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波娃勇往直前

這段時間，我們試著以布雷登頓的移民與新住民的身分在此生存。我上課的學費由學院支付，他們會替我安排錦標賽，還管我一天兩餐，但其他費用我們就得靠自己了。房租、雜支、食物，還有其他開銷都要自己付。出於必要，尤里很快就學會英文，他得找工作，找任何會支付現金的工作，像是建築工人、清理庭院、打零工，還有幫忙割草。那段時間他一定很孤單，但多年來，他總是為我們兩個勇往直前，多年來皆是如此。他努力賺錢、管理我的職業生涯、擔任我的父親，並學習，或者嘗試學習網球的一切。有天晚上我頭探進客廳，看到他戴著眼鏡，埋首在成堆網球策略與技術書中。
我第一次看到《家庭主夫》（Mr. Mom）這個片名，就覺得它是在說我父親。那時尤里把所有事情都做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只有他和我。我們睡在同一張搖搖欲墜的摺疊床，朝著同一個目標和計畫前進。好多次，我分不出這是他的夢想還是我的，抑或是他的夢想變成我的。每天早上他都在第一道亮光出現時叫我起床。正如我前面所說，他不需要鬧鐘，一到五點，眼睛就會自動張開。他做早餐給我吃並幫我打點一切。他告訴我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我要集中注意力在什麼地方。妳今天會過得很好，今天是好日子。妳會有一連串的好日子，妳會有個大好的職業生涯。
他是這樣相信的。
我在打球時，尤里工作。無論他做什麼，那個工作都得要有彈性，因為每天下午他都得在我進門前到公寓。我都是搭指導員或某個小孩父母的便車。尤里和我會坐下來聊聊今天發生的大小事，他同時一邊準備隔天的計畫。他會幫我弄到裝備和衣服。多年來，我大多數衣服都是穿別人的舊衣服，裙子、短褲和鞋子都是安娜．庫妮可娃穿過的。當我母親終於到達美國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衣櫥，然後把所有衣服都丟掉。但尤里知道這些衣服的事情嗎？ 他餵養我、幫我穿衣服還幫我剪頭髮。我還記得那時候坐在浴室廁所，他幫我修剪頭髮，剪出一道平平的瀏海，就像卡通裡的小孩一樣。
我孤單嗎？ 悲傷嗎？ 我不知道。這是我的人生，而我沒有另一個人生可以拿來比較。我一個星期會跟母親通一次電話。因此電話費很貴，只能講一下下。她問我都做了什麼，然後告訴我她愛我。儘管她離我很遠，還是會負責我的學習。這對她來說意義深重，我仍牢記我的俄羅斯血統、可以讀寫俄羅斯文、知道俄羅斯作家與他們的代表作品。她說我絕對不能忘記自己是誰，以及我來自何處。「假使妳不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就不知道自己是誰。」她說道。我不記得確切的對話內容了，但我記得寫下來的文字，我每天都會寫東西給她。我會在最底下寫著：「我愛妳、我愛妳，我愛妳！」我一個俄羅斯男孩朋友，他有一個兄弟而且他家很有錢，有一天他就抓了我寫的其中一封信跑來跑去，大聲念出內容，藉此取笑我，他問我：「為什麼妳要寫那麼多次『我愛妳』？」
「因為是我媽啊。」我回他。
「妳是有什麼毛病嗎？」他說。「這也太噁心了吧。」
我記得自己看著他問說，「你不會跟你媽說你愛她嗎？」
他說，「嗯，會啦，但不會像妳那樣說那麼多次。」我說：「是啦，可能是因為你有媽媽陪但我沒有。」
我說這句話時，眼淚掉了出來，也許我比自己外表表現出來的要更悲傷吧。
