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廣仲、林育群、蘇打綠、陳綺貞、陳珊妮、陶晶瑩、閃靈樂團、張雨生。這些以音樂征服跨世代人心的歌手與樂團，彼此共同的交集是什麼？
答案是「金旋獎」，他們音樂夢想的實現起點，都以得到這項校園歌唱比賽的勝出做為里程碑。
而黃健庭，和他們，也有共同連結嗎？
答案仍是金旋獎，因為我是一九七七年成立的政大金旋獎創辦人之一。當時我是政治大學國貿系三年級學生、政大振聲合唱團團長、與合唱團夥伴共組「Brothers Five」五人樂團的主唱，而金旋獎的原始構想，正是來自「Brothers Five」五位成員。
只是我們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那年單純出於喜歡唱歌、再加一點青春的有恃無恐所催生的金旋獎，後來竟會在歷屆學弟、學妹的接力傳唱下發揚光大，成為引起全國校園共鳴的重要學生音樂獎。
原來，退伍後赴美求學工作、與台灣匆匆闊別的十年，不只是生命階段的分水嶺，還彷彿一道記憶的斷層；那段「社團為主、學業為輔」的大學時光，幾乎早就完全淡忘，我甚至遍尋不著上次回母校的情景。直到學弟妹為了慶祝金旋獎三十週年，對「老金旋獎們」發出邀請，過往歲月才有機會從記憶深處，被重新召喚回顧。
離鄉背井的生活
我在台東完成國中階段的課業後，跟哥哥一樣，參加台北高中聯考。
我考上了成功高中，隨即與讀大學的姐姐、大我一歲唸附中的哥哥，展開相互照應的異鄉生活，而大姐其實負起了打點三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責任。
當時在北部同學眼中，「來自台東」就等於鄉下人；即使後來進了大學，周遭這樣的眼光也沒有太大改變。
鄉下人沒什麼不好，但要跳脫莫名的刻板印象，還是要透過實際相處，才有機會彼此認識了解。幸好，大一的我還沒有瘋狂投入社團活動，只參加了合唱團而已，算是專心課業；而真正令同學對我刮目相看的，是他們發覺我除了成績在全班前段，居然會運動又愛歌唱。
從小到大，我的功課應付得還可以，不教父母操心，但若是可以選擇，我更想做個運動選手。不巧偏偏生在台東，身邊比比皆是天生的運動員與美聲歌手，哪裡輪得到我？不急，到了都會台北，就有我一展身手的機會。
有朋友真好
進入政大後，果然輪到我上場了，加入手球隊、報名校內田徑比賽；最擅長的田徑項目是跳欄，我曾經多次拿下一百一十公尺高欄、四百公尺中欄金牌。壓抑已久的運動細胞，好像全部瞬間活躍起來，我覺得自己簡直對運動的速度與爆發力上癮，樂在其中。
田徑比賽多半是個人競技，雖然可以滿足超越自我的挑戰，但我更喜歡有夥伴同樂的團隊活動。從小到大的求學、工作各階段，朋友都是重要角色，我喜歡人，很難想像沒有朋友的日子會多麼無趣。
合唱團就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可以遇見一群和我同樣愛唱歌的人，聲音組合的豐富可能性，引人入勝。
在振聲合唱團，我和同屆的陳景昌、李德惠、大我一屆的教育系學長侯志欽、低一屆的學弟鄭張國，特別投緣。當時校園民歌方興未艾，唱紅〈今山古道〉的黃大城是政大學長，我們五個人自然深受影響，有空就聚在一起彈吉他練唱，「Brothers Five」就這麼被唱了出來。
兩年裡，在指南山下、醉夢溪邊、四維堂舞台上、女生宿舍前，處處有我們的歌聲，一首〈午夜香吻〉讓我們邀約不斷，甚至出外參加比賽。
有一晚，一起混到過了宵夜時間，五人突發奇想：何不試試辦一場政大人專屬的民歌比賽？我們向代聯會提議，得到支持，大家立刻分頭邀請評審、宣傳參賽辦法……。就這樣，「第一屆金旋獎」很有效率地在當年登場初試啼聲。
