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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唐納德．沙孫
艾瑞克．霍布斯邦不喜歡民族主義。誠如他在一九八八年寫給某左派民族主義立場的史學家的信中所言，「我依舊抱持著一種難以理解的心態，即不管民族主義位在何處，我都不喜歡、不信任、不贊同、害怕民族主義，或許如今更甚於一九七○年代時，但我也承認其影響力之大，如果可能的話，必須好好駕馭，才能前進。而有時的確有此可能。我們不能任由右派獨掌大旗。有時，的確可藉由動員民族主義情感來達成……但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理論上，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
他反民族主義並不足為奇。他是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身為英國人，卻在俄羅斯革命那年生於埃及。他的祖父是波蘭人，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生於英格蘭，父母在瑞士結婚，妻子瑪蓮娜（Marlene）生於維也納，並在曼徹斯特成長。他在維也納、柏林長大，納粹掌權時，他人便在德國，還只是個小孩——此一經驗長留他腦海。他在自傳裡寫道，柏林把他造就成終身不渝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而他承認共產主義這個政治方案已徹底失敗。他寫道，「十月革命的夢想仍存於我心中某處……我已揚棄它，不僅如此，甚或否定，但未完全抹殺。」 他的童年並不快樂；他十二歲喪父，十四歲喪母。
儘管身為英國人，他卻能說五種語言，也仍保有非常濃厚的英國人習性，若非如此，「無根的世界主義」一詞簡直就是為他而造。在這種背景下，他會以強烈的懷疑論看待傳統的知識學問（包括傳統史學），也就不盡然在意料之外。
在這本霍布斯邦談民族主義的文集中，我們看到他所提出的某些具批判性的歷史洞見，對當前民族主義這引發劇烈爭議的主題所造成的影響。在我們正走近一個時代之際——網路和資本全球化作勢要扳倒所有國界，而部分出於對此情勢的反應，民族主義似乎重整旗鼓，重出江湖——民族主義與我們切身關係之大更甚於以往。
他解釋道，史學家「大體而言有責任呈現歷史事實，尤其有責任批評政治－意識形態對歷史的濫用。」 容我失禮的說，他擁有強而有力的「鬼扯」偵測器——在批判性和智慧、廣博知識同等重要的一門行業裡，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霍布斯邦三者兼備。
毋庸置疑的是，當他指出那個被當成古老玩意四處散播的東西其實頗晚近時，他根本樂在其中（我仍看得到他帶著惡意的微笑）：不管是一八五九年在加泰隆尼亞重新推出的花神詩歌賽會（Jocs Floral），以「國家、信仰、愛」（Patria, Fides, Amor）為主題，時值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根本不關注語言問題之際；或是同年舉辦的同性質威爾斯詩歌音樂賽會，其重振旗鼓的當下卻是在威爾斯語並未標準化之時——直到二十世紀才標準化（見本書〈語言皆平等？〉一文）。
歷史對信念的質疑程度，非其他學科所能及。主張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陽並未繞著地球轉，或主張我們的祖先是類人猿，或許破壞了亞伯拉罕一神諸教的穩定，因為科學似乎使眾所接受的關於神造天地的說法站不住腳，但如今，多數宗教已懂得容忍科學。無論如何，對大多數人（非所有人）來說，不管是太陽繞地球轉，抑或是地球繞太陽轉，都不重要。日子照樣過。人的身分認同並未受到威脅。只是在現代，也就是從十九世紀起，那些自小在學校裡被這麼教導，且把民族認同看得重要的人，如今他們卻認為，民族認同、身分認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若這些人被告知義大利或德國係晚近「創造」出來的國家；「法國第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國王」克洛維（Clovis）生於（那時還不存在的）比利時且不會說法語，查里曼大帝也不會說法語；巴基斯坦「創造」於一九三○年代（霍布斯邦不只一次以諷刺口吻提到英國考古學家莫提默．惠勒所寫的暢銷書《巴基斯坦五千年》），很可能會感到不快。
他對「輕率地便滑行到一千八百年前，自我認同於最後的巴勒斯坦戰鬥居民」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樣不假辭色。即使不住在巴勒斯坦，不講同一語言，不奉行同樣的宗教儀式（或任何宗教儀式），未有同樣的歷史背景或同樣的文化等諸如此類，人依舊能自認為猶太人。對他來說，「凡是把歷史當一回事的民族、民族主義史學家，都不可能是死忠的政治民族主義者。」例如他懷疑猶太復國主義者能否寫出「一部真正嚴謹的猶太人史」。 民族主義者相信，自久遠不復記憶的年代就存在民族。而史學家的要務是駁斥這類武斷說法。
最優秀的史學家始終意識到創造迷思之舉的危險。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章寫道，在動蕩的年代，「口耳相傳但鮮少得到經驗證實的古老故事，突然間就不再是不可置信。」
