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羅斯的歲月
喬治．巴蘭欽於一九○四年出生於聖彼得堡。前一年，以《睡美人》聞名的編舞家佩提帕（Marius Petipa）在馬林斯基劇院演出最後一齣芭蕾；而隔年，以《仙女》知名（Les Sylphides）的福金（Michel Fokine）完成第一支舞作。就在同一年，鄧肯（Isadora Duncan；譯註：美國著名舞蹈家， 有「現代舞之母」的美稱。）首度在俄羅斯亮相，激發福金與其他人對於改變現狀的渴望。接下來的五年，開啟了俄羅斯的西方出走風潮：帕芙洛娃（Anna Pavlova）踏上無止盡的巡迴演出；芭蕾經理人迪亞基列夫（Serge Diaghilev）帶著他的「俄羅斯芭蕾舞團」前往巴黎，追隨者有尼金斯基（Nijinsky）和卡薩維娜（Karsavina）。聖彼得堡的舞者堅持他們的想法並要求新的權利，招來管理當局的壓制，數十年來，除了慣常的內訌衝突，大致上都還算平穩的俄羅斯芭蕾舞界陷入一片混亂，而保守份子選擇將這些混亂的現象視為一時衝動的造反，認為沒有改善的必要。
政治局勢當然也同樣掀起一波造反聲浪。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巴蘭欽的周歲生日當天，一群抗議工人與他們的家人在聖彼得堡遭到射殺，許多人遇害。俄羅斯一路奔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然而，巴蘭欽出生的環境與政治或芭蕾都沒有直接的關連。巴蘭欽的父親梅立頓．巴蘭欽瓦德茲（Meliton Balanchivadze）是一名成功的音樂家，是專精於創作故鄉喬治亞民謠的作曲家，同鄉都稱他為「喬治亞的格林卡」（譯註：格林卡為俄羅斯民族音樂的奠基人，有「俄羅斯音樂之父」之稱）。他和歲數不及他一半的瑪莉亞．瓦希耶娃（Maria Nikolayevna Vassilyeva）結婚的時候，已是四十多歲且兩個孩子都已成年的鰥夫。（他們的兒子喬治後來所娶的幾名女子也都非常年輕。）他們的婚姻誕生了三個孩子：喬治前後有姊姊塔瑪拉（Tamara）和弟弟安德瑞（Andrei）。儘管家中的財務狀況時好時壞，喬治的幼兒時期似乎非常快樂。梅立頓脾氣溫和、慷慨大方，或許還有點放蕩揮霍。當他有錢的時候，他隨意亂花；沒錢時，也不特別煩惱：這又是他與兒子共有的特質。
多年後，巴蘭欽提及梅立頓贏得官方樂透的一大筆錢之後，不僅因為揮霍無度與愚蠢的投資把錢都花光了，還因為「蓄意破產」的罪名而入獄。沒有人告訴孩子們實情，當他們的父親消失兩年之後突然間又出現，他們既驚又喜。（這是巴蘭欽諸多不可思議的傳奇中最早的故事，他很喜歡這種浪漫的誇大說法。但是如果按照幾年之後安德瑞的說法，比較可能的故事版本是：梅立頓因為積欠債務而被軟禁在家中長達四個月。）雖然巴蘭欽一家必須放棄市區內的公寓，但是卻幸運地得以保住鄉下的小房子，他們的新家距離市區有三個小時的慢車路程，現在地屬芬蘭西南部境內。喬治五歲到九歲的時光都在那裡度過，有一名家庭教師陪讀教導，還向一名嚴格的德國女士學習鋼琴課。另外還有一名德國褓姆，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但是他在遲暮之年回想起這名褓姆仍舊是「滿懷溫情」。
童年時期，他與姊姊和弟弟在自家周圍的林間過著健康、活躍的戶外生活。喬治帶著鄉愁與感情回憶起那些歲月，不只是鄉下的田園生活，還包括他早年在聖彼得堡的日子。他對《巴蘭欽的柴可夫斯基》（Balanchine’s Tchaikovsky）一書作者沃克夫（Solomon Volkov）談到自己曾在有三個池塘的波克洛納亞山丘（Poklonnaya Hill）上玩耍、沿著涅瓦河堤岸散步、去動物園玩，還有他、塔瑪拉和安德瑞「心急難耐地等待正午彼得與保羅要塞的大砲隆隆作響。」還有東正教壯觀的禮拜儀式「也讓孩提時的我留下奇妙的印象。祭司們全都盛裝打扮，頂著華麗的主教冠走出來，看起來就像聖人。教堂唱詩班的男孩們歌聲優美，宛若天使。」如同他對沃克夫所說：「孩童時期的印象總是最有影響力」，東正教禮拜儀式的力與美也始終影響著他。
