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的成立，象徵君主法統的清宮舊藏為人民所共有並同享
在封建時代，「朕即天下」，國即家，家即國，整個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宮裡的所有物品，自然都是帝王的財產，誰也動不得。乾隆皇帝曾規定過，宮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丟失。養心殿的一個景泰藍小罐裡盛著36根一寸長的乾草棍，他拿了幾根放在几案上，叫人每天檢查，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為標」。溥儀曾回憶道：「這堆小乾草棍兒曾引起我對那位祖先的無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對辛亥革命的無限忿慨。」
辛亥革命後，紫禁城的三大殿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但溥儀還暫居內廷，皇宮裡大量堆積的文物珍寶仍然由皇室和內務府佔有。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小朝廷1922年曾公開用投標的辦法拍賣古物，還在向各銀行借款時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這些財寶每一分鐘都在被贈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竊。」不僅溥儀小朝廷認為這些文物珍寶屬於自己，甚至民國政府也承認這是皇室的私有財產。1914年民國政府成立古物陳列所，在文華殿、武英殿展出了從瀋陽故宮與熱河行宮運來的20萬件清宮藏品，據莊士敦稱，這些藝術品是被「借」來而尚待民國政府購買的皇室藏品。
對於溥儀等拍賣或抵押宮中大量文物的行徑，社會輿論予以高度的關注。這些文物到底是國家財產還是皇家私產？皇室是否有權處理？一些報刊時評發出抗議的言論，認為被處置的物品是國家財產，皇室沒有權力出賣它們。湖北省教育會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內務部代電（1923年11月12日）更有代表性，認為這些古物是「全國五千年之文物」：「竊我國與埃及、希臘、印度同為數千年前古國，其文明久為中西所慕。清室之古物，尤為歷代帝室遞嬗相傳之珍秘，並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國五千年之文物，集於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國精神且將無從取征。清室以經費短絀，轉售東鄰，不啻將五千年立國精神捐棄一朝，念及此，能勿痛心。」
驅逐溥儀後，成立了清室善後會，首先就是清點清宮物品，分清公產與私產。1924年11月7日發出大總統令：「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原清宮的物品，有公私產之分。屬於私者，為溥儀生活衣物、財錢，包括金、銀錠等，均由溥儀帶去；屬於公者，是與中國歷史文化相關的部分，必須交給人民並努力保衛。也正因這個原因，當溥儀出宮時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和仇十洲的「漢宮春曉圖」一卷，因係公物被扣了下來，而存放在庫房中的101,382兩銀元寶，則悉數發給了溥儀。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點查時發現溥儀的「賞溥傑單」等文件，後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為題刊行，在序言中強調「國寶散失，至堪痛惜」！
對清宮舊藏文物的這種內涵，並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認識。1928年6月，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一項議案，認為故宮是逆產，要求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國民政府會議審議了這一荒謬提案，並要求中央政治會議重新複議有關故宮博物院的決定及有關法令。故宮博物院同仁向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高層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闡述保護故宮文物的重要意義以及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使命，對經亨頤提案的五個要點逐條反駁。兩個月後，中央政治會議否決了經亨頤提案，故宮博物院保存下來了。這次交鋒，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委員的長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說道：「現歐洲各國，為供歷史之參考，對於以前皇政王政時代物品，莫不收羅保存，惟恐落後，即蘇俄在共產主義之下，亦知保護舊物，供學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之外，皆寄於殘餘文物之中，大者至於建築，小者至於陳設，雖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後人研究之價值。明清兩代，海航初興，西化傳來，東風不變，結五千年之舊史，開未來之新局。故其文化，實有世界價值，而其所託者，除文字外，實結晶於故宮及其所藏品。近來歐美人士，來遊北平，莫不嘆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數，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應為世界惜之。」這裡突出故宮古建築及其藏品的「世界價值」，是難能可貴的認識。
1932年，「北平政務會議」對故宮作了三項決議方案，其中第一項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買飛機500架。經院長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保護故宮辦法，拍賣文物一案被否決。
每次爭論的結果，都使人們加深了對故宮文物國寶地位的認識：這是數千年中華文明的精萃，來之不易，不可當作尋常古董任意處置。
