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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與政治
我開始寫「羊憶蓉隨筆」，最初的想法，是覺得自己平日政論文字寫多了，關注問題的焦點和文章筆法都有些僵化，很希望換個園地來「隨筆」一下。一兩個月下來，每每發現有感想和有興趣的題材，仍在政治和社會問題，好像先天受到某種「制約」，侷限了自己的視野。我一面苦惱自己距離「隨心所欲」尚早，一面忽然領悟到，是不是因為走上讀書教書的路，再也脫不開自以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枷鎖？
知識分子，不管專精的學科是什麼，很難避免對政治問題的關心。最近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又起風潮，不但聲勢浩大，而且對中共政權批評非常嚴厲，是繼知識分子寫聯名信要求釋放政治犯之後的又一波民主活動。我們隔岸看得十分振奮，有人順勢表示「同情」，有人跟著也追悼胡耀邦，好像中國的民主前途就寄望於這些批判性強烈的青年知識分子身上了。
但知識分子永遠是這麼勇於向政治現實挑戰嗎？卻又不然。在中國尤其不然。科舉制度為中國讀書人的求知提供了現實出路，好的方面說，讀書人一展抱負，政府廣納人才。但反過來，這種政治利益的交換，何嘗不軟化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格。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勢力之前，其實是很軟弱的，而且常常不自覺地默認了做官和讀書之間的某種「主從」關係。有一次我在研究室做功課，門外人聲嘈雜，好像有大隊人馬經過，間歇聽見有人在說「教育部的長官來了」。還有人敲了我研究室的門，很善意地介紹我與「長官」認識寒暄。後來才知道是教育部的督學來視察。我本來十分感慨，不明白督學視察何以被人前呼後擁，更不明白教育部的公務員於大學教授而言，何「長官」之有。但轉念一想，我們的資格證書，升等審查，校方的預算人事，乃至校長任命，全由教育部做主，教育部不是長官又是什麼！這樣一想，應該可以很阿Q地釋懷了，卻是心情更為沉重！
政治權力對知識分子的限制，政治權力對知識分子的引誘，都嚴重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和獨立性格，也損傷了理想主義的熱情。但很多知識分子的確未察覺這種「致命的吸引力」的陷阱，而以「使命感」包裝了自己的權力欲望。有人批評「學官兩棲」的狀況，其實在中國傳統，學官從未異途，根本就是「學官一途」。所以我們今天有高學歷的內閣，其中有些的確可稱為「技術官僚」，但也有人是從曾經年輕熱情、批評力旺盛的學者起家。甚至連同某些具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民意代表，一起被收服在這龐大的官僚體系之下。上禮拜「聯副」有大陸留美學生龔小夏的一篇文章，談仍在獄中的王希哲，慨歎為什麼中國人能容忍世上最荒唐的政府，卻不能容忍單槍匹馬、唐吉訶德式的英雄。如果追問答案，我想，在中國，也許唐吉訶德從來不被讚許是一個英雄吧！
我有一次和一位標準的「從政學人」談話，聽他侃侃談起自己的使命感，間歇也批評了官場的權力傾軋。我忍不往譏諷地說：「學者去做官，有使命感的和有權力欲的很難區別。因為兩者同樣是對外宣稱具有使命感，私底下卻免不了爭取權力。」我很感激這位「長官」原諒了我對他的不尊敬，但我更難忘的是他當場滿臉驚愕，無法應答的尷尬表情。若問知識分子與政治有什麼關聯，當時那靜默尷尬的一刻便是某種答案吧！
一九八九．四．二十五∕聯合報∕二一版∕聯合副刊
異端
