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噪音

一：電梯前
他只知道，這是最糟的時代。

他已經在電梯前站了三個小時。這是他第五根菸，他思緒飄蕩。

臉孔、姓名、回憶。切割下的泥炭在他手裡沉甸甸的。瑞典水鳥從他頭頂飛過。向日葵田。康乃馨乳液的氣味。妮塔離開網球場時，身上溫暖甜蜜的香氣。寡婦乳峰滲出的汗水。臉孔、姓名。

還有，死者的臉孔和姓名。

他是可以從公寓裡拿張椅子來，但神經緊張只會讓他坐不住。而且坐在椅子上等電梯只會讓他看起來很古怪。
他的處境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人生其他事情也一樣，例如性欲。性欲也是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
＊
他試著專心想著妮塔，但心就是不聽話，像隻綠頭蒼蠅嗡嗡亂飛，結果自然又落在塔妮婭身上。然後又嗡嗡飛向另一個女孩，那個羅莎莉婭。他想起她時會臉紅嗎？或者他會偷偷為了那次反常的事件而自豪嗎？

元帥的贊助——那也是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元帥的命運也能那樣說嗎？

尤根森滿臉鬍鬚的和藹臉孔；隨之而來的，還有記憶中他母親氣狠狠地捉住他手腕的手指。還有他父親，他那心地善良、討人喜歡又不切實際的父親，站在鋼琴邊唱著〈園裡的菊花早已凋零〉 。

各種聲音在他腦中喧嘩。父親的聲音、他追求妮塔時彈奏的華爾滋與波卡舞曲、升F大調的四響工廠警報聲、狗對著缺乏自信的低音管樂手狂吠、以鋼板加固的官員包廂下方喧騰的打擊樂器與銅管樂器。

這些聲響被一個來自現實世界的聲音給打斷：電梯忽然啟動的吱嘎轟鳴。現在換成他的腳在輕抖，不停敲著靠在他小腿上的小提箱。他等待著，腦中忽然一片空白，只充滿恐懼。電梯停在較低樓層，他回過神來。他拎起提箱，感覺裡頭的東西微微滑動，讓他的思緒瞬間跳到了普羅高菲夫睡衣的故事。

不對，不像綠頭蒼蠅，更是像阿納帕的蚊子。拖畫著血，到處停。

他原以為，站在那裡就能掌控自己的心。但夜裡獨自一人時，感覺是心主掌了他。唉，就像詩人告誡過的，人逃不過自己的命運。人還逃不過自己的心。

他想起那晚他們要切除他的闌尾前的痛苦。他吐了廿二次，朝護士罵光自己知道的所有髒話，然後哀求朋友找個民兵過來一槍斃了他好了結痛苦。你叫他來把我殺了，別再讓我痛苦，他哀求道。但朋友拒絕協助。

他現在不需要朋友或民兵了。志願者多得是。

他告訴自己的心，一切的一切，恰恰都是從一九三六年元月廿八日早上，從阿爾漢格爾斯克車站開始的。不對，他的心回答，沒有事情是那樣的，沒有事情是從某個日期、某個地點開始的。所有事情都是從許多地方、許多日期起頭，有些甚至早在你出生之前、在國外、在其他人心裡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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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不論將會發生什麼，一切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心裡繼續下去。

他想起香菸：整包整包的卡茲別克、貝拉莫爾、赫塞哥維納弗洛。想起那個男人將半打紙捲菸裡的菸草弄碎塞進菸斗，留下滿桌紙管和碎紙片。

即使到了這個節骨眼，還有可能彌補、恢復與反轉嗎？他已經知道答案：醫生對修復鼻子是怎麼說的。「我當然可以把它擺回去，但我向你保證，你只會變得更糟。」

他想起扎克列夫斯基，想起大房子，還有誰可能接替那裡的扎克列夫斯基。反正一定有人。這個世界照它現在的模樣，永遠不會短缺扎克列夫斯基的。或許等到天堂降臨時吧，那大概是兩千億年後，就不再需要扎克列夫斯基了。

有時，他的心拒絕相信正在發生的一切。就像少校見到長頸鹿時說的那樣，不可能，因為根本不可能。但就是可能，而且就是發生了。

命運。那只是冠冕堂皇的說詞，用來掩飾你的無能為力。當人生告訴你「就這樣」，你點點頭，然後稱之為命運。就這樣，命運給了他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這個名字。對此他無能為力。他當然不記得大人是怎麼幫他取名的，也沒有理由懷疑故事的真實性。那天家人齊聚在他父親的書房裡，圍在領洗盆前。神父來了，問他父母想給新生兒取什麼名字。雅羅斯拉夫，他們說。雅羅斯拉夫？神父不是很喜歡。他說這名字太不尋常了。小孩名字與眾不同，在學校會被取笑和捉弄的。不，不行，他們不能叫這男孩雅羅斯拉夫。他父母沒想到神父如此直率地反對，一時不知所措，但又不想冒犯對方。那您有什麼建議？他們問。幫他取個普通名字，神父回答，例如狄米屈。他父親指出，他自己就叫狄米屈了，而且雅羅斯拉夫．狄米屈耶維奇比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好聽得多。但神父不贊同，於是他就成了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

