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刷牙膏
不要看這麼簡單的當代日常用品──牙刷，小小一枝柄，尾端一堆豎起的短毛，還需要一個窮極無聊牢犯的發想。一七七○年，英國的威廉•阿迪斯平日在獄中，早晨洗完臉後，都用一小塊布擦牙齒。有一天，他突然想在獸骨上鑽孔，再把上膠的豬鬃植入孔中。如此，近代意義的「牙刷」就在監獄誕生了。據說十八世紀，歐洲已經很流行使用牙刷，是昂貴的生活用品。到一八四○年才傳入美國。
不過，牙刷源於英國的說法，中國是會抗議的。中國宣稱自己才是最早發明牙刷的國家。考古學家發現，遼代應曆九年（西元九五九年）的古墓中，就有兩排八孔的牙刷。
在台灣，未見文獻記載日本統治以前台灣人有特殊的潔牙方法或有牙刷。 日治後，則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的報紙，可看見牙刷的蹤影。台北一家叫「木谷支店」的雜貨商刊登廣告，指其有各種新到貨，香水、洋傘和齒粉、「牙掃」。牙掃明顯指的是牙刷。據日本專家指出，明治時期日語並無「牙掃」，加上同一廣告中，皮包作「票包」，毛巾作「面巾」，均是福佬語，「牙掃」可能是當時台灣人對牙刷的說法。
不過到了一九三○年代，牙刷當時的名字肯定叫「齒刷子」了。
一九三一年的齒科醫學專門雜誌「臺灣齒科月刊」，已經不斷有「齒刷子」出現在廣告上。當時牙刷的外型跟今天沒有兩樣，甚或可說設計觀念已經完全追上今日。刷毛不是平面，而是呈鋸齒狀，頂端凸起，也有刷毛兩端凸起的牙刷。但刷毛就截然不同了。一九三五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上，資生堂的廣告指出，他們使用全球最好的「純露毛」，也就是俄羅斯的豬毛來製造牙刷。現代人握著豬毛牙刷，還敢張嘴刷牙嗎？
當時牙刷還分大小型號，以「臺灣齒科月刊」所見知名的「獅王」牙刷來說，共「一號形」、「二號形」和「三號形」三種，價格分別是二十八錢、二十六錢和二十二錢，不算太貴，但也沒現在這麼便宜。
隔一年，一九三二年，獅王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牙刷廣告，齒刷子卻分成六個號形，建議依年齡選用不同牙刷。大人用一、二號形，十五、六歲用三號，十二、三歲用四號，七歲用五號，三、四歲小幼童也有專門牙刷，使用最小的六號。有趣的是，「婦人」被建議使用三號，和青少年一樣。究竟有無醫學根據，有待解釋。若不符醫學道理，則一根牙刷或許也能反映當時社會婦女的地位。
和牙刷焦孟不離的牙膏，一八五○年美國就開始產製管裝牙膏，日治前是否傳入台灣，目前不得而知。但在日本時代已經傳進。從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齒科月刊」的廣告來看，軟管狀的牙膏已經非常普遍。「小形」的賣十五錢，「中形」的二十五錢，「大形」三十二錢，家庭用的賣五十錢。到一九四一年，已經看見淡水中學學生清晨刷牙、手握牙膏的照片。
在牙膏普遍之前，日治下的台灣人多用齒粉刷牙。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傳入「西洋齒磨」（牙粉），這種牙粉由碳酸鈣等化學品混製而成。一八八八年，資生堂第一代創始人福原有信，已經自產日本第一瓶牙膏。台灣在一八九八年七月，就可看見福原有信的牙膏、牙粉報紙廣告。廣告上，詳列資生堂的牙膏、牙粉由帝國醫科大學博士教授、宮內省侍醫、陸軍軍醫總監等權威實驗證明，具備驅除口臭、撲滅黴菌等效果，常用可保不生齒病。
臺南長老教會中學（今長榮中學）於一九一五年的新校長通告上，對外說明招生辦法和學費情形。其中提及新生入學，要買制服之外，「其餘的如：襪子、面盆、牙粉、牙刷、和零碎的東西，好壞不等都由自己斟酌。」也可一窺牙粉普及的程度。
不過，再好的牙刷、牙膏都無法保證不需要找牙醫。被尊稱為台灣第一位口腔外科醫師的馬偕牧師，於一八七二年抵台宣教，隔年便開始幫人拔牙，親自拔牙數目達兩萬一千顆以上。
