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航
是故事找上我們
蔡雨氛
得遙想一下當年，稍微倒轉時光，稍微就好，那是新冠病毒來臨之前，iphone XS 即將問世，電影人帶著新鮮好奇眼光來試探VR 科技的年代。我們幾個人來到臺北中山堂參與活動，成員裡有三十出頭，有二十尾巴，也有剛過十多歲不久的，總之，是這個社會認為還算年輕的傢伙，我們湊在一起，不為什麼，因為電影。
那時，我們已經拍過幾部短片，在臺灣鼓勵新秀的影展裡獲得一點鼓勵，長出些許自信，又積極渴望更多掌聲，對於以影像和聲音做為敘述故事的電影載體，似乎掌握到什麼，卻又尚未透徹，我們好像積極想吸收什麼，把這個什麼轉化成電影，再來獲得什麼，因此，當時只要看到電影相關的活動，有時間，
相互揪一下，就會去了。
我們參與的活動叫做「VR 黑客松」，由臺北電影節主辦，與會的黑客們得連續三天聚集在中山堂的光復廳裡，共同想出一個適合VR 裝置的企劃。從零到有總是得先迷茫的，我們幾個人圍坐在一起，好似互相看著朋友的臉就能生出故事一樣，這招當然失敗了，於是介珩轉頭看看我們正身處的空間：「光復廳」，接著，我們低頭Google，就這樣從維基百科挖到了故事。
中山堂在日本時代稱為「臺北公會堂」，作為都市活動展演用途。在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臺灣政權由日本轉交給中華民國，這個開啟臺灣歷史新頁章的受降典禮，正是在中山堂的光復廳舉行。大概是受過歷史系訓練的關係，我和介珩立刻被這重要的歷史轉捩點給吸引，但是活動只有三天，節奏得調得非
常快速，第一天，我們圍坐在一起，丟想法、故事接龍，虛構出以臺灣本土青年杜聰明醫師為主角的故事，講述他在參與受降典禮當天，驚覺有人埋伏炸彈，作為一位日、中語流利的知識分子，他挺身而出，於日、中雙方官員之間協助調查。
雖然活動只要求產出企劃，討論過後的我們，某種不明所以的靈魂上身了，小組成員有志一同決議拍攝一支影片，全片都以杜聰明的主觀視角呈現，模擬VR遊戲裡的感受。當時小組裡的成員黃元懋聯繫上軍事迷朋友，殺到臺中去
租借戰爭時期的日軍及國民黨軍服，Danny則跑回桃園拿一年前結婚穿的西裝，那套衣著剛好像極了1945年的紳士服。現在劇本有了，戲服有了，場景有了，工作人員有了，團隊裡願意飾演日軍角色的人有了，飾演國民黨軍的有了，飾演杜聰明的有了，就差窮困又生病的間諜了。我們幾個較年長的，拿出哥哥姊姊的態勢，積極說服年紀最小的喆泓露相，那時喆泓剛從學校畢業不久，聲腔還帶點青澀，他一臉不情願，卻緩緩點頭：「喔，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就算世界末日也不可以把影片外流。」
「Ok 啊！」我們齊聲回應。
於是套上戲服，拿起攝影機，穿梭在中山堂裡，我們恥度大開，自拍自演了這隻Demo 影片。最終，這個提案獲得好幾項大獎，抱回好幾個作為獎品的VR 頭盔。
活動結束後，我們回到各自居住的城市，持續為生活努力著。當時積極渴望找故事來說的我們，沒有忘記在中山堂發想的故事，也沒有忘記當時所扮演的時代，反倒帶著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朝著下一步走去。
我準備將故事發展成一部完整劇本，到圖書館去，朝著一九四五年臺灣面臨政權轉移的這段時間找資料，我讀了一本書後，又接著埋頭於另一本，從《終戰那一天》、《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到《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這些都是臺灣研究歷史的前輩，拜訪實際參與戰爭的長者後，留下來的口述歷史和編整的史實故事，即便是歷史系的我，都不知道臺灣有這麼一段布滿缺口的過去。從帶著玩樂性質的VR 企劃，到如此認真嚴肅的《聽海湧》，過程或許有些誤打誤撞，不過對於那些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我讀得越多，知道得越多，態度就越無法隨便，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不只是想要找故事來說了。
好久好久以後，在劇本完稿時，公共電視節目部的淑屏組長幫我們聯繫上鄭有傑導演，請他幫忙閱讀給予意見，記得有傑導演當時好奇問我們故事從哪裡來，我們將中山堂的經歷娓娓道來，當下有傑導演回應：「喔∼是故事找上你們。」
我愣了愣，的確：「是故事找上我們。」
歸來
採訪／崔舜華
面向歷史的傷瘢
在陌生的異鄉，能怎麼找尋認同？在殘酷的戰場，該如何保有善良？以戰時的南洋婆羅洲為背景，烽火荒地之上，人心亦焉戰場──公視歷史劇集《聽海湧》，在短短五集的篇幅之內，演繹了時代的創傷、國族的命運，以及在別無選擇的絕境戰火下，身而為人仍能做出不同的選擇。
在二○二○公視迷你劇徵案中拔得頭籌的《聽海湧》，帶著看上去絕對不夠用的預算，和向來冷門的歷史題材，這支「毋驚死」的劇組隊伍，竟說服了所有評審、從眾多偶像劇、穿越劇等提案裡拔萃而出，成為唯一獲得青睞的時代劇種。公視節目部經理、本劇監製於蓓華形容，這是一份「馬上教人掉進陷阱」的企劃案，充滿新鮮、奇特的美學氣味，「《聽海湧》是一支年輕的團隊，從導演、工作團隊到主角演員都非常年輕，他們沒有業界的窠臼、沒有那些令人討厭的陳腐味，在遴選階段時就吸引了評審的好奇心──這群年輕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啊？怎麼可以這麼勇敢？再加上當時預算有夠少，不過就一千六百萬，簡直是一架自殺式飛機！但是我們確確實實地從他們眼中看見了一份渴望、渴望著面向那一段最難以言說的臺灣歷史，所以，我們就勇敢一回！」
