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

名人推薦：羅福全是一個台灣人，但特殊的歷史構造讓他曾為日本國民，美國公民。因為在聯合國任職的經歷，他也是一個世界人，台灣與世界，巧妙地在他的人生連結。一個小小的美麗之島，一個廣大的發展中的世界。羅福全以一個榮町少年走天下，這是一個台灣人的故事，一個經濟學者、知識分子的故事。
在這本書裡，娓娓道來，幾乎近於羅曼史，點綴了人生際遇困厄，也讓人見識到戰後被政治壓抑的台灣人形貌。

－－詩人 李敏勇


他在聯合國服務過，足跡遍及全球，國際觀和學養都很豐富，更難得的是他始終想為台灣奉獻的心。很像一句印度古...

三歲主婚人
三歲的時候，有一天，我被打扮得像極小大人，用一九三八年當時的語言和概念來說，就是個氣派的小少爺。全身正式西裝西褲，內套背心，雙排金釦，閃閃發亮。其中一枚釦子還繫著一條金鍊子，垂到背心的口袋。藏在口袋裡的，是一只懷錶。
那天是表姐許秀鑾的大喜之日。她是我四姑的長女，四姑丈又是醫生，本該從他們許家風光出嫁，但是，四姑丈早逝，四姑二十幾歲守寡，就回到我們羅家，因與我父親最親，一度依著我們這一房住，秀鑾表姐便要由我們羅家嫁出去。
一九三○年代，台灣的婚姻仍很重門當戶對，秀鑾表姐正在東京念醫科，對象自然也非普通，新郎名叫賴巽章，東京中央大學法學部的高材生。親家翁賴雨若在我們嘉義市更大名鼎鼎，既是嘉義第一位律師，也是嘉義的名士奇人。
賴雨若出身富豪之家，父親賴世觀是秀才，一八九五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賴雨若已經十七、八歲，按理，讀了舊時代的儒學，肚子裡非詩詞即書經，一般大約窩在家裡當收租的阿舍，他卻走出完全不同的路。
以現在的學齡對比，該是大學生的時候，賴雨若才進了日本人設的「國語傳習所」學習新語言，通曉日文，畢業後就進法院當通譯。
一般人假如在政府謀到了差事，大概安於現狀，停下學習的腳步，但賴雨若雄心萬丈，一九○五年，第一次台灣人可以參加總督府的文官考試時，賴雨若就報考了。及格後，繼續在法院任書記。工作中，他又立志更上層樓當律師，在法庭為自己的同胞辯護，毅然離職到日本念大學法科。三年後畢業，投考兩次，都不幸名掉榜外。一九二三那一年，再接再厲，第三度挑戰，結果，全日本共有四十二人通過「辯護士」〈律師〉考試，台灣籍有三位，除了賴雨若，還有蔡式穀，他們是台灣最早的一批律師。
律師夢足足費了賴雨若十六年的光陰與血汗，四十五歲才如願以償，雖然辛苦，但有志竟成，深受嘉義人尊敬。等到一九三八年，秀鑾表姐從日本返台結婚當時，賴雨若在嘉義更德高望重了，他擔任台南州的州協議會員，類似於以前的省議員，但非民選，而由官派，地位崇高。
賴雨若要娶媳婦，自是嘉義地方大事。結婚當天，典禮的最後，大家要拍紀念照。後面幾排，盡是嘉義地方的名紳貴商排排站，第一排則是新郎新娘的家屬排排坐。賴雨若是男方的主婚人，坐在新郎左手側，六十歲的他，高大又威嚴，而我們女方這邊，新娘右手側的主婚人，卻是三歲的、小小的我。
我之所以三歲就坐上主婚人的位子，以西方的眼光看，簡直不可思議，但從台灣傳統的家族倫理看，卻是運算這種文化方程式，自然導出的結果。
台灣舊社會男尊女卑，新娘秀鑾表姐的媽媽並不足以獨當大樑，需要一位男性長輩出面擔任主婚人；理論上該由新娘的舅舅，也就是我的爸爸挑起這個重要角色，但我十個月大時，爸爸遭病毒感染，侵襲顏面，短短五天就不幸過世了，我是爸爸唯一的兒子，便由我遞補，坐上主婚人的位子。
台灣傳統的家族秩序，完全不看年齡大小，輩份才是秩序井然的關鍵；一歲小兒被四十歲大人叫舅公，二十歲小姐叫兩歲女嬰姑婆，在台灣一點都不奇怪，都是非常自然與當然的倫理。
從小，我就被賦予了超齡的角色。除了三歲當上主婚人，我十三個月大的時候，也成為家裡的「戶主」，媽媽和姐姐反而歸屬在我的戶下。