馬偕一開始為人拔牙，使用的器具並不現代化。最早在竹塹（今新竹），他削尖一塊木頭，成功拔下一個中國兵的蛀牙，那個兵喜極而泣。後來，馬偕一度請鐵匠打造拔牙的工具，但最後，他擁有「紐約製造的最精巧的器械」。馬偕說，他的牙科器械中，「刺針很少用，楔、鈎、鑽孔器或螺旋從未用過。」近代牙科診療使用的座椅，對馬偕來說也不需要，因為「有百來個病人等著依次治療，若要仔細準備，不免浪費時間。」馬偕使用最多的還是拔牙鉗。依留存下來的鉗子看，跟今天的牙科醫生使用的鉗子相去無多。
當時，台灣人鬧牙痛，也有人幫忙拔牙。據馬偕記述，辦法有三種：用粗帶子拉下，拿剪刀頭挖或江湖郎中使用鉗子或小鋏子。此說和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臺灣齒科醫界史》所述一致。日本統治前後當時，所謂的郎中牙醫，拿的是自家做的鉗子，病人坐的是普通的椅子，牙痛就投以中藥「六味丸」，拔牙時也用中藥「離骨散」。
或許因為馬偕使用的是現代化牙科醫療的器械和藥物，在牙醫專業期刊中，張雍敏和韓良俊編寫的〈台灣牙醫醫療衛生發展大事記〉，才會形容馬偕一手拿聖經，一手執拔牙鉗，「可尊稱為『台灣第一位口腔外科醫師』」。
日本統治以後，台灣最早的報紙「臺灣新報」第一天發行，就有日本齒科醫生的廣告。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廣告標題說「齒科專門醫術開業」，醫生是乃臺伊左，診所開在台北北門街（今博愛路）一丁目憲兵隊北邊第五家。幾個月後，同一份報紙的十月四日，又有「齒科專門醫」的廣告。姓「酒井」的牙醫在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一帶）二丁目南洋商會樓上執業。
他們有多「專門」，不得而知，但一九○六年一月，「臺北病院」（台大醫院前身）的外科部成立「齒科治療室」，確定是專業的牙醫師了。
「臺北病院」齒科最早由富澤正美擔當主任。主任為日本人，不僅因為一看名字就知道，且因台灣尚未有現代牙齒醫學教育的管道，還沒有產生半個台籍牙醫師。
據一九三七年版的名人錄《臺灣人士鑑》，一千多位台籍官紳商和專技名人中，「齒科醫師」（日治時代均稱「齒科」，不用現在通稱的「牙科」）占十五位。其中絕大多數在一九二○年後才紛紛留學日本，進入東京、大阪、九州等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修習現代牙醫技能。不少人二十歲過後，才從公務員轉攻新職，去日本留學唸齒科醫專。因此或可推論，一九二○年以後，時代的信息才吹入台灣，當牙醫才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項新職業。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臺灣人士鑑》指出，大正九年（一九二○年）十月，台北籍的陳增全從東京齒科醫專畢業，馬上直接返台，在台北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開設「增全齒科醫院」，是「本島人齒科醫ノ嚆矢ナリ」，意指陳增全為台灣第一位正規的牙醫師。然而，如果再仔細閱讀《臺灣人士鑑》的內容，陳增全台灣第一位牙醫師的記錄恐怕要重新改寫。比陳增全大五歲的林得恩，從臺南長老教會中學畢業後，曾任基層公務員。《人士鑑》上說，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林得恩就從大阪齒科專門學校畢業，返鄉開業，顯然比陳增全早一年畢業與執業。
◎咖啡店
如果無線上網是當今咖啡店的特色，有妙齡女郎陪喝咖啡，情色與咖啡同香，就是七、八十年前咖啡廳教人瞠目的所在。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版的臺北州「電話帖」，也就是當時的電話簿，跟現在一樣，上頭刊登各種公司行號的電話號碼。其中，以「カフヱー」起頭的店名超過二十家。「カフヱー」就是「カフエー」，法文「Café」的日本外來語，中文翻譯成「咖啡店」。