名字有什麼要緊嗎？就像他在聖彼得堡出生，在彼得格勒長大，在列寧格勒成年——或他有時也叫它聖列寧堡。名字有什麼要緊？

他卅一歲。幾公尺外是他妻子妮塔，就躺在他們女兒嘉琳娜旁邊。嘉琳婭 一歲。最近他的生活似乎穩定了下來。但他始終覺得事情的這一面不是那麼容易。他內心充滿強烈的情緒，卻從來不擅於表達。就算去看足球賽，他也很少和其他人一樣失控放聲大喊，而是默默在心裡評論球員的球技，或缺乏球技。有些人覺得，這是列寧格勒人的拘謹禮節作祟。此外——或說在內心深處——他很清楚自己是個害羞且焦慮的人。而面對女人，當他擺脫害羞時，就會在過度熱情與突然絕望之間左右搖擺。彷彿他的節拍器永遠設錯拍子似的。
儘管如此，他的生活似乎終於有了一些規律，打出正確的節拍。只是現在一切又變得不穩定起來。不穩定：這可不只是個委婉的說法。

靠在他小腿上的過夜提箱，令他想起那次的離家出走。那時他幾歲？七、或八歲吧。他有帶小手提箱嗎？可能沒有——他母親會當場暴怒。那是在伊里諾夫卡的一個夏天。他父親在那裡當總經理，尤根森是莊園裡的雜工，他做東西、修東西，用小孩可以懂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從來沒有教他做什麼，只是讓他在一旁，看他如何將一塊木頭變成匕首或哨子，或是遞給他一塊剛切割下來的泥炭，讓他聞一聞。
他變得很依賴尤根森。只要事情惹他不高興——這種事經常發生，他就會說：「好吧，那我去跟尤根森一起住。」有天早上他還沒下床，就又這樣開口威脅，或發誓要這麼做。雖然那天是第一次這麼說，可是對他母親而言，一次就夠了。穿好衣服，我就帶你過去，他母親說道。他沒有示弱——不行，沒空收行李了——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Sofya Vasilyevna）牢牢捉著他的手腕，兩人開始穿過田野朝尤根森住的地方走去。起先他很勇敢，堅持自己的威嚇，大搖大擺走在母親身邊。但慢慢地，他開始拖著腳步，接著先是手腕，然後整隻手從母親緊握的手裡滑落。他當時以為是自己掙脫的，但現在明白是他母親鬆開的，一根手指接著一根手指，直到他重獲自由。不是和尤根森一起住的自由，而是能夠轉身、大哭、跑回家的自由。

手，鬆脫的手，緊捉的手。小時候，他很怕死人，怕他們從墓裡爬起來捉住他，將他拽進冰冷黑暗的地底，眼裡嘴裡都是泥土。後來，這份恐懼緩緩消失了，因為他發現活人的手變得更可怕。彼得格勒的妓女對他的天真無知沒有半點尊重。時局愈艱難，手就要捉得愈緊。伸手去捉你的屌、你的麵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生計、你的存在。他不只怕妓女，也怕門房、還怕警察，不論他們管自己叫什麼。

但還有一種相反的恐懼：怕從那些罩你安全的手裡滑落。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罩他安全，罩了許多年。直到他看見汗水從元帥髮際線邊滾下來。白色大手帕顫抖著、輕揩著。他知道自己再也不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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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帥是他遇過的人裡最見多識廣的，也是俄國最有名的軍事戰略家，報紙稱他「紅色拿破崙」。元帥還喜歡音樂，是個業餘的小提琴工匠，有一顆開明好問的心，很愛討論小說。他認識圖哈切夫斯基十多年裡，時常看見他天黑後穿著元帥服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四處走動，半是工作、半是好玩，將享樂和政治融為一體。他談天爭論、吃飯喝酒，總是不忘表現出自己對芭蕾舞孃的鑒賞力，也很愛講解法國人曾經教他怎麼喝香檳不會宿醉的祕訣。
他自己就從來沒見過什麼世面。他缺乏自信，可能也缺乏興致。他不愛複雜的食物，只要喝酒就會頭暈。學生時期，在那個一切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黨還沒有澈底掌權的年代，他也曾經和大多數學生一樣，裝出一副見過世面的模樣。例如，性的問題必須重新思考，因為老方法已經不管用了。有人提出「一杯水」的理論：性行為，那群無所不知的年輕人宣稱，就像一杯水，你渴了就會拿起來喝，感受到性欲就去做。他不反對這套說法，即使這取決於女人的欲望是否為她心之所欲——而這有時是如此，有時非也。但類比終究是類比，一杯水並不能打動你的心。
再說，塔妮婭那時已經走進他生命裡了。

