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民謠作曲大師：鄧雨賢
鄧雨賢在台灣音樂史上的地位，猶如福斯特在美國音樂史、約翰．史特勞斯在奧國音樂史上的地位。「台灣民謠」是近代台灣人所創造最寶貴的文化資產與文化特色，它來自廣大的民間，因此能感動廣大的人民，不分階級和知識水準；當大家在唱台灣民謠時，特別能意識到身為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或日本人。
台灣民謠雖然有強烈的民族性及地域性，但也最能被國際人士接受與欣賞，正如美國福斯特的美國民謠，不僅是美國民歌，也是世界名曲；史特勞斯的華爾滋舞曲，不再是維也納民謠，而是全球流行的世界名曲，每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就是以他的作品為主，我們也希望台灣民謠能透過作曲家及歌唱家的共同努力，推廣到世界各地，成為世界名曲，正如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溫哥華交響樂團演出錢南章改編的台灣民謠《丟丟銅仔》和蕭泰然改編的《望春風》時，確實讓台下的台、加聽眾感動落淚。
客家書香子弟
鄧雨賢的祖先來自廣東省蕉嶺縣，鄧氏祖先第十六代鄧彥拔從廣東移民渡海來台，最初在台北樹林附近開墾，之後遷居新竹芎林，最後落腳於桃園龍潭一帶，並設立私塾。
鄧雨賢出身漢學世家，祖父鄧瓊鳳有兄弟九人，其中三位是秀才，在地方上有「一門三秀」的美名。父親鄧旭東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漢學家，他起先在龍潭做漢文塾師；一八九五年日人來台之後，被任命為龍潭元宮公學校教師，教導漢文，後來升任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漢文教席。
鄧雨賢在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於桃園龍潭，由於生活在文風鼎盛的環境，使他擁有深刻的浪漫情懷。據說他出生之日，正逢雨日，他父親佇立窗前，凝視窗外飄落的綿綿細雨，欣賞雨中詩情之際，喜聞得子，便以「雨」字為其子命名；從此註定鄧雨賢將度過風雨飄搖的日子，以及浪漫詩情的人生。
早熟音樂天才
鄧雨賢雖出生龍潭，但因父親之後從龍潭公學校轉任台北國語學校，因此三歲那一年便隨父親遷居台北；他的童年與成長過程，乃至日後發展，也都以台北市為中心。鄧雨賢在一九一五年，九歲時進入艋舺公學校（老松國小前身）就讀，一九二○年以優秀成績畢業，隨即考取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由總督府國語學校改制而成）。他雖是客家人，但因接觸很多說福佬語的同學，對福佬語也極為熟稔；而當時的師範學校為訓練公學校「唱歌科」學生的教學能力，一律要學生接受初步的音樂課程，也使得鄧雨賢的音樂細胞活躍起來，並在日人恩師宮島慎三郎指導下，學習小提琴、曼陀林及鋼琴等樂器。其中他最擅長的是鋼琴演奏，在校練習時，常獲得同學讚賞的眼光與熱烈的掌聲。他在彈遍西洋鋼琴作品之後，似乎對樂聖貝多芬的作品情有獨鍾；在他用過的貝多芬鋼琴演奏集裡，畫滿了他自己的詮釋記號，可以見證此點。
在師範學校階段，一代大師的音樂才華已展露出來，並深獲師長的肯定，因此宮島慎三郎曾預言：「雨賢是屬於天才型的音樂家。」在接受完整的西洋音樂訓練後，一九二五年，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那時他剛滿二十歲。
畢業後，他在台北日新公學校任教四年，一九二六年與竹東客家少女鍾有妹結婚，她是畢業於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的高材生，並育有一子仁輔。之後，鄧雨賢因對音樂的熱愛與日俱增，毅然辭去教職，於一九二九年隻身前往日本深造，就讀東京歌謠學院，此學院以歌曲創作而聞名。他在日本進修二年，主修理論作曲，之後因思念妻小而逕行返台，並沒拿到正式學位，但作曲的實力更上一層樓，為日後作曲生涯打下深厚的基礎。
處女作《大稻埕進行曲》
一九三一年，剛回到台灣的鄧雨賢，雖然身懷作曲絕技，但他的時代還未到來，只好先屈居在台中地方法院當翻譯官，但是他的好機會即將到來。一九三二年，第一首台語創作歌曲《桃花泣血記》，隨著同名電影開始風靡全台。這首歌由電影解說員詹天馬寫詞、在電影院從事配樂的王雲峰譜曲，結果廣受好評，傳遍全台大街小巷，激發不少唱片公司老闆的投資興趣，準備好好賺上一筆。
於是，設在永樂町（今迪化街）的文聲唱片公司老闆江添壽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邀請鄧雨賢為文聲唱片寫出他的處女作《大稻埕進行曲》。此曲讓他初露頭角，馬上引起當年執唱片界牛耳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老闆柏野正次郎的高度關注，決定為這首歌製作唱片，聘請專業詞曲創作者，提供良好的創作環境，更從此重視台語流行歌曲的市場。
