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乃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加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青學生們有目不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隨從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為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特別對於我這麼一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抵觸情緒的年輕學生而言，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的架勢，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麽？」。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認為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為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絕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做為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而且越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越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儘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為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爲什麽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瞭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麽。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鏡。這也說明了爲什麽西方歷史學家能夠佔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份原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份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部份：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部份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在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為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份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即使在它們偶而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一個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做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應─再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們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瞭解同盟關係中極為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為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去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為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面向目前的學術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爲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份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為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為「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份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為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為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往往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做為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是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份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份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做出細心的閱讀和坦陳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社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書的出版所做的貢獻，需要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庒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粗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為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當然，本書內容還存在的謬誤之處，仍然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選文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壹、中國外交處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國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五個月了。此期間，儘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與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國和法國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們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
美國的態度也只是稍微好一點而已。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不時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賺取暴利，間接支援了日本對華侵略。美國政府也保持其一貫的曖昧態度。一方面，它不時發表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另一方面，它提供中國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1941年美日關係明顯惡化，其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替中國打抱不平，不如說是因為世界局勢惡化，而日本對東南亞的威脅日益增加。總的來說，從1937到1941年，即便中國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戰線中的一分子，美國卻始終沒有對中國提供具有實質意義的援助。
諷刺的是，當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反而是世界上兩大極權國家：德國和蘇聯。在數量上，它們之中任何一國的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的總和。然而它們對中國的態度不久即因歐戰爆發而改變。德國逐漸親近日本，並最終成立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而蘇聯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的最壞局面，也必須小心處理它與德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更何況它與中共還維持秘密的黨組織關係。因此，蘇聯雖然仍不斷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數量及質量都無法滿足中方要求，而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動有時也影響到軍援補給線的順暢。
