面那些刺耳的聲音。「那些人已經走進庭院了！您快停下來！」

直到小李拉扯父親的衣袖，他的父親才睜開雙眼。不過李同書並沒有因此停止，反而繼續彈奏著鋼琴。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穿著卡其色大衣的紅衛兵出現在走廊上，他發現一個成年男子正在彈鋼琴且旁邊還站著一個男孩時，似乎有點驚訝，因此遲疑地回頭看了他那些突然安靜下來的同志們一眼。鋼琴聲從敞開的大門飄入黑暗中，那群侵入者彷彿不知道該如何對付這種意想不到的人民公敵，一時之間都靜止不動，宛如電影放映機定格在一幀畫面上。

「毛主席萬歲！」最後終於有個聲音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另一個人跟著大喊。那個身材高大的紅衛兵開始揮手叫大家走到走廊上。「打倒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一個青少年伴隨著擊鼓的節奏吶喊。

小李很清楚，一旦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勢力都將無法使其洗白。這種咒語就像惡魔，能把一個人從「人民」放逐為「階級敵人」，一種沒有緩刑的政治詛咒。可是，如果他父親不是反革命分子，為什麼不馬上停止彈琴並為自己辯護呢？他父親為什麼如此頑固呢？毛主席不是已經將紅衛兵當成他自己的私人特使，以便從破壞革命的「壞分子」手中拯救中國嗎？小李也曾被神氣十足的紅衛兵吸引，渴望參與他們那些大膽的行動。但因為他的「家庭背景」欠佳，所以只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當個局外人。

「父親，請您快停止！」小李再次懇求。這時有一個體格魁梧的紅衛兵闖進他們家，小李認出對方是在音樂學院主修木管樂器的學生。「快點告訴他們您支持毛主席，他們一定是對您有什麼誤會！」

另一個紅衛兵將他們家那張搖搖晃晃的木桌翻倒，並且折斷一隻桌腳，然後衝到鋼琴旁邊。

「不！」小李大叫，試著阻擋那人靠近。「我父親只是一名音樂家！」

「你父親認為『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月亮圓』！」那個紅衛兵怒吼道，並把小李推到一旁。「如果你知道該怎麼做才對自己有好處，現在就立刻與他那腐敗的血統斷絕關係！」那個人在謾罵時青筋浮凸，全身有如緊繃的琴弦。他將李同書坐著的那張鋼琴椅一把抽開，扔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可是李同書依然繼續彈奏著鋼琴，以半蹲之姿在鋼琴前用力彈奏著和弦，以致曲子聽起來不像讚美詩，而像是軍隊進行曲。

「如果你繼續用那種頹廢的音樂侮辱廣大的民眾，你將會聽到他們正義的怒吼！」那個紅衛兵大聲地說，口水像熱鍋裡的油從他嘴裡噴出來。

李同書仍然不肯停止，那個紅衛兵便拿起桌腳用力打他的肩膀，將他打倒在地，音樂也因此戛然而止。小李想過去攙扶父親，可是才踏出一步就被另一個紅衛兵伸手抓住，然後推到牆邊。

「你父親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人尖聲喊道。「所以他死定了！」

小李的父親被拖到屋外，幾個紅衛兵開始用力推倒他們家那座沉重的硬木衣櫃。他們使勁地來回搖晃衣櫃，最後才成功地將它推倒，他們發出勝利的歡呼，接著又推倒了書櫃，書架上的樂譜和書籍散落一地。一本「唐詩選集」就像某種背脊脆弱的生物，書背啪的一聲斷裂了，攤落在小李的腳邊。一隻色澤閃亮的黑蜘蛛受到驚擾，急忙從「唐詩選集」的書頁中竄出。小李原本打算蹲下來將牠拂到一旁，牠卻像被微風吹動，朝著小李的床邊飛去，但還沒抵達安全地帶，就被一名紅衛兵發現。那個人一腳將蜘蛛踩扁，最後只剩一灘黃色的黏液和兩排細細的蜘蛛腳，宛如睫毛從那灘黏液的兩側往外伸。

