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發生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們開展東西方研究極為有利的時刻，為研究東西方思想傳統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這個時刻，我們重新審視東西文化交往的歷史，以窺見未來發展可能的途徑，也許是深化東西方研究必須邁出的一步。東西交往的歷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在中古有馬可波羅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國的遊歷，在明末清初有利瑪竇和基督教傳教士推動的東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陳寅恪先生曾用「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這樣沉痛悲憤的語句，去描述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外族之侵迫」所面臨民族存亡的險境。無論中英鴉片戰爭或中日甲午海戰乃至滿清帝國的覆滅，再到八年抗日戰爭和隨後國共內戰造成台海兩岸的分隔，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歷史真可謂多災多難，不堪回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經過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的劫難，中國終於在近三十多年推行改革開放務實的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而與此同時，歐洲和北美產生了極為嚴重的金融和信貸危機，中東和阿拉伯世界也發生巨大變化，於是形成當前全球秩序的急劇轉變和重新調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就制度而言，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和整個亞洲以及巴西和南美經濟的發展，正在改變過去認為毋庸質疑的關於全球各地力量均衡的許多觀念。簡單概括起來，我們可以說過去整個世界都是以美國和西歐為中心，這個觀念現在正在逐漸改變，在此形勢下，西方對東方，尤其對中國，開始產生了更多瞭解的意願和興趣，這就形成上面所說的對於開展東西方研究有利的時機和良好的條件。
從歷史上看，東西方的交往遠在古代就已開始。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往往有令人驚訝的發現，說明中國與西域在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交往，比我們以前想像的要更多，也更早，而且西域不僅限於印度和中亞，甚至遠及於希臘、羅馬。中國古代金石雕刻藝術，就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四川三星堆出土了時間相當於殷商時代的大型青銅雕像，西安秦始皇陵出土了大型銅車馬、漢墓前神道有大型石刻，據林梅村的研究，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大型石雕，是在多種文化影響下產生的藝術。「首先，基於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歐亞草原文化，尤其是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古代藝術的影響；第三，張騫通西域後，中國金石雕像藝術又得以和中亞希臘化藝術乃至波斯藝術進行交流。」中國境內出土過許多羅馬玻璃器和錢幣，這就證明「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必有頗為發達的貿易往來，中國史籍與西方史料所說漢代中國與羅馬之間的古代交通當為信史」。然而交往不僅止於物質文化，民間故事的流傳，在古代也有令人驚訝的廣遠程度。楊憲益發現在唐人段成式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裡，不僅有歐洲童話裡著名的灰姑娘（Cinderella）故事，而且有德國尼別龍故事。楊憲益認為前者「至遲在九世紀或甚至在八世紀已傳入中國」，而且有趣的是，中文「灰」字在德文裡是Aschen，「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魯薩克遜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在那個中文故事裡，「這位姑娘依然名為葉限，顯然是Aschen或Asan的譯音」。如果說灰姑娘故事是由海外傳入中土，《酉陽雜俎》裡古龜茲國王阿主兒降龍的故事，楊憲益就認為「是西方尼別龍（Nibelung）故事的來源。」這兩個故事不僅情節很相似，而且「據西方學者考證，西方的尼別龍傳說本於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故事，加以附會。這個王的名字在古日爾曼傳說裡作Etzil，同這裡王名阿主兒正合」。以上這些例子說明，無論在考古還是在文本的考釋方面，古代東西方跨文化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領域，仍然有很多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
