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土地的、文化遺產的記憶為什麼被累積、傳承或遺忘？專注於你成長的地方、朋友居住地方的記憶和記憶政治可以大大拓寬你的視野。本書透過艱難的殖民遺產揭示了亞洲獨特的殖民背景，也為理解當今亞洲提供了一個視角。——阿古智子（東京大學總和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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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透過監獄場域來探索東亞懲罰歷史的百年變遷與其對現代國家的影響嗎？本書的敘說，就像歷史場址活現的魔法，但又有意識的充滿抵抗，以免再度監禁。可從敘事培力與覺察主體性方式的多元視角，來理解本書討論困難遺產的當代意義。

本書深入探討了東亞殖民...

第六章 殖民邊緣上被錯置的記憶：
台灣的數個案例
在殖民邊緣上進行刑罰改革
曾經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雖然位處帝國的邊緣，卻也是以現代性為名的殖民實驗前線。相較由西方引進的概念所啟發的其他實驗裡，刑罰改革在日本帝國的制度學習之中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並出現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台灣都市地景中。日本殖民政府採納了「矯正」的概念（也就是對懲罰的現代、文明而且人性化的詮釋），藉此對監禁開始進行制度化，有趣的是，這個概念也呼應了其在殖民地實施的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在日文的漢字裡就是「都市改正」）。隨著戰後都市化的展開，這些被強行加上的刑罰地景的困難記憶，直到相關遺跡從十年前開始吸引大眾目光之前，大多都遭到了掩蓋、移除、摧毀或選擇性忽略。本章所處理的，就是這種對台灣殖民監獄相關的歷史建築漸增的興趣，我們觀察到，現在有個趨勢似乎會將刑罰地景，整合進一個全新的都市保存計畫，然而這個計畫，卻會將關於矯正和監禁的地方記憶「他者化（others）」，並可能會重新塑造殖民現代性的都市足跡。本章引用前文所發展出來的「監獄任務再造（carceral re-tasking）」以及「記憶級別」概念，檢視了四個焦點案例，藉此闡明監禁地方和殖民的實驗，如何被轉換成了一個可被利用的監獄歷史，然而「矯正」的概念卻依舊沒有被觸碰到，或者更糟的是，這種「矯正」的概念甚至可能會在未經批判的情況之下，在刑罰地景的保存過程中遭到強化。

【小標】將矯正和殖民的現代化置於脈絡之中
清帝國從一六八四年開始統治台灣，但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其對台灣的統治一直都相對鬆散。當時，在台灣興建的監獄規模相對小，而且只是用來讓囚犯在等待懲罰或處決時短暫停留的地方。一如第三章已經討論過的，現代形式的監禁懲罰，是在二十世紀初，也就是台灣被殖民之後，才由日本專家引進清帝國的。
重要的是，台灣就是在這個改革的時刻成為日本殖民地，因此和中國走上了不同的刑罰改革道路。日本是在一八九五年兼併台灣；殖民政府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便透過台灣住民刑法（Taiwanese Residents Penalty Act），首次實施了「限制自由的懲罰」（Lin, 2014, p. 81）。就在同一天，日本殖民政府也公告了一份監獄法，而該法主要是根據日本於一八八九年公佈的一部法律所制定的。在這份新法律之下，殖民政府進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間，將一個佔地寬闊、國有的宅邸，變成一座臨時性的監獄，亦即台北監獄（請見圖6.1）。台北監獄是台灣的第一座模範現代監獄，監獄裡有二十三個牢房、一個拘留設施，以及一些支援監獄日常運作的設施，比如辦公室、監獄工作人員的宿舍、一個診所、廚房等等。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措施。很顯然地，這類臨時監獄的容量有限，並開始出現過度擁擠的問題（以一個知名的案例為例，在一八九六年的彰化，曾有二十五個人擠在同一個牢房裡；Lin, 2014, p. 88），而這個問題，後來也讓殖民政府展開一個更宏大的計畫，建造更多的現代監獄。

