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

得獎紀錄：★《紐約時報》暢銷書、年度注目好書
★《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觀察家週報》年度好書
★ 依利獨立新聞獎（The Izzy Award）
★ 希拉蕊．溫斯頓（Hilary Weston Writers’ Trust Prize）寫作獎非文學類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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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是好是壞，一切都在改變

關於氣候變遷的預測多半都假設，未來的改變──溫室氣體排放、氣溫上升以及海平面提高的效應，將會遞增發生。一定量的氣體排放導致一定量的氣溫上升，再導致一定量的海平面緩步提高。然而從研究氣候的地質記錄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例證顯示，影響氣候的一項元素些微改變，就會導致整個系統猝然改變。換句話說，一旦全球氣溫推升到超過某個門檻，可能會引發突如其來、無法預測，而且恐怕不能逆轉的變化，造成土崩瓦解的巨大衝擊。到那時，儘管我們沒有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氣中，無法遏阻的進程很可能已然啟動。我們可以認為這樣就會猛然煞住氣候變遷，於是繼續駛向失敗，到那步田地，問題及其後果就不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了。
──「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全世界最大的綜合性科學學會），2014年報告

我熱愛排放的氣味。
──莎拉．裴林（Sarah Palin），2011年

廣播系統傳出聲音：「原定從華盛頓特區起飛，前往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3935班機上的乘客，請您收拾隨身行李，依序下機。」
乘客走下樓梯，聚集在炎熱的停機坪上。他們看見不尋常的事──「美國航空」噴射機的輪子陷入黑色鋪面，彷彿水泥未乾。機輪入地之深，使得前來拖曳飛機的卡車拉不出機輪來。航空公司希望減掉機上三十五名乘客的重量，飛機就會輕得可以拉動。拉不動。有人在網上貼圖：「為什麼我的班機取消了？因為華盛頓特區熱爆了，我們的飛機陷入地面。」
最後，召來較大型、馬力也較強的拖車來拖曳飛機，這次成功了。飛機終於起飛，延誤了三小時。航空公司發言人將此意外事件歸咎於「非比尋常的氣溫」。
二○一二年的夏天，氣溫的確不尋常的高（跟前一年和後一年一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一點都不神秘，就是因為揮霍無度的燃燒化石燃料，正是美國航空勢必也決意要做的事，儘管熔化的停機坪帶來不便。這樣的反諷（燃燒化石燃料劇烈改變了我們的氣候，以致於妨礙了我們燃燒化石燃料的能力）不會阻止3935班機上的乘客重新登機，繼續他們的旅程。各大新聞媒體報導這件意外插曲時，也都不提氣候變遷。
我沒有立場來評判這些乘客。我們每一位過著高消費生活型態的人，不論恰好居住在何處，隱喻上來說，都是3935班機上的乘客。面對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我們整個文化就是繼續從事導致危機的行為，只不過再加把勁、多費點力而已。如同航空公司招來引擎更強的拖車來拖曳飛機，全球經濟體提高賭注，從傳統的能源化石燃料轉到甚至更骯髒、更危險的替代品──亞伯達油砂提煉出來的瀝青、深海鑽探的石油、水力壓裂法採集的天然氣、爆破山頭開採的煤，等等。
同時，每一場威力驚人的天災製造了層出不窮的反諷畫面，喻示了全球氣候越來越不利於最該為暖化負責的產業發展。例如二○一三年卡加利（Calgary）發生歷史罕見的洪災，迫使開採亞伯達油砂的石油公司高層躲起來，並且遣送員工回家；而我們目睹運送易燃石油的火車，在崩塌的鐵橋邊緣搖搖晃晃。又好比前一年肆虐密西西比河的乾旱，使得水位太低，導致滿載石油和煤炭的貨船好幾天動彈不得，只好等待美國陸軍工兵隊挖開一條通路（而他們必須挪用同一條水路前一年歷史性洪災的重建基金）。或者全國其他地區的燃煤發電廠暫時關閉，因為用來汲水冷卻機器的河川，要不是過熱就是乾涸了（有些例子是又熱又乾）。
生活在這樣的認知衝突中，只不過是身處這個不和諧的歷史時刻，不可避免的一環──當一向刻意忽視的危機迎面而來賞我們耳光時，我們卻加倍下注最初導致這場危機的玩意。
我否認氣候變遷之久，遠超過我所願意承認。當然，我知道正在發生。不像唐納‧川普和茶黨喋喋不休，冬天總是會來啊，證明氣候變遷全是唬人。然而關於細節我始終模糊不清，只是略微掃過大多數的新報導，特別是那些真正駭人的故事，我更不想深究。我告訴自己，科學太複雜了，而且環保人士正在處理。於是我繼續表現得彷彿皮夾中擁有一張證明我是飛行常客的「菁英會員金卡」，沒什麼不對。