十三世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5?）到元大都（今北京），是中古時代中西交往的一件大事。雖然所謂《馬可波羅行記》並非馬可本人撰述，此書問世之後也不斷有人懷疑其記敘是否真實，但據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約翰．拉納調查，此書問世之後的二十五年間，已「有法文、法蘭克-意大利文、塔斯伽尼文、威尼斯文、拉丁文和大概德文譯本流傳於世——作者在世時就有諸多譯本，這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記錄」。 此書在歐洲各大博物館現存有不少抄本，這就說明在當時和之後，《馬可波羅行記》很受讀者歡迎，才會如此流行而有多種抄本流傳至今。然而此書雖然稱為《行記》，但細看其組織安排，並沒有按旅行路線，逐一記錄沿途所見，也沒有渲染奇特怪誕的冒險經歷，所以拉納認為，「此書不是歷險故事，也不是描述旅行過程」。馬可的父親和叔父都是商人，馬可隨同長輩前往中國，但關於商業和貿易，此書也沒有特別具體的記敘，所以拉納說，此書「也不是一位威尼斯商人關於在東方經商的著述」。在拉納看來，《馬可波羅行記》對西方而言，其意義首先在第一次使西方認識到東方許多具體的地方，擴充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所以那是「一部講地理的書」。但那是歐洲前所未聞的一部地理書，因為「事實是在中世紀地理學的傳統裡，從索里努斯（Solinus）到伊昔多（Isidore），再到戈蘇因（Gossuin），都找不到類似馬可波羅之書那樣的著作」。在現存歐洲中世紀的世界地圖（mappa mundi）裡，繪製於一三八〇年左右著名的卡塔蘭地圖（Catalan Atlas），比較能詳細描繪東方的地理，上面毫無疑問就是以馬可波羅之書為依據，標出了二十九個中國城市的名稱。雖然這還遠不是現代地圖，但正是在這幅早期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在西方才第一次在地圖上呈現為一個可以識別的、可以說合乎理性的形狀」。
馬可波羅在由歐洲到中國的旅途中，記載了很多地方都遇見聶思脫里派的基督徒。數百年後，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在長安古都發現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更證明了早在唐代，景教（基督教）的聶思脫里派曾在中國傳播。在元代，忽必烈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元史》有「也里可溫」之名，經史學家陳垣考證，「認定《元史》之也里可溫為基督教」。此外，猶太人很早就遷徙到中國，在宋代曾聚居開封，陳垣有《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據歷代碑銘文獻詳論「一賜樂業，或翻以色列，猶太民族也」。人類學家潘光旦後來又進一步考證，認為「就開封的猶太人而言，至少就其中不會太小的一部分而言，是在北宋中葉以後，南渡（一一二六）以前，約五六十年間，到達開封而定居下來的」。至於這些猶太人的來源，他則認為公元前二世紀七十年代猶太人離開猶太本土後，有一支是「進入印度的孟買區域的；他們在此區域內定居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後，在公元十一世紀的中葉或後葉，又循海道向東推進，到達了中國，定居在開封」。還有一些猶太人則可能「是從波斯來的」。可見自漢唐至宋元，中西互動和交流一直沒有間斷，有關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馬可波羅年輕時隨父親和叔父離開威尼斯到中國，在中國接觸交往的多是元朝的蒙古王公貴族和色目人，而不是被蒙元帝國消滅的南宋臣民，所以他對中國主要的漢族文化傳統缺乏瞭解。東西方在思想意識和文化層面的交往，是在馬可波羅三百年之後才有真正的進展，而且是另一位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明末來到北京時，才真正開始。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後，發現這裡人口眾多，有悠久的歷史和與歐洲很不相同的文化傳統。他們意識到不可能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和讀書人，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來皈依基督教，也不可能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突然變成基督徒。當時的中國和歐洲相比，絕非如數百年後強弱懸殊的情形。正如朱維錚指出的，中西兩個文明當時「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發展速度雖已見遲疾，文明程度仍難分軒輊」。雖然很多中國學者說起明末的嘉靖、萬曆兩朝，便總覺得已是衰世，「但在當時來自正受教會分裂、宗教爭吵和戰爭不斷困擾的歐洲人士眼裡，橫向比較下來，這裡卻似樂土」。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為中國歷史悠久，中西交往的歷史也漫長而複雜，明末的中國和歐洲並不是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不平等的關係，所以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不能用看近百年的眼光來概覽過去的情形。耶穌會士採取了所謂適應（accommodation）策略，他們學習中文，用中文來傳教，一方面把中國儒家的經典翻譯成西文，並在大量書信和文章中報道中國的情形，另一方面又把當時歐洲的科技介紹給中國的皇帝和士大夫階層。而在當時的中國，明朝中葉興起了陸王心學，王陽明提倡「致良知」，反對程朱理學正統，打破許多傳統觀念。正如朱維錚所說，按照王學的發展邏輯，必定「走向撤除綱常名教的思想藩籬，包括所謂『夷夏大防』在內」。雖然王學的發展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儒學派別的變化，但卻「在客觀上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使近代意義的西學在中國得以立足」。就在這樣的內外環境條件下，耶穌會士得以進入中國，為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互動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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