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週知，1907年是馬勒生命中一大轉捩點，家庭變故、事業打擊接踵而來，自己的身體狀況亦發出警訊。一年後，作曲家譜寫了《大地之歌》，當時的人生慨嘆和個人心境，反映在歌詞的選取上，自是理所當然。對歐洲人來說，作品中的蒼涼和對人生的慨嘆，無疑是馬勒揮別人間思想的呈現，雖然中文原詩中並不見此點；對華人世界而言，僅就歌詞內容，亦未必會見到作曲者的辭世之意。然則，由於《大地之歌》的成功，馬勒的歌詞和中文原詩的關係，亦成為這部作品常常引發的另一個問題。不僅對華人而言，接觸這部作品的第一個念頭在於找尋中文原詩，眾多以不同語言完成的馬勒傳記中，作者亦嚐試在中國人的協助下，找出中文原詩，證明這些詩的原產地確是中國，並進而將原詩與譯作對照列出，使《大地之歌》和他們的書都染上一抹異國情調的色彩；最早引發筆者進行《大地之歌》研究的出發點亦在於此。
在不同的相關研究中，尋找中文原詩的重點在於批判不同的「譯本」對原詩的忠實性，以及探討各「譯者」之譯法及風格。這些結論裡，亦引經據典，論斷《大地之歌》的歌詞中，優雅精美的唐詩經過多位歐美人士之手，早已原味盡失，但見內容，不見意境。然則，不可或忘地，儘管歌詞如此地「不中國」，馬勒的音樂卻能引起中外人士的共鳴，不僅令歐美人士有「中國氛圍」的聯想，亦讓華人深感，《大地之歌》的音樂的確時常能勾畫出原詩的意境。這一個音樂的事實正是本文所關心的議題，換言之，「譯本」再如何品質不良，依然提供了馬勒譜曲的基礎。
本文之中心訴求在於，十九世紀後半裡，中文原詩如何轉化成不同語言的翻譯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仿作詩（Nachdichtung），最後成為馬勒《大地之歌》歌詞的過程。比較這個過程的每個階段，對於當時歐洲藝文界對中文詩的欣賞和接受情形，可以一窺端倪。並且，由翻譯上的困難，更可以看到中西語言、文化背景的差異等等現象。檢視此一過程，不僅對原詩到馬勒歌詞之間的多層次誤解，能有具體的瞭解，更可以看到，這些詩的內容和形式，其實對《大地之歌》音樂的內容和形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以三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說明《大地之歌》歌詞誕生時代的歐洲文學裡的中文詩氛圍，並對已有之相關研究資料做一解析，以釐清《大地之歌》歌詞源頭的問題；第二階段探討自中國原詩到馬勒歌詞的轉化過程，重點部份在於歌詞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更在於呈現歌詞轉化過程對於馬勒譜曲的影響；第三階段則嚐試就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文學世界的潮流，看時代背景、文化背景和馬勒選取之詩作與其音樂的多元關係。
一、譯詩與仿作詩
馬勒《大地之歌》的歌詞取自貝德格（Hans Bethge, 1876-1946）於1907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國笛》（Die chinesische Flöte），為貝德格在看了一些中文詩的「譯本」後所寫的「仿作詩」。在書後語中，貝德格提到了他的仿作詩的靈感來源：他被中文詩中傳達的豐富感情所感動，而詩興大發。他也列出他所看過的一些書名：海爾曼（Hans Heilmann）的《中文詩》（Chinesische Lyrik, 德文）、俞第德（Judith Gautier）的《玉書》（Le livre de Jade, 法文）和艾爾維聖得尼侯爵（Marquis d’Hervey-Saint-Denys）的《唐朝詩集》（Poésie de l’époque des Thang, Paris 1862, 法文）。十九世紀的詩，貝德格則參考了英文的翻譯。在書中，貝德格僅列出艾爾維聖得尼一書的出版年代，其餘兩本書的詳細資料如下：
Hans Heilmann, Chinesische Lyrik, vom 12. Jahrhundert v. Chr.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Leipig; 年份不詳，應為1905年。