像他這樣的家庭，安定的未來是孩子們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沒什麼錢，又必須接受國家的教育，對年輕的喬治來說，最明顯可行的途徑是加入陸軍或海軍：他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是軍官，家族在軍方也有人脈。他九歲的時候，母親帶他和姊姊到聖彼得堡，以便申請進入帝國海軍學院；塔瑪拉則可以參加帝國芭蕾與戲劇學校的考試，她一心想要當舞者。在海軍學院，他們發現截止日期已過，巴蘭欽無法申請當年度入學；而塔瑪拉沒有通過芭蕾學校的考試（前一年她也沒有通過，不過一年後她終於通過了），但是一名路過的職員的隨口提議，讓喬治也參加了這場大約有五十名男孩報名的考試。
學校沒有要求這些面試者跳舞。健康檢查之後，他們必須在一個由首席舞者、老師和行政人員組成的評選小組面前來回走路，這些人會按照他們的體格、活力、舉止來評分。喬治是九名通過入學考試的男孩之一，而且顯然已經吸引地位顯赫的芭蕾女伶潑里奧琴斯卡（Olga Preobrajenska）的注意。（同樣地，這些事件還有另一個版本，暗示在喬治參加考試的前一年，他的父親已經跟學校提過他的事情，預先鋪好了路。這個說法比較不具戲劇效果，但是聽起來有可能：身為知名的音樂家，梅立頓在馬林斯基劇院肯定有人脈。當然，喬治可能對父親的作為並不知情。）
出身體面的家族卻沒有經濟前途的小孩，以這種方式投入專業教育，一點都不稀奇：舉例來說，在喬治迪亞基列夫舞團時期成為他非正式妻子的丹尼洛娃（Alexandra Danilova）就是另一個例子。這些孩子不只接受公費教育，八年或九年畢業之後，基本上他們都保證能進入芭蕾舞團工作，最後還可以領到退休金。巴蘭欽一家人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是明智且務實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喬治通過考試的當天下午，他的母親留下他就回家了。早上，他才出門申請海軍專院；晚上，他獨自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答應學習他原本沒有興趣的一門藝術－－他甚至連一場芭蕾舞都沒看過。軍隊生活，或甚至是教堂的生活，對他都有更大的吸引力。也難怪，他討厭這一切並立刻逃走，他循路穿過這座城市跑到娜蒂雅「阿姨」（“Aunt” Nadia；實際上她是巴蘭欽的堂（或表）姊妹）的家，娜蒂雅知道這次的逃跑可能會導致巴蘭欽立即被開除，她直接帶他回學校並把他留在那裡。
喬治在劇校的第一年並不快樂，後來他經常談到自己是被「困」在那裡（「在我還小的時候，我的父母把我困在一間芭蕾學校」）。學校裡的練習基本又機械化，學生在第一年裡不會接觸到實質的表演，而且不太清楚他們的努力目標是什麼，沈悶單調的重複練習又能有什麼成果。他在大多數學科的表現並不好，除了音樂與宗教，其他的成績都很差。而且他有交友的問題。在早年的照片中，人們很難忽略他的神情：帶著優越感、幾近輕蔑，而且無疑地充滿戒心。其他的男同學都叫他「老鼠」（Rat），大概是因為吸鼻子的動作，或是臉部習慣性的抽搐，使得他的門牙外露（而且那將成為他終其一生都惡名遠播的生理特徵）。「老鼠」不算是個親切的綽號。他早年時曾一度有個男孩無情地嘲弄他，依照他告訴塔伯（Bernard Taper；他最初也是最好的傳記作者）的說法，他「撲向他的敵人，猛烈的力道把對方的鎖骨都打斷了。」這是一次很罕見的失控。終其一生，他都以難得表現怒氣而聞名。