我教「社會學」的導論課，這幾個星期正上到「偏差」、「社會控制」的章節。在這個「台灣變成貝魯特」的時刻，心中感觸倍於往昔。
每一個社會，依照它的風俗道德、政治意識、宗教信仰，總有一些既存的言行規範。超出大多數人界定的正常範圍之外，就被視為偏差。一個人談戀愛昏頭而忽哭忽笑，固然被罵一聲「神經病」；向宗教或學術上的「正統」表示異議，要被指為邪說異端；如果膽敢抗拒挑戰政治權威，那就是革命造反了。
如果社會控制足夠嚴密，把一切異端除之務盡，使人人思想言行合於「標準」，社會安置在平靜秩序的軌道上，是多麼理想啊！
只不過，這種理想，只合於「一尊」─因著百花齊放才得見的文明進步要從何產生？
在羅馬教廷是唯一權威的時代，伽利略宣揚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是異端，他被審判囚禁而死。在相信人是神創造的時代，達爾文的演化論是異端，物種論的教科書被燒掉。在蓄養販賣黑奴習以為常的時代，相信人權平等是異端，自由平等立國的美國都為此打了內戰。在希特勒相信日耳曼民族的優越無與倫比的時代，猶太人的宗教文化是異端，幾百萬人死在煤氣室。在滿清專制極權的時代，「革命奮鬥救中國」是異端，造反的革命「亂黨」在市集上斬首曝屍─直到革命成功，他們才被稱為「烈士」。
看文明的歷史，今天的我們，簡直不敢相信人類曾經如此愚昧啊！
地球繞日而行，人類生而平等，這些今天看起來如此簡單自明的道理，都曾經是異端。在頑固的信仰之前，在僵硬的教條之前，在不容他說的絕對權威之前，在蠻橫的政治強權之前，多少人被扣上「異端」的帽子而流血喪命。
總算，流血之後，總也有人前仆後繼。信仰慢慢在事實證據面前動搖，絕對權威慢慢在懷疑的態度面前動搖，異端才有可能慢慢變成了普遍接受的新知識和新信念。
這樣一種容忍的態度，這樣一種懷疑的精神，是歷經多少多少悲劇才得出的領悟。
只是，今天我們真的從過去的愚昧中覺醒了嗎？我們的眼睛睜開了嗎？我們的心胸學到了容忍嗎？
今天的台灣，在各執一端的爭執中，處處霸氣十足。好像真理只有一個，主義只有一種，電視台只有一種聲音，課本裡只有一種教條，腦子裡只准有一種思想。超出「標準答案」範圍的人，被貼上「妖言惑眾」、「混淆視聽」、「邪說異端」的標籤，用好像除惡務盡那樣的正義自信姿態去追打封殺他們。
比起伽利略被囚禁，物種論被焚燒，革命分子被斬首，我們今天對待異端的胸襟，進步了多少呢？
我重讀布羅諾斯基的《文明的躍升》，看見他語重心長地再三提醒，科學的知識，不是絕對的真理，而是誤差的容忍；人類求知，不是對已知者崇拜，而是對已知懷疑。回頭想想我們，德先生和賽先生喊了將近一世紀之後的成果，我不寒而慄。
一九八九．十一．二十八∕聯合報∕二九版∕聯合副刊
長髮，以及其他的自由
我們常說言論自由。英文裡Freedom of expression，是「表達自由」，範圍更廣一點。
由這種題目開頭，看起來又要是一番滔滔不絕的嚴肅道理。其實我想談的是薛岳。
在電視上看見薛岳，演唱會裡又唱又跳，聽眾也是如此。台上台下都那麼投入，真是動人。
薛岳是很好的音樂工作者，作品原創性那麼強。如果只把他當作一個流行偶像，是低估了他在台灣流行樂壇應該有的地位。可惜的是，社會比較注目的有關薛岳的新聞，總圍繞在一些次要話題上，例如他的長髮，他的病。
但也不能說這些是次要的。據說就是因為他的長髮，以致不能在「某台」出現，演唱會轉播只好換台。
薛岳的長髮，可以從很多角度討論，好比說審美，好比說時尚，有人還會扯上社會風氣。但不知多少人想過，這其實是一個「表達自由」的題目？
我不大喜歡長頭髮，不管男人女人，不可能單因為對方留了長髮的緣故而喜歡他。我自己的頭髮，從上中學以後，再沒有比薛岳長過。不過，就像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頭髮要短，薛岳當然有權利決定他的頭髮要長。長或短，在各人眼裡也許有美和醜的差別，但我們難道不該被允許有這種偏好上的差別？在一個民主（或者「號稱民主」）的社會裡，這就叫做「表達自由」。
