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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房裡的小變化

接到調派臺北的人事命令時，劉榮宗喜憂參半，喜的是臺北人文水平高，有藏書規模龐大的圖書館、逛不完的書店和舊書攤；憂的是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對服務了四年的南投產生情感，如今突然要離開，難免有些不捨。另外，他也有些忐忑不安，雖說調派臺北是他憑藉優異的工作表現爭取到的獎勵，然而總行何以看上只有臺灣商工學校畢業文憑的他？除了幸運，劉榮宗想不到更好的解釋。
一九三四年，二十四歲的劉榮宗抵達臺北，展開他夢寐以求的新生活。新住處坐落在建成町（今臺北大同區），每天步行約二十分鐘便能抵達工作地點——臺灣銀行。下班後，他會順道去附近的新高堂、杉田書店、文明堂與三軒書店站讀，幸運的話還能在舊書攤挖到幾本珍貴的二手雜誌，為家裡的書櫃再添戰利品。
身為一名文學青年，書房自然不可或缺。不過所謂書房，其實也兼作客廳、寢室。愛書成癡的劉榮宗，回家後大部分時間應該都會窩在書房。就像一點一滴堆砌而成的城堡，書中盡是他從未到過的世界，讓他得以暫時忘卻每天與數字斤斤計較的工作，沉浸在浩瀚無垠的文學世界中。這樣的作息維持了兩年，即便期間迎娶太太李耐，劉榮宗的日常仍十年如一日般，沒有太多變化。
這天，劉榮宗照例到西門町散步，經過舊書攤時被架上的《改造》吸引，略翻片刻後決定買回家細細品嚐。《改造》是當時日本進步的綜合性雜誌，除了刊登許多社會主義相關的文章，知名作家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幸田露伴也在該刊發表文學創作。劉榮宗帶回家的那一期，正好是朝鮮作家張赫宙於一九三二年以日文小說〈餓鬼道〉入選《改造》懸賞創作獎第二名的舊雜誌。昏黃燈光下，他將〈餓鬼道〉一字不漏地看完，朝鮮底層人民悲歌躍然紙上，千頭萬緒在劉榮宗腦海浮現——原來《改造》每年都會募集小說，而且募集對象不限殖民母國的日本創作者；原來被殖民者也能憑著寫作闖入日本文壇——他的血液正在沸騰，翻閱書頁的指尖微微顫抖。或許，或許自己也能試一試。他想。
產生這個念頭以前，劉榮宗尚未開始寫小說，即使是作文也要追溯到公學校時期刊載於《全島學童作文集》的短文〈暴風雨〉，和投稿到東京發行的全國少年雜誌的少作。忙碌的生活讓他只能利用業餘時間翻閱日文小說，加上沒有可以討論文學的前輩和同儕，遇到不會的日文唯有翻查字典，甚至有些文法翻了也不得要領。
接下來幾天，退縮和放手一搏的念頭在劉榮宗腦中打架。前一刻，他想著：日文高手如雲，聽說臺灣有一批留學生在東京發行《福爾摩沙》雜誌，不知道自己的日文和他們比起來水平如何；下一刻，他想起在臺灣商工唸書時，不只一次被國文科老師加藤先生公開稱讚文筆，說他的日文不亞於內地人。然而，就算自己的日文真如老師說得那般好，這些年來缺乏習作，過去也沒有創作經驗，想必文筆也會生疏。而即使有習作，沒有前輩作家的批評指教，寫得再多也是枉然。自信和自卑同時在劉榮宗心中相互拉扯，他夾在兩者之間努力掙脫。
此時，他想起臺灣商工的同學劉發甲。劉發甲是班上的拼命三郎，更有堅強的意志力，換作是他會對自己說什麼呢？「不要氣餒，慢慢來要緊。」終於，榮宗從自信與自卑的論辯中掙脫，生出第三種聲音：「今年不入選，還有明年後年一直到三十歲，如果屆時仍然毫無作為，再放棄也不遲」，在沒有嘗試以前一切都是未知，皆有可能，於是，他緩緩走到書桌前坐下。