我們太多人陷入這種否認氣候變遷的心態。我們觀望那麼一剎那，然後就掉過頭去。或著我們觀望，但是把它變成笑話（「更多末日的徵兆了！」）。這是掉過頭去的另一種方式。
或著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安慰人心的故事──人類是多麼聰明，會創造出科技奇蹟，安全的將碳排出大氣之外，或是神奇的降低太陽的溫度。為寫作這本書進行研究時，我發現這還是掉過頭去的另一種方式。
或著我們觀望，然後試圖保持超理性的態度（「一塊錢就是值一塊錢。聚焦在經濟發展比氣候變遷有效率得多，因為財富是最好的保護，讓我們避開極端氣候」），彷彿當你的城市沉到水面下時，多幾個銅板差別可大了。如果你剛好是位開口閉口政策的專家，這也是一種掉過頭去的方式。
或者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我們太忙了沒法去管這麼遙遠又抽象的事，儘管我們目睹紐約市的地下鐵進了水，紐奧良的民眾站到屋頂上，而且清楚沒有人是安全的，最脆弱的最不安全。而且雖然完全可以了解，這仍然是掉過頭去的一種方式。
或者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我們能做的就是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靜坐冥想、逛農夫市集、停止開車，卻忘了嘗試去真正改變體系，是這些體系製造出無所遁逃的危機。因為那樣做會帶來太多「負面能量」，而且絕對不會成功。或許乍看之下，好像我們正視問題了，因為林林總總的改變生活方式，的確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然而我們依舊有一隻眼緊閉著。
或者我們的的確確正視了，然後不可避免的，我們似乎忘記了。想起來，又再度忘掉。氣候變遷就是這麼回事，你很難把它放在腦袋裡太久。我們陷入古怪的生態失憶症，想起來、忘掉、想起來、又忘掉……由於各種完全合理的理由。我們否認，因為害怕探究這項危機的完整事實會改變一切。我們是對的。
我們清楚如果繼續目前的行徑，允許碳排放一年一年升高，氣候變遷會改變我們的世界，一切都會改變。主要的城市很可能淹沒，古代的文明會被海洋吞噬；有很高的機率我們的孩子一生大半時間都在忙著逃離猛烈的暴風雨和極端的乾旱，不斷努力從災難中復甦。而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可以迎向這樣的未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什麼事都不做。只要繼續我們目前的行為，無論是信賴科技會解決問題，或是照顧自己的花園，還是跟自己說真不幸、我們太忙了、沒時間處理。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反應，彷彿這已是一場無可挽回的危機。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繼續否認我們其實是多麼膽顫心驚。然後，一點一點的，我們就會抵達我們最害怕的地方，面對我們一直轉開眼睛不去看的事情。不需要額外的努力。
有方法可以避免這種陰暗的未來，或者至少讓未來不要那麼悲慘。不過弔詭的是，這也牽涉到改變一切。對我們這種高消費的人來說，涉及的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經濟活動，甚至是我們如何界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好消息是這許多的改變顯然不會造成災難，也有許多改變簡直是令人興奮。不過長久以來我並沒有發現。
我記得自己不再轉開眼睛，直視氣候變遷這項事實的確切時刻，或者至少我讓眼睛停留了好一陣子。那是在日內瓦，二〇〇九年的四月，我會晤了玻利維亞駐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大使，當時是位年輕得令人意外的女性安潔莉卡．納瓦羅．莉亞諾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玻利維亞是個貧窮的國家，用於國際事務的預算很少，納瓦羅．莉亞諾斯除了負責對外貿易，最近又多了個官職，掌管氣候相關事宜。在一家空蕩蕩的中國餐廳共進午餐時，她跟我解釋（拿筷子當道具畫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軌跡），氣候變遷在她看來既是對她國家人民的嚴重威脅，然而也是機會。
是威脅理由很明顯──玻利維亞非常依賴冰河提供飲水和灌溉用水，而那些高聳於首都上空的群山，白皚皚的山頭以驚人速度轉成灰色和棕色。機會是，納瓦羅．莉亞諾斯表示，像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幾乎沒做過什麼讓排放量節節攀高的事，既然如此，他們就可以宣稱自己是「氣候債權國」，排放大國有義務提供金錢和技術支援，用來支付處置氣候相關災難所需的沈重花費，同時協助他們以綠色能源來發展國家。
