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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裡的魚要如何看到它正游在其中的河水？牠無法離開水從遠一點的地方或另一個觀點來看。類似的情況正發生在柏林。一切都在流動，每一刻都有新的事件、新的報導；只要一踏出門，幾分鐘內我就成為人群漩渦的一部分，人們對著我大喊報紙頭條：再會島嶼！一個德國！人民勝利了！八十萬人征服西柏林！銀行和郵局裡，東德人大排長龍領他們的「歡迎金」。老人們一臉茫然，三十年來第一次再次踏上城裡這一邊的他們，是來尋找自己的回憶的；柏林圍牆之後才出生、住在才幾公里之外的年輕人，走在一個未知的世界，開心到連柏油路都快承載不住他們，
我寫著這些字句的同時，四面八方的教堂都在敲鐘，就像前幾天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突然隆隆響著鐘，傳達圍牆開放的消息，街上的人們都跪下來哭。看得見的歷史總是讓人狂喜、感動、且擔憂。沒有人會錯過。而且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這個城市經歷了太多。成千上萬從東邊湧進西德的人隨身帶著激動的情感，彷彿那是有實體的東西。他們的情感從這邊的人們臉上反映出來，也被忽然變徒步區的街道上的百萬腳步聲、警笛和教堂鐘聲、眾人發問和謠傳的話語聲而強化，無人創造的腳本裡沒寫出來的字句。無人，也是所有人。「Wir sind das Volk!」（我們就是人民！）兩個禮拜前他們才在萊比錫吶喊。我們就是人民！現在人民在這裡了，把領袖留在家裡。
東柏林的大規模示威發生在八天前。西蒙去了，但被腓特烈車站（Bahnhof Friedrichstraße）眼睛如鷹眼的邊界守衛挑出來。不，她不能通過。「為什麼其他人就可以進入？我跟其他人一樣在這邊等了一個半小時了。」「抱歉，但我們不需要給理由。明天再試試看。」當時我出另一項任務去了，我在遙遠的西部有幾場朗誦會：亞琛（Aachen）、科隆（Cologne）、法蘭克福（Frankfurt）、艾森（Essen）。就連在那裡，柏林還是經常出現在每一次對話裡。星期一晚上是艾森，魯爾區（Ruhrgebiet）的黑暗中心。朗誦會結束，在昏暗咖啡店的討論，Erbsensuppe（豆湯）、Schlachtplatte（香腸拼盤）、大杯啤酒。幾個年輕人出席，出身劇場的女孩、書商、生化學家、作家。總是同樣幾個字眼不斷重複：Übersiedler（難民）、Aussiedler（移民）、Wiedervereinigung（重新統一）。住在荷蘭的人不怕德國重新統一嗎？不怕嗎？嗯，會怕。我們不想重新統一，要也不是跟那些薩克森人和普魯士人。他們受獨裁主義教育長大的，根本什麼都不懂。每天早上六點就去工廠大門口報到。這要叫我們做何反應？他們或許是德國人，但是不一樣的德國人。那群人裡頭一成會投給共和黨（Republikaner），六成會投給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C.D.U.）。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看過民調。德國會再次成為一個大國，但是傾向東邊，傾向波蘭人和俄國人。歐洲其他地方應該會開心了吧。這是你們要的嗎？平衡全面挪移，我們只好再次成為一個大國。
我唯一能想到的回覆是，它已經是個大國，它的相對密度將終結人為的分裂。大國施展自己的重力，不多久將把一切吸引過去。到時只有德國人自己才能應付後果。
談話結束之後，他們送我去搭最後一班到科隆的列車，類似有軌電車那種。這一趟無比折騰。列車上空無一人，很冷，而且每站都停，連沒人也停。車外是重工業區的冷酷剪影，地獄的火焰映在黑夜中。到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時候有炸彈警告，我們在寂靜無聲的黑洞裡停頓。我的車廂裡只有我一人。我聽見老駕駛的聲音從擴音器傳來，氣喘吁吁：Bombendrohung，炸彈警告。我們無止盡地等待，不知是因為夜晚，或是因為沒有別人，或是我們稍早的對話還是只是我的年紀，我忍不住想到戰爭，想到這個奇怪國家的強烈吸引力，它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把其他國家拖進自己的命運。
