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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摘錄）
第一節 研究宗旨與範圍
一、研究宗旨
本書宗旨為研究魏晉服議中守經與行權之議論，及其與當時政治、社會、學術的關係，探討服議產生經權論辯的原因。「服議」指學者討論喪服相關議題之言論。今學界或稱「喪服議」、「喪服禮」、「喪服禮議」、「喪服爭議」，雖頗為明確，然行文冗長，且古代文獻少見以「喪服議」等為題，就《通典》所載，多為「某某服議」或「某某議」，而以「服議」為多，如「改葬服議」、「婦喪久不葬服議」等，故書名、用詞依此而定。
本文所謂「經」，指《易》、《詩》、《書》、《禮》、《春秋》五經，以及《論語》、《孟子》、《禮記》、《春秋》三傳等記載的制度、思想與價值觀。《禮記》等傳、記所載倫理觀念，為漢代以來世人所遵從，也是服議的依據，故納入「經」的範疇。
何師澤恆〈《論語》《孟子》中所說的「權」〉討論「權」的定義，分析精闢。其文引述《廣雅 釋器》「錘謂之權」，謂《論》、《孟》皆用此義，又引《禮記》鄭注與《荀子》楊注，指出「權」之平衡、移動不居之義：
若稱來物，則移動稱錘，即知來物之輕重。一稱之中，亦惟獨權可以移動，移到一個恰當處，與來物的輕重相當，則可使稱杆不昂揚、不低偃，而成一平衡狀態。此正是《論語》所謂「謹權量」、《孟子》所謂「權然後知輕重」所取之義。
權字的涵義，至少可說是變動不居，而決非執一不移的；而其移動之目的，則端在因應外物而求得其平衡。正因有外物之來，且來物輕重有所不同，然後方須用權；若無來物，或來物並無輕重之殊，則將無所謂用權。
其說明確「權」變動不居以達平衡之義，本書之「權」即依此定義。惟以魏晉服議論之，「權」不僅侷限於與「經」相對的權宜之制，且包含「變」之義在內 藉此達到人情、制度與現實需求之平衡。某些變禮、變制具有長期而廣泛之實際效用，其初或因應一時之需，而時人以為便，遂襲用不絕，亦納入研究範圍。
因制禮者深明人情，上述經典中雖以「經」制為主，但仍不乏「權」的論述。《禮記 禮器》有「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的說法， 指示制禮原則，顯示禮本非執一不變。〈喪服四制〉亦有「變而從宜」、「有恩、有理、有節、有權」、「權者，知也」的論述，〈禮運〉更云：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可見制禮者深明「執中無權」之害，因此將行「權」的必要性記載於典籍中。喪服制約於西周時已見施行，至〈喪服〉之寫定已經過長時間整、更革各種人倫關係的服敘安排十分平衡、合理以此為「經制」，則「經制」所不載、因事變革以及受魏晉「重情思潮」影響，發揚個人情感，從而依己意於議論中改易「經制」者，本書皆視為「權制」，以其異於「經制」，且蘊含順時應變之思維，使服制得以因應現實及人情需求。一般而言，「經」與「權」判然有別，而有時則難以截然劃分某些議論甚至同時含有「經」與「權」之思維顯示了其中的複雜性。
學界於魏晉服議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期刊論文多聚焦於某類服議或某一主題，較不受服議彼此交錯牽連的影響，然此類研究僅能得「點」之成果，不易彰顯整體風貌。以專書通盤研究魏晉服議者四部，而仍有可進一步深究之處，如：一、時代背景與服議關係之聯繫稍疏，服議的時代意義未能彰顯。二、對服議產生原因之研究尚有推展空間。除時代因素外，如個人情感、群體公義、婚姻關係等原因，尚須深入研析。三、未以主要思想或觀點為綱領統攝服議，故史料雖云詳備，然各章節缺乏聯繫，近似單篇論文的匯集，略顯紛雜。本書以「經權」思想為主軸統攝各服議，並探討服議產生、延續、變化的因素，冀能彰明服議蘊含的意義，推進研究成果。
因以「經權」觀念為主軸，涉及經典與現實互動的問題，故本書除深究魏晉喪服議論，亦闡述當時經學態勢，展現經典與時俱進之生命力，為今日社會與古代經典的銜接提供參考點。此外，「經權」無論何時皆為生活中的重要觀念，對此議題之研究，實具現實意義。
二、研究範圍
本書將研究時代限於魏晉，基於以下理由：
（一）東漢門第漸興，喪服受到重視。三年之喪雖屢見於先秦文獻然後世未必皆依此行喪。漢文帝遺詔短喪，所云「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可見當時行之者甚眾，但不可確知其服制是否與《儀禮 喪服》相同。西漢中葉後，行三年喪者漸多，公孫弘、河間惠王良、原涉、薛修皆為父母服喪三年。王莽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此制益為世重。東漢行三年喪為常事，此與〈喪服〉於漢宣帝時納入禮典有關。漢末國家衰敗，世族大興，其內部需有明確的人倫秩序，〈喪服〉以嚴密的服敘切中門第需求，成為重要經典。