她不久前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上發表演講，闡明各種方式的財富轉移；她給了我一份講稿。她說：「好幾百萬人生活在小島、發展最遲緩的國家和內陸國家，還有生活在巴西、印度、中國，以及全世界的貧弱社區裡，因為不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而受苦……如果我們要在下個世代抑制排放量，我們需要召喚超越歷史先例的龐大動員。我們需要為地球制定馬歇爾計畫。這項計畫必須以前所未見的規模進行財力和科技的移轉。我們必須讓每個國家的科技充分發展，以確保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同時，減少排放量。我們只有十年的時間。」
當然，地球馬歇爾計畫經費會非常高，如果不是好幾兆，就是好幾千億美元（納瓦羅．莉亞諾斯不願意給個數字）。我們很容易想到，光是費用本身就讓計畫無法起步，畢竟，那是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機鬧得正兇。不過撙節的刻苦邏輯（以公部門裁員、學校關閉之類的形式將銀行家的帳單轉嫁到人民身上），還沒有成為常態思考，因此金融危機非但沒有讓納瓦羅．莉亞諾斯的想法看起來比較說不通，反而有相反效果。
我們都剛剛目睹好幾兆美元到位救援，在菁英階層決定宣布這是危機的時刻。我們被告知，如果讓銀行倒了，整個經濟會連帶崩潰。這是集體存亡的大事，因此一定要找出錢來。過程中，暴露了經濟體系核心中相當大的虛妄層面（需要更多錢？印鈔票！）更早幾年，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政府採取了類似途徑因應國家財政需求。許多西方國家需要在國內建立安全/監視系統，同時在國外打仗，預算似乎從來不是問題。
我們的領袖從來不把氣候變遷當成危機來處理，儘管事實上，氣候變遷的風險是，它摧毀人命的規模，遠遠大過倒閉的銀行或是倒塌的建築物。科學家告訴我們，為了大幅降低災難的風險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卻被當成不過是溫和的建議，行動不妨無限期延後吧。顯而易見，什麼狀況會被宣布成危機不只是以明確事實為根據，也反映出權力和優先順序。但是我們毋須成為旁觀者，不是只有政治人物才有權力宣布危機出現。一般人透過群眾運動也可以宣布危機來了。
奴隸制度對英國和美國的菁英階層而言，不是危機，直到廢奴主義把它變成危機。種族歧視不是危機，直到民權運動把它變成危機；性別歧視不是危機，直到女性主義把它變成危機；種族隔離不是危機，直到反種族隔離運動把它變成危機。
用同樣的方式，如果我們有足夠人停止掉過頭去，決定氣候變遷是危機，值得馬歇爾計畫等級的回應，那麼它就會成為危機。於是政治菁英就必須回應，不只是提供資源，也要改變自由市場的規則──這些規則已經證明了很容易曲解，只要菁英階層的利益面臨威脅。每當危機將氣候變遷推到我們心頭上一陣子，我們偶爾會瞥見這樣的潛在動能。「在救援的努力中錢不是問題，需要多少錢就會花多少錢。」英國首相卡麥隆宣布，在他的國家因為二〇一四年二月的歷史性洪災，好多地方泡在水裡而英國人民因為政府沒有給予更多協助而憤怒時。7卡麥隆本人可是撙節先生呢。
聆聽納瓦羅．莉亞諾斯描述玻利維亞的前景，我開始了解氣候變遷如何能夠成為增進人類福祉的力量，只要我們把它看成真實的全球性緊急事件，類似那些漲起來的洪水。這股力量不僅可以讓我們安全的避開極端氣候，而且造就各方面都比較安全和公平的社會。迅速棄用化石燃料，為即將到來的惡劣氣候做好準備，需要龐大的資源，然而這筆資源可以幫助一大批人脫離貧窮，提供現在嚴重缺乏的公共設施，從乾淨的水到電力。理想的未來願景不只是要倖免或熬過氣候變遷，也不只是「減緩」和「適應」，如聯合國使用的了無生氣字眼。在這樣的未來願景中，我們集體利用危機，躍向（坦白說）看起來比目前好的處境。
那場談話之後，我發現自己不再害怕埋首於探討氣候威脅的科學事實。我停止迴避相關文章和科學研究，閱讀我搜尋得到的一切資訊。我也停止將問題外包給環保人士；停止跟自己說那是別人的議題、別人的職責。環境正義運動逐漸興起，透過跟其他人對話，我開始從各方面看見，氣候變遷可以成為正向改變的催化力量──成為進步主義者前所未有的最佳論證，要求重新打造和復興地方經濟；從企業腐蝕的影響力中奪回我們的民主制度；阻擋有害的自由貿易新協定，改寫舊的條約；投資在缺錢的公共基礎建設，例如大眾運輸和合宜住宅；拿回能源和水等必要公共設施的所有權；改造我們生病的農業系統，讓它變得健康有活力；打開邊界接納因氣候衝擊流離失所的移民，同時終於懂得尊重原住民的土地權利──上述一切都有助於終止國內和國際上已達荒誕程度的不平等。
而且我開始看見徵兆（新的聯盟和新的論證）顯示，如果各種不同的連結能獲得比較廣泛的了解，那麼氣候危機的急迫性就可以成為基礎，動員出強大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將會把表面上不相干的所有議題，彙整為前後連貫的論述，闡明如何保護人類免於殘酷又不正義的經濟體制荼毒；免於不穩定的氣候肆虐。我寫作這本書，因為我得到了結論：「氣候行動」正好能提供如此稀罕的觸媒。