四十三人在旅館秘密結拜兄弟
一年後，我回台灣度暑假。隔天，去找最好的朋友蔡順利，他沒有歡喜久別重逢，反而臉色驚慌，劈頭就問：「為什麼還敢回來？！」我這才知道別後一年來，留在台灣的朋友，被狠狠摔到鬼門關前。蔡順利曾被調查局抓走，押了大半年，被打個半死，家人花了四十萬元才救出來。但是，劉家順就沒那麼順利了。
劉家順唸台中一中，長得精瘦，眼神銳利，成績非常優異，保送台大，但他少年早熟，很有想法，不念當紅的醫科，很熱血的選了政治系。準備赴美留學前，機票都已經買好，前一晚聽說警備總部吊銷了他的護照，他半信半疑，仍到機場，結果被擋下來。過了幾天，一連串的厄運跟連發子彈一樣，劉家順既被調查局約談，還被法院判刑八年，關進黑牢。
他們到底什麼罪名，大家都說不準，那個年代，國民黨要抓誰，完全不需要什麼正當理由。我們只能推想，前一年去關仔嶺的四十三人大結拜，八成已被情治系統鎖定。
一九六○年夏天，身旁同學紛紛退伍，多數人準備出國念書。現任立委蔡同榮是我的初中同學，他念台大法律系期間，已顯露領袖氣質，曾經當選學生代聯會主席。眼看兄弟好友即將各奔前程，蔡同榮不願力量散去，想把大家組織起來，寄望將來能夠為社會有一番作為。
老實說，我們這群二十五歲上下的年輕人，到底想組織起來做甚麼，並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方案，只是不滿國民黨的獨裁，又自認推翻獨裁統治，知識青年責無旁貸。
今天臉書約一約，一堆人可以一起上餐廳或去騎單車，都不是我們當年所能想像；那時仍在戒嚴，超過三個人，就不能祕密聚在一起。為了能夠大聚會，我們先幾個人當核心，暗地各自找同學朋友，如傘骨狀，把關係網擴大出去，再以歡送蔡同榮出國留學為名，約好上台南關仔嶺泡溫泉做為掩飾。
真到六月十九聚會日，剛好颱風來，風強雨大，反而是不錯的掩護，我們不畏風雨，依約上山。我和蔡順利搭巴士，到仙草埔已無法通行，就身穿雨衣，在強風暴雨中，手持電筒，走了三公里到關仔嶺的「靜樂旅社」。
原本約集七、八十人，實際到場只剩四十三人，現今很活躍的台灣之友會總會長黃崑虎，也在其中。旅社早被我們包下，別無其他旅客，颱風夜的靜樂旅社，不似三國有桃花林，也未焚香，但我們在榻榻米上，依然慷慨激情，義結金蘭。大家相約，有兄弟結婚，應當盡可能出席，也約定每年舊曆大年初二，即是重聚時。
關子嶺上大結拜，並沒有半句政治語言，但幾位兄弟被抓被關，人人心裡都有個特務鬼影，好像隨時會跳出來，拿出槍和手銬抓人。黃崑虎從台南後壁家裡，逃到新竹的深山林內躲藏。蔡順利也叫我不能再去找任何人，萬一被逮捕，無論身心如何痛苦，也要否認和關子嶺的兄弟認識。


帶香蕉去留美的時代
六○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大家都說是「窮學生」、「苦學生」，國民所得才一百六十美元，政府只准留學生帶出兩百美金。韓國同學告訴我，「你們比我們好，我們只能帶一百六十美元出國。」可見戰後的貧困是亞洲皆然。我很幸運，家境容許，所以，媽媽去黑市買了兩千元美金讓我帶著。我台大經濟系同學謝南強，他來自台南名門，父親謝國城時任台灣省營合作金庫協理，也任棒球協會總幹事，後來被尊為少棒之父；謝南強跟我一樣，也是帶著兩千美金到美國。
能帶兩千美金出國，是不得了的事。換成台幣，依當時最高時一美元換四十六元新台幣，兩千美金約九萬元，可以買半棟房子了。出關時，並不需要特別藏，自然放在口袋，海關不會搜身，我想這是對留學生的禮遇與通融。
這麼多的錢一進美國，好似巨人變株儒。第一次我在美國吃牛排，花掉九塊、十塊美金，比台大一學期的學費兩百四十元還多。賓大一個學期學費五百美元，一天吃飯平均也要一塊錢，兩千美金頂多夠我撐一年。因此，即便像我和謝南強這樣的富家子弟，到美國讀書，也要打工。
我剛到美國，都還沒入學，就有熱心前輩拿一張菜單給我，一時我還莫名所以，他說，「你要先背這張菜單，才可以當waiter(服務生)。」那個年代，「端盤子」和留美可劃等號，多數留學生都必須到餐廳當服務生，打工賺取學費。當waiter才有小費，如果不把菜單上的酒名背得滾瓜爛熟，無法給客人點菜，只能當收盤子的 bus boy，拿一點點薪水而已。
最終我沒有去端盤子。有一天，我從學校報紙的廣告發現粉刷房屋外牆的打工機會。我和另外兩位同學一起去應徵，他們一個日本人、一個韓國人，都不敢爬到最高處粉刷，反而由我爬上去。我從小沒做過什麼辛苦勞務，那天回家，忍不住跟太太自誇了一頓。
後來，又到醫院發報紙，每天只需花早上六點到八點兩個小時，把報紙發到兩千多個病床，一天工作就結束了，如此一個月可賺一百六十元，所得近乎一個正職。我和清芬兩人一個月伙食要六十塊，房租要四十塊錢，剩下幾十塊錢拿來買書，一本書大約八塊、十二塊美金。
一般留學生的處境比我辛苦多了，如果家境清貧，真的要仔細動腦筋開源節流。我的朋友蘇金春台大電機系畢業後要到美國，從離開台灣領土的第一步就開始省了。大家花大錢坐飛機，他坐船，慢慢晃到美國西岸。蘇金春坐的還不是正常的郵輪，而是貨輪，把自己當貨物一樣，渡過太平洋，配送到美。
有的留學生利用搭貨輪的時光，兼差做船工，我不曉得蘇金春有沒有打工，但我知道他買了一堆烏魚子和一籠香蕉帶上船。船行海上，天氣好的時候，就把烏魚子拿到甲板上曬。船搖來晃去，烏魚子跑來跑去，蘇金春還要顧來顧去。等停靠日本港口，高價賣掉香蕉和烏魚子，賺了錢，買了一件風衣和一台相機，繼續東行。
船靠美國西岸，蘇金春下了船，轉搭灰狗巴士要到東岸的費城賓大入學。那時候，九十塊美金可以免費搭乘九十天。蘇金春就花九十塊，辛苦搭巴士，橫越美國大西部到費城。
六○年代留美學生的生活，都是非常節儉。王博文大我兩歲，就拿著他父親當醫生出診用的皮包到美國，省得另買新提包。等我到美國，他已經拿到碩士在上班，他住鄉下農家的房子，院子有梨樹，通常農民放任梨子自然掉落一地，當做馬的食物。美國的馬食，可是我們的珍貴水果，王博文總是提幾籃子免費的梨子來，大家也總是吃得津津有味。
沒去之前，聽過留學辛苦，但是，人沒實地到那裡，不知道現實的壓迫有多大。不管成績多好的人，都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這一代留學生，一萬大學生，約一千人考上留學考，盡屬社會精英。雖然口袋窮，志氣不窮，想著台灣老家的父兄綁緊褲帶，借錢供給出國，再年少輕狂的人都會拚著命讀書。大家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情，努力用功，幾乎沒人會去念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多念名校，志氣高昂。