他非常地寂寞。週末和假日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回家了，但是他的家有好幾個小時的路程，除了偶爾與娜蒂雅阿姨當天往返鄉下的家，他都留在學校。他在步入生命盡頭的時候告訴沃克夫：「週六學校空無一人，整整兩天，被遺棄的感覺悲哀又寂寞。你會想上教堂並呆站在那裡一會兒……你必須消磨晚餐前的時間，我會去接待廳彈鋼琴，那裡沒有人，一片空空蕩蕩。」他讀了許多當時一般男孩子看的書：凡爾納（Jules Verne；譯註：法國名作家著有《環遊世界八十天》等小說）、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尼克偵探（Nick Carter；譯註：壽命很長的廉價小說的英雄人物）、《大地英豪》。所有最低年級的學生都知道第一年是試用期；對於喬治而言，這段時間必定是孤獨、不快樂又緊張的。
不過在短短幾年之內，人們逐漸注意到他。在學校比喬治高一年級的丹尼洛娃後來寫道：「我開始特別留意到一個男孩子－－喬治．巴蘭欽。他談不上英俊，但是看起來很有趣，有雙銳利的眼睛；他似乎有點特別……喬治個性不錯，但是當我們忙著胡鬧搗蛋的時候，他卻不與人來往。以他的年齡來說他看起來非常嚴肅。」還有其他人也注意到他。舞團裡一名年輕的獨舞者杜布洛斯卡（Felia Doubrovska）還記得，當時她注意到巴蘭欽的觀察力與判斷力非常敏銳，並且心想：他是個凡事都了然於心的小男孩。她於一九二九年在巴蘭欽的《浪子》中演出最早的賽蓮女妖一角。
二年級的時候，他的內心終於燃起對芭蕾舞的熱情：就像孩子們在這個訓練階段通常會經歷的過程，生平第一次，巴蘭欽被帶到劇院參與演出。這齣芭蕾舞劇是《睡美人》。「我是邱比特，一個很小的邱比特。這是佩提帕編的舞作，我被安排坐在一隻金色的老鷹上，接著一切忽然豁然開朗！一群人，一群優雅的觀眾。馬林斯基劇院一片淡藍色和金色！然後突然間交響樂團開始演奏，我坐在鳥籠上，以無法言喻的興奮之情享受這一切——音樂、劇院以及我在台上的事實。感謝《睡美人》，我愛上了芭蕾。」
他不是唯一喜歡《睡美人》的人。《睡美人》是具體呈現帕芙洛娃和藝術家巴克斯特（L【e/】on Bakst）對芭蕾舞的熱情之作；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熱愛柴可夫斯基美妙的配樂；一九二一年迪亞基列夫因為在倫敦公演《睡美人》長達三個月而幾近破產。而美國對於古典芭蕾的華美有了全面性的瞭解可說是芳登（Margot Fonteyn）的成就，因為一九四九年「薩德勒威爾斯芭蕾舞團」 （Sadlers Wells Ballet；譯註：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前身）於紐約的第一個舞季期間，芳登飾演《睡美人》的歐若拉公主（Aurora）。巴蘭欽終其一生都很喜歡《睡美人》：他在晚年還打算讓紐約城市芭蕾舞團演出《睡美人》。