人民給予的震撼
不過我寫這本書，也是因為氣候變遷同樣可能催化出非常不同，而且不是我們想要的各種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轉型。
我之前花了十五年時間，埋首研究經歷極端震撼的社會──這些震撼來自經濟崩潰、自然災害、恐怖攻擊和戰爭。我深入探究，社會在承受這些巨大壓力的期間會如何轉變。震撼事件究竟是如何改變集體意識，讓人們接受原本不可能的事情？有些是好的改變，不過絕大多數變糟了。如同我在上一本著作《震撼主義》討論過的，過去四十年，企業為追求利益，有系統的利用上述不同形式的危機，強力灌輸讓少數菁英富裕的政策──取消管制、削減社會福利支出，以及力推公共領域的大規模私有化。這些危機也成為藉口，極力箝制公民自由，冷酷侵害人權。
有許多徵兆顯示，氣候變遷也不會是例外──並不是激發出解決方案，讓我們有真正機會免於災難性的暖化，保護我們避開勢所必然的災難，而是再度利用危機把更多資源交付給百分之一的人。你已經見識到這個過程的初期發展。全世界的公有森林變成私有化的林場和保留地，因此地主可以收集所謂的「排碳額度」。這是一場高獲利的騙局，我之後會探討。「天氣期貨」成為新興交易，允許公司和銀行投注在天氣變化，彷彿致命的災難是賭桌上的遊戲。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六年之間，天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躍升了將近五倍，從九十七億美元成長到四百五十二億。全球再保公司賺了幾十億的利潤，部分是藉由販賣新型態的保護方案給發展中國家來牟利。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做了什麼事造成氣候危機，但是他們的基礎建設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極為脆弱。
在坦白的時刻，軍火巨擘「雷神」（Raytheon）解釋道：「因應氣候變遷而改變的消費行為和需求，很可能帶來擴大的商機。」這些商機除了私人救災服務之外，還包括「需求它的軍事產品和服務，以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乾旱、洪水和暴風導致的安全顧慮。」每當有人質疑氣候危機是否真的如此迫切時，我們可不要忘了：私人的自衛隊早就動員了。
除了配槍的需求逐漸升高，乾旱與洪水創造了各式各樣的商機。二〇〇八到二〇一〇年之間，至少有兩百六十一件專利申請是關於栽培「能夠調適氣候」（climate-ready）的作物──也就是據信可以耐受極端氣候的種子。這些專利將近百分之八十是由六家大型農企業財團掌控，包括孟山都和先正達。而同時超級颶風珊迪讓美國紐澤西州不動產開發商大發利市，他們獲得好幾百萬美元在損傷輕微的區域蓋新建築，而住在嚴重受損的公共住宅的居民，卻一直活在夢魘之中，差不多就是卡崔娜重創紐奧良之後上演的相同劇碼。
這一切都沒什麼好吃驚的。我們目前的體制就是打造來尋找新方法，將共有財私人化，並且從災難中獲利。放任這個體制自行其是，也成就不了其他事。然而「震撼主義」並非社會回應危機的唯一方式。二〇〇八年肇始於華爾街的金融崩潰震盪了整個世界，也讓我們見證了近年來的其他發展。突然攀升的食物價格為「阿拉伯之春」創造了條件；撙節政策激發了群眾運動，從希臘到西班牙、到智利、到美國、到魁北克。我們許多人越來越善於對抗，那些蔑視道德利用危機掠奪公共領域的人。然而那些抗議也顯示出，光是說「不」，是不夠的。如果反對運動想要更多的成果，而不只是鬧個轟轟烈烈然後能量耗盡，那就需要有全盤的願景，看清楚應該用什麼來取代我們失敗的體制，還有為了達成目標需要採取的嚴肅政治策略。
進步主義者曾經知道該如何行動。在歷史上大規模的危機中，「人民至上」的民粹主義者多次贏得社會與經濟正義的大勝利，最著名的包括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之後的「新政」，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誕生的無數社會計畫。這些政策廣受選民歡迎，制定成法律並不需要我在《震撼主義》一書中記錄的獨裁伎倆。成功的要素是建立起強壯有力的群眾運動，能夠對抗那些捍衛失敗現狀的人，同時明確要求每個人都可以較為公平的分享經濟大餅。這些特殊的歷史時刻猶有遺澤（儘管四面楚歌），包括：許多國家的公共醫療保險、老人津貼、住宅補貼，以及公共資金贊助藝術。
我深信氣候變遷提供的歷史機會，規模更為宏偉。為了達成目標，將碳排放減量到諸多科學家建議的水準，我們將再度擁有機會推動前瞻性的政策，大幅改善生活品質，縮短貧富差距，創造大量優質工作，同時從根做起重新活化民主制度。跟「震撼主義」的終極表現（瘋狂掠奪新資源和鎮壓）大異其趣，氣候變遷可以是人民給予的震撼，由下而來的一擊。我們可以將權力分散到眾人手裡，而不是由少數人掌握；徹底擴大公有財，而不是支離破碎拍賣掉。當右翼震撼專家利用真實和製造出來的緊急狀況，推動使危機更加迫近的政策時，本書所探討的各種轉型將會反其道而行──追究最初讓我們面對一連串危機的根本原因，同時讓我們擁有比較適宜生活的氣候，而不是我們正要栽進去的極端氣候，並且營造出比較合乎公平正義的經濟，遠勝過我們目前的經濟體系。
不過在這些轉變能夠實現之前，在我們願意相信氣候變遷可以改變我們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停止掉過頭去，好好看清楚真相。