成為古倫美亞台柱作曲家
古倫美亞唱片負責人柏野正次郎頗有眼光與魄力，他開風氣之先，大力發行流行歌曲，一九三三年更禮聘活躍於台灣文學界的才子陳君玉。他力邀鄧雨賢進入古倫美亞擔任專業作曲家，剛離開牧師職務的姚讚福則負責歌手演唱訓練。
進入古倫美亞唱片的鄧雨賢，在此可說是如魚得水，安定的生活和高薪的工作，使他的創作靈感源源不絕產生。他初入公司，月薪就有七十元，比一個政府的高級公務員還要多，新曲發表還有額外獎金，出入有車代步，穿著也變得時髦。因此，在古倫美亞任職期間，鄧雨賢留下不少穿著名牌、設計感十足的精美照片，可見當年創作環境之優越，比現在的專業作曲家還要好。雖然老闆柏野正次郎是日本人，但他對台灣流行歌曲的創作卻有相當前衛的觀念。他認為藝術創作必須根據一般庶民的想法，作品才不會曲高和寡，能符合市場的需求才會賣得好，因此要求旗下的作曲、作詞者，必須親自去看看人民到底在幹什麼。老闆的態度影響到古倫美亞的創作風格，所以當時公司旗下的鄧雨賢和王雲峰等人創作的曲風，都與台灣三○年代的社會息息相關。
歌壇四大金剛之首
面對西方文化不斷湧進台灣，鄧雨賢提出他落實本土文化的看法：「這是一個過分崇拜西洋文物的時代，當然西洋文物也有不少可以攝取的地方，但西洋音樂也有腐敗的地方，所以不一定非西樂不可。台灣音樂水準較低，一開始只推行西樂的話，大眾不容易理解，結果會使音樂與大眾分離。所以就原有的台灣音樂（例如歌仔戲，有非藝術性的俗惡地方也不少）改作旋律或改善歌詞，我的意思是應該從這種地方著手。本人四、五年前就開始研究這些問題，可惜尚無傑出作品出現。」最後他下結論：「唱片具有廣受大眾愛好的先決條件，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更加努力。」
因此鄧雨賢的文化背景與其他近代流行歌曲創作者非常不同，他的創作不只為市場服務，更富有傳播新時代精神和傳承藝術的使命感；從他的許多民謠風格的創作作品中，可以強烈感受到這種精神的傳承。
鄧雨賢加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之後，便穩定且大量地創台語歌曲，第一年即以《雨夜花》、《月夜愁》、《老青春》、《跳舞時代》、《橋上美人》等躍登作曲翹楚；第二年又以《望春風》、《春宵吟》、《青春頌》等名震四方，和當時的流行歌曲工作者，共同努力將台灣流行歌曲帶進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
一九三五年，他與老搭檔李臨秋合作，創作了《對花》和《一個紅蛋》，由於出色的名曲不少，鄧雨賢的名聲在台北地區不脛而走；以後數年，他更以《滿面春風》、《四季紅》、《碎心花》、《十八姑娘一朵花》及《送君曲》等名揚全台，成為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曲作曲家，並和蘇桐、姚讚福、邱再福並列台灣三○年代流行歌壇作曲家的「四大金剛」。但以才氣和學院歷鍊而言，鄧雨賢的成就超越其他三位，而鄧雨賢最膾炙人口的四首歌：《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也被後人合稱為「四月望雨」。
戰爭毀滅創作
一九三六年，新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上任之後，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受到戰爭時期對流行歌曲壓制手段的影響，原本林立的大小唱片公司，都不再進行台語歌的創作與出版。那是個日本軍政府強迫台灣人做日本人的時代，一切都為戰爭服務，於是鄧雨賢的《望春風》改為日本軍歌《大地在召喚》，而《雨夜花》也變成《名譽的軍伕》。日本殖民政府利用鄧雨賢流行且大眾化的歌曲，宣傳台灣人做軍伕、出海遠征的榮譽感；在官方強力介入、學校與電台不斷教唱下，這類軍國主義的進行曲居然使他的作品更廣為人知。
自從作品被日本人污染之後，他內心的痛苦與無可奈何，可想而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此時感受最深，但為了家庭生計，他還是不得不以「唐崎夜雨」筆名，寫出像戰時流行一時的《月昇鼓浪嶼》，作詞者是日本人中山侑，因此作詞者的報酬是作曲家的四倍。一九三九年，鄧雨賢再也無法忍受用作品鼓勵台灣人當砲灰的內心煎熬，毅然辭去古倫美亞的工作，並赴日本尋找工作。但是戰爭的陰影籠罩一切，離台半年後，他因女兒夭折而再度返台。在這一段風雨飄搖的時代，他仍舊創作他一生的精品：《滿面春風》、《碎心花》、《送君曲》等，可見他那堅忍不拔的創作態度。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