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族所失竊的鐵馬們
My Family's History of Stolen Bicycles
我想說的故事，無論如何都得從腳踏車說起。或者準確一點說，從被偷的腳踏車說起。「鐵馬影響著咱一家伙的運命。」我母親常這麼說。我會說，我母親是個新歷史主義者，在她的記憶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沒有轟炸珍珠港，她只記得鐵馬丟掉這等瑣事。當她用台語說「運命」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這種語言還保存著的一種庶民信念：它把「運」擺在「命」的前面。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能算是個腳踏車迷嗎？或許不能。我並不真的熱愛騎腳踏車，但也不討厭。認真地來說，腳踏車有讓我喜歡卻也有讓我受不了的地方。我喜歡腳踏車的簡單造型，三角結構的車架，前後掛著兩個圓圈。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兩個藉由鏈條帶動不斷運轉的輪子穿越街道、森林、小徑和湖畔更美好的畫面？但我也討厭長途騎乘之後臀部的疼痛感，討厭戴著墨鏡、穿著全套專業配備，自以為很酷卻連仰德大道都騎不上去，挺著肚子，故意把昂貴的車子停在路邊炫耀的單車客。每次在路上看到這樣的人我就希望他們的鏈條鬆脫，輪胎爆胎，鋼絲斷裂。
有時候，我想自己真正著迷的不是騎腳踏車這回事，而是那個一開始被米肖父子（Michaux père et fils）稱為「有踏板的快速的腳」（vélocipède à pédales），後來Pierre Lallement再改造成「bicycle」（混合拉丁文的「雙」［bi）與希臘文的「圓」［kyklos））的詞，以及它所指涉的相關物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我遇到不同語族的人的時候，都會試著請他們唸出「腳踏車」：Bike、vélo、cykel、자전거、велосипед、jizdní kolo、साइकलिंग⋯⋯所以我雖然只會兩種語言，關於腳踏車這個詞我卻懂得三十六種，我是腳踏車的多語者。
而在我的成長環境裡，腳踏車這個詞是有地域性的，如果你聽一個人說自轉車那麼他就是受日本教育的人，如果說鐵馬或孔明車那麼他就是台語的母語使用者，如果說單車或自行車那麼他很可能是來自中國南方的人。不過，現在這些用詞都混淆了，沒有辨識性了。
我最喜歡的還是我母親用台語說孔明車、鐵馬的發音。
特別是鐵馬這個詞太美麗了，它結合了大自然跟人力。你可以想像造物主刻意在土地裡留下含鐵的礦石，人們挖出來以後鑄成黑黝黝的碳鋼再打造成一匹馬的樣子。但這世界就是這樣，有時候某些事遠比另一些事更美好，卻偏偏被另一些事取代。鐵馬改成為單車，或者腳踏車，對我來說是愚蠢、文化倒退之事。
我也著迷於鐵馬個體的獨特性，意思就是在某個時代被打造，也只屬於那個時代的鐵馬。我相信有一天有人能編出一本鐵馬史，上頭都用代表性的車種來紀元，比方說富士霸王號元年、堅耐度號元年、幸福牌內三飛跑車元年。從這點來看，你可以說我是個唯物史觀論者：有鐵馬的世界跟沒有鐵馬的世界，演化自不相同。
剛剛講到，如果要談起我的家族，得從那些被偷的腳踏車說起。這事最早可以說到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