「階級敵人不配受到寬容仁慈的對待！」他對著小李冷笑道。當那群年輕的紅衛兵開始把樂譜和書籍丟到花園的柳樹下時，他們的呼吸在夜晚的寒氣中化為白色的蒸汽。一個臉上長著青春痘的年輕人拿起一本名為《宏偉的歐洲教堂》的插畫書，好奇地翻閱大教堂的彩色插圖，然後又用力將書闔上，把書拿到屋外，扔到樹下那一堆數量持續增加的書籍中。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以蔑視的口吻表示。

小李熟知那本書裡的每一幅插圖，也知道每一本書在書架上的位置。其實李同書的同事們都早已清掉自己家中可能被視為具西方資產階級傾向的物證，可是李同書拒絕藏匿或銷毀他的書籍及樂譜。他早就心意已決，認為試圖隱藏那些東西就像試圖隱藏自己一樣，是愚蠢的行為。

當高大的紅衛兵輕蔑地將一本巴哈聖歌琴譜踢向小李時，小李看見了他父親在琴譜封面上所寫的題詞：「『在巴哈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所有的音樂種子，就宛如在上帝之中可以找到這個世界。』古斯塔夫‧馬勒。」小李想偷偷將這本琴譜塞進外套，因此彎下身子。

「你要做什麼？」一個配戴毛澤東徽章的女孩質問小李。

「沒有，我只是……」

「交出來！」她朝著小李伸出一隻手，小李只好慚愧地從外套裡抽出那本琴譜。「永遠不許向無產階級專政隱瞞這種西方的污染品！」她一邊嘲弄地表示，一邊試著將沒收的琴譜撕成兩半，可是琴譜太厚了，她只能一次撕掉幾頁，然後再個別撕毀。

「你看看你剛才想把什麼東西藏在外套裡！」她嘲笑並指著地上那堆碎紙。

「你叫什麼名字？」身材高大的紅衛兵走過小李身旁時輕蔑地問。

「我叫李……」他開口說了一半就停下來。

「你咬到舌頭了嗎？」那個紅衛兵恥笑他。小李總覺得自己的名字很丟臉，因為鄰居的孩子們常嘲笑小李有個「封建」的名字─李文德，既有文化又有德行。近來席捲全中國的「破四舊」運動─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讓他頻頻懇求父親將他的名字改成「李為民」─為人民服務，可是他父親拒絕。

「說出你的全名！」那個紅衛兵命令道。

「我叫……李文德。」他終於說出口了，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

「噢─我們這裡有一個喜歡資產階級文化和德行的傢伙。」那個折磨小李的人，權威地雙手插腰並轉身對房間裡其他的紅衛兵說。

「我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小李表示抗議。

台灣版序
如果某人成年之後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撰寫非小說類型的書籍或文章，為什麼他會突然想要改變路線、透過寫作虛構類型的小說來影響他基於實證的作家身分呢？不過，我在幾十年前確實興起了書寫小說的念頭。在發表過大量非小說類型的作品之後，我開始動筆寫下一本以中國為題的歷史小說。這段轉變的過程既不迅速也不容易，而且我仍持續進行中。

我的這段探索過程始於一九五○年代後期，當時我在哈佛大學偶然接觸了中國歷史，便開始將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成自習室。在數以萬計的中文書籍、日文書籍和韓文書籍包圍下，我當然不禁好奇：假如我能夠讀懂這些書，這些收納於深具特色的藍色書盒且書盒上附有東方式盒扣的神祕書籍能讓我學到什麼知識？於是我決定學習中國語文。然而當時正值冷戰時期，美國人無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念書，因此我在一九六一年向哈佛大學請假，以在船上打工的方式搭乘挪威貨輪前往臺灣。