文物南遷進一步強化和提升了故宮文物的國寶地位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我東北，華北告急。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考慮日軍一旦入侵華北，故宮文物就有被毀或被劫的危險，於是決定選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遷往上海儲藏。這一計劃得到國民政府批准後，故宮就開始了南遷文物的準備工作，首先是挑選文物，集中裝箱。1933年1月，日軍進入山海關，華北地區形勢更為緊張。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於是決定，將已裝箱的文物從當年1月起，分批運往上海。
故宮文物南遷的消息經報紙披露後，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支持者認為，日軍極有可能得寸進尺，繼續南侵，有必要把故宮重要文物轉移到南方安全地帶。國土淪喪猶可力圖恢復，任何文物之損失，終將萬劫不復。反對者則認為，遷運文物猶如棄國土於不顧，勢將造成民心浮動，社會不安。反對最力者為北平名流周肇祥，他於中南海成立「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並自任主席，發通電，散傳單，公然表示將以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遷。當時一些文化界名人也反對南遷，如胡適、魯迅等，魯迅寫有「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及「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的諷刺詩句。而有意思的是，此後不久即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正在為文物南遷奔忙時，他的兒子馬彥祥卻以筆名在報紙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文物南遷提出批評：「因古物之值錢，結果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他說：「我們國難一來的時候，不是大家都眾口一辭地說『寧為玉碎，勿為瓦全』麼？現在為了一點古物，便這樣手忙腳亂，還說什麼犧牲一切，決心抵抗？要抵抗麼？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想不到的是，1937年11月下旬，故宮有兩列裝文物的火車要從南京發往陝西，缺少押運員，院秘書便請馬彥祥幫忙押運，他便擔負了這個重任。從四年前的反對，到這次甘冒戰火參與押運故宮文物西遷的行列之中，馬彥祥的認識已有了重大轉變。
故宮的文物不能簡單地視為古董、古物，而是國寶，是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其中蘊含著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幣值論價。故宮文物南遷的爭論，使人們對它的國寶地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文物南遷十多年，受盡種種險阻，始終為國人所關注。而文物的常常化險為夷，使「古物有靈」的說法廣為傳頌，且與「國家的福命」聯繫了起來。1947年9月3日，馬衡院長在北平廣播電台作了「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講，簡要介紹了抗戰時期文物南遷、西遷的經過以及保管之困難等。他說：抗戰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險遭滅頂之災，例如當九千多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途中暫存於宜賓沿江碼頭時，重慶以及宜賓上游的樂山和下游的瀘縣都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唯有宜賓幸免；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在文物搬出後不到四個月就被炸毀；重慶的幾個倉庫在搬出後不到一個月，空房也被炸掉；從南鄭到成都時，在把存放在南鄭文廟的文物運出後剛十二天，文廟就遭敵機投下的七枚炸彈夷平。「像這一類的奇蹟，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於國家的福命了。」
從現在來看，歷史已經證明，當時還不可能有比南遷更為有效的保護文物的方法。為了避開戰爭的災難性破壞，為了保證在這一個非常時期文物不受損失，最為可能的方法就是將文物遷到安全的地方。遷徙疏散成了戰時文物保護與保管的手段。
不僅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許多國家為了防止德國的侵略，也都紛紛疏散、藏匿本國博物館的藝術精品。以英國為例，英國博物館的主管們1938年就做轉移藏品的準備。他們計劃將藝術收藏品轉移到英國西北部的威爾斯隱藏起來。在倫敦本地，地鐵未用地段被預置為儲存點。在國家美術館，大幅畫的邊框都做有特別的槽口，以便很快從框中取出畫裝入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裡。經過多次操練，一個大美術館能在7分鐘內清空。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宣布後，歐戰不可避免的步伐加快，英國博物館即著手裝箱外運。裝滿了包裝好的首都藏品的皇室列車只能以每小時10英里的速度行進，以使顛簸震動減少到最小限度。大多數英國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戰前就抵達指定隱匿地點，9月5日，所有重要物品都撤離疏散。
再以美國為例。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本土主要博物館即著手轉移他們最有價值的收藏品，弗立克、大都會和其他藝術品收藏機構做出了授權轉移收藏品的決定。文化資源保衛委員會1943年3月的報告稱，僅從華盛頓就有4萬立方英尺的書籍、手稿、印刷品和繪畫，加上第一面星條旗，以及那些代表著美國民主發展步伐的檔案被送往「內陸腹地的三處教育機構」；《獨立宣言》則送往諾克斯堡保存。
歐洲及美國博物館的文物藏品，絕大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一般主要不是本國本民族的藝術品，而故宮的文物，全是中華文明的結晶，是中國5000年藝術長河的重要載體和見證。與歐美相比，故宮文物精品在外十多年，受盡艱難曲折，更是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存人類文化遺產的奇蹟。
（節錄自〈故宮的價值與地位〉第二節「故宮的國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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