如果你對歷史稍有涉獵，就會知道，這一年一月被圍困在旅順口一百五十七天的俄國軍隊向日軍投降，一個月後發生了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場戰役「奉天會戰」，這場勝仗或許讓日本的軍事野心開始變得扭曲也不一定。不久，印度肯拉發生八點六級的大地震導致一萬九千人喪生，而孫中山成立了同盟會；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大英帝國「全裝重型火砲（All-Big-Gun）」的無畏號戰艦開始鋪設龍骨，開啟了現代戰艦的新時代。而弗里茨．紹丁（Fritz Richard Schaudinn）則發現梅毒這種折磨了無數人的黑暗疾病的病原體。
我外公就在這一年出生。
我外公出生並不是什麼歷史大事，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報紙刊登，不過我母親牢牢把我外公的生日和一張報紙綁在一起，或者說，一台自轉車綁在一起。母親說，外公從小立志要擁有一台可以載粟仔、家私，或者未來可以載臨盆妻子到鎮上醫生館的自轉車，這是全然貫徹他一生的志願。而這個今天看起來如此微薄的願望竟是來自於一張舊報紙，明治三十八年陽曆九月二十七日的《臺灣日日新報》。
據說我外曾祖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那張報紙是他到鎮上賣魚時撿到的，既是為這個孩子保留的出生禮，也是一種象徵希望孩子有一天能脫農入仕的期許。它一直被我外公摺成方巾大小，然後用兩層粗布包裹起來，放在一個當時還很罕見的鐵盒子裡。他甚至曾到鎮上請了識字的先生，把那張報紙上的新聞讀給他聽，他因此對他出生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瞭如指掌。據我母親說她第一次看見那張「脆脆，黃黝黝」的報紙時，外公指著右下角刊載的一則小小的，對他而言卻極其重要的新聞，標題寫著「自轉車轉去了」，報導的是台南名醫顏振聲當時騎著自轉車出診，一到便急急進入患者家中，患者認為車子停外邊不妥，於是叫喚僮僕把車牽進房子裡時，居然就已經被人騎走，「如黃鶴不知飛何處去」。研究日治時代庶民史的人或許會知道，彼時一台自轉車就像一部賓士車，不，就像一棟樓房，被偷的話是能被登到報紙上的要緊事。而這個竊盜新聞讓我外公一生如斯感慨：「我出世彼一年，竟然已經有人有鐵馬予人偷提（thau-thėh），真正使人欣羨（him-siān）。」我外公死於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的那一年，彼時他正當壯年⋯⋯原因也是一輛失竊的自轉車，只是那依然不是他的，因為他一生並未擁有任何一輛自轉車，他沒能完成自己的立志就死去。而我外婆所生的九個小孩都是在小鎮的產婆幫助下接生的，每一個都長大了⋯⋯這對清貧又失去男家長的農民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幸。
當然，如果你跟我母親聊得夠久，她就會跟你講起我家族裡第三輛被偷的鐵馬，與我五姐的故事。這輛鐵馬就真屬於我父親的了，那也是他的第一輛鐵馬，品牌不詳，型號不詳。
我父親是個「做西裝」的，後來還兼賣牛仔褲。我媽說「做西裝」比較適合我父親的性格，因為他是一個「啞口」（é-káu），只要拿起剪刀、版紙、針線，他可以整天什麼話也不說，我們就只聽到剪刀嘩嘩嘩像流水一樣滑過布面的聲音，或者是針車像採礦台車走在軌道上的聲音。我母親則被訓練成車布邊的女工，她的美麗眼睛因為長時間注視著同一個定點，而總是像在眠夢。
彼時我父親跟母親已經生了四個女孩，貧窮遠不如沒有盼到兒子讓他感覺絕望。有時工作到深更，父親會跟母親提議是否乾脆把五姐送給住在鄉下的一個遠親：「會較（khah）好命。」當初在連生四個女兒的時候，夫妻倆對第五胎曾經做了一個賭注，如果男孩就留下來，不再生了，女孩的話就送出去，繼續生。當時母親因為覺得「運命」不可能如此捉弄她，就答應了。不料第五胎結果仍是個女孩。向來對命運逆來順受的母親唯有對此事硬氣，父親也因為心底的不安而並未堅持。