從那時候開始，喬治在馬林斯基劇院有無數場芭蕾舞的演出，他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劇《黑桃皇后》與《尤金奧尼根》有舞蹈演出，也參與了佩提帕的《法老的女兒》一劇，那是他第一次得以不具名的方式列入演出名單（猴子：學生演出），是個在林間蹦蹦跳跳的角色，他告訴塔伯，他對這個角色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當然，他還參加了佩提帕的其它作品：《蕾夢達》（飾演阿拉伯男孩）、《唐吉訶德》（飾演西班牙男孩）、《帕基塔》（Paquita）、《愛斯梅拉達》(Esmeralda)、《海盜》（The Corsair）。他參與《天鵝湖》與《胡桃鉗》的演出。「沒錯，我有參與演出。」他談到後者（一九五四年他為紐約城市芭蕾舞團創作他自己的版本）：「老鼠、丑角……什麼都跳，就跟大家一樣。」事實上，他學生時期最成功的角色是丑角的「環舞」（Hoop Dance），後來他在自己的作品裡改編成「柺杖糖」（Candy Canes），他特地說明其中一組舞：「完全是純正的俄羅斯風格。」這個角色是他的專長之一，這一點可由丹尼洛娃的記憶證實：「他與眾不同的特色……是速度、音樂性、大跳躍和動作分明的起奏」；而這個角色也讓他註定當上要角而非首席芭蕾女伶的舞伴。雖然他確實也曾在《胡桃鉗》飾演王子的角色，而幾十年後他將這個角色的手勢與肢體動作原封不動又搬上舞台。
在芭蕾學校就學期間，巴蘭欽很努力想要成為一名音樂家，只要有時間（和鋼琴），他就練習。他勤奮的練習最後吸引了高年級學生邀請他在學校畢業公演上為他們伴奏，也因而讓老師、舞者與學校行政人員注意到他。一九一九年，他進入《蕾夢達》名作曲家葛拉茲諾夫（Alexander Glazunov）指導下的音樂學院。他在那裡不只學習鋼琴，還有和聲、對位旋律以及作曲。他也嘗試小提琴、法國號、鼓及小喇叭。他的鋼琴教授哲慕菱（Sofia Frantsevna Zurmullen）如此讚美他：
才華洋溢而且非常喜愛音樂。他在最克難的條件下學習。最初一年半時，他是國立芭蕾學校的學生，沒有自己的樂器，而且只能在偌大的戲劇廳彈奏，十分不便。芭蕾學校畢業後，他在同樣的生活條件下繼續住在學校裡，直到今年（一九二二年）三月他才有自己的樂器。他的芭蕾練習讓他精疲力竭……我希望他能夠成功完成音樂學院的學業。
他一直都沒有完成音樂學校的學業，但是誠如這個時期結識的密友舞蹈史學家斯羅尼姆斯基（Yuri Slonimsky）為此所下的總結：「在那幾年裡，巴蘭欽讓自己變成專業的音樂家。」
他也開始編舞。一九二○年，他十六歲的時候，獲准以魯賓斯坦的浪漫樂曲為背景，為學校年度公演創作一支雙人舞——夜之舞》。根據丹尼洛娃的說法，這是「一支迷人的舞碼」，需要舞者以「阿拉貝斯克」（arabesque；譯註：芭蕾的基本舞姿之一。名稱源自摩爾人的一種葉片狀連續花紋圖案。該舞姿為單腿半蹲或直立，另一腿往後伸直，與支撐腿成直角，雙臂成與此相應、和諧一致的姿勢，從而構成從指尖到足尖盡可能伸長的直線。）做出單臂高舉的創新動作。巴蘭欽愛上了跳這支雙人舞的蒙佳洛娃（Olga Mungalova）：「她有雙細緻美麗的腿，每個特技招式對她來說都是輕而易舉。」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曾經表示，在他年輕的時候，俄羅斯還有《夜之舞》的演出。一九二一年，巴蘭欽以優異的成績從芭蕾學校畢業，他遵循標準途徑進入馬林斯基芭蕾舞團，如果他選擇待在這個舞團，未來等著他的是一個清晰的未來，但是舞蹈界以及更廣大的世界都發生了一些事件，讓他無法繼續那條路。
巴蘭欽在芭蕾學校的最後幾年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爆發。一九一七年發生了俄國革命，接近年底時，學校與舞團雙雙關閉。這個國家正經歷內戰以及政權的快速變遷，造成混亂及嚴重的貧窮：從專制政權、克倫斯基的社會主義，以及列寧的共產主義。喬治的父親已經離開，前往提弗力斯〔Tiflis，今日的第比利斯（Tbilisi）〕，擔任壽命短暫的喬治亞共和國的文化部長。由於學校關閉，喬治搬去與他的母親、姊姊及弟弟住在一起，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初，他的家人離開聖彼得堡（重新被沙皇命名為彼得格勒）與他的父親團聚。只有十四歲的喬治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的父母和姊姊。