劉榮宗開始寫作的情境或許是如此：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的某天清晨，臺北盆地盛夏熱烘烘的空氣在書房外蓄勢待發，書房裡的劉榮宗正握著鋼筆，盯著眼前一疊稿紙發呆。書桌旁的日曆上，十一月三十日那格被圈了起來，旁邊註記「改造懸賞小說截止」。按照他的個性，日曆右側應該還會掛著一張計畫表，上面寫著：
每天寫四〇〇字（約一或兩張稿紙）
三個月半=一〇五天
一〇五天X四〇〇字=四二〇〇字（約一百張稿紙）
由於銀行的工作非常忙碌，常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回到家後早已疲累不堪，劉榮宗決定利用清晨上班前的時間，在腦袋比較清晰且靈活的情況下寫作。但是只要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並不是預定每日寫四百字就一定能達成，尤其劉榮宗還是寫作新手。那三個月半，他應該有上班前都擠不出一顆字的時刻，當然也有一口氣寫出八百字的清晨。有時，他會坐在書桌前皺眉思索，偶爾在書房裡來回踱步，一眨眼上班時間就到了，只能放下筆桿匆匆出門。
除了進度，寫作第二個重點是題材。劉榮宗在得知張赫宙獲獎消息的前一年，比他年紀稍長的寫作前輩張文環，以〈父親的臉〉獲選《中央公論》新人賞選外佳作。張文環將東京留學的經歷撰寫成小說，講述留學日本的臺灣青年陳有義，因參與社會主義運動而遭監禁，出獄後透過家鄉父母的來信體會到雙親的苦心，最終決定回到故鄉孝親。當時，劉榮宗尚未有機會得知〈父親的臉〉的完整內容，但身為文學青年，他不可能錯過臺籍青年在日本獲獎的重大消息。雖然無法像張君那樣留學日本，但他相信自己也能充分利用殖民地經驗，寫出只有被殖民者才能創作的題材，劉榮宗在心裡盤算著。
那麼，只有被殖民者才能創作的題材是什麼？書桌前的劉榮宗不禁想起那座什麼都沒有的小鎮，街上的白光、炙熱的太陽、還有木瓜熟透後散發的酸臭味。那座小鎮讓他深刻體會到人為了獲得麵包，不得不過著血淚與寂寞的雙重生活。即使離開了兩年，許多人事物仍歷歷在目，尤其是期間飽嘗的失落與絕望。
只要想起當時的種種，鋼筆就會不自覺在稿紙上躁動，將那四年間的鬱悶化為一串串符號。即使失望，當年的他仍舊相信知識是掙脫這一切的解藥。想到這裡，他不禁忿忿不平地寫道：
我認為唐·吉訶德那種勸善懲惡的觀念或知識本身，絕非不好。

初遇唐吉訶德
每當榮宗回想與文學結緣的起點，家鄉北埔總會在他腦海中浮現。北埔位於新竹西南方，是座空氣清澈芬芳的山村。村裡設有「木鐸會」私立圖書館、秀巒公園、金廣福公館、慈天宮、五指山，以及位於新竹與苗栗兩嫌縣界處的獅頭山。夜裡，少了光害的村落使繁星格外閃爍，劉榮宗總愛抬頭仰望滿天潑灑的星星，好奇星空的盡頭是什麼。
劉榮宗生性內向寡言，加上與生俱來的口吃和色盲，讓他對許多事物都保持沉默。然而，在他文靜的外表下卻隱藏著一顆對周遭充滿好奇，愛作夢與愛幻想的心。勾起榮宗好奇心的除了一望無際的星空，還有私立圖書館「木鐸會」裡的藏書，那也是他初遇唐．吉訶德的地方。北埔沒有書店，木鐸會是唯一能接觸到大量書籍的地方。當時，榮宗有空便往「木鐸會」跑，裡面的藏書都是村裡讀書人所贈，其中大部分是大地主姜家的書籍。
劉榮宗接觸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唐．吉訶德》。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他透過片山伸的翻譯，讀到這本由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寫的著作。故事講述一名住在拉．曼卻某村的沒落貴族，在讀了大量騎士小說後，決定改名為「唐．吉訶德．臺．拉．曼卻」，並立志成為一名行俠仗義的游俠騎士。唐．吉訶德共進行了三次旅行，他把路上發生的一切都視為騎士的奇遇，而幹了不少荒唐事，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將風車當成巨人來決鬥。雖然唐．吉訶德的騎士信仰被世人嘲笑，但他仍遇見願意追隨他的僕人桑科，兩人有時一唱一和，有時互相譏諷，成為彼此的最佳旅伴。然而，在結束最後一次旅行後，唐．吉訶德大病一場，痊癒後開始悔悟過去的行為，臨死更立下遺囑，要求後人燒毀自己所有騎士藏書。
塞萬提斯用詼諧的筆法，諷刺騎士文化的不合時宜，而堅持騎士之道的唐．吉訶德，在許多讀者心中成為「武勇」的典型人物。但在劉榮宗眼中，唐·吉訶德不僅如，他認為唐·吉訶德不顧他人嘲笑、堅持自己信仰，展現一股信念和毅力；而唐·吉訶德無論對象身分尊卑都願意拔刀相助，則反映他勸善懲惡的俠義精神。
除了小說人物的鮮明性格，劉榮宗也受到《唐‧吉訶德》的寫作筆法深深吸引，認為那有別於過往自己閱讀的現代小說。例如故事中人物的對話方式、場景描述，小說中還巧妙安排一本唐．吉訶德從未讀過，卻廣為流傳的「《唐．吉訶德》」名著等。
當然，《唐．吉訶德》只是劉榮宗接觸世界名著的開端，此後他還遇見了哈姆雷特、娜娜、卡門、少年維特；讀了屠格涅夫、左拉、果戈里、紀德、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他最欣賞的海涅。能夠與世界名著接觸，進而發展出不同文學觀點和創作技法，歸根究底，都是因為劉榮宗掌握了殖民者的語言——日文。