白天他們因此都工作得更努力、更拚命，但一天做多少件襯衫、西裝是快不起來的，當時即使是一件平價西裝，從量身到胚衣試穿到修改，得花上好幾個星期才能完成，於是我母親便替成衣工廠做家庭代工。據大姐說有一陣子她專門縫製口袋，家裡因此疊滿成千上萬個同一個款式的口袋。晚上他們並沒有放棄生下男孩的希望，為了期待下一胎不再是女孩，我五姐的名字因此被取為「滿」，意思是，夠了、夠了。
不過「運命」的意義就在它的不可保證與它總是能證明人所承諾的一切必不可靠，一年後我母親生下了大哥。由於家裡再添一口，經濟上必然走到絕境，第六個孩子既然是男孩，那麼就是命運裡「多」了一個女孩。
那天早上父親抱著五姐，默默地走向台北車站，準備搭第一班火車帶到鄉下送給一個未能生子的遠親。五姐半夜才喝過一次稀稀的米奶，正沉沉睡在竹籃子裡。初夏的陽光已經升起，城仔內開始要鬧熱起來，而一早就背著大哥出門去市場買菜的我的母親，錢包裡的幾塊錢讓她走到腿痠也買不了多少菜，因此帶著失落的情緒提早回到了家。這時大姐背著四姐已經開始燒水，二姐正在洗米，三姐則幫忙擦櫥窗。大哥在母親的身後，一路哭鬧，就像他的一生一樣，讓旁邊的人無限心煩。
母親以她為人母的直覺，很快地發現阿滿不在。問了大姐，知道我父親帶出去了。過去一夜又一夜的談話倏然浮現，她喊叫一聲「害囉！」就跑了出去，因為背著大哥，跑步是絕對不可能追上火車的，她遂又回頭，把大哥交代給大姐，然後毅然從抽屜的暗層裡拿出鑰匙，打開那個父親每天上油擦拭的鐵馬四角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那天我父親沒有騎著鐵馬載五姐到車站，而是選擇抱著她走去，那或許也暗示出他的遲疑吧？
據我母親說，那是她一生第一次騎鐵馬，也是最後一次。（但肯定她記錯了，或者我懷疑她刻意不提那真正的第一次經驗。）她不可思議地在短短數秒內領悟了騎鐵馬的道理，就彷彿她懂得在大雨時怎麼逆著風勢拉低斗笠插秧、懂得哺乳，以及如何咬緊牙根承受痛苦一樣。騎上鐵馬的她穿過愛棟、仁棟、孝棟、忠棟，騎過北門，在郵政局右轉進忠孝東路，一路騎到「火車頭」。如果當時你正好也路過車站，一定會看到她的洋裝碎花布料貼在濕透的後背，白色襯裙隨風飄起宛如花朵（那件洋裝也是父親做的）。一個字都不識的母親直奔售票口，推開像逃難一樣買票的人潮，問售票員那班可能到鎮的火車什麼時候開，在第幾月台？
據說我父親見到我母親時，先是驚愕，繼之眼神充滿愧恨，而後轉為氣憤，嘆了一口氣，把突然驚覺自己運命轉了一圈而開始大哭的五姐交給她。而後一如往常地一言不發背著手，走出車站，我母親則默默地碎步跟在後頭。我父親因氣惱而跨大步伐，母親因為怕跟不上從碎步變成小跑步，因而都忘了有鐵馬這回事。結果就是，那輛相當於小店好幾個月營收價值的鐵馬就因此遺失。
沒有人知道我父親對此事的看法，因為我父親一生從來不表示任何看法。他看報紙卻不評論時事，不陳述往事也不附和我母親陳述往事，彷彿他已經將回顧自己人生這回事賣給了誰，一切都與他無關了似的。
直到現在，這件事都是我思考時間的具象與抽象觀點的材料。從線性的時間看來，列車誤點了一分鐘，我母親騎鐵馬比跑步快了二十分鐘，這二十一分鐘，讓我五姐得以留在這個家庭裡，這是我們家族史的具體事實。但從時間的抽象概念來看，那二十一分鐘從未逝去。它成為我母親幾十年來反覆跟我五姐抱怨，以及跟我們全家重述、聲稱她如何受苦，藉以索討安慰的話題之一。那二十一分鐘以及我父親底眼神，都將成為這個家庭彼時如何貧窮如何悲傷的見證，儼然也是愛的見證。
而那個幾乎要排擠走我五姐，睡在竹籃裡，渾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我家第一個男丁──我的大哥，則讓我父親丟掉他第二輛鐵馬。不過，那是十六年後的事了。
我父親丟掉的第三輛鐵馬，則是關於我。
我是家中的么兒，而且是和兄姐年紀相差很大的么兒，我是母親在決意不再生產的十四年後，才意外出生的「尾仔囝」，因此所有我講的事情不可能是親身經歷的，而是聽來的。大部分來自我母親的主述，一部分來自我姐姐們的補述。