簡而言之，在這段長時間裡，中國遭受西方主要列強的漠視，相當孤立，對日抗戰只能靠自己努力。
貳、國內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況也在急劇惡化之中。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國民政府號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雖然還不能貫徹到每一個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長江下游五到六個富裕的省份（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並且有希望逐漸擴展版圖。在這幾個省份中，國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員，試行新縣制，徵兵徵糧，並從事大規模建軍工作。
但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央政府早已被日軍趕出其原有根據地。即使表面上控制的領土也不及原來版圖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貧窮落後的省份。國家統一名存實亡，因為剩下的土地被割裂為許多個半獨立的地方系統，各自有其根深柢固的權力結構、領袖和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在這些地方系統之下，還有更多的小系統，對大系統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
在華北，閻錫山實際控制山西，境內幾乎沒有中央政府派駐的官員，但是閻錫山的主要幹部卻在名義上全部加入了國民黨。閻錫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於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領軍之間。再往西走，越過蔣中正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陝西中部和南部，則是廣大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及陜西和綏遠之一部，它們被一大群回族領袖、漢族軍人和共產黨控制，相互之間連年征戰，它們有的傾向重慶，有的與日本秘密往來，不少地區甚至不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只掛自己的旗幟。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蘇聯的附庸。同樣的，西藏與英國的關係遠比與重慶更親密。事實上，中央政府官員若要進入這兩個地區，都必須事先經過特別安排，甚至低聲下氣地請求批准。
在華南，廣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而其勢力也進入了湖北、安徽兩省。西南的雲南和中央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龍雲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擁有自己的軍隊。龍雲和汪精衛的關係一直令蔣中正惴惴不安。事實上，汪精衛是在他的協助之下才能從漢口順利逃到河內，再轉赴南京成為日本傀儡；同時龍雲也始終反對中央軍為防止日本自越南進攻中國後方而進駐雲南。至於離四川更遠的廣東，其未被日軍占領的部分則在粵籍軍人掌控之下，他們表面上遵奉國民政府之命，實際上各行其是。
最後說戰時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許多地方軍人的競技場。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內內戰頻繁為全國之冠而惡名昭彰，不少地方軍人為了支應戰費和中飽私囊，提前徵稅已經徵到1950年代了，所謂的「天府之國」早已元氣大傷。國民政府因為抗戰而進入了四川，但也無法改變其地方（縣）權力的結構。事實上，國民政府剛剛進入四川之際，它的權威就遭到省籍軍人挑戰。雖然當時省長王瓚緒也是四川人，而且他的任命本身已經是中央為了羈縻地方勢力而作出的讓步；但由於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本省軍人的不滿。蔣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賀國光）前往成都安撫，才暫時平息反對聲浪。四川的政爭也波及鄰省西康，當時割據西康的四川軍人劉文輝，堅決反對中央勢力進入其轄區。
因此到了1941年，中央政府對任何一個省份的控制，都無法像1937年以前對長江下游那樣有效了。此時的中央政府經常無權任免省主席，即便偶爾在極少數的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廣大的城鄉仍然在地方勢力掌控之中。
換言之，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徵兵徵稅、公安法制，仍然依照中央政府未來到之前的形形色色本地陋規辦事。在這些地方，中央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權威，而是依賴上級和下級之間的談判、要挾、恐嚇，乃至利益分贓來處理。儘管重慶的領袖們大聲疾呼推行政策，一旦出了重慶市區，便難發生作用。難怪到了1940年底，蔣介石已經感嘆內政問題對國家生存的威脅遠超過外敵日本。他特別提到的三個困難是——徵兵、徵糧納稅，和共產黨。它們都已經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之外了。
在經濟上，沿海省份的淪陷意味著，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辛苦建設起來的一些單薄工業化成果全部化為泡影。日本迅速占領沿海各省，破壞或掠奪中國的現代工業設施，只有極少部分落後設備被匆促撤往後方，它們經由水路、陸路，甚至以人力獸力拖負的方式搬運，其過程雖可歌可泣，卻混亂不堪，成績有限。在經過日本空軍和陸軍四年處心積慮的摧殘，中國又後繼無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時，中國的生產力恐怕至少已經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或更為落後。簡言之，中國只能從傳統的農業經濟中，拼命擠榨出一些剩餘物資，來和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敵人作戰。最鮮明的對比是，中國當時沒有能力製造一部軍用機動車輛，而日本不但可以製造大量的大砲、坦克和飛機，甚至可以製造八萬噸級的航空母艦，其科技力量與世界任何強國比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農業經濟，和政治情況一模一樣，也是支離破碎。在國民政府匆忙撤離沿海各省時，它把大批的中下層行政幹部留在淪陷區，其結果是，後方各省的各級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權勢分子所掌控。明顯的例子是，儘管法幣應該是全國通行的貨幣，但事實上，偽政府幣、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幣、民國前的各種地方錢幣，在許多地方都通行無阻。市場既然如此割裂，難怪囤積居奇、走私、與敵偽通商、販賣鴉片或其他違禁品，都能在地方軍人的保護傘之下公然從事。也正是這樣一個落後的經濟，居然能夠支撐中國的抗戰到珍珠港事變之日。
軍事方面，問題同樣嚴重。從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軍（蔣介石嫡系隊伍及部分兩廣部隊）運用民族主義高潮，強勢壓倒其他地區的軍閥，逼其輸誠以保全他們在各自原有地盤的統治權。因此，1928年中國達成的所謂「統一」局面，其實是經由討價還價而獲得的。在此後十年的「南京時代」中，蔣介石嫡系軍隊所能控制的領土也只限於長江流域下游，至於其他的廣大地區則仍由各地軍閥操控，而他們與南京的關係又各有不同，有滿足於半獨立狀態的，也有公然叛變的。
蔣介石利用南京十年大大增强了他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一個小而精的現代化軍隊，進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廠設備、工業器材，為中國的國防工業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在此過程中，他還在世界市場上物色到一批西方軍事專家，重金禮聘來華。到了1937年，這支中央軍不論在訓練、裝備或是紀律方面，都已經成為中國百年來最優秀的勁旅。雖然這支軍隊在數量上並不能與地方軍隊的總數相比，但它比任何個別的地方軍隊都要強大和善戰。也就是這支軍隊，使得蔣介石在中國的內政外交上贏得主導權，並使他敢在七七事變時決定對日作戰。他的抗日決定在當時只贏得少數地方軍人誠心的支持，大多數地方軍人都寧可持騎牆觀望態度。