如果我不喜歡薛岳的長髮，我可以不要聽他的歌，不要買他的海報。如果電視上播他的音樂會，我可以換台，或者氣得關掉電視。每個人是有這種自由的。但是，如果有人正好握有某些權力，正好掌握了大眾傳播媒體這種公器，因此運用他的權力（而非專業知識）來決定社會之所好惡，這種情況該叫做什麼？
我們的社會，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甚至是習以為常的。好比說，一件雕塑，如果是星星形狀卻又正好是紅色的，那麼，會有美術館長運用「公權力」來決定這個雕塑應該改漆成白色。你說這是解嚴以前的事？看看現在行政部門仍然動輒怒斥傳播媒體，被壟斷的電視資源隨時有志一同替某些政黨候選人加油，就可以知道，我們距離言論自由的理想還遠。
我們的社會，好像不大相信，某些自由是每個人生而為人就應該享有的，而且是不分貧富貴賤應該平等享有的。這話似乎失之嚴苛，憲法裡不是保障了我們各式各樣的平等和自由嗎？好比說，每個人有信仰自由；而事實上，大多數人依自己的選擇去信了佛教、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但我們別忘了，能信這幾個教，是因為這些是被批准了才能去信的。在以往，好比說，要信一貫教是不行的。你只能在被允許的範圍裡選擇，這叫不叫自由？又好比說，你可以自由去信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但你有沒有自由說你不信？你進了學校能不能不修這些信仰課？有信仰的自由，但沒有不信的自由─你儘管去美其名，告訴我這算哪一種自由？
我們的社會，充滿了這種那種限制；限制太多，總有照顧不周的地方，於是有人自力救濟，偷渡到一點自由。結局是，正當的自由不給，要各顯神通去營造非法的自由。好比說，金融管制不開，造就了各種地下投資公司；電視頻道壟斷，造就了各地的第四台；政治黑名單不取消，造就了各個偷渡回國的「受難英雄」；私人興學權受限制，造就了嚴酷的升學競爭、很多人神往的「非法」森林小學，和不得不如此的小留學生。以上這些自由，哪一項不是作為一個公民天生應該享有的？先是限制自由，使得某些人要去偷渡自由；管理上鞭長莫及，變成了不均等的自由，各顯神通的自由。這結局，既是自由匱乏，又是自由氾濫。矛盾嗎？卻是其來有自！
談薛岳的長髮，本來，閒閒散散，論一論好不好看也就算了。為什麼偏偏扯上「自由」？徒惹感傷。
一九九○．十．二∕聯合報∕二九版∕聯合副刊
桃花兒紅杏花兒白
上個週末，憑著報上一則含糊不清的賞花新聞，我和先生在不知地點和沒有地圖的情況下開車往木柵附近山裡尋一個杏花村。一路幾番「停車暫借問」，才摸索到這個村園。繁花似錦迎面撲來，紅白相間，或含苞待放或落英繽紛。我們看得讚歎不已，唯一的遺憾是分辨不出什麼花是什麼花。著急起來，只好憑著〈小放牛〉歌裡面的「桃花兒紅，杏花兒白，水仙花兒開」瞎猜一通。下山之後，趕緊向學園藝的朋友虛心請教，「憑顏色認花」的自白卻被大大恥笑一番，順便聽了一大套有關花朵「單瓣」、「複瓣」的教誨。
因為這件事，使我想起一次和徐仁修交談的經驗。一回和徐仁修約在台大校園，他拿著一落手稿，寫的正是「牠們哪裡去了？」的二十年來在台灣日漸消失的好些動物的故事。我隨手翻一翻，這些徐仁修筆下的童年玩伴，曾經是台灣隨處可見的野外生物，有些我竟從未見聞。這種知識上的隔閡，使我面對徐仁修隨口一句「請你指教」的尋常寒暄而張口結舌起來。徐仁修對都市土包子倒是見怪不怪，只是諒解地笑笑說：「你在城市裡長大的，難怪不熟悉。」
也許是這段緣故，隨後我們在台大校園的漫步談話中，徐仁修一路向我指點各種草木花樹。在他是俯仰之間隨手拈來；在我則自覺尷尬而格外認真，竟像上課一般。這個校園我在念書時候來來回回，當年無論椰林大道或杜鵑花叢都滿溢著年少輕狂的夢想，一切理想飛揚在雲端，從來不曾駐足留戀身邊的風景。當然也從來沒想過，我們腳下一概以「野草」通稱的很多植物也各有名目。