美國FBI來查我的底細
離開學校，我生涯第一個工作是紐約一家民間顧問公司Consad的研究員。創辦人從聯邦政府退休，熟悉政府業務，公司專做政府委託的研究案。
我在這個公司五年，做了一項全美城市空氣汙染控制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研究，頗有名氣。
一九七○年前後，美國已經有環保意識，但還未設立環保署，由內政部管理空氣汙染問題。美國各城市的空氣汙染型態不同，嚴重程度也不同。好比講工業大城匹茲堡，鋼鐵廠的黑煙囪一支又一支，排放出的黑煙，讓整個城都是黑黑的。匹茲堡大學校園有個石塔，看起來也黑黑的。洛杉磯是美國第一個有高速公路的城市，車子太多，洛杉磯又是盆地，廢氣黑煙不易飛散。
美國政府想了解，如果實施環境投資，進行空氣汙染控制，會對美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也想知道空氣汙染管制的政策實施的緩急，造成的經濟影響相差多少。例如匹茲堡是工業城，廢氣排放量大，如果排放量要壓低下去，鋼鐵公司成本會增加，如此，鋼鐵業規模會縮小或鋼鐵價格會上揚嗎？又譬如，汽車被要求控制排放量，汽車製造成本提高，汽車價格高起來，銷量一定會下去，如此一來，汽車工業城底特律將受到多少衝擊？如果空氣汙染控制，讓廠商從匹茲堡移轉到佛羅里達，佛羅里達的人口可能增加，收入也會增加。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衍生與可能的演變，我做了一個數學的模型，以電腦來跑數據，分析實施空氣汙染的控制，將對全美七十幾個城市產生什麼變化。
這份報告是美國第一個做空氣汙染與城市經濟發展計算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重視，後來在英國的學術雜誌發表。幾年後，日本有一項環境會議，美國政府代表還拿出這個報告，那個人看見我坐台下，還公開說：「這個研究是羅博士做的。」
影響更大的還有另一個報告。這次去了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不是美國的殖民地，也非託管，是美國的「自治領域」，跟關島一樣，人民沒有選美國總統的權利，但他們可以選出自己的議員。當美國政府打算建設波多黎各，但該地有七十幾個縣市，究竟鋪公路、建發電廠等十一項公共投資，錢丟在首都或放在最落後的地方，經濟效益相差究竟多少，什麼樣的投資組合最好，這就是我的功課。
波多黎各在中美洲北端，和紐約的距離大約台北到北海道。有段時間，我常常兩地飛來飛去，每次待波多黎各大約兩個禮拜，最後做成一個很不錯的報告。十幾年後，還有地理學家當面告訴我，那篇報告當年「非常轟動」。一位澳大利亞的大學校長也是地理學家，他第一次找我，就隨身帶了那本研究報告來。
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雖然如學者在做研究，卻又不是整天關在研究室讀書或在實驗室瞧試管，可以非常動感而深入，去探查一個我原本陌生的地區，發現世界之大，而且可以發揮我的經濟學知識，讓政府依據客觀的數字，做出更理性的取捨，謀劃對當地社會和人民有益的策略，而不是如瞎子過河，歪著頭，憑直覺與感覺來判斷與決行。
一九七三年初，有一天，一個波蘭人給我一個更夢幻的工作。他打電話來，表明是聯合國總部的職員，看過我的報告，認為我是他們要找的人。原來是聯合國要在日本名古屋設立分支機構「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必須派任專家過去。電話上，這位波蘭博士知道我會講日文，更視我為最佳人選。不過，好事總要磨一下，他馬上驚訝又苦惱，「你沒有國籍啊？！」
進聯合國工作，跟進任何公司一樣，總要先繳交身分證件給人事部門，而且，聯合國是以各國為會員的組織，員工必須是會員國的公民。但那時候，我卻不屬於任何國家。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華府二二八遊行後，已經知道自己將被國民黨政府「點名做記號」，去大使館申請護照延期時，一定會被沒收，我乾脆不去大使館辦延期，直接讓護照失效，因而成為沒有國籍的人。
事實上，我到美國一年，取得碩士，通常就能夠申請到居留權，一般再過五年可以成為美國公民。不過，我到美國十年，一天過一天，沒當一回事，一直未提出申請。長長的十年時間，可申請而未申請，眼前為了聯合國的新工作，趕在幾天之間，快快向美國政府申請公民身分。
有一天，鄰居來問我，「聽說你有高就？」，原來是FBI(聯邦調查局)在做所謂的身家調查(security clearence)，到我家附近查訪，找鄰居探問我是什麼樣的人。
不久，我便拿到美國公民證。又過沒幾天，聯合國總部再根據我的美籍身分，另外發給我聯合國專有的護照。一個月間，我突然就從無國籍變成持有兩「國」護照。而且，拿到美國籍，似乎只為離開她；過不了幾天，我就飛往日本名古屋，向新工作報到。