然而在戰爭開始後僅僅六到八個月之內，中央軍與地方軍隊的實力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蔣介石決定同時在華北、華東地區（特別是淞滬地區）正面迎敵的結果，是讓他的王牌軍隊遭受嚴重創傷，致中央軍和地方軍的比率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情況，國民政府的軍隊不再擁有數量的優勢。有些地方軍由於沒有參加對日作戰，所以武器裝備可能比中央軍更精良。但蔣介石既無實權指揮這些部隊參戰，也無實權把它們精良的武器轉發給戰鬥力強的部隊。在不少地區（如山西、內蒙和西北），地方政權陽奉陰違，表面上效忠國民政府，實際上與日本人達成和平共存的秘密協議。如果重慶政府堅決要求它們抗日，它們不但不會奉令作戰，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正因如此，在全國進行對日抗戰的同時，也有不少地區正在進行小型內戰。設若不是蔣介石堅決把抗戰進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權會和日本達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協議，乃至明目張膽地成立地區性傀儡政權。
毫無疑問，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時，中國軍隊的實質和七七事變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它在編制上已膨脹到四、五百萬兵員之眾，但盡忠職守的軍官找不到足夠的壯丁入伍，貪污腐化的軍官卻大量吃空缺，致使軍隊的實際人數遠低於編制規定。儘管國民政府有全國性的徵兵法規，但實施則因地而異。地方負責執行的官員，其行為常常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比如缺乏戶口調查資料，向權貴家庭示惠或收賄，或者是延續本地歷來的陋規而置法令於不顧。其後果是全國各地的徵兵制度充滿腐敗不公。
一般言之，壯丁在徵集之後，他們悲慘的命運才真正開始。在漫長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經常以繩索捆綁，必須忍受鞭打、飢餓，和其他種種非人待遇。難怪到達營地時只有少數壯丁仍然健康良好，相當一部分半途逃亡，或是死於途中。由於大多數省份控制在地方軍人手中，地方軍人首先要照顧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達成指標。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兩徵甚至三徵，或是向地方官員談條件做交易以取得壯丁。而這樣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員貪污枉法的機會，和人民痛苦的程度。
與此同時，國軍的戰鬥力也大幅衰退。軍隊普遍急需整編訓練、補充員額，和更新裝備。連綿不斷的作戰和接踵而至的挫敗，使政府無暇進行有次序的整軍。因此，蔣介石在1937-41年間幾度試圖施行整軍計畫，最後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蔣介石所最器重的德國和蘇聯軍事專家又相繼撤離，更使得士兵和下級軍官的訓練及參謀作業受到重大打擊。
武器的補給當然更為困難。在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曾經兩次試圖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39年，中國要求蘇聯裝備20個陸軍師，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專程赴美，試圖說服英國繼續維持緬甸交通，以保證西方武器可以經過仰光進入中國。但是兩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已經比1937年大為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砲、戰車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相對於地方軍隊，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漸趨劣勢。多次戰敗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戰鬥力，而且嚴重打擊將領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作風。在南京時代，中央軍的將領完全是專業軍人，以全副精力投注於訓練和作戰，少有行政職務的羈絆，也無需操心壯丁、武器或補給等後勤事務，因為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負責安排。
但是他們一旦撤退到內陸省份後，情形立即大為改觀。他們必須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尋求生存。有時需要圈地求生，或從地方官員手中奪取糧食和稅金。無形之中，他們的心態逐漸由野戰部隊變成占領部隊，生存成為最迫切目的。事實上，他們變成外來統治者。更有進者，由於1939-1940年國外武器來源逐漸切斷，一旦在作戰中喪失武器便無法補充。於是他們的心態便變得愈來愈趨向保守，保存實力成為首要考慮。
中央軍隊在和地方政府、地方市場以及廣大群眾發生直接接觸以後，將領們也愈來愈無法抵抗民間社會生活的誘引，也難以抗拒貪污腐化和貪生怕死的作風。除了一小部分將領仍能保持戰前的紀律和高昂鬥志，或是因為作戰需要而經常調動防地之外（如第5、6、10軍），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駐紮，就會出現風紀敗壞情況，而且時間愈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愈高（如湯恩伯在河南省）。這一個腐蝕過程最後感染了蔣介石大部分的軍隊。
叁、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基於以上所述，蔣介石號稱是中國最高領袖，而其領導的政府號稱是中國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當脆弱的事實基礎上的。當時世界各國（除日本以外）之所以無視於這個事實，而寧願和蔣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決心表現得最堅強。第二，在國民政府旗幟下五花八門的軍隊之中，蔣介石嫡系軍隊的凝聚力最堅固。不論是珍珠港事變之前或之後，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之中，幾乎無一人倒向日本。許多地方軍人選擇依附國民政府，但他們的忠誠度和抗日決心卻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認為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雖然只是全中國軍隊的十分之一左右，卻已經足夠支持他自稱是全國領袖的說法，也能說服列強接受他為中國的合法代表來和中國打交道。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一夜之間突然發現彼此已經成為同盟國。猶記得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曾大膽預言中國的抵抗不出三個月必將瓦解。當時大多數的世界局勢觀察家也不指望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作為中國的敵人，日本歷來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了解中國在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它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過分低估中國能夠不惜一切犧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相反地，當太平洋戰爭危機日益增高時，中國未來的西方盟友卻又只見林而不見樹，過分高估了中國的作戰能力，對中國眾多弱點不夠了解，甚或誤解，以致對中國產生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蔣介石一生事業中，最令人感到諷刺的恐怕是，他過於成功地扮演了中國最高領袖的角色，使許多當代的外國人誤以為真，因而忽略了他權力基礎的薄弱性。所以當他無法兌現他的各種承諾時，外國人便當然認為他是缺乏兌現的意願。換言之，許多外國人不了解蔣介石是沒有足夠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去實現諾言，因而把責任歸諸他的人格缺點，比如缺乏智慧、誠意、遠見、愛國心，甚至普通常識。外國人不免會問，若非如此，蔣介石何以能對明明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建議置之不顧？以此觀之，蔣介石成功地掩飾了自己權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國人又喜歡先入為主的用西方政治制度化觀念來分析中國事務，兩者結合，引致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而這種結合不但無謂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間的摩擦，也導致了不少後世學者的誤判。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經由以上的觀點，幫助我們更深入的體會，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軍事合作關係變得如此錯綜複雜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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