我在海上航行好幾個月，中途曾在大溪地、薩摩亞、斐濟、新喀里多尼亞、新幾內亞和馬尼拉等港口停泊，最後才終於抵達臺北。我獲得政府提供的獎學金，金額為每個月新臺幣四百元，然後住進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宿舍，與另外七名室友同住一間寢室。雖然我們的宿舍既沒熱水也沒空調，但我依然感到非常滿足。不久之後我還認識了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孩，她的父親是一名空軍飛行員。接著我甚至受到「反攻大陸青年救國團」的邀約，獲得前往總統府與蔣介石喝茶的機會。不過我沒有太看重這件事，只抱著悠閒的心情騎著我的「金鳳凰」腳踏車赴約。

雖然我很喜歡臺灣，可是在我旅居臺灣期間，我仍十分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毛澤東挑起那場史詩大革命的地方。當時在臺北的少數外國學生中，有一個曾經去過北京的加拿大人，我總是以有如虔誠信徒的眼光看他，彷彿他是實際去過伊斯蘭聖城麥加或西藏拉薩市的聖徒。

在炎熱的夏夜裡，我和室友們有時候會搭乘公車前往基隆的一座可愛的漁村，並且在星空下靜靜地躺在海灘上，利用以電池供電的收音機聆聽臺灣海峽對岸的「共匪廣播」及他們瘋狂的革命進展（這是非法的行為！）當時我並不了解毛澤東的革命究竟有多麼野蠻，因此收聽那些廣播之後只讓我更加渴望親臨現場。

我在臺灣待了將近兩年並且定期報導越戰戰況，接著我回到美國完成哈佛大學的課業。畢業後我在福特基金會找到一份工作，並且被派駐到印尼。然而在「危險年代」期間的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了政變，軍隊推翻蘇卡諾總統的左翼政權並殺害十萬名旅居印尼的華人，我也被迫離開雅加達。但由於我仍夢想著前往中國，於是便決定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中國歷史。

一九七五年我終於和一群同樣對毛澤東深感興趣的美國年輕人一起抵達北京。這支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名稱頗拗口！）所促成的「青年勞動團」先到山西省的大寨村模範大隊「工作」，接著又到上海電機廠「工作」。那個時候毛澤東依舊在位，文化大革命也依舊掌握主導大權。當時北京還只有一幢高樓（北京飯店的新大樓），而且毛澤東所指稱的「廣大民眾」在看到外國人時依舊目瞪口呆。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終於可以來到北京。不過我也驚訝地發現：雖然我會說一些中文也了解基本的中國文化，但身為美國人的我還是完全無法融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與我在臺灣所經歷的一切截然不同，讓我覺得自己彷彿進入一個文化全然不同的世界。

儘管中國說了很多關於「中美友誼」的陳腔濫調，但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難與中國人民建立起連結，並且因此深感困惑。我在中國所接觸到的一切都經過精心安排，充滿了儀式感，很少看見出於自發性的情感。我旅居臺灣時很容易交到朋友，可是我在中國交不到朋友。離開中國時，我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人類的某些特質應該是四海皆通的，例如無論是哪個地方的人，都會渴望與他人自由自在地互動。然而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人們這方面的衝動會被徹底壓抑──尤其是在中國人想與外國人互動時。因此，在我們那趟旅程中，完全無法與當地人培養出任何具有意義的「友誼」。我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因為無法打入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而滿心困惑。

當我嘗試在《紐約客》雜誌發表這段經歷時，這種印象又更加強化了，而且我難以為這段經歷注入活力，因為我們只是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拜訪一個又一個給人虛假印象的村莊，那些村莊全都是為了讓人覺得毛澤東的革命看起來比實際上更成功而設計出來的，這就是殘酷的真相。當我再次重讀自己寫出的內容時，才意識到我在這個重要面向上搞錯了問題的核心。