老電話簿上，這些咖啡店的名字有「胡蝶」、「處女林」、「美人座」、「紅蘭」，似乎更像燈紅酒綠巷弄中的夜店，而不是咖啡店。「吉乃」這種咖啡店名更足以教現代的日本人發笑；日本人一見「吉乃」、「玉乃」，直覺就是個藝伎。咖啡店取名「日活」，也有催笑效果。「日活」從戰前以來，就是日本有名的電影公司，拍大眾娛樂片，也拍挑逗煽情的黃色電影，日本人會以「日活浪漫色情片」來代表同類型影片。
咖啡店取這樣的名字不是沒有道理，這也是日治時代的咖啡店與現在不同的所在。據《江戶東京學事典》指出，從大正初年（大正元年即一九一二年）開始，「咖啡店」取代「啤酒屋」，變成有西洋風味酒店的專稱。在這樣的咖啡屋裡，穿和服的女侍（專稱為「女給」）端送食物和飲料，免費陪客人同席。一九三○年前後，這種型態的咖啡店愈發流行，最盛時，東京有六萬人做咖啡店女侍的工作。
咖啡店流風也吹入台灣。純粹以中文書寫的臺南風月報紙「三六九小報」第二八二號（一九三三年）載有：「……尋芳買醉。現已舍酒樓而趨珈琲店矣。燈紅酒綠。粉膩脂香。燕瘦環肥。左宜右有。群花招展。肉屏風也。蠻腰巧折。天魔舞也。唱片妙響。流行曲也。心身陶醉。五色酒也。時代人之官能。於是乎享樂之亂舞。盛哉珈琲店。尖端時代之寵兒也。」文言文的書寫讀起來，風味十足，
引人發想，但較難一目瞭然。若改看日治時期文學界老前輩楊雲萍的小說《加里飯》，就白話清楚多了。一九二七年，楊雲萍描寫窮青年逛咖啡店，「他偷般的瞧那兩個學生和三個公司裡的用員。他們正自在地和女招待戲謔。有的握她們的粉腕，有的抱她們的細腰。」古今咖啡店最大不同，可說是供顧客握腕抱腰的「女給」（女侍）了。
昭和初年，風月文藝報紙「三六九小報」第二八三號曾有署名「黛峯過來人」，寫他體驗的台南王牌咖啡店「明星加扶」（「加扶」即音譯自「カフヱー」），就更露骨而明白了。他說，全店有二十三名女給，其中一位叫豔子的，「自言彼尚未經風雨。猶是處女身分。」聽來叫人想笑。
在《臺灣ゴルフ俱樂部二十年史》書中，有張往來淡水火車站和淡水高爾夫球場之間船隻的照片，下頭文字解釋相片上遠遠的三個女人身影；說是大正十年
十月十六日當天為歡送兩個日本人，舉辦了高爾夫球賽，而從「ライオン」（即英文「Lion」，獅子）咖啡店請來出差的「女給」。可見咖啡店女給也有出場的工作內容。
「カフェ・ライオン」（Café Lion）既是臺北最早的咖啡店，也是大正時期知名的文藝風雅之所。「ライオン」咖啡店位於現在二二八紀念公園內，建築早已不存。原址在日本治領台灣四十年的紀念博覽會第二會場的迎賓館，也就是現在二二八公園的露天音樂臺和兒童遊樂區之間。「ライオン」咖啡店的老闆篠塚初太郎何時創建這家店，不得而知，但早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即見相關報導。
「臺灣日日新報」在該年年初報導第一次「番茶會」在公園ライオン舉行。日文「番茶」意指粗茶，番茶會由知名畫家石川欽一郎發起，找來官員、建築師和醫生等有專技且有能力消費「文藝」的日本人，定期喝茶吃餅，熱鬧漫談。番茶會員後來在「ライオン」的庭園裡建了奉祀文藝之神的天滿宮，吸引了一些老師帶學生前去參拜祈福。所謂「咖啡店」有此作用，以今天的眼光看，著實匪夷所思。
不過，作家濱田隼雄在小說《公園之圖》中形容，日本來台年輕官員和銀行員把「ライオン」當成「感傷的出水孔」，仍然點出帶著西方風情的咖啡店根骨裡的作用；不論喝茶、飲酒或啜咖啡，在咖啡店的招牌下，人們消費的不只是杯中之物，也消費空氣中的氛圍。
第一個台灣人開設以Café為名的店，應是一九三一年在台北市太平町的「維特」咖啡廳（Café Werther），店名取自歌德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據《陳逸松回憶錄》，「維特」初始是一家「純吃茶店」，生意清淡，隔年「改為酒家，美女如雲，服務親切，成為台灣人開設的第一家高級酒家。於是文人墨客、青年士子趨之若鶩……。」陳逸松當時是東京的律師，偶回台北，也會去「參觀領略一番」。
跟現代的咖啡店內涵最相近的，日本時代叫「喫茶店」。茶店喝咖啡，一點兒也不奇怪，日本第一家咖啡店就叫「可否（讀作kahi）茶館」，還是一個留美的中國人鄭永慶開的。