引言 是好是壞，一切都在改變

關於氣候變遷的預測多半都假設，未來的改變──溫室氣體排放、氣溫上升以及海平面提高的效應，將會遞增發生。一定量的氣體排放導致一定量的氣溫上升，再導致一定量的海平面緩步提高。然而從研究氣候的地質記錄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例證顯示，影響氣候的一項元素些微改變，就會導致整個系統猝然改變。換句話說，一旦全球氣溫推升到超過某個門檻，可能會引發突如其來、無法預測，而且恐怕不能逆轉的變化，造成土崩瓦解的巨大衝擊。到那時，儘管我們沒有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氣中，無法遏阻的進程很可能已...

天翻地覆崩世代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莫拉克與卡崔娜：未來的警訊
近年來，極端氣候所造成的天災人禍，已經成為全球學界與災難管理實務關注的焦點。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間，超強颱風卡崔娜沿著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發展，在密西西比州與路易斯安那州三次登陸，造成全市土地平均低於海平面，最低漥處為海平面下六米，圍湖海造地而成的紐奧良市堤防多處破裂，許多貧困的低窪社區被颱風雨勢與海水倒灌掩沒，至少一千八百三十三人死亡，災後估計經濟損失高達一千億美元，當時創下全球災難損失最高紀錄（被三一一日本海嘯打破）。美國總統小布希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反應遲鈍，救災能力不足，又缺乏同理心而慘遭輿論抨擊。由於長期以來，路易斯安那州與紐奧良市受困於政客貪汙，災後重建工程也七零八落，使紐奧良市遲遲無法復原。這個把美國城市搞得像發展中國家的災難，成為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前作《震撼主義》的重要內容。
二○○九年八月七日，中度颱風莫拉克登陸台灣，受颱風及西南氣流影響，台灣中南部、東部多處地區降雨刷新歷史紀錄，引發嚴重水患，計有六百七十三人死亡，二十六人失蹤，一千七百戶房屋傾倒，農損逾一百九十五億元。在八月八日到九日之間那晚，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九至十八鄰，慘遭村後的獻肚山大崩山而全毀，有四百六十二位居民遭土石掩埋，占所有罹難及失蹤者的三分之二，此外南部多處著名溫泉鄉由於過度開發，許多樓房遭暴漲溪水沖垮，視訊畫面上傳到了國際媒體，令人觸目驚心。這是繼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後，五十年來台灣最嚴重的風災。
隨著天災日益惡化，我們所付出的災後重建成本、與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也日益極端。例如，高雄市那瑪夏區等地原住民部落的遷村政策，使不少災民喪失務農生計，引發部落內部的分裂與衝突，造成社會輿論爭議，質疑重建委員會與慈濟功德會等外援機構與資源的運用決策。莫拉克災後重建的教訓提醒我們，台灣社會未來可能會持續面臨更大的氣候災難與更嚴重的社會衝突。

全球追兇：氣候變遷殺人的機制
莫拉克風災被不少氣候變遷研究者視為對台灣社會未來的警訊。如同本書所收集的學術研究顯示，隨著人類排放二氧化碳進入大氣的數量增加，全球氣溫上升，將會導致海平面上升與氣候災難的雙重打擊。
首先，如同過去地質紀錄曾顯示的，冰河時期與暖化時代的氣溫，對全球的液態水位有相反的作用，冰河時期將會造成海平面下降、暖化時期將會導致海平面上升，因此不少學者推估全球持續增溫，會使陸上的冰河溶解進入大江大海，導致海平面上升，將上次冰河時期浮出海面的陸地給淹到海底。
然而，筆者對於主流經濟學者使用海平面來推測財產被淹沒的損失、以及全球沿海低窪城市被迫遷移的所謂「環境移民」人口數，感到相當疑惑。就像紐奧良全市平均低於海平面兩百八十公分，這個城市也存在並發展了兩百年，面對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以當今的工程技術，其實先進國家有足夠財政能力不斷加高河海堤防與抽水機的馬力，不會造成城市沉入海底的大量移民或財產損失。
氣候變遷殺人的機制，極有可能不僅來自海平面上升，而是來自極端氣候災難。全球升溫不僅會增加海裡的水，也會增加大氣裡的水蒸氣含量，並且提高全球寒帶與熱帶的溫差而導致風力增強，這兩者加起來就成為致命的熱帶風暴與極端降雨，使兩者發生的頻率提高。卡崔娜的案例告訴我們，平日人類感覺不到紐奧良圍海造陸的代價，只有到了災難來臨才導致嚴重傷亡；莫拉克罹難者多數並非死於低窪地區的洪患或海平面上升，而是死於極端降雨後的土石流。真正應該擔心氣候變遷的，可能不是南太平洋熱帶小島上的島民，而是處在地質脆弱與極端風雨紀錄惡化區域的人們，台灣顯然是這些區域其中之一。