我寫文章，不可能以自暴短處為樂，談起這些讓自己也尷尬的經驗是有感而發。現代人與自然生活疏離，原是所謂文明世界的通病，所以才有《鱷魚先生》電影的大行其道，算是對自己的嘲諷。但在台灣的例子裡，比起其他社會更加病症嚴重的原因之一，可能出於對自己生長環境的輕忽和不了解。徐仁修寫的這些動物，曾經在人們生活周遭出沒，有些甚且為台灣特產，但漸漸由於社會工業化和都市化而消失。現在的孩子，不但無法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中與牠們為伍，甚至少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間接接觸。了解不夠，自然疼惜不夠，想像不出也感受不出台灣的特色。台灣環境千瘡百孔，自然和人文的生態一樣地破壞很厲害，實在是由於教育中沒有培養愛護生活社區的態度。
一回看一個報導，有人因為對台北縣、永和地方的感情，設計了一個「陽光小子」的方案，照顧永和的孩子。我當時很感動。我在永和出生長大居住二十多年，一回和童年的朋友談起小時候的永和，記憶所及不外燒餅油條、中興街的彈子房、竹林路的大水溝等等。再往下想，對於永和的自然、人文、社會景觀的特色，竟然說不出究竟，很久以來，永和的市街招牌，看起來和新莊板橋桃園並無二致。那時候我忽然恐慌起來，害怕若有一天鄉愁不像余光中說的一枚郵票，倒像沒貼郵票的信封，來來去去寄不回家中。
所以，桃花兒紅杏花兒白，不經意唱唱也就算了。知識的缺口，不要讓它成了感情的缺口。
一九九三．三．二∕聯合報∕二五版∕聯合副刊
美麗，不會變成被人嘲諷的哀愁
最近有些電視新聞女主播的婚嫁消息引起社會討論，有人譏諷她們在電視上的亮相增加了嫁入豪門的機會。這樣的說法當然過分刻薄嚴苛。進入電視新聞界工作需要經過相當競爭，不能單以她們的婚嫁結局誣指其工作動機。
我們或許可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三台晚間新聞，華視的收視率通常落後，但華視主播李艷秋多年以來在各種票選的「最受歡迎主播」活動中穩居冠軍。這說明幾件事：主播的表現和新聞品質無關；觀眾對主播的期望也和對新聞內容的期望沒什麼關聯。
這種說法看似奇怪，卻有其他例子可為證明。例如觀眾甚至專家對電視主播的評語，通常是音色如何，是不是念了錯別字，或者播報新聞時臉上表情如何。包括其他新聞雜誌類型節目的主持人，常常只是做些念稿串場的工作，偶爾照稿「念」些訪問題目，非常缺乏追根究柢和臨場追擊的專業能力，以致主播和主持人不像在做新聞工作。這兩天集中報導國民黨十四全的新聞中，主播和記者的現場簡答出現一些完全無法掌握新聞深度和幾乎是欠缺常識的錯誤，正是個明顯的例子。
這在國外新聞界是不容易發生的事情。美國電視主播都是資深記者，因為觀眾對新聞的信賴和主播個人的信譽度非常有關。這種考驗對男女主播皆然。對女主播似乎更嚴厲。我們看見例如CNN的戰爭和災難新聞中，多的是女記者輕裝素顏甚至神色勞頓，絕非只以形貌炫人。被人稱為「漂亮得像明星」的女記者，更加戰戰兢兢唯恐被人譏為花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六十分鐘》節目第一位女主持人黛安索伊爾如此，最近和丹拉瑟聯手主播晚間新聞的華裔記者宗毓華也是如此。
相形之下，台灣的電視女記者受人讚美容貌多有些順水推舟的反應。或為商業用品做廣告，或在婦女雜誌上大談穿衣妝扮之道，或透露受到愛慕者送花送禮物，或沾沾自喜將國外採訪引人驚豔的經驗洩露成為影視新聞。我不知道對這些現象是否應該苛責，因為她們受到觀眾甚至主管的期望既然不一定和新聞專業表現有關，自然很難提升工作動力。