通行全球的悠遊卡「聯合國護照」
聯合國當然不是一個「國」，她由一百多個國家組成。在我一九七三年進入聯合國時，有一百三十五個會員國，現在一百九十三個。
簡單說，聯合國有兩個功能，一是提供大會，讓各會員國能夠相聚一堂，反應他們的政治立場，另一個功能，研究各會員國之間的問題，並援助世界。聯合國總部設於紐約曼哈頓，東四十二街走到底，就可以看見成排國旗飄揚，兩大建物矗立，對應了她的兩個功能；圓圓的是會議廳，高高方方的是行政辦公室。除此之外，世界分置各種研究與援助的機構，例如巴黎的教科文組織、日內瓦的勞動組織，台灣民眾較熟悉的WHO，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也設於日內瓦。
聯合國的人員散布全世界，目前超過四萬人。職位大分為四級，祕書長級，代號為S；主管級，代號D，下分D1、D2；專家級，代號P，下分P1到P7七級；一般職員，代號G，下分的級數更多。我從P3起敘，最後以聯合國大學首席高等學術審查官、高等研究所副所長退休，職級為D1。
聯合國的官員有自己的護照，天藍色外皮，方便通行全球出任務。但一定層級以上，才等同外交官，進出各國機場海關，才能走禮遇通關，不需像一般民眾排隊等待出入境。在聯合國近三十年，我一直享有禮遇通關，聯合國護照宛如世界通用的悠遊卡一樣。
我在聯合國工作還有一些特殊待遇。台灣發給各國駐台的外交人員車牌，以一個「使」字標誌，在日本，使領館的大使座車，掛「外」字號碼牌，領事館員掛「領」字牌。除此之外，日本還有一種特殊車牌，是台灣所沒有，就是我掛的國際組織的車牌；藍色底，白色阿拉伯數字，還有一個漢字「代」。我的車子開進加油站，日本人加汽油一公升一百多日圓，我只要九十圓。
從國外買車進來也可以免稅。八○年代，我駐在馬來西亞工作時，進口一部賓士車，市價的三分之一免稅。我的馬來西亞籍老闆很羨慕，四、五年後我離職，就把車賣給他。
從一九七三年到二○○○年，二十幾年的時間，我分別在聯合國的三個機構工作，一是位於日本名古屋的「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一是設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亞太發展中心」，隸屬於聯合國亞太經濟暨社會開發署(UNESCAP)的一個研究機構。第三個工作是設於日本東京的「聯合國大學」。三個單位任上，我都不單純坐辦公室，更多時間在各國之間跑來跑去。聯合國的各組織之間，會相互支援，例如，世界銀行就曾叫我去韓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要我去伊朗，更增加在國際奔波的頻率。算一算，踏破五大洲，總共跑過四十幾個國家。
我的大兒子澤行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晚，正當我隔天要從美國家裡飛往印尼，我用兒童較能懂的話告訴他，「爸爸即將去印尼，那邊有人需要我教他們一些事。」澤行皺眉說：「真是奇怪，人家為什麼要付飛機票錢，請你跑那麼遠，去印尼講話給他們聽，他們沒有人嗎？」如果我的兒子再大一點，是個大學生，我可能就會改一種說法，說明我的工作就是周遊各國的經濟顧問。
事實上，台灣也接受過許多聯合國顧問的幫助。前經濟部長李國鼎在《我的台灣經驗》書中曾指出，六○年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台北進行都市發展規劃，就有美籍顧問孟松來台見了蔣介石總統夫婦。也有聯合國顧問李必博士考察了高雄加工出口區三個月，提出七點建議。
不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台灣退出聯合國，聯合國顧問就不再出現了，因為聯合國由會員國組成，只能服務會員國。