Judith Walter （Judith Gautier的筆名）, Le livre de Jade, Paris (Alphonse) 1867。該書在十九世紀後半、廿世紀初甚受囑目，很快即有德文譯本：Chinesische Lieder aus dem Livre de Jade von Judith Mendès, in da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Gottfried Böhm, München 1873；1902年，作者將全書內容大加擴充，以本名出版， 後亦有英文譯本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f Judith Gautier by James Whitall, New York 1918。
貝德格提到的這三本書之內容和編排方式都不一樣。由書名可知，艾爾維聖得尼的書僅選取了唐詩，並以作者為主軸來收錄、翻譯，李白為收錄的第一位詩人；俞第德的書則以詩的主題為中心，例如「愛人」、「月亮」、「秋天」等，在每首詩前註明作者；海爾曼的書有個副題「自紀元前十二世紀至今日」，說明收錄的中文詩的長遠年代，並依作者的年代或使用的詩集年代順序排列。巧合的是，貝德格的《中國笛》的內容和編排方式和海爾曼一模一樣，加上二者的母語均為德文，於此可以推斷，海爾曼的書實為貝德格的主要靈感來源。事實上，這三本書中，真正可被視為中文詩「譯本」的只有艾爾維聖得尼一本，其他的「譯本」，嚴格而言，均為「仿作詩」，亦即是由中文詩，主要是譯詩，引發詩興，模仿其中的詩意而成的詩作。換言之，除艾爾維聖得尼以外，其餘的「譯者」，姑且不論其詩作品質如何，其實都是具「作者」身份的「詩人」。
馬勒在《大地之歌》的每一個樂章前，都依照貝德格的書，標明了詩人的名字；無論是有心或無意，馬勒選取的詩均出自唐朝。必須一提的是，貝德格在其書後語中，以相當多的篇幅贊頌唐詩為中文詩的精華所在，有可能，馬勒即是在讀了書後語後，決定完全以唐詩為其選擇對象。有了馬勒標明的線索，比較貝德格的詩作和他所列出的這些法文、德文書，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幾首詩經過多層轉化，成為馬勒《大地之歌》歌詞的過程。
就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六樂章而言，諸多的不同嚐試，找到的可以與之對應的原始中文詩，都是一樣的。對於第二和第三樂章的詩作來源，則眾說紛云。馬勒標示的第二樂章歌詞之作者為Tschang-Tsi，有可能是錢起或張繼；第三樂章為Li-Tai-Po，無疑地是李白。許多人都曾嘗試著由此去找，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德拉葛朗吉（Henry-Louis de La Grange）認定第二樂章的詩應源自錢起的《效古秋夜長》，第三樂章則無法確定，應不是李白的詩；米契爾（Donald Mitchell）則認為這兩首詩都經過太多的改變，無法像其他樂章一般，得以找到最原始的中文詩。濱尾房子（Fusako Hamao）下了很大功夫研究俞第德「譯」中文詩的方式，試圖努力地證明第二首的確源自錢起的《效古秋夜長》，第三首應係來自李白的《宴陶家亭子》；但是他的論點卻有很多破綻。
在俞第德、海爾曼、貝德格的詩集裡均有這兩首歌詞，倒是艾爾維聖得尼的《唐朝詩集》中，並無較接近的譯詩，因此，可以斷定海爾曼和貝德格仿作詩的來源，應為俞第德的《玉書》。基於此一認知，濱尾房子進行其研究。他首先根據俞第德的傳記，「假設」俞第德當年讀遍巴黎皇家圖書館於1867年之前所收藏的中文詩集，在她的中文老師Tin-Tun-Ling的協助下，完成這本詩集。再由比較海爾曼詩集所選詩和俞第德所選詩的結果，得到海爾曼使用的版本應是1902年《玉書》的新版。濱尾房子即以此書與巴黎皇家圖書館之藏書比較，得出六點俞第德「譯」詩的原則；再根據這些原則，做了前述的認定。