小時候，他三天兩頭就宣稱自己想和尤根森一起住，他的父母可能覺得他只是不滿家裡的規矩——甚至是不滿童年的限制。現在回想起來，他卻不那麼肯定了。他們家在伊里諾夫卡的避暑小屋似乎有哪裡不對勁，有什麼錯得很離譜。他就和天底下所有小孩一樣，以為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人告訴他並非如此。因此，當他聽見大人談起，聽見他們在笑，他才察覺那棟房子所有比例都不對。房間很大，窗子卻很小。十五坪大的房間可能只有一扇小窗。大人認為建築師肯定搞錯尺寸了，有些地方將公尺當成公分，有些地方則相反。但對小孩來說，一旦他察覺這點，效果是很恐怖的，彷彿這是一間為了最可怕的夢魘而準備的房子。或許這就是他想逃的原因。

他們總是大半夜來捉你。所以，與其穿著睡衣被人從公寓拽出來，或被迫在某個滿臉輕蔑冷漠的內務人民委員面前穿衣服，他寧可衣著整齊地上床，躺在毯子上面，小手提箱打包好放在床邊地板上。他幾乎整晚沒闔眼，躺在床上想像一個人所能想得到的最糟情況。他翻來覆去，搞得妮塔也沒辦法睡。兩人都躺在床上裝睡，假裝沒有聽見或聞到對方的恐懼。最常讓他驚醒的厄夢，就是內務人民委員把嘉琳婭捉走，將她（幸運的話）送到專收國家公敵子女的孤兒院。在那裡她會獲得一個新名字、新身分，在那裡她將成為蘇聯的模範公民，一朵小向日葵，臉龐朝向名叫史達林的大紅太陽。因此，他才會提議每天晚上待在電梯前，度過那些注定失眠的夜晚。妮塔很堅持兩人應該待在一起，因為那有可能是他倆的最後一晚。但他難得地爭贏了這一回。

待在電梯前的第一晚，他決定不抽菸。他提箱裡有三包卡茲別克。要是到時他接受審訊，還有萬一被拘留時會需要。頭兩晚，他都堅持住了。然後第三天他突然想到：要是一到大房子，他們就把他的菸給沒收了呢？或者要是沒有審訊，甚至審訊很簡短呢？或許他們只會遞一張紙到他面前，要他簽名。要是……他沒有再往下想。但不論是哪種情況，他留的菸都會被浪費掉。
就這樣，他想不到有什麼理由不抽菸。
於是他就抽了。

一：電梯前
他只知道，這是最糟的時代。

他已經在電梯前站了三個小時。這是他第五根菸，他思緒飄蕩。

臉孔、姓名、回憶。切割下的泥炭在他手裡沉甸甸的。瑞典水鳥從他頭頂飛過。向日葵田。康乃馨乳液的氣味。妮塔離開網球場時，身上溫暖甜蜜的香氣。寡婦乳峰滲出的汗水。臉孔、姓名。

還有，死者的臉孔和姓名。

他是可以從公寓裡拿張椅子來，但神經緊張只會讓他坐不住。而且坐在椅子上等電梯只會讓他看起來很古怪。
他的處境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人生其他事情也一樣，例如性欲。性欲也是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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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試著專心想...