周遊各國當經濟顧問
聯合國會選擇在名古屋設立「區域開發中心」，即因一九六○年代，日本率先做出漂亮而成功的區域開發。
戰後日本很多歌曲唱出離鄉到東京謀生的心情，如同一九六一年台灣出現的台語流行歌曲「媽媽請你也保重」，唱著「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雖然孤單，「不過我是真打拚的，媽媽請妳也保重」，寒冷的冬天，不要著涼了。日本東北幾個農業縣的年輕人也一樣，今天畢業典禮，明天就要搭火車到東京找工作，火車抵達東京，都在上野站下車，有些歌曲就會說，看到上野的時鐘而想起當年離鄉到大都市來打拚的日子。
人口急速往東京集中的同時，日本輸出正高度成長，首相池田勇人找來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擔任經濟企畫廳總合企畫課長，制定「國民所得倍增計畫」。池田問他日本要所得倍增，該怎麼做？大來指出大方向，若要國民所得增加兩倍，工業基礎要增加四倍。之後，日本在七年內就讓國民所得倍增。但國民所得分配差距卻快速擴大。池田內閣再提「據點開發計畫」，指定二十個據點集中投資，帶動鄰近區域的經濟發展。
聯合國的區域開發中心就是要幫忙出點子，看亞洲國家可否學習日本的經驗。我因而周遊列國，一一了解，並一一提出我的方案。
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出亞洲任務，飛抵菲律賓。菲律賓政府希望開發BICOL地區，離馬尼拉約四百公里遠，成功的話，菲律賓自己就可以複製BICOL模式，開發其他地區。
我的座車一駛離機場，一路上，我受到不小驚嚇。每停一個紅綠燈，就有好幾個小孩子靠過來車窗邊，有的伸手乞討，有十幾歲女孩子揹著小幼兒來賣香菸，還不是一包一包賣，捏著三支香菸也在賣。有的小孩拿著兩支玉米，生意規模一樣小得可憐。我又看到旁邊的公車，車上真的有人跟他們買了，但就只是買一支香菸、一支玉米。不平感隨著眼前此景湧入我的胸膛。當年，倫敦正因十幾歲的童工受著苦，社會如此不公平，貴族無動於衷，才有了馬克思經濟學，才有了共產黨。
那時候的菲律賓還有共產黨，他們高舉紅旗，崇拜毛澤東主義，自擁軍隊打游擊，說他們反對馬可仕總統的政府，不如說他們反地主。菲律賓土地分配不均非常嚴重，為現任總統艾奎諾的家族種甘蔗的佃農當時就有六萬人。而我要去的BICOL，有六個縣，其中兩個縣的縣長是兄弟，整個縣八成以上都是他們家族的土地。
BICOL是最窮的區域，共產黨也最多，我進入那個區域，不無危險，所以我乘坐的吉普車上，要插一面很大的聯合國旗子，而且要插得高高的，共產黨才不會誤擊。
一路顛顛簸簸，到了目的地，我被安排住進旅館。縣長來跟我吃飯，那天晚上他也住旅館。一早，我想眺望地景，一走到頂樓，有一個衛兵拿槍就過來。原來是縣長怕被共產黨暗殺，養了私人的武力，就跟中國農村以前一樣。
和縣長一談話，感覺更可怕。他自己說，縣境內有個島，颱風一年總要侵襲幾十次，颱風一來，中央政府就給錢，因為土地多是他的，所以補助也會落進他的口袋。他關心的似乎只有自己的利益，譬如我去找他，跟他說聯合國有農業專家，可以分析什麼地方可以種咖啡，什麼地方可以種米；道路該怎麼開，村莊間該怎麼交通連結；將來六個縣經濟有成長，土地會漲；六個縣是一個盆地，中心點該挑哪裡，選定後，周邊土地會漲價如何如何，講了一堆，縣長聽一聽，他只問：「你要種什麼？這個土地是我的！」
這個縣長完全就是個土霸王，我還聽說，他為了鞏固權力，選舉開票前，他硬把機場封起來，不讓中央的人來監督開票。
相對於高高在上的官員和地主，我看到的菲律賓農民，都光著腳，男人有時會像台灣原住民一樣腰掛一把山刀，女生則蓋面紗，都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小小的村莊，總有一座極為典雅的古老教堂，農民一大早起來，一定先到教堂去禱告，再下田做事。西班牙殖民菲律賓長達三百年，菲國農村一直停留在西班牙莊園制度的生活；早期莊園裡，婦女的初夜權都歸西班牙地主，菲律賓地主也如此，大家以為理所當然。
後來，馬尼拉開始成長，有人開始到大學去，接觸了左派的思想，回家鄉鼓動窮人，唯有革命這條路才能推翻霸道的地主，農村因而陷入戰亂。
我親身到了菲律賓，深深感慨，也體悟到，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想辦法救窮人。世界的經濟不平等，我能夠把自己在先進國家所學的專長，奉獻給開發中的國家，感覺人生很有意義。
我去了菲律賓幾次，每次停留兩、三個禮拜不等，除了實地溝通了解，也蒐集需要的資料，共兩百多本書，回到名古屋，我請東南亞各國主持區域開發的二十幾位專家，組成一個團隊，做出菲律賓BICOL的區域開發計畫書，再重返BICOL，跟當地官員說明計畫如何推展，並了解實際困難，計畫書再修，隨後就交給菲律賓政府。
這些專家並非聯合國的資源，而是我籌劃了一個訓練班，邀請到日本的東南亞各國主持區域開發的人員。有經濟專家、社會工作者，也有醫衛與農業的官員、土木工程專家等等，主要訓練這些人一起合作，又能不本位主義，只憑一己的觀點，只做自己的工作，因為區域發展是一個達成整體目標、彼此調配的藝術。
第一次訓練班就利用菲律賓的案例來操兵演練，菲律賓是主角，菲國政府就派十位人員加入受訓，藉此培養自己國家的區域開發專才。
這樣調訓各國中堅幹部，不是打開教科書讀一讀，黑板寫一寫，而是腳踏當地去蒐集各類資料，運用這些取自原地的資料進行分析，構思提升經濟的辦法，再拿回當地施行，我既發揮所學，又不是關在研究室裡，能做這樣的工作，我真覺得如魚得水，而且此水不是小池小溪，而是整個世界。
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的訓練班在菲律賓推行成功以後，第二期就轉往印尼，印尼之後，緊接再到巴基斯坦、泰國。從一九七四年到現在，三十九年了，這個訓練班仍然未衰退，持續為亞洲國家的進步在努力。