霍布斯邦也非常清楚歷史的威力。他很喜歡說，他一度備感欣慰地認為史學家不同於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不會製造災難。最終他承認，他認識到在民族主義者手中，歷史所能奪走的人命多於差勁的工程建造者。於是，史學家肩負重任，因為誠如他筆下常說的，「歷史學家之於民族主義，就像種鴉片的人之於海洛因癮君子：我們為市場提供原物料。」或者，與此大同小異的另一種說法：「歷史是打造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或族群意識形態或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原料，一如罌粟是造成海洛因癮頭的原料。」
接著，他補充道：「沒有『過去』（past）的民族」真可謂自相矛盾。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正是因為過去；就是因為有過去，才能讓一個民族在面對其他民族時占有理據，而歷史學家便是生產過去的人。因此，我這一行（總是跟政治密不可分）成了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甚至比俗民學家、文獻學家以及其他經常接受號召為族群、民族效勞的學者更為重要。」
他從未因此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痛斥為荒謬之至。不妨讀一讀他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所寫的文章，足見他為理解此現象所付出的努力（不若多數左派人士）。在刊登於共黨刊物《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的一篇文章中（本書亦收錄此文），他寫道，阿根廷聲稱福克蘭群島為其所有，於是在一九八二年揮兵入侵，而他認為阿根廷此一主張荒謬，因為該群島上從未有阿根廷人居住。他也指出英國政府對這些島嶼漠不關心，事實上大多數英國人直到阿根廷入侵才知道此群島。但此事發生時，英國境內許多人的確憤慨，並展現愛國心，高唱愛國歌曲「統御吧，不列顛」（Rule, Britannia!），而非國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英國國歌不具民族主義氣息，卻也不符民主精神，歌中懇請上帝「驅散她的敵人」，而非我們的敵人，「願她捍衛國法」，而非希望我們自己捍衛國法。
當時，許多左派人士很是驚恐，甚至可說是驚訝於這股迸發的英國民族主義，只是霍布斯邦不在其中：「如果有哪個左派沒有注意到這股基層情緒，不知道這股情緒並非媒體炒作的結果……都該認真重新檢視自己評斷政治的能力。」而身為史學家，他提醒讀者，不能忽視愛國精神，不該把愛國精神留給右派。不贊同某事，不代表就不應試著去了解。
霍布斯邦的立論基礎在於相對晚近才建構出來的民族主義以及民族觀。他認為民族主義（見《革命的年代》）主要是歐洲現象。十九世紀，拉丁美洲幾無民族主義，而現有的民族主義，則是貴族菁英所創造出來，信奉天主教的大眾依舊消極被動，幾乎和原住民一樣。一個人的言談間，根本說不上有哥倫比亞意識或委內瑞拉意識，十九世紀上半葉沒有，大概直到二十世紀才有。但日本例外：旨在抵抗歐洲殖民主義並厚植日本國力的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係民族問題已傳到遠東的跡象（《資本的年代》），不過就連在日本，也都是菁英所創造出來。歐洲境外的民族主義，大抵是歐洲帝國力量所激發出來。
十八世紀晚期，可見一種不是很道地的美國民族主義，但它和擺脫英國統治有關，與當今版本的民族主義共通之處甚少。美國內戰是為了保住國家的完整。霍布思邦思忖，倘使南方如願脫離自立，或許會衍生出「一個自豪的南方國」。
在歐洲，民族主義是「雙革命」的產物，即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有些人，例如界定民族主義為政治宗教的史學家埃利．凱杜里（Elie Kedourie），便認為民族主義的問世可追溯至康德、費希特等德意志啟蒙運動思想家，民族主義係回應拿破崙占領德意志領土而生。德意志統一之前，「德意志人」的身分認同，頂多是文化、語言的認同（儘管多數德意志人能說多種德語方言）。因此，說德語的奧匈帝國居民可能會自認為是奧地利人、天主教徒，以及「德意志人」。現代德意志人身分認同，是在俾斯麥時期對丹麥（一八六四）、奧地利（一八六六）、法國（一八七○）發動戰爭和德意志帝國建立所催生出來。「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對此無不感到失望，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的解決方案，他們更樂見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也就是涵蓋所有說德語的人，其中包括奧地利人。為說明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誕生有多晚，霍布斯邦依發生的先後順序，一一列出一八九五至九六年期間，德國學校裡所舉辦的德國統一二十五週年的慶祝活動。 美國的情況則相去不遠，其中多數美國公民在十九世紀末之前並無共同的民族認同，他們被一類似的過程所「美國化」——反覆灌輸各式儀式以紀念「美國」此一早於他們自身的概念，諸如七月四日國慶日和感恩節。