我稍微大一點後，開始在學院附近的公立學校上課，但一開始我幾乎不會英文，我唯一的一名老師是位年長的俄羅斯女士，一個星期會到公寓來幫我上幾次課。她教導我基礎知識，像是數學、歷史、英語，雖然我靠著看電視學到更多就是了。早年這些經歷讓我更堅強，事實上，我認為這些經歷解釋了我的性格、我打球的風格、球場上的個性，為何我如此難以擊敗。假使你沒有母親可哭訴，你就不會哭。你會繼續堅持，知道事情終究會改變─傷痛會平息、壞事會翻轉。特別是，這個概念定義了我的職業生涯，我不會抱怨、不會摔球拍、不會恐嚇線審，不會放棄。假使你想擊敗我，你要努力打好每一場比賽的每一球，我一球都不會鬆懈。有些人，特別是從小在鄉村俱樂部那種修剪整齊的場地長大的球員，不習慣看到一個女孩不斷勇往直前。
當然，這就是於德金所提到的那種無以名狀之事，那種非常俄羅斯的頑強。我父親說了幾個故事，就是他領悟到我是個有韌性的球員的關鍵時刻。我六歲時，在前往美國前有一次，我醒來後眼睛突然腫了起來，就像角膜長了一個膿皰。一開始還好，沒什麼大礙，不過它開始長大。有一天我醒來後膿皰讓我無比疼痛。尤里帶我去醫院，他們找來一名眼科外科醫師，是位女士。她替我做了檢查，然後說，「我們得把這個腫塊切除，現在就進行。」尤里說，好，做吧。「不過它的位置接近眼球，這表示我們無法麻醉，」她說。「我不會把眼睛麻醉，你的女兒會感受到我下的每一刀。」好的，好的，就開吧。她帶我進去一個房間，我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動完手術。二十分鐘後，我們回去找尤里。醫師臉色蒼白不發一語。尤里有點害怕。他說，「天啊，發生什麼事了嗎？」
「別擔心，」醫師說。「一切順利，手術完美，沒有問題，沒出狀況。不過有件事讓我有點在意─瑪莎沒哭。這不太正常，也不是好事，妳得要哭啊。」
尤里說，「我們能做什麼？」
醫生說，「我不知道，不過這不正常。她應該要哭才對。」
「好的，」尤里說，「我們無法改變她。她想哭，就會哭。她不想哭，我們也沒辦法逼她哭。」
我們搭公車回家，而我一個字也沒說。當我們回到家，我母親擁抱我後，我才哭了出來。喔，天啊，我哭了！
另一次，我們練習遲到了，用跑的去追公車。然後我摔到了，摔得很大力。我小指指甲斷了，整片都不剩。手指血流不止。
「我的媽啊，」尤里說，「我們得回家。」
我說，「沒關係老爸。我們去練習吧。」
同時，我的網球技巧也不斷進步。那是用不斷重複，一次又一次的擊球換來的。我越來越強壯，擊發的球變得更強也更快。從那時起，我打球時就把重點放在把球打得又低又平，回擊球時把球打到其他女孩的腳跟附近。我開始參加錦標賽，且很快就在佛羅里達州十歲以下球員排名達到第五。我也在培養一種成為我球技重要部分的形象。儘管擊中球時我會發出咕噥聲，但我會試圖讓自己抽離當下，沒有情緒、沒有恐懼，冰塊般冷酷。我沒有跟其他女孩交朋友，因為這樣會讓我變得軟弱，容易擊敗。她們可能是世界上最和善的女孩，但我對她們的性格毫不知情，我選擇不要去知道。我認為我們之後可能會變朋友，等我退休、他們退休，我們全都變老、與世無爭的時候。但不是現在，還不到那時候。我最大的優勢就是那份形象，我怎麼會放棄呢？ 我能感受到，我甚至還沒走上球場，有些球員就會開始膽怯，她們知道我有多強壯。我沒興趣在戰場上交朋友，假使我們是朋友，我就等於放棄了一項武器。我的前教練湯馬斯．霍格斯太（Thomas Högstedt）告訴我，對於要上場跟我對抗的選手，他建議是：「上場前不要注視瑪麗亞的眼睛，比賽中不要、比賽後也不要。」我問尼克對我小時候的表現有什麼看法時，他說，「好的，這是妳的比賽，還有這是妳的比賽。這就是大家不了解網球的地方。妳不用是世界上最棒的球員才能贏球，只要那一天，妳比球場另一頭的對手表現更好，就行了。而這件事，妳一開始就知道了。」