在等待學校復學的同時，他與娜蒂雅阿姨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跟其他人一樣四處尋找食物。斯羅尼姆斯基總結那段時期的情況：「內戰、道路封鎖……彼得格勒似乎正逐漸變成一座死城，街道上空空蕩蕩，已經沒有營業的商店，窗戶不是用木板釘起來就是被打破。交通運輸……往往因為欠缺電力和汽油而停下來。經常停電，街道與公寓大樓陷入一片漆黑。飢餓與寒冷讓每個人都感到痛苦難耐。」只要有工作，喬治什麼都肯做：為默劇電影演奏鋼琴、當信差、擔任馬具商人的助理。工作不是為了換取金錢，而是「能換得他的雇主可以分給他的任何殘羹剩飯，或是換取……幾根火柴或一些香皂，或許還可以拿去換一片硬麵包。」他會走好幾哩路去找鄉下的農夫，拿節省下來的鹽換馬鈴薯。他會跟其他學生一起偷政府的補給品（如果失風被逮，他們會被處死）。而貓則經常被捕捉，勒斃，然後烹煮。「有時候我們討到馬的飼料，」丹尼洛娃回想：「而馬則棄屍在街上。晚上，人們會拿著刀子來，從屍體上割下任何可用的部位；到了早上，就只剩下骨頭。」飢餓對每個人來說成了常態，她寫道：「然後開始長瘡，我一度有五個，但是跟喬治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他有三十個。」
一九一八年，布爾什維克黨的教育人民委員魯納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成功說服列寧：芭蕾不是一門墮落的藝術，無產階級可能從中獲益。學校與劇院重新開放，但是起初只限於冗長、激烈的政治集會中間的串場演出。塔伯記述，巴蘭欽在四十年後還能「生動模仿他曾在馬林斯基劇院的舞台側翼包廂聽到托洛斯基長篇大論的演說，既可笑又嚇人。」固定的演出終於重新展開，觀眾坐在冰冷的劇場裡，因為沒有燃油提供劇場暖氣。「水在水管裡結凍，然後水管爆裂，」巴蘭欽告訴沃克夫：「冰在水槽內漂浮。跳團舞的人在戲服下面穿著長袖的T恤，但是可憐的主角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感染肺炎。」
在這段長期困乏的日子裡，身體虛弱的巴蘭欽沒有病倒，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為他經由介紹而認識一個年輕女孩的家庭，他初次遇到這個女孩是在一九二○年，她名叫塔瑪拉．哲別爾哲葉娃〔Tamara Zheverzheyeva，後來改名吉別爾吉葉娃（Gevergeyeva）〕，最後大家簡稱她為吉娃（Geva）。大約兩年之後，他與塔瑪拉相戀，當時塔瑪拉十五歲，而他大她三歲。塔瑪拉是一個有著淺灰金色頭髮的女孩，美麗又活潑，她不是這間國立學校的學生，而是晚上到這所學校修幾堂課。他們開始交往，並在這座城市附近的夜總會一起演出，有時候塔瑪拉會在喬治的伴奏下演唱。然後，按照吉娃所言：「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友誼轉變成一種更為親密的關係。」到了那個時候，巴蘭欽已經搬進哲別爾哲葉娃家的大公寓。塔瑪拉的父親因為製造宗教物品與服飾而致富，他擁有大批珍貴藏書，並建了一間實驗劇場與博物館，雖然他大多數財產都被充公（在新的政權下沒有生產宗教製品的必要），布爾什維克黨仍同意他經營這個劇場與博物館。