人生中的伏筆
隔年升上大四，我們三個應屆畢業生漸漸將注意力轉向，為未來做準備。
我和陳景昌從高中就是同班同學，在我還是「鄉下人」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嫌棄和我做好朋友；沒想到，大學聯考放榜，竟又是同班同學，退伍後也都到美國唸書，他在東岸唸電腦資訊，我則到西岸北加州唸MBA，後來還加入灣區華人組成的「青青合唱團」，繼續唱歌的興趣。
各自出國繞了一圈，我和陳景昌又回到台灣。他創業，我從政，但始終保持聯繫。
初到美國的第一學期，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那是我有生以來感到空前孤單的半年，學期尚未結束，我已經決定轉學到位於矽谷（Silicon Valley）的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
這個決定可以說是一舉數得，一方面我本來就是居家型的人，喜歡回家時家裡有人的感覺，轉學後我正好可以住在姐姐家裡；另一方面，這所學校的商學院相當強，MBA更在全美排名第十五。
這是當時可以看得見的好處，當初雖然是因此才轉學，但原來上天早有安排，當我做出轉學的決定，其實已經預先埋下人生下個生涯階段的伏筆，儘管事前根本渾然不覺。
在聖塔克拉拉等待我的，除了姐姐，還有對我的未來舉足輕重的兩位貴人：一位是工作夥伴兼家庭友人史提夫（Steve），另一位，是我的妻子小燕。
史提夫是我在美十年的關鍵好友，後來也成了兒子的乾爹；現在大兒子思豪是聖塔克拉拉大學學生，變成我們的學弟。
當年我所選讀的聖塔克拉拉大學MBA課程偏重財務管理，大我六歲、已經在資產管理公司擔任經理的史提夫和我同班。MBA訓練重視學生的個案研究報告能力，老師要求課堂簡報是家常便飯，想做出得到高分的完美報告，必須發揮分工合作的小團隊戰力，我和史提夫的情誼，就從同組做報告開始。
簡報情緣
對非英語系國家留學生而言，簡報最沒把握的部分，就屬正確的英文表達。因此，史提夫當然成為修改報告文字的不二人選；而基於分工原則，報告的架構和論述，就由我負責。
經過兩年密切合作，我和史提夫培養了深厚的互信與情感，我也以象徵學業成績最高榮譽的「αβΣ」獎畢業，受獎學生的平均成績排序必須在全體畢業生的前百分之十。
得到這個獎，我很高興，因為那時我還在學校餐廳打工；如果用現在的說法，這叫做「開源節流」，但當初根本只是為了賺生活費、換一頓飽餐。還好，沒有因此影響學業，想想就覺得慶幸。
每位申請就讀聖塔克拉拉大學MBA的外籍留學生，初期都需要適應做研究報告的震撼教育，包括我的學妹陳怜燕。
小燕進到聖塔克拉拉大學MBA研究所時，我已畢業工作一年了，我在學校的台灣留學生迎新活動中認識她，而我的追求方式很特別，每天等她下課、陪她做功課，後來她還沒畢業，我們就結婚了。
說起來，做報告為我和小燕牽了紅線。
我們個性互補，我關注大方向，容易被具挑戰性的目標吸引；她深思熟慮，對細節耐煩。過去，為客戶管理財務風險是我的專業，也是日常工作，回到私領域，我的風險管理大多由妻子費心，若不是有她分擔，我向前的速度勢必要減慢許多。
珍惜每一個機緣
對一個毫無工作經驗、英文也不夠好的華人碩士而言，在美國求職市場的談判籌碼趨近於零。初階職務雖然不符理想，但BBK願意提供為期一年的實習簽證（Practical Training Visa），我至少有機會留下來學習美國資產管理公司的實務工作、將英文練得更好一些。
決定姑且一試後，史提夫不斷叮嚀我：「記得面試時一定要說『會盡所能把工作做好』I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the job done.」。