【圖6.1】 台北監獄，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間（台灣矯正協會，一九三八年）。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由此，台灣監獄的現代化是由殖民政府展開的，而日本當時也正是藉由殖民統治，來邁向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族國家。必須指出的是，現代監獄是無法一夕之間建造出來的；若想要建造所有的設施、滿足刑罰改革的要求，他們需要不少時間和花費。殖民政府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裡，可用的土地和財源才開始漸增，也才開始能在全台各地興建現代監獄。在東京的立法機構的同意之下，殖民政府發行了債券，藉此為在台灣計劃興建的三座大型監獄籌措經費（Shizuhata, 2009 [1936], p. 302）。
包括新的台北刑務所在內，日本殖民政府一共計劃在台灣興建十三座監獄，而在日本於二戰結束離開台灣之前，這些監獄最後有八座監獄完工（請見表6.1）。監獄法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台灣公布之後，殖民政府便正式將監獄分為三種類型：看守所、待審的被告所使用的監獄，以及用來關押被判有罪的人的監獄。一八九六年一月，台灣各地設立了十三座監獄，但它們大多都必須使用清政府留下來的簡陋設施（Sotokufu, 1916）。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裡，日本有時會被視為不人道、殘暴的政權，而急著對抗這種刻板印象的日本，便很希望對這些臨時性、簡陋的第一代監獄進行大幅整修、改善裡頭的惡劣條件。主導計劃的監獄建築師名為山下啟次郎，我們曾在第一章介紹過他。日本殖民台灣的第一個十年裡，他曾被派到台灣來構想台灣的三座主要監獄，後來也負責監造，這三座監獄分別是：北部的台北刑務所、中部的台中刑務所，以及南部的台南刑務所（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5）（編按：日本在大正晚期，亦即一九二〇年代晚期，一律將監獄改名為「刑務所」，以去除字面的殘酷落伍意涵）。

等台灣的統治安排穩定下來之後，殖民政權便終止了比較殘酷的懲罰形式（比如鞭刑），並在一九二一年挪出一筆特別預算進行「監獄擴建」（Wang, 2015）。到了一九三八年，全台灣有將近四千五百名囚犯。台北刑務所是台灣島上最大的監獄，容納了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受刑人，佔全台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請見表6.2）。現代監獄在台灣的系統性興建，不僅讓刑罰勞工制度得以取代過去殘忍的刑罰作法，同時也能支撐現代監獄的經濟運作。現代監獄的設計、以及刑罰勞動的常態化，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且也讓刑罰事務變成一個展示和觀光的標的。台北刑務所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座監獄是個大型的公共工程，很快就在這個殖民地的首府成為一個重要的地標。台北刑務所由山下啟次郎負責規劃，採用賓州模式的平面設計，監獄園區裡包括供監獄職員居住的區域、容納囚犯的主牢房，以及讓囚犯在其中勞動的監獄農園（請見圖6.2）。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如果預算允許，殖民政府便會對監獄園區進行擴建、改造，讓監獄能被賦予愈來愈多元的功能。園區裡也有日本獨特的宗教和精神空間，比如神社和演武場，讓這些日本現代監獄和西方的監獄顯得非常不同（請見圖6.3）。
一九〇八年，也就是該監獄落成不到四年的時候，來自台北刑務所的刑罰勞工就已經在支援一個重要的殖民計畫，那便是台灣的第一場貿易博覽會（台北物產共進會），該博覽會旨在慶祝台灣縱貫線鐵路的完工。日常的殖民主義，也透過這場博覽會在日本和殖民地的宣傳而得以遂行（Tsai, 2013）。監獄在支援這場博覽會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已經在第三章討論過了：當時的囚犯，也參與了台灣博物館開館的展櫃製作，而和博物館一起於一九〇八年十月開幕的，就是這場台北貿易博覽會。此外，當時的殖民政府還有計畫，要在一九〇八年這場博覽會上展示清政府時期舊的刑罰措施，甚至還要展示一些在地的刑罰器具：「如果我們在這裡找不到，或許可以從中國買一些過來」（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28 August 1908）。雖然沒有明文的記錄，但我們可以看出，這場展覽就是要將在殖民統治之下達成的刑罰改革，和過去的情況做個對比，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的意圖。我們或許也可以主張，我們在此找到了一些證據能證明：將刑罰事務看作適合展示、適合觀光的主題的概念，早在現代監獄於殖民地建造的最初期就已經出現了。