一九一八年，八歲的劉榮宗被父親送到彭家祠唸三字經。不料，幾天後一名日本警察闖進彭家祠，對彭老師說了幾句話便揚長而去。下課時，彭老師跟同學們說明天起不必上課了。劉榮宗的書房教育就這樣被硬生生打斷。此後，他改上公學校，跟著臺灣老師學起異國語言，當時他九歲，鸚鵡學舌地跟著老師唸「哈那（花）、哈達（旗）」。
五年級時，劉榮宗的國文老師換成了成松老師。老師熱愛文學，曾將日本《萬葉集》的短歌油印給全班同學閱讀、教大家創作短歌並幫他們修改，這對劉榮宗的文學啟蒙起了很大作用。和歌詩人對周遭環境的敏銳與華麗的文字，更多次拯救榮宗寂寞惆悵的心靈。
除了圖書館與老師帶來的文學啟蒙，劉榮宗也學會寄匯到東京，訂購當時有名的少年雜誌《赤鳥》。《赤鳥》是日本小說家鈴木三重吉在一九一八年創刊的兒童文學雜誌，內容以童話、童謠和寫生文等獨特形式呈現，封面多由畫師清水良雄操刀，目錄是單色印刷的彩頁，插圖則以三色印刷。這樣的設計對自小喜歡看書本插圖的劉榮宗來說充滿吸引力。或許正是雜誌對裝幀的講究以及繽紛的封面與內頁，提升了他對顏色的敏銳度，讓他後來的創作充滿色彩——

穿著短黑褲仔和藍色上衣，她的茶褐色的臉上，汗水淋漓，神色像燃燒的玫瑰色，微微的困憊停留在美麗的雙頰上。

相對於他的口吃，文學世界充滿著喧囂與絢爛，儘管家庭條件讓他無法跨出福爾摩沙，但文字卻把世界各地的奇幻事物傳送到他的眼前。

改編龍瑛宗
阮光民臺灣漫畫家、《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漫畫版）》繪者

龍瑛宗是怎麼樣的一位文學家？

他的文字華麗，寫景像一幅一幅畫，彷彿用筆沾上顏料，非常鉅細靡遺描述地理環境，描繪人的五官衣著、景物、建築的色調光影；他運用在地植物種類與生長模樣，例如扶桑花、木瓜樹、榕樹來描述季節與氣候，以人體的膚色反映光影變化。他筆下的氣味跟聲音，能讓人拉開儲存在腦中的記憶庫抽屜，想著：哇！好厲害，怎麼能用這些非常人所能想像的物件，比喻我們日常熟悉的景物？他對小說人物的造型與內心埋設許多線索，無論是市井小民、女性或各類型的知識分子，這些角色不僅立體，更讓我們容易聯想到身邊某些人。而他所有美好華麗的文字，投射出的影子都是漸層的哀愁、憂鬱，以及對於墮落的唏噓。