氣候變遷傷害了誰？圖利了誰？
然而，就像人類歷史上充斥著不公不義的血淚悲劇，氣候變遷殺人案裡的加害者，也就是該為改變全球氣溫一事負責的，往往是有錢有權自保的權貴階級，這些罪有應得之人，卻多數不是災難的受害者。根據近年來災難研究領域的「脆弱性」分析，對氣候變遷受害者進行大量統計與田野研究，學者發現災難的惡性循環：氣候災難的受害者多半是社會上的弱勢者，本來非弱勢的受災者也很容易淪落為弱勢者而多次受災。而那些靠石化產業等排碳汙染發大財的有錢人，則是將自己的榮華富貴，建立在全球弱者的生命財產損失上。
在筆者已經發表或即將發表的全球脆弱性研究中，確實有不少證據符合娜歐蜜‧克萊恩在《天翻地覆》與前作《震撼主義》的觀點。我所使用的全球各國災難數據，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災難疫學研究中心(Centre of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CRED)的緊急事件資料庫(Emergency Event Database；EM-DAT)。該數據庫資料涵蓋世界兩百二十七個國家，自一九○○年至二○一○年所發生的各災難事件。我們將資料庫中各國每年所有災難事件所造成的年度死亡人數相加，除以各國年度總人口數，得到以每十萬人為單位的「天災死亡率」及包括所有災民取對數後的「天災受災指數」。統計顯示，政府支出、清廉程度與受災指數呈現顯著負相關，而經濟發展程度低與貧富差距大會顯著提高受災人數（Lin 2015）。最近，筆者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李時雨教授的研究顯示，新自由主義下國家能力的退縮，是導致氣候變遷災情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天翻地覆》強調民主與地方參與是防禦氣候變遷的重點，也可以在跨國研究中證實其重要性。與民主國家相比，威權統治下人民受災機率較高，為什麼？民主體制的制度優勢在於：(1)言論自由：民主使公民容易取得災難資訊並減少因貪汙（豆腐渣工程）所造成的死傷。(2)結社自由：民主有利於公民社會發展，透過非營利組織建立人際網絡，累積所謂的社會資本，用於救災資源動員與分配、甚至有助於災後重建的長期績效（Aldrich 2012）。

自己的星球自己救：崩世代的挑戰
延續《NO LOGO》對消費資本主義浪費資源的批判、與《震撼主義》對災難資本主義的攻擊，本書探討了近年來環境災難惡化的重要根源之一：資本主義能源產業造成的氣候變遷，討論了面對氣候變遷的各種「綏靖」方案，主要是不挑戰大財團的市場壟斷與政治權力，與其妥協下零碎化的綠色資本主義、氣候慈善或氣候變遷調適，甚至去發展不確定性更大的氣候工程學等。《天翻地覆》一書的觀點，即是這些與財團大老妥協的綏靖方案不可能奏效，在民眾民主監督下，由國家或地方政府進行的公共投資或管制措施、與打擊大財團的限制碳排放政策才是正途。娜歐蜜‧克萊恩的警世之言甚是，但誰能力挽狂瀾？
幾年前，我與幾位勞工運動的活躍人士合作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發現，台灣的青年世代面對全球化下兩岸權貴集團崛起、國家財政能力衰退與惡化的工作條件，導致晚婚與減少生育，即將面對嚴重的社會制度危機。這些問題已經夠嚴重了，崩世代還必須同時處理過去世代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後，所留下的氣候變遷爛攤，確實是非常嚴峻的政治挑戰。
然而，當「暖化」變成事實，「生態」革命就成為義務。太陽花運動讓我們看到台灣青年世代的公共參與及青春活力，或許我們不僅該挑戰全球資本主義浪潮與中國效應下的服貿黑箱，更應該關注全球與中國惡化的生態環境，深入國家與地方上有關氣候變遷的政治經濟鬥爭，自己的「地球」自己救！