總的來說，和這些新監獄相關的文字記錄，處處都流露著他們希望展現出某種進步感的決心，而且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在博覽會的一年之前，台灣爆發的一場瘟疫奪走了兩千兩百八十人的性命。我們或許可以說，當時的殖民政府很想要展示它已經達成的成就，藉此平反之前遇到的挫敗。
出於將監獄隔絕於社會之外的這個目的，現代監獄都建在郊區裡，而大門則面向市中心（Su and Liu, 2004）。不過在殖民統治的第一個十年結束後，各大城市的邊緣很快就被納入不斷擴張的城區裡，而在戰後的年代裡更是如此。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殖民政府留下來的基礎設施，被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完封不動地接收了過來。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導致國民黨政府播遷台北。這些治理方式的過渡性狀態，解釋了為何國民黨流亡至台灣之後，台灣在至少十年之後，都和日本人當時留下的環境樣貌沒有太大的變化。
和旅順日俄監獄以及西大門刑務所不同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於將台北刑務所宿舍，和戰俘的歷史以及台灣的殖民史連結起來一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而從一九五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為止，或可看作台灣為「流亡」政府狀態所管制，接著則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開始面臨到民主化的運動。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期間，這些殖民監獄所在的位置，大多都成了一流房地產的所在地，而這也掀起了關於再開發和遷移監獄到更偏遠區域的議題。
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留下來的場址和建築，才開始逐漸從被視為日本帝國遺留下來的負面物件，轉變成為「記憶的場址」（Chiang, 2012; Huang, 2015）。在後殖民時期的台灣，殖民襲產一直是個備受爭議、存在很多層次的現象，在將殖民場址「紀念物化」（monumentalizing）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層次的殖民模糊性（colonial ambiguity）（Chiang, 2012）。在這些場域之中，監獄有時是殖民襲產中特別突兀的一個類別（Huang, 2017a），很難被好好看待。在台灣，人們很少將監獄視為一種襲產，直到嘉義監獄於二〇〇四年，成為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監獄變成的博物館之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台北刑務所的北圍牆則已經在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 TPCMS）的努力之下，於一九九八年正式被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討論這些事件。
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採用「記憶級別」一詞，針對存在於台灣不連貫的、非系統性的保存作法的各種記憶層級做區分。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台灣自一九九〇年代——亦即台灣開始進入「地方主義時期」（era of localism）（Chiang et al., 2017, p. 238）——開始不斷變化的政治地景，也讓人們注意到歷史保存，而這個議題自此也經常成為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焦點。由於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地方政府已經在新的政治地景之中崛起，並在透過歷史保存、文化旅遊、建立地方博物館和文化節慶等方式來提升地方認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襲產漸增的興趣，也帶來了一波快速的對地方記憶的重新採集，但這個過程在台灣各地，卻缺少一個必要的、彼此連貫的歷史框架。雖然這種由下而上、漸進式的記憶，能讓過去的歷史，獲得比東亞地區其他地方更多元的再現方式，卻也導致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從快速再開發之中搶救出來的那些僅存的刑罰襲產，歷經了選擇性記憶或矯正式記憶的過程。

第六章 殖民邊緣上被錯置的記憶：
台灣的數個案例
在殖民邊緣上進行刑罰改革
曾經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雖然位處帝國的邊緣，卻也是以現代性為名的殖民實驗前線。相較由西方引進的概念所啟發的其他實驗裡，刑罰改革在日本帝國的制度學習之中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並出現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台灣都市地景中。日本殖民政府採納了「矯正」的概念（也就是對懲罰的現代、文明而且人性化的詮釋），藉此對監禁開始進行制度化，有趣的是，這個概念也呼應了其在殖民地實施的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在日文的漢字裡就是「都市改正」）。隨著戰後都市...