要怎麼樣才能改善這個現象呢？我想更根本的問題也許是需不需要改善這個現象，因為責任不是譏諷或怪罪單方面所能解決。電視新聞主管對很多知識分子拒看電視新聞有什麼反應？觀眾在看過國外新聞節目之後是否眼界大開要求提高？電視記者有多少自尊心和自省能力，能不能自稱傀儡又日復一日以傀儡面目示人？我不知答案是什麼。不過如果有一天，我們的電視出現像黛安索伊爾，像日本NHK的國谷裕子那樣才貌雙全的女記者，相信我，沒有人會單單因為她們的容貌或婚姻而冷嘲熱諷的！
一九九三．八．十九∕聯合報∕一一版∕民意論壇
嘈雜說的是沉默
不管你的神經是敏銳還是遲鈍，大概同樣會感覺到，我們的生活環境好吵，充滿各種嘈雜的聲音。街上有汽車喇叭聲、攤販叫賣聲、摩托車起動和緊急煞車聲，還有商店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廣播節目聲音。在家則有附近商家裝修改建的敲擊和電鑽聲，公寓窗口流瀉出的麻將、電視、夫妻吵架和教訓孩子的聲音。平日有中、小學校擴音器的集合和訓話聲，週末則有台北市第一噪音來源─環保局資源回收車的〈酒矸倘賣嘸〉的音樂和吆喝聲。這個城市隨時隨地都有聲音。
但嘈雜並不僅僅由聽覺而來。就算安安靜靜坐下來看報，也讓人感覺這是吵吵鬧鬧的一個社會。同一件事，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學者專家、市井小民，各人急急忙忙搶著發表意見，說不同的話─不但觀點不同，連陳述的事實也不同。所以有人說，報紙二版新聞和「給我報報」比起來，後者是編出來的笑話，前者說的卻是真的笑話。看一份報，聽那麼多笑話，確實令人目眩耳聾。
這麼多聲音，如果象徵這是一個「百鳥齊鳴」的時代，倒也是美事。但是，這麼吵，人人有話想說，暗示著很多人沉默了很久，沉默著無處可發言。做了一天家事的家庭主婦，在先生下班回家的那一刻，開始喋喋不休。嘈雜說的是沉默的心聲。
最近由地下電台事件爆發的計程車司機聚眾行為，引起很多人熱烈討論聽眾直撥電話對談的傳播方式。連「call in」都快成了常用字彙。最初由地下電台帶動流行的節目，漸漸有許多「老牌字號」的電視和廣播節目也模仿跟進了。地下電台都被取締消聲了的這幾天，一回我在計程車上聽一個顯然是「地上」電台的主持人和聽眾的對話。聽眾很溫和而清淡地抱怨了一下台北的公共建設太差，捷運花了太多錢。主持人撒嬌一般地回答：「不會啊！台北有很多建設也滿不錯的。」計程車司機和我同時笑起來，隨即轉了電台。
很多人也許沒認真想過，直撥電話對談的節目流行，除了因為這是一種現場交流的傳播方式，更重要卻受人忽視的一個關鍵，在於這種節目開發了一群過去少有發言機會的聽眾，一群在中廣、警廣節目裡找不到代言人、得不到共鳴的聽眾。當官員、記者、學者專家、意見領袖，乃至能夠提筆投書的有知識的群眾，各人都找到發言園地之後，還有一些沉默的階層也在心中醞釀他們想說的話。當每個人各得其所找到了發言的管道，這個社會就變成了現在這麼嘈雜。最近讀一本書，美國作家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墜落的恐懼》，寫美國中產階級的內心世界。一般人以為的美國社會的面貌，其實只由這個中產階級所代表。但他們既不了解眾多沉默的工人階級的生活，又難以躋身真正操縱政府決策的頂尖精英階層。藍領工人階級是少有代言人的一群，光鮮活躍的中產階級卻也是惶恐掙扎，恐懼墜落的一群。美國這個富裕民主的國家，知識分子自省且自我批判地提醒各種社會問題，為的是防止不滿積蓄成滔滔怒流。
台灣社會，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搶麥克風了。比起三家電視台聯播節目的一致聲調，現在多麼吵。嘈雜說的是長期以來的沉默。
一九九四．八．十六∕聯合報∕三七版∕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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