當時我開始思忖要如何才能成功地穿透澳洲漢學家白傑明後來形容的「無形的精神共和國」（the invisible republic of the spirit）。雖然我無法精確描述自己錯過了什麼，但我知道我錯過的部分與人類及社會經驗中那些難以捉摸的部分有關。那些部分無法透過經濟、政治、外交政策或軍事戰略來加以表達，只能透過人類行為中更加內化的形式才能迄及，例如友誼、愛情、宗教信仰、音樂、藝術、哲學、心理學和文學。儘管我對那些領域十分著迷，但我知道學術界就和新聞業一樣，那些領域好比非常危險的沼澤，只有「嚴肅認真」的學者與作家才會冒險涉足其中。

一九八六年，我與一名來自北京的女子結婚，我和中國的關係也因此有了宛如煉金術般的變化。我與我決心想要了解及解釋的中國，兩者之間原本隔著一層的無法穿透的薄膜，但突然之間這層薄膜變得可以穿透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一股開始創作《故鄉》的衝動。我目空一切地展開這項計畫，以為只需要花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然而從撰寫非小說類型的書籍過渡到創作小說，這段歷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許多。我花了三十五年的時間依舊未能完成這件大事。

我們這種撰寫非小說類型書籍的作家，所學的是討論思想、分析政治問題及拼湊別人的敘述。但由於我們書寫的人物並非我們創造出來的，我們沒有辦法無緣無故地讓他們說出引人入勝的話語，也沒有辦法讓他們創造出宣洩情感的能力，我們只能被他們困於現實之中。然而在創作小說的時候，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杜撰一切。作家掌握著角色的所有權，我們能以各種方式操縱角色。自由創造角色、為角色注入生命、透過角色發聲，這些對於習慣盡可能精確闡述現實世界及其人物的我而言非常陌生，不過也令我深感興奮。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艱鉅的新挑戰。

為了展開這種蛻變，我甚至不得不拋棄許多舊有的習慣，例如採訪、蒐集剪報並嚴謹確認事實。更重要的是，我還必須學著放棄以說教的方式解釋一切的衝動，試著以「呈現」而非「描述」的方式寫出這個故事。但由於習慣難改，我經常覺得自己宛如嘗試逃離自己的影子。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編輯及重新編輯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我有朝一日可能會寫出來的小說。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只是想弄清楚自己究竟希望這部小說裡的角色可以說些什麼並且代表什麼。

這部小說的兩名主角，我先設定了一位出生於北京基督徒家庭的古典鋼琴家，並將他取名為李同書。我以我在臺北的中文老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那位老師也是出生於北京。書中的主角李同書於一九四○年代後期前往舊金山音樂學院深造，並且在那裡與一名華裔美國小提琴家薇薇安‧奈特結婚，接著他們夫婦二人於一九五○年返回北京，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為李文德，又名小李。不幸的是，薇薇安必須返回美國照顧她病危的父親，後來又因為麥卡錫時代設下的旅行限制而無法返回中國。中國共產黨將西方古典音樂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藥，也把李氏父子視為叛黨之徒，失去了母親的小李及失去了妻子的李同書都只能獨自面對毛澤東的革命。

身為熱愛古典音樂並且演奏過古典音樂之人，我感性的一面使我對李氏父子深表同情。這兩個與我同樣感性的角色在動盪不安的中國身陷危險，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李同書被貼上「反革命」標籤之後，在紅衛兵的集會中遭人以切肉刀砍傷了雙手。李同書與他的兒子小李接著都被流放，小李被流放到位於青藏高原的青海。十年之後，小李回到了北京，卻發現他的父親已經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老人。在李同書因為癌症而痛苦地死去後，小李一心想逃到中美鴻溝的另一端，渴望著探索美國。他在舊金山待了幾年，最後又回到北京，發現鄧小平正在改造中國，而他自己也被意想不到的情愛所改變。