愛你的怪物
（胡慕情 記者）

是日早晨，電視播報巴黎遭受「恐怖行動」攻擊的快訊。彼時我正準備梳理思緒，寫下這篇序文。不多時，新聞續傳來邊境關閉，難民申根無望等消息。而臉書湧起換頭貼祈禱的活動。隨後，各種或奚落批評、或恐懼震驚的文字出爐，密布的攻訐話語相互疊加，我倏地想起難以生受的畫面一幅：荒地裏蒙面的黑衣人旁有亮橘囚衣的人質，他是佛里（James Foley），也是伊藤健二。儘管這篇序文完稿之時，法國宣布擴大收容敘利亞難民，但日後肯定還有更多記者的名字成為新聞頭條，當我們不曾正視他們為何去到那裡，他們的人頭會一次次落地。

無可上訴的絕望
這些已經殞落的記者駐足之處，是被傳媒描述為宗教與種族情結的永戰之地。但我們所見的永戰根源已經層層化約。極端分子的野蠻形象在暴力生產的當際被一次次鞏固，忽略約翰．伯格描述的「無可上訴的絕望」。那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開展殖民政策的形塑——歐美殖民者瓜分中東，諸國邊界被設定為多族群以彼此牽制、維護歐美販賣武器與購買石油的威權政體。
戰爭如何停止。工業國家未曾放棄化石燃料供應不虞匱乏的執拗，執意維持資本主義世界大量生產與消費市場的「榮景」。它們透過龐大軍事力量鞏固、僵化發展體系。想像力的扼殺使後進國家複製，進而擴大此惡性循環。波灣戰爭後，賓拉登因抨擊沙烏地阿拉伯對美國大開門戶而遭流放，國際伊斯蘭聖戰陣線成立，啟發了新一代的極端聖戰武裝團體。這個組織吸收被以民主為名、實則延續殖民威權壓迫的絕望群眾，因為他們必須尋找殘餘剩羹才能度過另個朝日，因為醒覺的律法在此毫無立足之地。無比諷刺的是：石油走私，正是極端暴力得以延續茁壯的資金來源。
二〇一〇年底，突尼西亞引爆阿拉伯之春。隔年初，敘利亞內戰爆發，大批難民潮形成，迄今難解。殖民與掠奪最終迎來以恐怖對抗恐怖的殘酷局勢，進而使整個國家的人群成為人質。然殘酷並不止於西方視野下的「恐怖行動」。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大量生產與消費經濟發展模式，在戰後半世紀以來，造成全球氣候變異與加速生態環境崩壞，使得人地關係愈加惡化。多份研究報告指出，中東地區、印度、孟加拉及越南，將率先因為氣候變遷導致資源如水與糧食驟減，因資源搶奪而爆發內戰的風險將會增加。這也意味，難民的人數會無盡攀升。
法國總統歐蘭德在二〇一五年八月，因應即將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COP21公開表示：「若人類再不採取積極作為減緩氣候衝擊，未來二十年內，歐洲需要面對的難民可能是數百萬。」他的呼籲並不新鮮。近年元首高峰會裡，氣候變遷與恐怖主義總併列為緊急問題，前者急迫性甚至超越後者，因工業國家近年也苦嚐氣候變遷惡果——英國在二〇一四年遭遇一七六六年以來最多雨的一月，泰晤士河因此潰堤，地勢較低的薩默塞特郡和倫敦西邊的泰晤士河谷，有數以百計的房屋遭淹沒。至於加州已面臨第四年乾旱，二〇一五年四月實施強制性限水，上萬農民失業，更可能影響全球糧食供應。儘管如此，自詡為人道與民主領袖的美國遲遲不願簽署具強制力的氣候協議、願意承諾的工業國家則將減量責任推給後進國家、迴避對於小島國家氣候風險的調適責任。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在書中紀錄加拿大大學生安雅麗˙阿帕都瑞（Anjali Appadurai）參與二〇一一年於南非德班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所言：「我這一生的時間就是看著你們一直在協商。」

資本主義是「永遠的圍牆」
在書中，克萊恩細緻剖析無盡協商背後的弔詭——談判中，排放減量和打倒商業壁壘的誓言會相互扞格，而會議僅能產出微弱、不具威脅的機制，難以懲誡背棄承諾的國家；反觀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有具實權的仲裁體制強力執行，悖逆者，得面對嚴苛罰則。換言之，氣候談判桌上仍是國力勝者決定一切，而維持國力的基礎，正是資本主義的強力執行。從工業革命走向自由貿易，工業國家發現這是一條得以持續掠奪，且合理掠奪的路徑。然而，這恰恰是氣候的夢魘——當自由貿易與經濟成長的信念無可動搖，碳排放不會降低。
曾有亡羊補牢的機會。一次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崩潰的警告。但對長年倚賴化石燃料—資本主義維生的企業巨擘，崩潰曲線永遠一時。在他們心裡，人類具有解決一切危機的能力、科技總能發掘新的資源。煤炭之後是石油，石油之後有頁岩氣。共有財被不斷私人化，災難反成為獲利來源，他們成立新的能源公司，運用新科技繼續榨取地球；大型NGO組織市場化、推動碳交易，遺忘環境運動的本質是「腳踏實地」，而非虛浮的數字與口號。科技與民主被迫為人類的自私、貪婪和自我滿足服務，在在削弱草根、在地、小型的環境實踐可能性。
克萊恩的分析，對應左翼政經學者薩米爾·阿敏的長年論述——環境、糧荒等問題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因為現世並非受表面上的企業或市場宰制，而是「政治強權假市場之名在進行主宰世界的行動」。阿敏直言，現今的資本主義是「永遠的圍牆」。二戰時的帝國並非進入「後」時期，而是承接過去的狀況，進行帝國主義之間的抗衡，一方面同時征服、對抗邊陲地帶的反動，這正是強國既合作又對立的原因。而這透過大企業主導經濟體的矛盾行為，將導致全球發生災難性的社會性影響，世界南方如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的人民，被排拒在平等之外。