（二）魏晉服議內容特殊。喪服制度雖為魏晉世族所亟需，然此制植基於周代宗法之制而非門第社會，周代社會性質異於魏晉，故服制與時扞格處不少，如何在不全然違離喪服制度與思維的前提下，使服制順應時代需求，成為魏晉士人的重要課題。服議不僅探尋〈喪服〉本義，而尤致意於追求符合現實需求的解釋。惟不同群體或個人對現實問題之判斷與價值追求不同論辯遂起。服議內容泛及政治、社會、家庭等面向，呈現鮮明的時代特性。歷代正史〈禮志〉記載服議最多者為《晉書 禮志》。《通典》、《通志》乃至《太平御覽》等所收服議亦以魏晉時期為多。服議數量之多寡、問題面向之多變受時代影響，魏晉服議於兩方面皆遠過前後時代。
（三）動亂之世，經權衝突頻數。承平或動亂之世皆有「經權」之爭而後者尤為頻繁，涉及面向更廣，極具現實意義。動亂使原有的人倫秩序遭到挑戰，故服議之經權論述甚多，研究此時服議，更能明瞭經權思想在理論與現實中運用的狀況。
（四）「魏」得包含漢末與吳、蜀。依據學界共識，「魏晉南北朝」之「魏」，其 時代起自漢末至西晉成立之前。在地域指稱上，含括吳、蜀，與《後漢》、《三國志》等正史所載基本相符。晉代某些服議之癥結，多淵源於漢末、曹魏。
（五）東晉與南朝以後政治型態不同。南朝政權變更頻數但據學者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南朝皇帝恢復了絕對權威，可以駕馭士族；而士族縱然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優勢，卻絕無憑陵皇室之可能。」又，錢穆認為魏晉以來政治意識墮落，君相不相輔而相制。君王戒於權臣篡竊，乃剝除相權，歸之私屬。君臣猜忌，又別用私屬以為防。就士族而言，各成門第，幾近封建，政府解體，君權、相權皆不復存。爾後政治逐漸清明，君臣相輔為治，魏晉之私屬機關又成為正式官府，取代秦漢相權，以扶翼君權，由此達成隋唐之統一。劉裕於東晉末掌握軍政大權，開始從世族手中奪取諸多利益。《宋書 武帝本紀》云：「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知禁。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又上書行土斷，遏制世族與國家爭奪人力。此皆皇權走向正軌之始，故南朝恢復皇權主導政治之常態。史稱：「高祖一朝創義，……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政治進入正軌，政治之名實亦相對正定，相關服議因之漸息，故將東晉與南朝劃分。
（六）服議主題多於魏晉展開。南朝服議多為前代問題的延續。以嫂叔服為例：嫂叔應當制服的社會現實，自漢末至唐代頗為相似，然「嫂叔服議」之關鍵論點，魏晉學者闡發已詳，後來議論皆未出其藩籬。又如「兼親」服議，見《通典》「同堂姊之女為妻姊亡服議」、「從母適族父議」、「為內外妹為兄弟妻服議」、「族父是姨弟為服議」等，亦以晉代為首、為多。蓋魏晉時異輩婚、中表婚頻繁。此亦劃分東晉與南朝之因。唯某些服議始自漢代，終於南朝，此類史料，擇要採錄，使服議有始有終，並觀察「始」、「終」之間內在原因之持續或變化。
（七）北朝影響服議因素或涉及外族風俗，應另予研究。五胡亂華時期，士人首要目標在求生存，無暇論辯服制。北魏時，朝廷服議漸生，且多引據儒典，似頗受儒學影響。但北魏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服議若僅以儒家經典角度審視而忽略外族習俗、文化之影響，恐難周全。如儒家有「母以子貴」之說，而北朝卻是「子貴母死」，《魏書 太宗紀》：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
田餘慶認為，太祖表面看來引用了漢武帝故事，但卻是拓跋氏宮廷的內情，實為「雜揉了胡漢正反歷史經驗的一種制度」。而引用《史》、《漢》故事比附，僅為避免輿論批評。此外，游牧部族進入中原之後無法盡棄原有習俗，此類風俗是否影響服喪？又，北朝政治改革頻繁，影響門第社會。如北周時，蘇綽上〈六條詔書〉，其中論「擢賢良」涉及任官制度之變革：「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選官制度對維持門第極重要，此類變革究竟造成多少影響？在服議中有何反映？又，北朝門第社會處境與東晉以來之南朝差異甚大。此源自政治、社會以及家庭觀念之不同。考慮以上因素，北朝服議應該另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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