三歲主婚人
三歲的時候，有一天，我被打扮得像極小大人，用一九三八年當時的語言和概念來說，就是個氣派的小少爺。全身正式西裝西褲，內套背心，雙排金釦，閃閃發亮。其中一枚釦子還繫著一條金鍊子，垂到背心的口袋。藏在口袋裡的，是一只懷錶。
那天是表姐許秀鑾的大喜之日。她是我四姑的長女，四姑丈又是醫生，本該從他們許家風光出嫁，但是，四姑丈早逝，四姑二十幾歲守寡，就回到我們羅家，因與我父親最親，一度依著我們這一房住，秀鑾表姐便要由我們羅家嫁出去。
一九三○年代，台灣的婚姻仍很重門當戶對，秀鑾表姐正在東京念醫科...

我是道地的台灣人，大學畢業後出國，沒想到在海外滯留了四十五年才回
到台北定居。
早年出國，對我而言是要離開威權時代、非常苦悶的台灣。六○年代來到美國費城就讀賓州大學，下決心要做一個自由人，因此放棄中華民國護照，踏上不歸之路。賓州大學創辦人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是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自由人，他們與英國同文同種，但仍舊要建立獨立自由的美國，這是天賦的權利。美國獨立可以說是開啟近代史上追求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肇始，這一份美國開國的獨立宣言，當時是我與清芬的精神寄託，也是我的人生的另一個開始。
七○年代，我在世界地理學會年會發表一篇論文，一位聯合國官員來找我，問我是否有意加入在日本剛成立的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UNCRD），這是我人生的另一個轉捩點。後來一九九○年到二○○○年間，我又有十年時間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服務，連同戰前的五年與在日本念碩士的三年，我與日本的淵源不淺，人生有二十五年的歲月都在日本，歷經戰前戰後不同的時代。於二○○○年出任駐日代表的四年中，有機會從事促進台日關係的工作，也是人生
一個很有意義的機遇。
七○年代我開始在聯合國工作的時候，東亞國家先後進入經濟高成長的時代。起初是日本領先，接著東亞四小龍的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九○年
代中國崛起，東南亞國家也加入行列，印度在過去十年也開始起飛。這一段歷
史，被世界銀行稱為是「東亞的經濟奇蹟」（East Asia Miracle），我躬逢其盛， 在這些國家當經濟開發顧問，從事研究的工作。
這不只是一個經濟變動，也是每一個國家走上現代化國家的社會大變遷，有機會身歷其境是我的幸運。八○年代初韓國朴正熙遇害，接著發生光州事件；菲律賓馬可士政權崩毀的平民革命；印尼由親共的蘇卡諾到親美的蘇哈托，以至民主化的現在的政權。再看，一九七八年伊朗王朝結束前的紛亂，巴基斯坦的政變；以及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到北京，看到中國審判四人幫，到一九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一週年，我剛好在北大講課，有機會與學生交談，當時北大正門被人民解放軍包圍。又到冷戰結束後的幾個東歐國家，我目睹那個時候的每一個國家社會大變動，體會到當事國的友人、學生、一般大眾如何面對，這些都是我人生很寶貴的經驗。
在東京聯合國大學的十年間（一九九○—二○○○），剛好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峰會（Earth Summit），宣稱地球的永續發展是人類的新挑戰，這是我在聯合國大學研究活動的一個中心課題；另一項研究活動是世界大都市的問題，由於第三世界人口爆發，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巨大城（Mega City），另一方面因為國際經濟發達而形成許多所謂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主宰了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上述這兩項研究，在工作上我與各國學者、機構協調共同研究，我的活動範圍遍及第三世界與先進國家，繞著地球到處跑。
有一段時間，與留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清芬與孩子，相隔幾千里不能一起生活是我最感內疚的事。澤行與澤言在高中到大學是最善感的年齡，最需要父親的在旁幫助，給他們家庭的溫暖。一九八四年底我決定重返亞洲時，賓大區域科學系曾要我留下來擔任專職教授，但是我的心已在我熟識的開發中國家，因此獨自啟程赴任。每週末的長途電話，或在巴黎、在阿根廷的明信片都無法彌補「父親不在家」而失去溫暖的年輕人。清芬是堅強的女性，擔負「家後」重任，我是何等幸運。
所幸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他們在美國公司找到工作，兩個人先後派到東京，我在聯合國大學期間，加上二○○○年六月又被派到東京擔任四年的駐日代表，一家人終於在東京相聚。在這一段時間中，他們先後結婚，我們一家人增加為六個人的大家庭，大團聚，可以說是我們人生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十年後，第三代孫子們也用多種語言跟我們交談，離鄉四十多年，我們的家庭成了國際人。
二○○四年夏天終於在台北定居下來。從十樓大窗眺望大屯山、陽明山，綿延的青山，白雲晚霞令人心怡。街上藍綠各派爭議，波折不斷，社會上仍然存在著舊時代不公平的結構，但是台灣民主步步向前，威權時代過去，新的公民社會胎動，台灣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逐步具備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條件。
對岸的中國，近二十年來經濟發達是件可喜的事，回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兩個口號：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可以救中國，現在只有一半，另一半的民主化恐怕還要一段時間。比起來台灣實屬幸運。闊別四十多年我回來了，一個新的台灣。
清芬很喜愛馬丁路德‧ 金恩的一句話：「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
夢，也是一個理想，一個堅持，一個路標。這本書是我們走過的路，也是我們
平實的人生路程的記述。
我非常感謝陳柔縉以她的專業，以她的心力來完成這本書。天下文化出版社許耀雲、周思芸、盧宜穗，用心編輯這本書，一併致謝。