我不僅照著說，也在日後信守承諾，全力以赴。
在BBK期間，我很幸運遇到一位賞識我的好主管Peter，他善用我在MBA所受的訓練，讓我專注研發，為客戶設計量化的投資組合管理模式，結合總體經濟分析與客戶的風險承受度，提供量身訂研究所畢業前夕， 史提夫問我願不願意接受他們公司（ BB&K Investment Management， 資產顧問管理公司）一個初階職位（entry level）的工作機會？這個提議，讓我原本立即回台的計畫出現變數。我面臨人生第一個重大抉擇：直接回台灣或留下來再累積更多歷練？幸好我決定留下來，否則就遇不到小燕了。
做的投資策略。這套模式很受歡迎，多半由我先向客戶簡報，然後再由業務人員接手進行後續開發與服務。
第一次感受「簡報力」對專業經理人的重要，就在BBK。
當時新加坡政府正開始大力推動金融資產管理，他們需要找一家較擅長風險控管的資產管理公司，而我就是BBK負責簡報的人。那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GIC：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特地派員到BBK觀摩，BBK高層很歡迎這項交流，認為對積極投入的亞洲市場開拓工作有加分作用，或許還有機會促成BBK代管部分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基金的業務。
前來觀摩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人員，是一位華人主管，名叫翁才成，他只比我長一歲，彼此相處起來感覺很輕鬆，像朋友一樣。他訪問BBK期間，公司要我向他簡報先前所設計的資產管理模式，我感覺他已經聽說過那套分析工具，也有興趣了解。
翁才成回新加坡一段時間後，有一天，我接到他的挖角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到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工作。
當時BBK很器重我，我也全力衝刺，年年都得到升遷，有一年加薪幅度甚至高達百分之五十，打破公司有始以來的記錄。這麼好的成績，應該在此時喊停，換東家嗎？顯然離開美國的時機還不成熟，我和翁才成的同事緣，還要再等一等。
婉拒了挖角好意，卻讓我和翁才成變成朋友。不為業務往來，甚至連何時再見面都很難說，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直到我一九九三年底返台受聘為華信投顧公司首任總經理，他才被我「反挖角」來台灣擔任副總經理，兩人終於變成同事。
然後，在很偶然的機會裡赫然發現：史提夫、翁才成、我，雖然不同年，卻是同月同日生！難以解釋的巧合，讓我在心裡深深感謝擁有好友的豐厚福分。
菜鳥更要力爭上游
研究所畢業後，在美國經歷了八年職場生涯，體驗了從山下一路攻頂的過程。
初入職場，我擔任投資專戶助理（Investment Administrator），主要工作在協助經理人管理客戶帳戶。
這個工作其實並不需要碩士學歷，大學畢業生就夠了，因此薪資也不會太高。
我的年薪是一‧八萬美元，乍看可能會覺得，即使以現在的水準看，那都不能算差；不過，和對照組放在一起比，就知道不是這麼回事。
我的母校聖塔克拉拉大學照例對MBA校友做就業狀況調查，從調查結果發現，我是當年調查對象中最低薪資的那一位，我心裡對學校感到抱歉，因為我把整體的平均值拉低了。
比較難以釋懷的是，我的成績在全體畢業生中，位居前百分之十，薪水卻落後這麼多。甚至，即使只是這樣一份初階的工作，一開始，我也未能「勝任愉快」。