「妳把其他女孩嚇得屁滾尿流，」他補充道。「特別是耶萊娜和塔蒂亞娜（戈洛文，Tatiana Golovin），妳讓她們對妳望而生畏。我不知道妳是否刻意營造這種氣場，但妳身旁確實蔓延著一股氣氛：這是門生意，而妳擋住我的路了。」
✺ ✺ ✺
接著，因為種種原因，我被踢出了學院。對尤里而言，這就像是被逐出伊甸園，或者在美夢方甜時被打醒。我在那裡只待了幾個月，但我持續進步、成長，排名不斷提昇。為何他們要趕我走？ 他們能提出什麼合理的理由嗎？
真相曖昧不明，但跟我的年紀脫不了關係。我太小，不能跟其他女孩對打。事實上，是我擊敗了大我四、五歲的孩子，造成大家的不滿。那些支付全額學費的父母不想看見他們家的神童受到阻礙。不過我父親認為原因不僅如此。畢竟，當學院提供這個方案時就知道我的年紀與狀況了。尤里對尼克沒有怨言，而是抱怨安娜．庫妮可娃的母親，艾拉（Alla）。
網球是個充滿大量強悍父母的運動。我到這裡之前，安娜一直是這個學院唯一一名俄羅斯未來之星，可愛的金髮神童。接著我出現了，一樣是金髮、球打得一樣好，還更年輕一些，而且一天比一天進步。尤里相信艾拉心中可能浮現了一些想法，覺得我們說的故事似乎不全是實話。這對父女突然在午夜現身，不知從何而來？ 你覺得這聽起來合理嗎？ 她似乎暗示我是遭尤里綁架，抓了我跑來這裡。而且學校呢？ 這個女孩有去上學嗎？ 什麼樣的母親會讓她女兒被人帶到這麼遠的地方？ 這件事太可笑了。換句話說，尼克心中浮現了我們會是個麻煩的想法，而他可能也同樣想要我留在學院，但他不會甘冒捲入醜聞的風險。
他們告知我們得把東西清空，祝我們好運，再見。我父親有發狂或考慮要回索契嗎？ 就算有，我也沒看出徵兆。這一切過程，他都保持平靜。沒有什麼是壞消息，一切事情都有光明面。事情總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永遠都有B計畫。因為這就是命運。我們能做的就是找到那條路然後繼續前進。「瑪莎，看我們來到了多遠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打道回府？」尤里去找尼克談條件，看能不能有比較溫和的解決辦法。
「別這樣，尼克，你怎麼能把一個小女孩就這樣丟到大街上？」他同意讓我繼續在這裡待幾個月，使用球場與食堂，到那些小孩回來上秋季班為止。同一時間，尤里正到處查看，朝新計劃前進。他最後選定了一個叫做塞古．班國拉（Sekou Bangoura）的非裔職業網球選手，他在波利泰尼的學院工作了許多年。一九九○年代初期，塞古設立了自己的學院，叫做征服者（El Conquistador）的網球學校，在距離波利泰尼學院幾英哩處蓋了幾座硬地球場。
當時佛羅里達有無數個由某位專業人士設立的網球學校，他們廣納賢才，希望能捕獲一個未來之星好建立他們的名聲，征服者就是其中之一。塞古想要跟隨尼克的腳步建立一個帝國。我不喜歡他，他喜歡大吼大叫，隨便發脾氣。他有副狡猾的笑容，我無法忍受，也不相信他。但尤里認定塞古是解決我們當下困境的答案。可能是我們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也沒錢的關係吧。
某天早上我先跟塞古對打，他有一副中等體型的運動員身材，原本是職業球員但從未好到在巡迴賽上拿到好成績，差不多三十五或四十歲吧。對打完畢後他把我父親拉到一旁說話。
塞古說，「可以、可以，她有打球的能力。」
「是啊，你的學院可以給她一個位置嗎？」尤里問道。