但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裡，民族主義觀念更盛。法國大革命不必然是革命運動；只是當時多數民族主義者往往是自由主義菁英的一員。事實上，民族主義得以持續打動人心，在於其適應力強。在沙俄時期，民族主義者可能是反動、反現代化的斯拉夫派一員，從而一名神聖俄羅斯（Holy Russian）的狂熱支持者急欲把可惡的西方拒於門外。又或者是革命愛國分子，以助「人民」擺脫反動、神權統治的苦難或助祖國擺脫外族統治為職志。而十九世紀的許多時候，民族主義往往被認為和自由主義密不可分。然後，變成主要與愛國右派關係密切， 之後，到了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更是極右派的重要旗號（法西斯和納粹是最明顯的例子），儘管一九三○年代西班牙、法國境內的共產主義者同樣揮舞著民族大旗。二次大戰期間，左派反抗運動戰士以民族之名，打擊占領國土的外族，凡是和納粹合作者，皆為叛徒。一九四五年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依舊不定：去殖民化運動可能既社會主義又愛國；卡斯楚和切格瓦拉以「無祖國，毋寧死」（patria o muerte）之類的口號從事古巴革命，數十年後，委內瑞拉的雨果．查維斯（Hugo Chávez）亦然，但加上「社會主義」（socialismo）一詞。
在十九世紀歐洲，「真正」的人民，亦即在土地上勞動的人，幾乎從未意識到自己是波蘭人或義大利人（或愛爾蘭人，或匈牙利人）。一國中最傳統、落後或貧窮的人，是最晚被民族主義攻陷的人，而最終他們仍被持續成長的民族主義支持者（通常是知識分子、市民、下層士紳，亦即受過教育的階層）喚醒。這些人是建構民族主義的人，至少最初是。民族主義的存在通常早於國家——真正的國家或潛在的國家——但民族主義需要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準則，而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這個準則往往是激進的、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乃至革命的。 捷克或波蘭或芬蘭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不想恢復古老君王制或舊式狀態，各都自覺是受害者，或受迫於英格蘭人、或俄羅斯人、或奧地利人。他們自認與眾不同。而語言關乎認同，可是多數愛爾蘭人講英語，許多芬蘭人講瑞典語，僅少數義大利人講義大利語。主要癥結在於他們自認為是受害者，把自身困境歸咎於「他人」的受害者。他們相信唯有各走各的、自治、更進一步地獨立，情況才會有所改善，這份希望把他們團結在一塊（此等想法至今不衰，因為二○一六年英國脫歐公投期間，又再度浮現）。
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的民族主義者想要臻於進步、現代之境，不管他們多常蒐集古老神話和民謠——「神話和虛構是政治認同所不可或缺……」 義大利和德意志原本從未以國家形態存在，但德意志、義大利民族主義者覺得，要臻於現代之境、要像他們所欣羨的國家（通常是英國和法國），他們必須有自己的國家。於是，霍布斯邦區分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此意識形態用以遂行政治目的途徑——即建構一屬於「民族國家」的國家。這類建構最終有賴於國家機構等工具或手段強加國家一致性於人民：公務員體系、教授「國語」的公立學校、「國家」歷史，往往還有全民徵兵制。 不難想像的是，一名西里西亞籍農民，一九一五年被強徵加入義大利陸軍，他幾乎不知原來自己是義大利人，他只會說方言，拿到一套軍服，接受一個皮埃蒙特籍軍官用義大利語（本身是托斯卡尼「方言」）的命令，奉命在「國旗」下朝奧地利士兵開槍，而奧地利士兵所在的阿爾卑斯山國界，他可說是從未聽聞。
然而，建構民族主義的要角仍是初等教育。霍布斯邦解釋道，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瑞士小學老師增加了兩倍，挪威則增加近兩倍。在尼德蘭，小學學童增加了一倍，英國增加了兩倍。在法國，一八八二年施行義務性初等教育。初等教育的宗旨不只教導識字和算數，還有國家價值：「對你的國家自豪是小學的教育基礎。如今這仍是某些小學所追求的目標：在英國，教育大臣麥可．高夫（Michael Gove）哀嘆歷史課未著重於介紹邱吉爾、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卓越名人、「英國和其帝國」。他說，「不能再這樣貶抑我們的過去」，並抱怨「我們現行對待歷史的方式，使孩童無緣聽聞我們的島嶼故事。」
只是國家並非全是由上而下建構。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地區，國家觀念的形成快慢不一。國家必須打動志同道合的人。霍布斯邦不願擬出一條死板的發展路線，雖然他亦暗示最初往往會經歷一段「文化－文學－民間傳說」階段，此時，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之類浪漫派知識分子將扮演要角。接著，一小群具有明確的國家建造政治綱領的積極民族主義者登場，例如波蘭的亞當．米基耶維茨（Adam Mickiewicz）、義大利的馬志尼（Giuseppe Mazzani）、愛爾蘭的丹尼爾．奧康內爾（Daniel O’Connell）、匈牙利的拉約什．科修特（Lajos Kossuth）。到了一八九○年代，即使在行之有年的民族國家裡，我們都目睹了分離主義民族運動團體出現，例如由日後將成為自由黨首相的大衛．勞合．喬治所組織起來的「青年威爾斯」（Young Wales）運動團體，或巴斯克民族黨（Basque National Party）。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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