當我努力將自己重塑為虛構小說的敘述者時，我所面對的挑戰是創造出富有同情心的角色，然後再將角色置入毛澤東那場非虛構的革命中，同時又不讓他們被我畢生研究及記錄的歷史敘述所淹沒。當我把他們丟入那場漩渦時，他們仍堅信自己與朋友、愛人、原則、藝術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聖潔崇高的，這種信念使他們與周遭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他們被迫同時生活在兩個無法調和的世界中：一個是以毛澤東革命為代表的外部政治世界，那個世界的目的是以暴力重塑中國社會與世界秩序；另一個是以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為代表的內在精神世界，這個世界試著以音樂和宗教提醒人們生命的有限以及對良善的需求，進而撫慰人們的靈魂深處。

我一邊將巴哈與毛澤東兩人截然不同的使命所產生的衝突加以戲劇化，一邊聆聽我的妻子講述她在中國那個殘酷時代成長的經歷。我也許是將故事說出來的人，但我的妻子就是這個故事本身。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妻子、母親、朋友，也是我此生的摯愛。她究竟如何從中國的這場風暴中走出來，我實在難以想像。

令人悲傷的是，在我這段漫長的小說之旅即將結束及這部小說即將出版之前，我的妻子去世了。為數不多的安慰之一，是這個故事在諸多面向而言依舊是她的故事，即使是由我將故事說出來。因此，我將這本書獻給她。當然，這個故事也是數以億計的其他中國人的故事，他們也曾被迫在這部小說所敘述的歷史時期經歷過苦痛。

感謝允晨文化的發行人廖志峰，這部小說的中文版即將在臺灣出版。然而，為什麼在臺灣生活的人們需要閱讀這個發生於上世紀在臺灣海峽對岸的故事呢？因為對於享受臺灣民主的人們而言，盡可能清楚理解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曾是什麼模樣及可能會是什麼模樣，在此時此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毛澤東早就已經過世了；是的，恐怖的反右運動、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這些並不代表歷史的悲劇也已經永遠消失。歷史就像一種怪誕但可預測的迴力棒，當我們想像自己已經完全擺脫其不友善的束縛時，它又會再次向我們飛來。中國長期紛亂的歷史在其王朝時代的過去及奉行列寧主義的現在留下了一個基因印記，這個印記在未來很長一段的時間內將會繼續重現。中華民國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擺脫中國過去的地心吸力，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若要證明這項事實，就得看看習近平怎麼做。倘若「與祖國統一」真的實現了，我很難想像臺灣人民會覺得舒服自在。

如果虛構小說就像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小說家阿爾貝‧卡謬所說的：「虛構小說是一種謊言，透過這種謊言，我們說出真相」，而且如果他說得沒錯，或許我的妻子的經歷與《故鄉》這部小說就是一種真相，我們透過這種真相構建出一個多世紀來毛澤東革命及中國大陸人民遭受之各種不人道待遇的謊言。

台灣版序

第1部
1. 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不破不立
2. 人民不是韭菜
3. 臭老九
4. 「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5. 西遊記
6. 世界的邊緣
7. 犛牛泉
8. 吳站長
9. 哪兒都去不了的路

第2部
10. 建設「新中國」
11. 下放
12. 小貓和蟋蟀
13. 樂觀主義
14. 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15. 救救孩子

第3部
16. 有什麼困難嗎？
17. 楊敏
18. 天命
19. 外來入侵
20. 小心外國客人

第4部
21. 歸鄉
22. 民主牆
23. 音樂回歸
24. 二聲部創意曲
25. 浪漫與歧見
26. 決定
27. 疾病
28. 生命的有限
29. 慢動作死亡
30. 埋葬

第5部
31. 逃離
32. 應許之地
33. 恩典座堂
34. 新世界
35. 原地踏步
36. 憧憬
37. 生命的火花
38. 含糊不清
39. 嫉妒
40. 背叛
41. 金門大橋
42. 在自助洗衣店重生
43. 大師班
44. 平衡

第6部
45. 夢的陰陽
46. 熊熊燃燒
47. 希望
48. 動亂

謝辭
關於作者

故鄉：一個流放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