關於各種現實的挑戰，製作人林佳儒可說最了然於胸，作為甫始便與導演共同發展計畫案、乃至全程參與投案的創始者，林佳儒形容，《聽海湧》是「做得很大、但預算很小」的一個夢，「《聽海湧》是一個很年輕的團隊，要拿到大筆預算本來就有難度，第一次挑戰擔任製作人，我的角色是控制每個項目的預算，若無法拍出理想的效果，便得去衡量止損點何在。但我的感觸是，如果真的止步於預算，最後只會證明我們太年輕、沒經驗、所以拍不好，如果我們無法做出一點超出實際能力的事，只會證明自己能力真的不夠。」
二○一八年，導演孫介珩參加臺北電影節「VR工作坊」，於一周內利用VR技術進行故事提案，並以《在投降的前一刻爆炸 （Fire in the Hall）》贏得大獎，而有了後來醞釀《聽海湧》的起因，「那次工作坊地點在中山堂，我想，假如可以配合場地就地發想腳本，應該會滿好玩的吧！」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早上十點，臺北公會堂（現臺北市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投降方代表為日本在臺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降方代表則是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我們都在歷史課本上讀過日本戰敗的記述，但當時臺灣人的身分認同已經深受日本的殖民政策影響，這樣長期的認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所以我開始對這類題材感興趣，譬如從史料上看見了當時的臺籍日本兵，日本投降後，他們一夜之間成了戰勝國的國民，過程中又涉及到軍事審判等等，讓我不禁好奇：這些人後來怎麼了？有沒有回到臺灣？」
孫介珩認為，從以前到現在，臺灣一直都存在「認同」的難題，國族的撕裂，身分的轉移，無時無刻不在挑動臺灣人的敏感神經，「我從何而來？我到底是誰？就算問出了口，也不一定有答案。戲劇主要訴諸『衝突』，『認同』則是最具衝擊性的議題，戰爭更是引發最極端的生存危機。」
《聽海湧》製作期間，疫情猛獸般撲來，幾乎所有產業都遭受了劇烈的衝擊，現代文明與病毒之間的戰爭如火如荼，情勢並不樂觀，而這齣迷你劇集在硝煙烽火之中，以一齣非主流的時代劇之姿，堅韌地倖存了下來，要在眾觀者的眼球上粉墨登臺。
原始叢林中的人性辯證
從導演的立場來看，一齣戲劇的美學結構，得等到真正把戲做好做完，才能去握取其中的深層脈絡，「美學是累積的，並不是剛開始就給出各種完整的設定，至少這齣戲是這樣。我自己傾向把故事、角色和歷史事實慢慢捏在一起來形塑美感，後來有製作人給了我們很多關於畫面上必要的提示，強烈建議劇組親赴婆羅洲，帶回當地的聲音、光影和空氣，再來著手創造鏡頭，這樣之後，才能具體去掌握這齣戲到底要讓觀眾看見什麼。」孫介珩說。
孫介珩提到的製作人，即是瀚草文創董事長、現於政大廣電系兼任的湯昇榮，他深知若要拍出一齣夠真夠強的作品，非得親涉現場不可，「婆羅洲的自然生態非常獨特，而《聽海湧》的故事背景如果放在婆羅洲，必須要讓觀眾有體感，感受到婆羅洲的生態樣貌、環境氣氛、甚至是空氣的味道，用場景來說故事。」
彼時疫情仍未明朗，製作暫停，在湯昇榮的積極鼓勵下，導演和主創共五人在二○二二年六月，飛去了北婆羅洲。
北婆羅洲的一切，確實帶給主創們很大的震撼，在旅途中認真搜集各式資料的同時，也感受這個充滿各種感官元素的環境：完全不同於臺灣的森林面貌、各種動物與昆蟲，還有多元且複雜的原住民族群。《聽海湧》的舞臺，因為這趟旅程，而顯得更加具體且清晰
至於劇中人物在異鄉戰地上，必須面臨、承擔的生存危機和陌異孤獨感，也和婆羅洲的當地環境相互對應，「像是三位主角、臺籍日本兵的少年們，他們在對這世界尚未理解時就置身異地，無論氣候、語言、種族、生活習慣，都面臨巨大的差異，而戰爭是人類最極端的生存狀態，處在極端環境下，個體的孤獨該如何表現？導演與主創們就這件事討論了很久，大多時候，要呈現人的極端狀態，會選擇藉由演員誇張、戲劇化的面部表情來展現，但《聽海湧》則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在情感張力最強大的場景中，去看見世界真正的樣子，而動物可以做為建立環境氛圍的必要配置，像是婆羅洲的巨蟻陣列、無辜的長鼻猴、憤怒的野豬、泛淚的象眼，鏡頭分別給予牠們特寫，去指涉戰爭情境下各式各樣的混亂、無助、困頓、徬徨。」孫介珩說。
戰爭，是最精采絕倫也最悚然觸骨的人性舞臺，在隨和寧靜的自然環抱中，清晰映見人性的辯證與拉鋸，從而建立人與自然、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起始點。畢竟，唯有在澄澈無缺的月光下，才能夠從茫茫黑夜裡，清楚地辨析出自身的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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