監獄、遺址和脫離不了的政治因素（節錄）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監獄或許是政治權力、國家暴力最明確的實體象徵。從籌備到建造、操作和管理，監獄背後都是國家機器在操作。即便是私營的監獄，也一樣是受到國家的委任、授權、和認可。國家若要矯正、懲罰或處決違反和挑戰國家權力的個人，監獄也經常成為執行的場所。既然是國家權力和機器的一面，監獄理所當然成為國家展示能力、技術和發展的據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環境下，監獄也是國家表現「現代」的方法之一。一旦發生政權或政體轉移，也會變成展示持續性或差異的關鍵，成為「革命」、「獨立」、「去殖民」或「正當」的基地。監獄是否持續應用、或拆除、或更新、或改變，很容易成為爭議點。
黃舒楣和李炫錚的《重構日本殖民地刑務所記憶》，將注意力放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監獄，以及在日本帝國瓦解後，這些地點的後續發展，特別是社會和新政權如何處理這些遺址及相關記憶。從日本殖民刑務所在不同時期和繼承政權下，所受到的處理，可以進一步瞭解這些政體，以及社會自我認知和自我想像的改變。黃舒楣和李炫錚書中呈現的研究顯示，這些殖民監獄的遺址，今天至少在社會記憶的存在，仍然離不開國家機器和政治考量。對日本殖民刑務所不同的理解和處理，包括將這些遺址進行改建和商業化，其實都反映了國家和執政者希望表達的敘述，同時也隱瞞了當權者想要掩蓋或遺忘的面相。
如何處理日本帝國國家權力象徵和不義歷史文化遺產的爭議，代表了繼承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政體，本身的社會和政治演變。位於今日首爾的京城刑務所，又稱西大門刑務所，在南韓脫離日本殖民、成立大韓民國後，曾在韓國威權時期，一度繼續被使用為監獄，也負責居留反對政權的政治犯，在注重開發和快速經濟發展的1970年代，一度列為要被拆除和進行都市更新的地點。但因為西大門刑務所在日本殖民時期，被用來收押推動韓國獨立運動的人士，對當今韓國來說有著可資利用的歷史、政治和宣導價值，而被韓國官方保留，修復成今天的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該館被定位成描述韓國人民在日本殖民下所面對的不公和殘酷對待，以紀念韓國獨立運動的艱苦奮鬥。
旅順的日俄監獄，現在則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重地的範圍內，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起，逐漸成爲中國愛國教育的重要據點。旅順日俄監獄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蘇決裂、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至中國大崛起，凸顯的敘事從革命轉向俄國侵華史到國際合作和反日，以對應中國當權者在不同時段的政治需求。之所以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因為日俄監獄初期是沙俄佔領旅大期間建立的監獄，日俄戰爭後，移交戰勝國日本，成為扣留日殖民者認為對統治造成威脅的人士。其中包括刺殺日本政治領袖伊藤博文的韓國獨立運動領袖安重根。安據說被處決後，安葬在獄所內，但遺體仍未被發現。這段歷史，成為中國推動與南韓和北韓雙邊關係的工具之一。
台北刑務所原本是日本殖民政府希望在台灣展現「現代」統治的典範，除了監禁一般罪犯以外，也用來收押和處決抗日人士。太平洋戰爭時期，一度也扣留和處決過美籍戰俘。國民黨接收台灣和撤退後，繼續使用刑務所，直到1963年，之後進行拆除。原本計劃利用接近市中心的位置，進行土地開發和重建。但因為長期沒有明確的計畫方案，結果被原本監獄的員工及其家屬、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人士，以及台灣其他地方搬到台北找工作的移民，使用為住處，成為華光社區。這些居民和後裔在2013年，因為台灣和台北政府推行的都市更新案，被迫搬遷。後來原刑務所幾座員工宿舍和部分圍牆，被列為歷史文物而被保留，修建成消費和娛樂場所，似乎刻意降低討論。

監獄、遺址和脫離不了的政治因素（節錄）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監獄或許是政治權力、國家暴力最明確的實體象徵。從籌備到建造、操作和管理，監獄背後都是國家機器在操作。即便是私營的監獄，也一樣是受到國家的委任、授權、和認可。國家若要矯正、懲罰或處決違反和挑戰國家權力的個人，監獄也經常成為執行的場所。既然是國家權力和機器的一面，監獄理所當然成為國家展示能力、技術和發展的據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環境下，監獄也是國家表現「現代」的方法之一。一旦發生政權或政體轉移，也會變成展示持續性或...