羅福全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後記 陳柔縉

電話上，詩人李敏勇前輩說，「這個人很特別，他要寫回憶錄，我想妳應該有興趣，他現在就在我辦公室……」。我當時在書展會場，急忙過去，心裡抱著對李先生的敬意，但未帶著可能性。已經有六年，我沒有再為人掛名執筆寫回憶錄，其間偶來的個案，常因直覺「緣份不對」而敬謝婉拒了。
我很依靠直覺，常常隨興行事。
那天，我第一次見到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先生，他來自嘉義，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年輕時是他的鄰居，引起我第一道興趣。最近二十年，台籍人士回憶錄不少，絕大多數傳主卻集中來自台北和台南。更具吸引力的是，羅代表曾經長期在聯合國組織工作，這太稀奇了；台灣進不了聯合國，他卻進去了。
羅太太在我之後，也匆匆趕到。她輕輕微笑點頭，即拉椅子坐在門口邊上，唯恐大家的談話因她而中斷似的。她不選擇坐到羅代表旁邊，大約是避免橫過我的面前，我心裡對羅太太的細膩禮貌暗自讚嘆。
最後，我們一起下樓。天冷，高大的羅代表穿上土黃色風衣，嬌小的羅太太幫他拉了衣領。一直到我目送他們上計程車為止，他們的每一個笑容與動作，都是那麼樸素高雅，寒冬的台北竟有如此人間風景，我心底跳出一個高亢堅實的聲音，「我要幫他們寫回憶錄」。
代筆書寫回憶錄，不是一件有聞必錄的抄工，依我想，比較近似庭園造景。人生幾十春秋，遇過無數的人和事，在每個人記憶的園子裡錯落雜生，要擠在八萬、十萬字裡，述說成書，必須挖掘、摘採、修剪，也必須遷移、捨棄，甚至添加，而這些動作又要依庭園本來的質性與園主自己期待呈現的面貌來擇定。但是，不知道園裡有什麼材料，無法了解質性，又不能率爾事前預設主題。所以，我會先不斷訪談，弄清楚園子裡有什麼花草木石，也要抬頭看看時間的天空是康熙還是昭和，還要探探外頭是否有河或有獸，諸如此類等等，極盡可能蒐集清楚之後，再來決定庭園的主題，才會開始動手。
幾天後，我正式到羅代表家裡拜訪，把自己對回憶錄的觀念與做法，講了一大頓，都覺得自己很囉嗦了，但羅代表聽了以後，挺胸往前，舉高雙臂，笑容滿面，只說了一句英文， Go ahead，他要我放手去做。他的信任與尊重，沒有附帶任何「提醒」或「期許」，反讓我稍有不安，憂慮他對我有過高期待，我趕快「打疫苗」，說自己寫文章，選字簡單，不太調味，就跟「沙西米」一樣。結果，羅代表還是滿臉笑容，給我那句英文， Go ahead。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羅代表的人格特質，很有自信，心很沉穩，不會像樹梢的葉子、花間的蝴蝶，老在顫動、不安。

等正式進入訪談，羅代表拋給我一個又一個驚奇的故事，我開始有點手忙腳亂、承接不住。羅代表的人生，不只是一座庭園，我走進了一座山。
山很高，我必須奮力攀爬。
羅代表以一位經濟學家任職於國際組織任職，他面對的問題，圍繞在人口、貧窮、糧食、資源、汙染，都是國家級和世界級的議題。最後他還參與知名的「京都會議」，那是一個台灣政府無緣列席的全球環境會議。
議題層次高，羅代表接觸的人物也國際性。才講到認識印度現任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羅代表拿著和他的合照，解釋他是錫克教徒，不是印度教徒，所以包著頭巾。我馬上看見新一期時代雜誌TIME以曼莫漢‧辛格為封面人物。日本剛登出南韓前總理南悳祐過世的消息，羅代表就拿報紙告訴我，南悳祐是南韓戰後經濟起飛的大功臣，曾在夏威夷大學與他隔壁研究室。同一個月，菲律賓海巡公務船射殺屏東船員，台菲關係緊張，羅代表又聊起，當現任菲國總統艾奎諾三世的父親被關獄中，他曾以日本國際特赦組織理事身分，暗地帶出他父親的手書，向外求援。還有，各國前元首為會員的OB高峰會，羅代表有一年擔任十三位指定委員之一，主委是澳洲前總理，同席委員何理良是中國前外交部長、副總理黃華的太太，也是共產黨史上的名女人，年輕時曾在延安和毛澤東跳過舞。
羅代表的故事太多了。等到他告訴我，八○年代，台灣還未與中國有任何通聯，他已經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籌開經濟會議，請來總理趙紫陽致詞，而前總理朱鎔基當時是合作的對口，正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會前一天，他還請羅代表一起吃了東來順涮羊肉。我終於深刻意識到，羅福全已經不是台灣歷史框架可以了解的人。如果拿歷來熟用的台灣顯微鏡來觀察羅福全，我們應該會發現，他有截然不同的特徵，難以歸類。
一個出身台灣的人，千里獨行，憑著經濟學博士的專業，在國際級的世界闖蕩；羅福全不是提皮箱到海外做生意的商人，也不是政府派出的外交官，他就是他自己。