相對於「咖啡店」的風月，「喫茶店」就清純許多。一九三四年的「臺灣婦人界」雜誌上有一篇〈臺北喫茶店巡禮〉的報導，記者走訪了十三家臺北著名的喫茶店，並細數各自的優缺點與特色。「明治製菓」最具知名度，記者說，當「明治」的霓虹招牌一閃一閃照耀著榮町（今衡陽路），臺北別的喫茶店實在可以關門大吉了。明治製菓店的顧客有上班族、學生和婦人，每天座無虛席。一位「明治」迷還說：「邊喝咖啡，邊聽唱片，非常愉快！」
喫茶店除了賣咖啡，「明治製菓」三層樓的店面上，橫著大大的招牌字「明治チョコレート」（日語之「巧克力」）。七十年前的記者筆下，「パルマ」（Parma，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喫茶店裡，瀟灑的紳士正在喝紅茶、看報紙；「新高」多家族光顧，那裡有壽司和冰汽水；「光食堂」則有斗大的招牌寫著「冰淇淋」。
七、八十年前能到喫茶店品嚐冰淇淋的台灣人似乎不多。各種回憶錄只見屏東望族之女藍敏說，她就讀北一女時，嫁到豪族基隆顏家的大姐去找她，她們總是先到「森永喫茶店」喝茶，再去吃壽司、看電影，「散場後再回森永喫茶店吃冰淇淋，然後回基隆，這是我每星期最快樂的一天。」
當時喫茶店所以時髦，除了飲料食物的洋味之外，先進的內裝設備也是原因。顧客多知識份子的「ブリユー・バード」（青鳥）喫茶店，裝了冷氣；「明治製菓」有蕾絲窗簾。紅藍相間的霓虹燈、唱機放出輕音樂、西式桌椅、漂亮的壁紙、綠色盆栽，則是一般喫茶店的基本配置。當然，吸管和牆上的心型圖案，都能激盪出喫茶店的氣氛。
現代的咖啡店仍叫Café，卻沒有陪坐的「女給」；喫茶店的名稱也被取代，幾乎消失在台北街頭。然而，喝咖啡也喝時髦氣氛的本質，卻是數十年如一。
◎電話
傳統的歷史說法，發明電話的光環都頒給美國發明家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不過二○○三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把光環改頒義大利裔美國人梅烏奇（Antonio Meucci, 1808-1889），並稱貝爾為「無恥的竊賊」。
一般以一八七五年，貝爾和同事華生（Thomas Watson）發現可以像我們用兩個養樂多罐子拉線，在兩個房間傳話，作為電話發明的時間。但依美國國會的翻案說法，梅烏奇於一八五○年移民美國，已發現聲音可以透過銅線傳送。不久，太太癱瘓臥床，他在兩人的房間之間架設一個可以互相談話的通訊器，便於照顧。一八六○年，梅烏奇公開展示這個新發明，卻因不會說英語、搭汽船被燒傷，窮困潦倒，無法支付永久專利註冊費兩百五十美金，他的老同事貝爾趁勢一腳踏到前頭，提出專利，名利雙收。
美國的翻案並未受全世界肯認，加拿大國會就曾如法泡製，以國會決議模式，確認貝爾為電話發明人。
不管「電話之父」誰屬，台灣開始有電話的時間，顯然落後電話發明至少二十年，跟引入電燈的時間緊接在發明之後不同。
根據台南知府唐贊兗所著《臺陽見聞錄》，日本統治台灣前，即有人要架設電話。一八八七年高雄旗津地區的外國籍醫生梅威令（W.W. Myers）曾向清廷官府提出申請裝設「地律風」。「地律風」音譯自英文的電話「telephone」這個字，是台灣最早出現的「電話」說法。梅醫生稟報官衙指出，他架地律風，可讓民眾「便於請醫，以期速到」，並擬由官府的電杆上起線，「然後沿江懸達至於德人蚶阿之家，一路所過俱在洋樓租界之內樹椿配挂，並無罣礙民居房舍。」但是唐贊兗說，他最後予以駁回，因「查各國通商條約，僅准在各口地方租地蓋屋，設立棧房，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未准設地律風明文，未便准行。」
唐贊兗寫過詩「詠電氣燈」，指其「鮫冰一片動寒芒，珠箔高懸徹滿堂，數月龍煇簾影薄，長鯨掣海耀晶光」，是極少數對西方文明抱著好奇的在台清廷官僚。然而，即便是他，都如此保守解釋法令，不從「進步」的觀點適用條約，准設科學新發明。
錯過此次機會，台灣首度引進電話，便延至日本治台初期。中文的「電話」一詞借用自日文漢詞。日本本國於一八九○年開始由官方開設電話線路，東京到橫濱間最早可以使用電話。