擺脫幻象，面對真相
「毫無疑問，這是新自由主義最具破壞性的遺產，沒有之二。我們接受了如此荒涼的視野，因此互相孤立，以致於居然可以說服我們，我們不僅無法自我保護，而且根本不值得拯救。」克萊恩在書中若此沉痛，但她並未絕望。歷經多次流產，終於迎來新生命的克萊恩深信：「撞上了生理極限──用掉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的機會──身體記憶必然有一些珍貴之處，一些我們都需要學習的事情。撞到那道牆並沒有打消我關於療癒和康復的信念。只是教會我，這些天賦需要特殊的滋養，同時不斷提醒自己，不管你再怎麼使勁逼迫自己的身體，有些極限是無法超越的。 因為事實是，我們人類的確具有無比的韌性，能夠適應各種艱難險阻。我們生下來就是要活下來。」
生下來，就是為了活下來。
逃離戰亂的不識臉孔，沉重的文字書寫，不畏死亡深入險境的身影，述說的是：生下來，就是為了活下來。而落實的基礎，是跳脫資本主義帶來的「平等的幻象」。是理解無論氣候變遷抑或恐怖主義的出路，都在於正視社會需求，在於不要壓制、無有剝削。是必須徹悟克萊恩在書裡引述壞脾氣小說家馮內果在一九六九年於《紐約時報雜誌》所寫：「在NASA寄給我的照片中，地球是如此美麗的藍色、粉紅色和白色的珍珠。看起來如此乾淨。你看不到下面那些飢餓、憤怒的地球生靈──還有那些霧霾、那些汙水、那些垃圾和複雜的不得了的武器。」
地球不再美麗，它已成為一頭反噬我們的怪物。但我們必須愛這頭怪物，不如此，創傷無有意義。是的，必須如此：不自憐、不隱瞞，愛你的怪物，共同生活才有微薄的，微薄的一點基礎。

天翻地覆崩世代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莫拉克與卡崔娜：未來的警訊
近年來，極端氣候所造成的天災人禍，已經成為全球學界與災難管理實務關注的焦點。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間，超強颱風卡崔娜沿著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發展，在密西西比州與路易斯安那州三次登陸，造成全市土地平均低於海平面，最低漥處為海平面下六米，圍湖海造地而成的紐奧良市堤防多處破裂，許多貧困的低窪社區被颱風雨勢與海水倒灌掩沒，至少一千八百三十三人死亡，災後估計經濟損失高達一千億美元，當時創下全球災難損失最高紀錄（...

推薦序 天翻地覆崩世代──林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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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是好是壞，一切都在改變
第一部 時機大不利
第一章 右派的正確之處：氣候變遷的翻轉力量
第二章 熱錢：看自由市場基本教義如何使勁加溫地球
第三章 收歸公有同時付費：克服意識型態障礙，邁向未來的經濟
第四章 規劃與管制：揮開看不見的手，營造一場運動
第五章 超越開發主義：對抗否認氣候變遷的內在聲音
第二部 妄想魔法的思路
第六章 摘果子，而非除根：大型企業與大型綠色組織聯手的災難
第七章 沒有救世主：綠色億萬富翁不會拯救我們
第八章 黯化太陽：汙染的解決方案是……汙染？
第三部 總是要開始行動
第九章 堵路運動：新一代氣候戰士
第十章 愛會拯救地球：民主、撤資，以及目前的勝利
第十一章 你和什麼人站在一起：原住民權利和信守承諾的力量
第十二章 分享天空：大氣共用權和償還我們的債
第十三章 再生的權利：擺脫開發思維，邁向更新
結 語 閏年：足夠時間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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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歸公有同時付費：克服意識型態障礙，邁向未來的經濟
第四章 規劃與管制：揮開看不見的手，營造一場運動
第五章 超越開發主義：對抗否認氣候變遷的內在聲音
第二部 妄想魔法的思路
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