極權統治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
文／吳家恆

將近十年前，雲門舞集邀請喬治亞的「魯斯塔維合唱團」來臺灣，在淡水的雲門劇場演出。林懷民《流浪者之歌》中令人一聽難忘的雄渾男聲，就是魯斯塔維合唱團所唱。
當時我在雲門舞集做事，有機會接觸到魯斯塔維的團員，在私下交談的場合，我問一個年輕團員：「冒昧請教一個問題：史達林是喬治亞人，請問今天的喬治亞人怎麼看史達林呢？」還好，他不覺得冒犯，我鬆了一口氣，而他的回答也讓我有點意外：「有些人討厭他，但也有些人喜歡他。」
對我來說，史達林是個謎樣的人物：大清洗、大整肅、大饑荒，都是這個人弄出來的。雖然我並沒有花什麼力氣去了解他，但光是他外貌的差異，就讓我驚訝。一般所熟悉的史達林是領導人的形象，穿著毛呢外套，剪裁俐落，釦子扣到脖子。頭髮往後梳，一絲不苟。上唇留著肥厚的鬍子，跟頭髮一樣茂密。眼睛似乎帶著笑意，但卻猜不透背後的心思。
而年輕時的史達林，卻截然不同。頭髮一樣濃密，但像火一樣，瀟灑奔放，難以馴服，年輕史達林長得有點像班．阿佛列克，眼神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與掌權之後判若兩人。我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經歷造成史達林如此的改變？史達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之所以會冒昧問這個問題，多少也跟蕭士塔高維契《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著名故事有關。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問世，起先得到很好的評價，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看了這齣歌劇。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獲得好評的作品引起領導人的注意，這可能是作曲家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史達林之後龍心大不悅，《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混亂取代了音樂〉的評論，還連發了多篇文字，抨擊《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這樣，《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被打入冷宮，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也遭禁演或沒人敢演。
這件事在音樂史上很有名，即使是沒聽過《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人，很多也耳聞此事。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察覺此事所透出的怪誕與令人費解之處：《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是成功的作品，也在蘇聯以外演出，英國作曲家布瑞頓稱讚它「從頭到尾都有風格與手法上的一致，其諷刺切中而精彩，沒有一分一秒會讓人感到枯燥」。連國際知名的作曲家都給予好評，這部歌劇到底是哪裡冒犯了史達林，以致要下重手修理？
蘇聯已經解體超過三十年，今天的人（尤其是生在民主國家的人）會更難理解，不過就是一份報紙寫了幾篇文章批評，忍一忍就過去了，有這麼嚴重嗎？
好奇歸好奇，也沒有心思太去深究，如今，巴恩斯以這個事件為核心，寫成歷史小說，翻成中文超過八萬字，不禁勾起我的興趣：小說家會如何評價這個事件？這是在冷戰鐵幕之後的陳年往事，他要如何進行填補、擴充？
巴恩斯自己在〈後記〉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蕭士塔高維契對自己的生平有許多說法。有些故事版本眾多，歷經多年建構與「改進」。[…] 基本上，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真相很難掌握，遑論保存了。甚至連名字都會變來變去。
蕭士塔高維契的相關文獻很多，小說家有兩大參考對象，「首先是伊莉莎白．威爾遜層次豐富的經典之作《蕭士塔高維契傳》；其次是索羅門．伏爾科夫《見證：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其他還包括格利克曼的《一段友誼的故事》與阿爾多夫對作曲家兒女的訪談《追憶蕭士塔高維契》。

但是，文獻歸文獻，小說家不能也不應以此為限，這一點巴恩斯很清楚，「對傳記作家是苦事一件，對小說家卻是再好不過了。」巴恩斯不用把力氣花在細節的探求與考證上，而是專注於手邊的材料，挖掘背後的可能性，描摹角色的內心活動、動機。
巴恩斯要呈現人長期處於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壓力下的狀況。許多在小說中登場的人事，人都真有其人，事也真有其事，但是在一個政治深入生活各個層面且後果禍福難料的情形下，事實與謊言界線模糊，真相難以探求。
無論就小說的鉅細靡遺或真假莫辨的程度，都令人驚訝。巴恩斯寫得好像他親眼目睹一樣，作為讀者，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把小說當作歷史紀實來讀。而巴恩斯或許無意給讀者他親歷其境的錯覺，因為整本小說集中在三個時間點：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〇年。三個時間點各自相隔十二年。一九三六年，當然就是屈辱的原爆點；一九四八年，相隔十二年，二戰也結束了，時代進入新階段，但是傷痕猶存，蕭士塔高維契當年的「錯誤」，還是會被拿出來談；一九六〇年，史達林已經去世數年，在赫魯雪夫的主政下，冷戰開始出現融冰的跡象，而蕭士塔高維契身為具有國際聲望的蘇聯作曲家，前往美國進行交流。
讀者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年分，會覺得小說各處的基調是不變的，彷彿演奏的都是同一首交響曲，即使外在環境不斷在變，蕭士塔高維契長年生活在被整肅的恐懼之中，他的周圍和內心，已經像鐘乳石一般，凝固成一座牢籠。巴恩斯無意探討這座牢籠是怎麼造成的，而是讓讀者從各種細節中，看到緩慢累積的過程。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極權統治也是。

極權統治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
文／吳家恆

將近十年前，雲門舞集邀請喬治亞的「魯斯塔維合唱團」來臺灣，在淡水的雲門劇場演出。林懷民《流浪者之歌》中令人一聽難忘的雄渾男聲，就是魯斯塔維合唱團所唱。
當時我在雲門舞集做事，有機會接觸到魯斯塔維的團員，在私下交談的場合，我問一個年輕團員：「冒昧請教一個問題：史達林是喬治亞人，請問今天的喬治亞人怎麼看史達林呢？」還好，他不覺得冒犯，我鬆了一口氣，而他的回答也讓我有點意外：「有些人討厭他，但也有些人喜歡他。」
對我來說，史達林是個謎樣的人物：大清洗、大整肅、大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