中文版新序：聆聽監獄牆內外底層音律（節錄）


始終要感謝華光社區的抗爭群像，於是十餘年前的某個早晨，人在西雅圖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我，盯著電腦螢幕上的戰前航照圖，為那放射狀的建築平面配置圖震驚不已，「在台北生活了至少九年的自己，怎麼會從來不知道中正紀念堂一旁曾經有如此的歷史地景存在？」我質疑著自己，同時，逐漸透過蔡敏真（當時是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才認識到華光社區背後有著一段尚未被梳理探討過的舊台北監獄（後又稱台北刑務所）歷史。慢慢地，我理解到大多數市民若非比鄰而居，對於城市中曾有此地景是極其陌生無知的，這也正是為什麼多數市民能輕易地為主流媒體所帶領，簡化理解華光社區為一塊有待都市更新的寶地。
然太平洋之隔始終讓我只是隔岸觀望，直到2013年回到台灣，才有偶然機會參與華光社區抗爭運動的尾聲，特別是在敏真先前收集的資料基礎上，和當時任職於大安社區大學的張伊貝一同就台北刑務所歷史資料的探討和提報做努力，期以文化資產的討論來更新當下對於華光社區抗爭的汙名化。[1]幾經波折，文化資產以及老樹保護的提報有了少部分成果[2]，然而，抗爭運動走到2014年底算是失敗了。這次的經驗讓多位參與者以及居民幹部有很深的挫敗，同時，似乎也成為某種疑惑「何為監禁」之執念，想更深入理解這般監禁地景是從何而來。
兩年後（2016年），意外地有機會參與一場舉辦於中正紀念堂舉辦的「Inheriting the City: Advancing Understandings of Urban Heritage」研討會，大會安排我和本書的第二作者韓籍李老師同場，我們一前一後報告各自有關台北刑務所、首爾西大門刑務所的研究，加上同場第三位報告者，卻只有九十分鐘，但交流並未結束於此，我們欲罷不能展開了2016-2018年的跨國研究合作。這合作確實打開了彼此研究視野，同時我們共同計劃了將旅順日俄監獄也納入──另一個日本殖民地的監獄保存案例，又是在什麼時代脈絡下重新詮釋論述、評價、襲產化、消費？我們約好進行協力移地研究，彙入各自在台北、首爾的研究，來回討論，於是才有此書，階段性總結了我們對懲罰建築（監獄，或刑務所）保存的當代理解。其實我們兩位都非歷史學者，進行的並非歷史研究，卻無可避免需要穿梭來回歷史檔案材料和現場，試圖理解當代保存實踐的理路。而我們都認為，文化襲產保存和記憶政治、都市政治和國族敘事競爭是分不開的。
原來以為首爾和旅順的案例，是給未能完整保存的台北案例作為對照組，後期才發現「案情」更複雜。書稿完成末期適逢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對面的探監巷抗爭（參考本書第五章），我們才進一步意識到，首爾案例和台北案例的可比較性之高，在近年的都市抗爭意義上也是類似的。我們一邊增修改寫，一邊在2019年參與探監巷抗爭的組織「聆聽城市」（Listeb to the City）進行交流，替這本書更清楚拉出一道都市邊緣底層記憶政治的音律。
完稿之後乃至於此書出版，至少有三年，我們暫時放下了對於「監禁」的執念，再加上2020-2022年間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我和李老師各自忙碌新的研究計畫，即便常在線上會議交流，卻難以如以往共同參訪各地現場。在台北期間，我隱約知道修復再利用工程即將展開，以及考古試掘將啟動，終於有一次在負責考古的工作人員引導下走進現場，窺視當時試掘狀況，心思再次被觸動，我傳了照片給李老師。很快地，2022年九月榕錦時光正式啟動。同樣地，在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對面樂天城堡建案完工啟用，我們也終於迎來了能夠再次跨界移動的2023年。
十年前，台北刑務所未能成功引起討論的考古潛力議題（也因此，在本書中只是輕描淡寫），沒想到再度於2022－2023年浮現。為了台北市公共住宅基地（金華社宅）開工在即、考古議題再審。第一次的審議會當天，我和人類學者江芝華教授、最勤力守護文化資產的蕭文杰老師都到場，但不論由監獄建築歷史、公共考古學或是程序問題，都難以讓工程停下。文化局似乎對於地面下能有什麼遺址留存，完全沒有期待。然而隔年再次試掘，引起了大眾關心。2023年八月四日，台灣考古學會發起一場「考古散步」，吸引近四、五十位民眾，齊歎市中心難得可見的遺址，一覽埋藏在地底完整的地下水道，參與先前試掘考古工作的工作人員亦分享發現的燻蒸室遺構、瓷器、藥罐等文物，甚至今次發掘還有近似圓山遺址的史前陶片，市民對於近在眼前的未知歷史感到好奇充滿興味。
當時恰逢東大學者阿古智子來訪，我們在花蓮拜訪七腳川系族人，只能無奈錯過了台北刑務所揭露的地下水道旁「考古散步」。隔週才有機會補上，同時帶著筑波大學藝術學院的師生。他們看著水道，連結有關台北城牆石磚再利用的歷史，覺得很是有趣，遺憾說不能走近些觀察太可惜。「這水道遺址比起再利用的官舍有趣精彩多了！」筑波大學的山田老師這麼說。當然，這種比較未盡公平，倒是很清楚顯示，地下水道的歷史價值不應該被低估。
回家後我又想起其他往事。其實最初大家齊力在會議上提報時，即指出地下應該會有水道遺構，刑務所月刊中也曾提及城牆石材應用於多處。在刑務所要覽（1919）中的配置圖，清楚可見以粗黑線標記下水道位置，整個園區牆裡牆外都有佈設。當時我們在會議上嘗試凸顯前朝城牆石材運用的象徵意義。然時有委員僅以「舊建材」而似貶低其價值。水道部分也因掩蓋於地下而未得到太多討論，更沒有撼動文資討論決議僅留下日後工程開挖需留意進行試掘的建議。
其實十年前部分居民都還記得監獄大門兩側的明渠水道，有些遊戲的記憶，甚至還有魚群游動的影像。《日日新報》1922年二月的報導，主題是學生運動而非水道，卻意外地有張照片可為證（圖3）。
臺灣考古學會遂正式提報台北監獄（原台北刑務所）考古遺址，指出以下重要性：
1. 此遺址於日前進行提取工程時發現，日治時期排水系統（尖底明溝）結構保存完整，更出土兩件史前陶片，顯示此古蹟遺構的保存狀況比原先預期的更加完整。更由於史前陶片於地層中出土，隱含史前人類於此活動的可能。
2. 因此提報台北監獄（原台北刑務所）為考古遺址，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應積極進行文資審議，確認考古遺址的內涵及價值。