塔瑪拉的父親很喜歡喬治，，塔瑪拉後來寫道，喬治有「父親所欣賞的許多特質：有才華、不墨守成規、就算有人反對也要追求自己的方向與信念的決心。」他也喜歡喬治的鋼琴演奏，尤其是華格納的曲子。他很樂意提供喬治食宿。根據塔瑪拉的說法，有一天她的父親對這兩名年輕人說：「你們何不結婚？我是認真的，你們很明顯地瘋狂相愛。不管這是年輕人的短暫愛情還是真愛都不打緊，時間會澄清一切。如果你們發現結婚是個錯誤，隨時都可以離婚。同時，如果你們結婚，我會覺得比較自在。」喬治說：「好吧！」塔瑪拉跟著附和：「好吧！」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她寫道：「而且我敢說這個浪漫的求婚方式無人能比。」事實上，喬治本人在幾十年後對這個故事提出質疑，他告訴沃克夫：「我聽過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塔瑪拉和我結婚是她父親的主意。
根本不是這樣，沒這回事。他不管塔瑪拉和我，完全沈迷在他的珍奇收藏當中。我住在他的房子；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他要求我彈奏華格納的音樂，確有其事，但是要我娶塔瑪拉？沒有，塔瑪拉和我是自行結婚的。」誰知道呢？吉娃的傳記《剎那》（Split Seconds）寫得很迷人但是有點幻想的成分，而做事一絲不苟的塔伯轉述她的故事，想必是從巴蘭欽以及塔瑪拉那邊都聽過這個故事。可以確定的是，在巴蘭欽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時，他並不「希望」這個故事是真的。
雖然現在巴蘭欽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了（最後他與妻子從她的家搬入他們自己的小公寓），但是他的藝術生活已經到達關鍵時刻：他要依附馬林斯基舞團的保守勢力，還是要走出自己的路？早在俄國革命之前，高爾斯基（Alexander Gorsky）在莫斯科的波修瓦劇院和福金在聖彼得堡的行動，已經使編舞界陷入混亂。巴蘭欽欣賞福金的《仙女》（Chopiniana；雖然一九七二年紐約城市芭蕾舞團將它搬上舞台時採用的是原來的名稱，我們熟悉的名稱則是Les Sylphides）。他之前看過《垂死的天鵝》、《狂歡節》和其它福金早期的作品，而且他本身也跳過《阿拉貢的霍塔》，並在《伊戈王子》扮演韃靼舞。但是在他剛開始編舞的那幾年，主要影響他的卻是洛普科夫（Fedor Lopukhov）及葛列佐夫斯基（Kasian Goleizovsky），前者是因為他用音樂來處理舞蹈；後者是因為他在延伸舞蹈語言方面所做的種種基進的實驗。
一九二三年，洛普科夫將一齣名為《宇宙的輝煌》〔註：The Magnificence of the Universe，2004年《宇宙的輝煌》原劇重新登上馬林斯基劇院，證明它是一個相當生澀且明顯帶有前衛主義（avant-gardism）的作品。然而，人們可以看出巴蘭欽可能受到的影響〕的大型純舞蹈芭蕾舞劇搬上舞台，音樂是貝多芬的第四號交響曲，巴蘭欽和幾個最親近的同事參與演出這齣舞劇唯一的一次的演出（這是一次完全失敗的演出）。蘇聯舞蹈歷史學家蘇利茲（Elizabeth Souritz）引述洛普科夫關於所謂的相對於「貼近音樂跳舞」（close to the music）、「隨著音樂起舞」（to the music）和「在音樂中跳舞」（in the music）的「讓音樂跳舞」（dancing the music）的觀念著作。「當然，」蘇利茲寫道：「這種方法採取分析樂譜、把樂譜拆解成幾個構成的要素，然後尋找每個要素的對等動作。」而且她指出，對巴蘭欽而言，追隨佩提帕和洛普科夫，將舞蹈結構視為「音樂結構的類比，超越文學的臆測、戲劇的具體化以及主觀的詮釋」，可說是非常重要的。