我認為這樣的作家，應該有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吧？能隨時將感受、看見、聆聽的事物都記錄下來。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我參與「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圖像改編」的第二部作品。改編像空出自己一半的靈魂，讓原作的靈魂住進身體。在創作期間，不僅要跟原作者內心對話，也要跟小說中的角色們交談，推敲他們在故事中的思維邏輯。我相信雖然角色是由作者創造，但他們會逐漸發展成有獨立思想的個體，隨著情節發展回應創作者。

《南方的光與夢》也是這樣的改編之作，不過書中參考的範本，是龍瑛宗的真實生命經驗。這本書的四名作者運用故事筆觸，寫下龍瑛宗從戰前到戰後的創作歷程，也記錄他曲折的人生軌跡。

龍瑛宗從小受到口吃、體弱與家貧影響而沉默寡言。但也因為如此，他思考、察言觀色的空間變得寬廣。他的心思細膩善感，容易共感周遭人們處境，也有豐富的幻想力，能憑空創造色彩斑斕的文學風景。龍瑛宗在日本人實施殖民同化政策的昭和時代出生，儘管勤勉讀書、擁有豐富的學識，卻因為臺灣人身分在職場受到不平等待遇，無法以知識換取實際的經濟收益與升遷機會。私人生活中，他也因為日臺之間存有的歧視，無法自由追求情感、心無罣礙的實踐文學理想。這些經驗，可以如何透過文字與圖畫呈現？

身為圖像創作者，龍瑛宗文學中細膩的描繪，讓人在閱讀過程自然產生流動的影像，這無疑是幸福的事。對文字工作者來說，龍瑛宗的隨筆、日記，以及後人留下的口述採訪、研究文獻，則讓「龍瑛宗」這個人更豐富完整。我想，龍瑛宗的生命與作品，兼具圖像與文字的改編潛力，假使他本身從事影像工作，那應該會拍出類似小津安二郎的電影。

作家將自身的生命經歷與體悟投射到作品中，是很常見的事，讀這本書時，我也像偷偷揭開他小說舞臺的布幕，看見幕後的工作人員與道具。我們會看到龍瑛宗如何從熱愛文藝的窮學生，成為一名為了生計奔忙的銀行職員，如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角陳有三，懷著理想來到小鎮，卻逐漸在職場生活跟同儕互動中，看清現實與人性的險惡。我們也看到龍瑛宗身處的時代，知識分子在殖民體制跟景氣蕭條的環境中有志難伸，種種的挫敗感像刨刀，一層一層削除意志。這些當時的社會眾生相，移到今日仍能引起悲哀無奈的共鳴，只是可能外表包裝隨時代推進改款。

我想我跟這本書的作者們，都從龍瑛宗的作品跟生命中看出這些特質，並從中擷取素材，重新詮釋、訴說屬於龍瑛宗故事。例如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男性幾乎是一面倒的迷惘、屈就、無助、頹廢；相對來說，龍瑛宗筆下的女性則像晨曦般燒穿黑夜，讓陽光映入眼簾。無論是林翠娥之於陳有三，布莊之女之於洪天送，或者溫柔鄉的酒家女之於男性顧客，女性雖然難逃買賣婚姻的命運，卻也提供男性某種救贖。所以我在改編時，就增加比原作中林翠娥跟陳有三更多的互動篇幅，畫出兩人互相欣賞、曖昧到萌生愛意的故事。

《南方的光與夢》則採取不同路徑，書中同樣勾勒島嶼知識分子的困頓，但凸顯文學帶給龍瑛宗生命的「光熱」與「夢想」。文學像一條隱沒在沙土下的河流，儘管在殖民統治、戰火、禁絕母語、白色恐怖等陰影下受到壓抑，但始終灌溉龍瑛宗的精神意識，讓他創造出比現實更絢爛美好的世界。如果將《南方的光與夢》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放在一起對讀，那我們將看見真實人生與小說如何交互隱喻，也會看見龍瑛宗的掙扎與堅持，如何在當代以不同形式延續。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漫畫版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或《南方的光與夢》，都不約而同強調唐．吉軻德這位著名的小說人物。唐．吉軻德生在不合時宜的年代，儘管受到眾人譏笑，他想成為騎士的信仰與堅持也顯得閃耀奪目。雖然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結尾，彷彿光頭唐吉軻德般的陳有三還是跟木瓜一起腐壞了，但我覺得現實的龍瑛宗，是把自己生活中遭遇的苦悶、無奈與哀傷留在紙上，以自身的文學創作，觸動無數顆迷惘徬徨的心靈。或許這是在今日，我們依然喜歡，也需要龍瑛宗文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