中文版新序：聆聽監獄牆內外底層音律（節錄）


始終要感謝華光社區的抗爭群像，於是十餘年前的某個早晨，人在西雅圖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我，盯著電腦螢幕上的戰前航照圖，為那放射狀的建築平面配置圖震驚不已，「在台北生活了至少九年的自己，怎麼會從來不知道中正紀念堂一旁曾經有如此的歷史地景存在？」我質疑著自己，同時，逐漸透過蔡敏真（當時是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才認識到華光社區背後有著一段尚未被梳理探討過的舊台北監獄（後又稱台北刑務所）歷史。慢慢地，我理解到大多數市民若非比鄰而居，對於城市中...

中文版新序
序論
第一章 東亞地區懲罰的現代化
第二章 殖民監獄的記憶級別
第三章 帝國境內監獄的流入與流出
第四章 旅順日俄監獄：處於殖民性路口的意外襲產
第五章 形塑於殖民監獄的「獨立」地景：首爾西大門刑務所
第六章 殖民邊緣上被錯置的記憶：台灣的數個案例
第七章 重新闡連苦痛恥辱地方成為世界遺產？
第八章 在台北複製六本木丘？斷連、抹除不和諧之地
結論 作為襲產的監獄，在後殖民東亞地區的再生

中文版新序
序論
第一章 東亞地區懲罰的現代化
第二章 殖民監獄的記憶級別
第三章 帝國境內監獄的流入與流出
第四章 旅順日俄監獄：處於殖民性路口的意外襲產
第五章 形塑於殖民監獄的「獨立」地景：首爾西大門刑務所
第六章 殖民邊緣上被錯置的記憶：台灣的數個案例
第七章 重新闡連苦痛恥辱地方成為世界遺產？
第八章 在台北複製六本木丘？斷連、抹除不和諧之地
結論 作為襲產的監獄，在後殖民東亞地區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