而我的出生落後他們的時代太久了，我遠遠落後於父母的時代（他們都超過四十歲才生下我），甚至也落後了我哥哥姐姐一個世代，只能站在那裡望著時光把我排除在外。他們總喜歡跟我說，「阮較早彼時陣」商場如何如何，然後結語就是「你毋捌（bat）」、「你上（siōng）好命」。這總讓我不服，憑什麼我就不能經歷父母那個大時代？憑什麼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窮的時光裡，在商場的頂樓跳橡皮筋？憑什麼我就要擔負「上好命」的污名？
長大以後，我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聆聽他們轉述，然後用文字重建那個「較早彼時陣」，藉此與他們同步長大（在文字裡我既和母親同步長大，也和哥哥姐姐同步長大）、同步受苦、同步歡笑。比較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跟父親一起長大，他對自己說得太少，他與媽結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祕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樣一片空白。
而意外的是，我因此成為一個替各種雜誌寫文章，偶爾也會被稱為作家的人。當然我的母親一開始是藐視這個職業的（她曾經很希望我能當律師），現在則是懷疑這個職業。（對她而言，沒有製造出什麼具體的東西卻又有錢可領，這樣的人實在是很可疑。）
我有時會想，寫作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職業，社會如何容許一群人使用人類自造的一種符號體系，去編寫故事，並且從中牟利？而這個職業的人又是如何扭曲、打造、鎔鑄字詞的意義，得以讓另一個人閱讀到的那一刻，感到激盪、低迴，乃至於像是受刑？
我得誠實地說，做為一個寫作者最基本的字詞感受力，我受惠於母親最多。在她那裡，我開始知道語言的力量，她讓我真正學到那些抽象詞彙。比方說，關於「愛」這個詞，字典沒寫到的一個用法，就是我從我母親那兒學到的。她在提及與父親早年貧苦生活故事時最常見的一個註腳是：「恁（lín）攏毋知影，我的犧牲是偌爾（guā-nī）大。」她是我認識的人裡頭，最常自我評價的人，而她對自己人生最核心的評價就是──她為這個家庭做了極大的「犧牲」。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祈使句是，我們必得要同等量地愛她、關心她。許久之後我才約略懂得，我的母親口中「犧牲愛」，這是她一輩子教會我的最深沉、最嚴肅，也最隱晦難解的等式。這使得長大以後我發現自己很怕講出，或者聽到「愛」這個字。因為當「愛」出現，與之對稱的「犧牲」也就出現了。如果有人為你犧牲並不會讓你感到雀躍，同樣地，當你為別人犧牲的時候，也經常不是為了什麼值得歡慶之事。犧牲是愛的證明，而愛是犧牲的結果，反之亦然。我在想，這會不會是我始終難以開口講「我愛妳」的緣故？
回到八歲的我的身上吧。
我媽說我八歲以前「真正歹飼」：吐奶揀（kíng）食、出珠（長水痘）、生蛇（正式的名稱應該說是帶狀皰疹）、定定跋倒（puȧh-tó，常跌倒）；但八歲以後卻健壯如「鳥屎仔樹」（一種鄉下野地到處都有的雀榕）。
八歲的時候我發生的那兩件事，或許是我從生理、體質到心理完全變成另一個孩子的重要分野。第一件事是關於死，第二件事是關於生。不，或許應該說那可能是沒辦法切分開的同一件事比較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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