「可以，」塞古說，「不過她得付錢，一點點錢，不用太多，多少付一點。」
「這就是問題所在，」尤里說。「我們沒辦法付錢，得要有獎學金才行。」
塞古想了一下，接著說，「你這個狀況，我得看她在錦標賽打過才行。在練習球場擊球沒什麼問題，」他解釋，「接著要打過比賽才算數。看過她上場跟人競爭才真正知道一個人的實力。有些球員練習時看起來很棒，一旦哪裡出了差錯就會兵敗如山倒。」
往北方開車幾小時路程的地方在週末有個錦標賽，塞古想帶我跟他其他幾個學生過去，幫我報名，看看會有什麼表現。有困難嗎？ 就是尤里不能一起去，父母不能隨行。這件事大大困擾著我父親，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跟我們的俄羅斯房東還有俄羅斯家教確認許久，最後好不容易才答應。他還有其他選擇嗎？ 況且，還有其他小孩一起。
我不記得那天的細節了，那時候有太多場巡迴賽，看起來大同小異。我記得的是那天晚上塞古載我回到公寓時，我父親的表情。我們晚了幾個小時，我父親在家裡不停來回踱步，看著新聞頭條一邊確認時間。他把自己的女兒拱手交給一個他不太熟，不是全心全意信賴的男人。但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解釋為何遲到，我贏了！ 不只是贏了一場比賽，而是整個錦標賽，我拿到獎杯。我照了一張相，然後一切就結束了。塞古似乎很高興，並請我父親早上去征服者學院跟他會面。
他們在塞古那狹小、炎熱的拖車辦公室會面，屋頂被太陽曬得滴答作響。塞古說，「沒問題，她不錯。我們會替她安排後續，只要告訴我你能付多少錢就可以了。」
尤里再次解釋我們的處境，「我們一毛錢都付不出來。」
塞古長嘆一聲，令人生厭的嘆息。這個老傢伙上上下下看了我父親一輪，接著問，「你多少會打一點網球嗎？」
「好。」
「你真的會打嗎？」
　 「會，當然。你以為是誰陪瑪麗亞打球的？」
「好，」塞古說。「我們這樣協定。你要替我工作，要在學生開始操練前、比賽前跟他們對打。你得做任何我要你做的事─我告訴你的任何事。作為回報，我們會用獎學金的方式讓瑪麗亞進入學院當我們的學生。你同意嗎？」
「好。」
塞古要我父親填寫表格。填寫的過程中，他要求我父親提出旅遊證件。在我的印象中，塞古拿走並持有這些證件，這讓我父親感到十分無助，就如同他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一般。他的護照、簽證。塞古自己也是非洲移民，他知道這些證件的重要性。有了證件才有待在這裡的權利，才有追求夢想的能力，它就是一切。他對我父親說這些證件他影印完就會還給我父親，但他從未真的還給我父親，至少要等上好長一段時間。他總是說差不多了，或是忘了帶保險箱的鑰匙之類的。這件事很重要。只要塞古持有這些證件，他就能掌控我父親。只要他掌控著我父親，他就掌控著我。

這段時間，我們試著以布雷登頓的移民與新住民的身分在此生存。我上課的學費由學院支付，他們會替我安排錦標賽，還管我一天兩餐，但其他費用我們就得靠自己了。房租、雜支、食物，還有其他開銷都要自己付。出於必要，尤里很快就學會英文，他得找工作，找任何會支付現金的工作，像是建築工人、清理庭院、打零工，還有幫忙割草。那段時間他一定很孤單，但多年來，他總是為我們兩個勇往直前，多年來皆是如此。他努力賺錢、管理我的職業生涯、擔任我的父親，並學習，或者嘗試學習網球的一切。有天晚上我頭探進客廳，看到他戴著眼鏡，埋首在成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