葛列佐夫斯基的地位重要，不只是因為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基進動作與姿勢，而且這些動作與姿勢還是奠基於古典芭蕾的嚴格規則。換句話說，他與巴蘭欽相似但是又遠早於他，他在堅持古典芭蕾的同時，擴大了古典芭蕾的語言。「創造出根據傳統姿勢變化而來的大膽姿勢與動作，」蘇利茲寫道：「芭蕾女伶不是站立擺出阿拉貝斯克與阿蒂迪德（attitude；譯註：原意為姿勢、姿態，此指芭蕾的基本舞姿之一。支撐腿可直立或微蹲,也可站腳尖或半腳尖，另一腿往前或往後彎曲抬起。）而是高高懸在空中、在她的舞伴的懷裡，而且有時候是坐著或躺下。」
一位當代評論家描寫葛列佐夫斯基驚人的舞蹈語彙：「腿被賦予了意想不到的功能－－不是用來支撐身體，而是當成獨立的表達要素……用腿的姿勢『表達』。透過手臂與腿部線條的交織，得到新鮮又奇特的效果。」這一點他也比巴蘭欽早了一步，巴蘭欽在參與葛列佐夫斯基的「室內芭蕾舞團」的一場演出時，「衝到後台對這名編舞家表達他的興奮之情。」他告訴塔伯：「看到葛列佐夫斯基讓我首度有勇氣自行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一九二三年，巴蘭欽在各式各樣的地方編排了各種類型的舞蹈。斯羅尼姆斯基回憶：「他的朋友和跳舞的夥伴一直纏著他：『喬治！告訴我要跳什麼！幫忙改編這部舊作！幫我按照這段音樂排一支舞！』而總是盛情難卻的巴蘭欽會設法立即滿足這些要求。」他的身邊出現一群年輕的舞者，他們就是後來大家所熟悉的「青年芭蕾舞團」，成員包括他過去的女友蒙佳洛娃、丹尼洛娃、伊凡諾娃（Lidia Ivanova）、古席夫（Pyotr Gusev）、可拉．艾菲莫夫（Nikolai “Kola” Efimov），最後還有他的妻子。
藝術家和音樂家也與這個團體有往來，他們在可當場地的地方舉行音樂會，巴蘭欽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Rimsky-Korsakov）的歌劇《金雞》（Le Coq d’or）演出編舞、為施尼茨勒（Schnitzler）、托勒（Toller）的戲劇編舞，甚至還包括蕭伯納（Shaw）的《凱撒與克莉奧佩特拉》。很快地，青年芭蕾舞團變得有名氣（或者該說是惡名昭彰）。保守評論家擺出輕視的態度；前衛或想法有點開明的舞評的反應則很熱烈。巴蘭欽成了當時基進藝術運動的核心人物，他的照片出現在頗具影響力的《劇場》雜誌（Theater）的封面。
當時他正處於蕭邦時期（Chopin phase）：穿一身黑，頭髮在前額梳平，表情憂傷，雖然私底下他仍然很愛開玩笑而且也的確很風趣。他以蕭邦的《葬禮進行曲》（Marche Fun【e\】bre）為青年芭蕾舞團編了一支肅穆的舞蹈。根據吉娃的形容：「十二名年輕舞者穿著僵硬的亞麻短祭袍，兜帽緊裹著頭，跟著陰鬱的拍子營造堅定的哀傷，從送葬者轉變成死者，再變成旋轉的魂魄，我們的身體扭轉成拱形與十字形。」他還為同一個表演節目編了另一支舞蹈，配樂是有節奏地吟誦俄羅斯五行打油詩。
這些表演賺不了太多錢，但是斯羅尼姆斯基記得：不管喬治從青年芭蕾舞團賺到多少，他都會分給舞團裡那些比較貧窮的舞者。馬林斯基舞團有給他薪水，但是寥寥無幾，而且他與塔瑪拉在夜總會的演出收入也不多。但是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雖然他越來越有名，但是劇院當局不只不願意給他編舞的工作（他們拒絕他想把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搬上舞台的要求），還積極勸阻舞團的其他成員為他跳舞。據丹尼洛娃的說法：「我們被馬林斯基劇院的主管傳喚，他們威脅我們，如果繼續和巴蘭欽合作，就會被趕出去。他們甚至沒有警告巴蘭欽，當場就把他趕出劇院，以懲罰他的實驗性作為。」他可能不是很在乎，不過他對編舞的興趣無疑高於跳舞（吉娃聲稱巴蘭欽實際上「討厭」跳舞，雖然這個說法並不普遍）。他是多麼想擔任編舞的工作，一旦涉及要如何完成這些工作的時候，他只好變成完全獨立自主的。