台灣最早的電話出現地點，和其他眾多的現代化事物多在台北比起來，顯出異趣。最早的電話出現在澎湖，不在台灣本島。一八九五年夏天，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兩年後，一八九七年三月，日本開始架設澎湖守備隊各部隊間的軍用電話，以及澎湖郵便局（早期電報、電話業務都歸屬郵便局）與媽宮（馬公舊稱）西嶼燈塔間的電話。一九○○年才把電話業務推至民間。初期只在台北、台中、台南設立電話局，基隆、斗六設支局。七月開始開放申請裝設，全台首批有四百三十一人（其中兩百二十三名為台北用戶）申裝電話，而且全部是日本人。一九○○當年，台灣籍人口快兩百七十一萬，日本人才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四人，台灣人竟沒有一人申裝新奇的電話，從人口比例來看，誠不可思議。台灣不乏有田有財的富豪，但往後兩、三年，仍未有半個台灣人裝電話。一直到一九○四年，才有二十六人設置。同時間，有電話的在台日本人增加也不算快，五年間只從四百多人累增到六百八十五人。
可能電話是一個聯繫網絡，兩人間需要聯繫，必須同時擁有電話，否則單邊一方擁有，等於空設，因而造成電話普及率成長緩慢。一直到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依《臺灣の通信》一書統計的電話「加入者數」（申設者），台灣人口達四百六十八萬，台籍佔四百二十六萬，擁有電話三千七百三十七支，平均一萬人不到九個人能夠有電話。相對於日本人，萬人中近五百六十二人有電話，電話在台灣人社群間的稀罕珍貴，可想而知。
電話費昂貴，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依一九三六年版的台北「電話帖」（電話號碼簿）顯示，加入登記費，單獨戶需十五圓，幾乎等於公教人員的月薪。每月還要「基本使用料」九圓來養一支獨立非共用的電話。打海外電話到日本，不管發話或受話地點遠近，一律統一價格，一通費用六圓。而所謂「一通」，意指「三分鐘」，少於三分鐘，做一通計算。島內電話價格無數種，依收發地點決定，拿台北到屏東來說，索費一圓。難怪極少台灣人裝電話，能裝電話的台灣人多半是實業家、醫生這類富裕階級。
一九三六年當時，有名者的電話號碼，辜振甫家的大和行──278；大同公
司前身的協志商會──1801；華南銀行創辦人林熊徵──68；後來曾任貴族院議員的許丙──368；著名的咖啡廳「波麗路」──2477。公家機關的電話號碼，總督府──1700；臺北市役所（市政府）──4300；臺北帝國大學──3830。發生火災，要打到消防詰所（消防隊辦公室），台北三個消防詰所電話分別是3000、
到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台北改採自動電話，不再手搖電話機，由交換手小姐轉接之後，電話號碼統一改為四碼，特殊電話如消防隊電話，採行三碼，才出現119的號碼，並沿襲至今。
電話在台灣的發展史並不偏愛台北，像最早開辦自動電話業務的城市是高雄，而非想像中的政經中心台北。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先行開辦的高雄，足足比台北早了五年，初始開放一千六百個門號。
日治時代稱公用電話為「公眾電話」，發展已超過百年。一九○○年，台灣第一個公用電話開創，一般人不需在家裝設昂貴的私家電話，仍然可以打到電話。不過，最早的公用電話只限高雄和台南之間互打。基隆的公用電話始於一九○二年，設在基隆火車站前。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全台北的公眾電話只有十處，分別在臺北火車站內與站前、萬華車站前、萬華、古亭、圓山、新公園（今之二二八公園）、西門町、文武町（今之總統府博愛特區）和千歲町（今天建中、植物園一帶）。
一百年來，電話的兄弟姐妹，傳真機、呼叫器、手機不斷以更優生的姿態誕生，電話相對顯得樸素無華。但它讓人們千里如眼前，讓地球小得可以隨時穿透的精神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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