對我來說，羅代表這座山也是廣闊的。他的常識與知識，他的理性與感性，他的生活情調與生命情調，如連綿的高原，豐富又多姿。
他會寫古詩。
去年，羅代表七十七歲生日那天，正是日本人習稱的「喜壽」，也正好農曆十五，窗外一輪圓月，三歲小孫女又從東京打越洋電話來說Happy Birthday。羅代表笑瞇瞇，為自己寫了一首詩──

半世歸鄉一書生
民主台灣日日新
喜壽明月來相照
稚孫萬里傳笑聲

他愛吃懂吃。
有一天中午，他和台大經濟系同學聚餐，因和我約午後在家裡訪談錄音，他必須提早離席。主人勸留，「你最喜歡的甜點芝麻球還沒上啊！」羅代表心有不捨，回說，「我的一顆心，已經留在那顆芝麻球了。」
他總是在唱歌。
聊天中途，我跑到廚房去看羅太太的日式煮南瓜。鍋子裡，一塊塊橘黃的瓜肉，帶著厚厚的綠皮，但銳利的切邊切角都削平了，羅太太教我，日文稱這種料理切法「面取り」。這時，外頭，羅代表的歌聲響起，羅太太笑說，「他『又』在唱歌了」。
他喜歡研究歷史。
羅代表會給自己找研究主題，像是「李香蘭」，為此買了許多歷史書來讀，對這位戰前的歌演巨星的絢爛一生如數家珍。駐日期間，還請年過八十的李香蘭吃飯。關於那次見面，羅代表最愛講述一幕。臨別，陪同的台灣記者朋友舉起相機要拍照，李香蘭馬上要大家稍候。此時，只見她撇低頭在桌邊下補妝。
羅代表邊講故事，邊學做補妝的動作。我覺得他有一雙人文的眼睛，善於捕捉表面與表面之間的縫隙，直窺一個人的內在。
他還會畫政治漫畫、油畫，也擅長書法。羅代表說，喜歡書道，不是要去和別人競賽，也不是拿來示人，所以，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他也雅好古董，從紐約買到吉隆坡，書畫硯瓷錶不說，還買古董地毯。地毯有古董，我還是從羅代表那裡知道的。
與羅代表一年半頻繁的訪談中，每次見面，不論講起經濟發展、國際現況，或是歷史文化、生活趣味，不同開頭的話題，最終都會導向一個結論，羅代表總是很滿足地說， I enjoy.要不就再多兩個字， I enjoy my life.意思一樣，滿足感更加到百分百。我想，在認識羅代表之前，在認識羅代表之後，我不曾、也不會再遇到把人生過得這麼愉快的人了。
羅代表回憶他大學的哲學概論課，第一學期，他明明常蹺課，不怎認真，考試卻拿九十三分。受到高分鼓舞後，對老師有點不好意思，第二學期一改以往，非常認真上課，反而考了七十幾分。羅代表覺得人生不是科學公式，不是自己想要如何就能如何，無需強求，沒有了強求，也就沒有失望。即使失敗回來，天地依然悠悠，凡事何不順其自然。這大概是他把人生過得暢快又愉快的祕訣了。
我完全贊同前台泥公司董事長辜振甫對羅代表的評語，「台灣不會再出這樣的人物」。我向來不崇拜偶像，不追逐偶像，但羅代表已經快要打破我這點頑固個性，成為史上我最喜歡聽聊天、聽講故事的人。當然，享受羅太太的點心招待，旁觀她與羅代表的優雅互動，也是其中原因。

我是道地的台灣人，大學畢業後出國，沒想到在海外滯留了四十五年才回
到台北定居。
早年出國，對我而言是要離開威權時代、非常苦悶的台灣。六○年代來到美國費城就讀賓州大學，下決心要做一個自由人，因此放棄中華民國護照，踏上不歸之路。賓州大學創辦人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是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自由人，他們與英國同文同種，但仍舊要建立獨立自由的美國，這是天賦的權利。美國獨立可以說是開啟近代史上追求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肇始，這一份美國開國的獨立宣言，當時是我與清芬的精神寄託，也是我的人生的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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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世界吃「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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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給七大工業國高峰會提供經濟數字
48.參與京都議定書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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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我的人事案激化總統與閣揆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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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已經不是日本人了！不要再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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