工作一、兩個月後，我得知自己因為英文不夠好而被客戶投訴，客戶抱怨我沒聽懂他們說的，而他們也聽不太懂我在說什麼。
兩年的研究所課程很緊湊，應付專業課程已花掉多數心力，課餘多半和台灣同學在一起，聽、說英文的機會其實很有限。一般的會話沒問題，但職場商用英語又另當別論。
史提夫是我在班上唯一的美籍好友，也是後來建議我進入BBK資產管理公司的關鍵人物。而在客戶投訴事件後，我當機立斷，離開只講中文的小圈圈，搬去與史提夫同住，創造自己的全英語環境，習慣英語對答。
小燕形容我在美國職場八年，是一段力爭上游的過程。我是BBK第一個外籍員工，離職時的職銜是資深副總（senior vice president），公司裡職位最高的外國人，年薪超過十萬美元。
後來，當語言不再是困擾，我的能力也開始被清楚看到。
我們的數理能力，普遍比美國人好，再加上我的思考組織能力很不錯，對於老闆交代的事情，總是可以高效率達成，而且成果經常超乎上司的預期。
在我為期一年的實習簽證到期前，我加入Peter主管的機構投資人部門，這是我在職場上的第一次進階，克服了讓周遭同事替我捏把冷汗的難關；然後，結束近一年實習性質的助理身分，成為正式員工。
面對要求投資報酬率精準的法人客戶我總是用實際的公式、模型換算成可獲利的投資組合，用具體的演算數字來說服他們。很快，我成了老美同仁眼中的「數量高手」老中。
多年後，我的上司總經理Peter當面告訴我他重用我的原因：「每次跟你要一個答案，你都會回覆我三個不同前提的方案！」了解我的工作態度後，他不斷測試我解決難題的潛力，「就好比把你推到河裡，看你如何游上岸；下一次，再把你推到更深、更急的河流裡，沒想到你還是有辦法爬上來。」
原本不在計畫中的人生第一份工作，竟然一做八年，能有如此好際遇，和一群敬業卓越的人才學習，為我日後的發展打下扎實的根基，我心中無比感恩。
從商業簡報到施政報告
研究所時期與史提夫搭檔做簡報的經驗，讓我從中學到，好的簡報首重架構清楚，仔細鋪排開場、論述、結尾；缺乏系統的簡報就像無頭蒼蠅，會讓聽者一頭霧水。臨場的口語表達，則要從聽者角度切入，提供他們感興趣的素材。
三十年間，我的身分從學生、專業經理人、民意代表到地方首長，聽者則從老師與同學、客戶與主管，變成官員、民意代表與民眾，角色不斷轉換，不變的是以簡報做為溝通工具。
我現在非常重視每年兩度的議會施政總報告，因為那等同向縣民報告。我依舊維持自己擬簡報架構的習慣，然後親自向議員報告施政的緣由、執行對策以及衍生的效益。起初議員不太習慣，有的嫌我報告太久；但幾年下來，愈來愈多議員肯定我超過一小時的施政報告。
若非金旋獎三十週年抽起回憶的線頭，我很少停下腳步，回頭數算過往的軌跡，因為，不斷挑戰新目標和自己的可能性，永遠最吸引我。然而，幸運的是，路途上總是遇見契合的夥伴，我們既分工又合作，一起享受實現目標的快樂，就像一個合唱團，每個人都在恰如其分中盡興，並在共同創造的歌聲裡陶醉不已。
以往我以為自己喜歡追求得勝記錄，課業、運動、職場升遷……，我都盡力表現，外人也很容易因此解讀為愛出風頭，或者充滿企圖心，因為我總是會成為團體領袖∣小學當班長，大學是手球隊長、合唱團團長、當兵時是實習連長，擔任民意代表也搶當召集委員，到現在帶頭領導縣政團隊。
強烈的榮譽感與好出風頭，只有一線之隔。後來終於恍然大悟，其實我始終在尋找生命裡的「金旋獎」：與一群對的夥伴，完成共同理想，而我的運動員性格時時驅使我堅持到終點，離場時，最好能戴上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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