他強大的宗教力量、他對於權勢的深惡痛絕、過去六年的貧困對羸弱身體的戕害，以及毫無疑問地，身為年輕人對於冒險與改革的本能……種種因素促使他想要脫離布爾什維克黨統治下的俄羅斯。當時他也幾乎完全與喬治亞的家人失去聯絡。「在俄羅斯活不下去，」他告訴沃克夫：「太可怕了……沒有東西吃，西方世界的人們甚至無法瞭解那所代表的意義。我們老是在挨餓。我們夢想著離開，哪裡都好，只要我們逃走。對於走或不走，我從來都沒有一絲疑問，完全沒有！我從不曾懷疑，我一直都知道：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走。」
他不是唯一有這樣想法的人。昔日的輕歌劇演唱家狄米特里耶夫（Vladimir Dimitriev）當時正在一間私人賭場擔任總管的工作，（替自己）賺進了大把的鈔票。吉娃形容他是：「非常聰明又很精打細算的男人。」狄米特里耶夫建議他們組一個小團體到海外進行夏季巡迴演出，而丹尼洛娃、喬治與塔瑪拉，以及經常與丹尼洛娃搭檔的可拉．艾菲莫夫都在名單上，還有天賦異稟的伊凡諾娃。狄米特里耶夫透過他在政府高層的人脈，說服當局：他的目的是藉由帶領他們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德國巡迴演出，幫助教育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當然，經費由他負擔。這也是一次讓歐洲一窺蘇聯文化的機會。「有好幾天，」吉娃寫道：「我們的表現就令人驚訝。」
然後，在預計出發前不久，伊凡諾娃死於一場非常可疑的船難。她一直與秘密警察的某些警官走得很近（其他人認為太過親密了），而且知道太多事情。這個悲劇只讓其他人更急著要離開，雖然丹尼洛娃認為她起碼會在夏天過後回到馬林斯基劇院－－畢竟，舞團已經承諾要讓她在佩提帕的《唐吉訶德》中擔綱演出主角姬特莉（Kitri）。
一九二四年六月底的某日，這四名舞者在狄米特里耶夫的帶領下，登上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新名稱）的一艘蒸汽船，出發前往斯德丁（Stettin；譯註：波蘭西北部城市）的東普魯士港（East Prussian port）。直到這艘船遠遠脫離蘇聯當局的管轄範圍，他們才鬆了一口氣。沒有意外的是，他們的文件在最後一刻被繁文縟節困住。「喬治是唯一平靜的人，」吉娃寫道：「他有很虔誠的宗教信仰，無論他要什麼，他都深信上帝永遠在身邊幫助他。」
不論他有多想要離開俄羅斯，就算他的信仰有多虔誠，如果巴蘭欽知道三十八年後他才能再度看到故鄉，他有可能會動搖；動搖，但不意外。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命運。斯羅尼姆斯基回想起喬治小時候寫的一首根據他的俄文名字「Balanchivadze」所做的離合詩（acrostic；譯註：各行首字母或尾字母或其他特定處的字母能組合成詞或句的一種詩體），俄羅斯文的最後幾個音節合起來正好符合巴蘭欽的名字。
命運向我微笑。
我是巴（Ba）。
我的人生命運已定
我是蘭（Lan）。
我看到成功的關鍵。
我是欽（Chi）。
現在我不再回頭，
我是瓦德（Vad）。
縱然有狂風暴雨。
我是茲（Ze）。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