然則，細觀這六點原則，其實可以用「自由翻譯」一言以蔽之，亦即是稱其為仿作詩應更恰當；本文文末之附錄二即為一例，李白《採蓮曲》原詩的八句裡，俞第德充其量「譯」了一、二、五、八這四句。但是這四句雖然犧牲了李白原詩之精彩處，尚能見其輪廓；相對地，俞第德的《秋夜》（Le soir d’automne）【圖六】勉強可稱用了錢起詩作十句中的前四句，換言之，她的詩作裡符合錢起原詩內容的比例大約只有一半，並且只是前半。面對這個情形，濱尾房子根據自己的六點原則解釋：在句中加形容詞、較長的詩不會被全部「譯」出、增加新句等等，皆是俞第德「譯」詩的原則。在認定《秋夜》應來自《效古秋夜長》的前提下，濱尾房子亦在艾爾維聖得尼的書中找到該詩之翻譯。但是，由附錄二中可以看到，艾爾維聖得尼和俞第德皆「譯」了李白的《採蓮曲》，但是，海爾曼和貝德格明顯地係依艾爾維聖得尼的版本，譯成德文或寫作仿作詩，並未採用俞第德的詩。同理推斷，如果《秋夜》能讓人感覺是來自《效古秋夜長》，那麼，海爾曼和貝德格沒有使用艾爾維聖得尼的版本，就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濱尾房子認定李白的《宴陶家亭子》為第三樂章歌詞來源的詮釋是，俞第德誤以為「陶」指得是「陶器」，所以將標題譯為《瓷亭》(Le pavillon de porcelaine)，她並可能參考《李太白文集集註》中，有關該詩作的註解，眾人在金谷園中飲酒賦詩的景象，使用在她的「譯」詩裡；而這一點，濱尾房子解釋，亦是俞第德「譯」詩的原則之一。姑且不論家世出身那麼好的俞第德是否陶瓷不分，她可能會有此誤解的唯一可能是閱讀中文原詩，那麼Tin-Tun-Ling先生應不致於「陶家」、「陶器」不分；更何況「宴」字又如何解釋呢？
再者，俞第德的老師也有許多讓人質疑處，他的中文名為「丁敦齡」，錢鍾書曾經對他大加撻伐，稱他「品行卑汙……自稱曾中『舉人』，以罔外夷」，並批他「其人實文理不通，觀譯詩漢文命名，用『書』字而不用『集』或『選』字，足見一斑。」最令錢鍾書不以為然的是，「丁不僅冒充舉人，亦且冒充詩人，儼若與杜少陵、李太白、蘇東坡、李易安輩把臂入林，取己惡詩多篇，俾戈女譯而蝨其間。」事實上，俞第德的書不僅收錄了丁敦齡的「惡詩」，她1867年的《白玉詩書》還題獻給丁敦齡。姑且不論《玉書》裡，有著更多找不到原出處的詩，僅僅其中的一些線索，就足以質疑錢起《效古秋夜長》是《大地之歌》第二樂章歌詞的最早源頭。
《秋夜》（Le soir d’automne）一詩，在俞第德1867年和1902年的詩集中均有收錄。有趣的是，1867年版裡，詩人名為Tché-Tsi，1902年版裡，改為Tchang-Tsi，並加上了中文名「李巍」。更令人不解的是，在1902年版裡，Tchang-Tsi的詩不只一首，但是卻有另一個中文名「張說」。
本文的宗旨原不在於挖掘俞第德兩本詩集的翻譯問題，僅藉這幾個例子說明，在追查《大地之歌》第二、三樂章歌詞的原詩詩作來源時，很容易硬加穿鑿附會的盲點。再者，觀察一、四、五、六樂章歌詞由唐詩演變到馬勒歌詞的過程，可以看到，它們逐漸改頭換面的情形，是強加認定原詩的二、三樂章所沒有的，並且差異性之大，實難以相提並論。另一方面，若將觀察視野放大至當時代其他詩作，更可得見，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歐洲文學界以歐洲以外語言詩作為基礎，寫作仿作詩的風氣甚盛，並不侷限於中文詩。然則，無論仿作之程度如何，縱使添油加醬，幾乎都可找到原詩對應。例如得摩（Richard Dehmel, 1863-1920）的《途中》(Unterwegs)，即或未標明「根據李太白」(nach Li-tai-po)，華人依舊可一眼看出源自《夜思》。
事實上，《大地之歌》二、三兩個樂章的歌詞有著一些中文詩中經常出現的元素：秋天、霧氣、感懷、玉珮、蓮花、亭子、拱橋等等。後四者曾在歐洲中國情境的意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之，乍看之下，很能讓人相信真是來自中文詩。
但是，不僅在錢起、張繼和李白的詩作中，找不到能有相當穩合程度的作品，遍尋唐詩各詩集，亦找不到。更何況，如前所示，俞第德的詩集中交代的作者原名根本就不是錢起或張繼，加上僅收錄唐詩的艾爾維聖得尼的譯作中，也沒有近似這兩首詩的作品，諸此種種，更讓人懷疑這兩首詩不是張冠李戴，就是在第一位「翻譯」人士的手中，已經走樣，不復原形，或是第一位譯介者即以仿作詩的方式處理；當然，更不排除丁敦齡「蝨其間」的可能。前面提到的這些對歐洲人而言很「中國味」的因素，亦正是這些作品讓人相信他們很「正宗」的主因。因之，德拉葛朗吉和濱尾房子的論斷，係很勉強的。 總結上述，筆者認同米契爾所持謹慎保守的態度，無需亦不必為此二樂章之歌詞溯源，更何況，這兩個樂章的歌詞是否真有原始中文詩作的源頭，對於《大地之歌》整體作品的品質而言，絲毫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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