週四晚上。我回到柏林，跟我的攝影師和一個朋友坐在計程車上。在我們說話的同時，我忽然從汽車收音機的聲音聽出什麼，我認得這種聲音：重大事件才有的迫切、急促、不可置信的語氣。我請司機把音量調大，但沒有這個必要；她知道我們聽得懂德語了，便親口把新聞告訴我們。她很激動，她把金色長髮向後撥，幾乎用吼的。柏林圍牆開放了，所有人正前往布蘭登堡大門，全柏林的人都往那邊去。我們要的話，她現在可以載我們去，因為她自己也想看看。假使我們同意立刻就去，她說她會把計費表關掉。塞車隨著每一秒鐘越來越嚴重；勝利紀念柱（Siegessäule）以外一百公尺就已經動彈不得。我們旁邊是一輛冒煙的衛星汽車，年輕的東德人秀出簽證給我們看，路燈下，他們的臉色興奮得慘白。我跟司機說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大道（John-Foster-Dulles-Allee）到國會大廈會比較快。杜勒斯、國會大廈、戰爭、冷戰—在這裡，一開口就不可能不提到歷史。國會大廈的黑色船艦在人海裡；所有人朝著布蘭登堡大門的大柱子和上方奔馳的馬逼近，馬兒曾經是往反方向進攻。可俯瞰菩提樹下大街的觀景台被人群的重量壓得搖搖晃晃，我們努力穿越人群，一有人下來我們就爬上去，一次一個人。柱子前面空曠的半圓形現在被橘色人造燈打亮；半圓形內成陣列的邊界士兵，看起來無力阻擋我們這邊人群的力量。每當有人爬上柏林圍牆，士兵就試圖用水柱把他們沖下去，但水壓通常不夠強，孤單的人影停留在上面，渾身溼透，被發亮白色水氣泡沫包裹的活生生的雕像。人們吶喊、歡呼，幾百台相機亮著閃光燈，彷彿水泥圍牆變透明了，彷彿它已經不存在。年輕人在水柱下跳舞，脆弱的士兵列隊是他們芭蕾舞劇的背景。昏暗中，我看不見士兵的臉，而他們只看得見舞者。由其他群眾組成的大型動物長得越來越大，只聽得見他們的聲音。他們的世界正在毀滅，他們唯一認識的世界。回程時計程車司機也沒跳表。她說她很快樂，她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刻。她的眼眶濕潤。她的男友現在正在柏林圍牆附近，她想和他分享這一刻，但她不知道他在哪裡，而且她的班要到早上六點。
隔天早上，星期五。我站在老鷹咖啡（Café Adler）的窗戶內，這是從西德過查理檢查哨之前最後一間咖啡店。「你正要離開美國防區」—這句話今天沒有意義。一切似乎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剝落。衛星汽車組成的車流慢慢流過邊界。某人拿錢給車裡的人；另一個送他們花。車裡的人在哭或不知所措，彷彿他們現在把車開到這裡，那些人對他們揮手呼叫，都是不真實的事。東德邊界守衛站在路對面，離西德邊界守衛幾公尺遠。雙方沒有交談，只是在蜂擁而來的人群裡站定。我發現他們的表情跟昨天黑夜裡一樣，難以解讀。然後我自己走到另一邊去排隊，我發現一切都跟以前一樣：簽證，五馬克，絕望的一比一匯率，雖然實際匯率應該是十比一才對。隊伍動得快，十五分鐘內我已通關，但另一邊的隊伍排到漫無止盡，繞過街角一直到腓特烈大街。我走到出過我兩本書的人民與世界出版社（Volk und Welt）辦公室那條街。裡頭安靜無聲，但門是開的。我找到一位校對員，得到柏林式的幽默問候：「你來看我們真好，正當其他人都往另一個方向去的時候！」但他們顯然也被捲入事件裡。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說我從一個匈牙利友人那邊聽到，在「改變」——我想不出更適合的字眼——發生之後，新成立了兩百多家出版社。他們自然早就曉得，但最令他們擔心的是，如果這件事為真，要如何取得足夠的紙。對於統一，沒有人說得出合情合理的話：「經濟上要如何行得通？這裡沒有人買得起西德的書。我們的書才賣一、兩馬克。」他們有精彩的外國文學書系——從莒哈絲（Duras）、弗里施（Frisch）、格諾（Queneau）、川端康成、卡內提（Canetti）、齊佛（Cheever）、卡爾維諾（Calvino）、貝恩勒夫（Bernlef）、薩洛特（Sarraute）到克勞斯（Claus）——然而一旦西德出版社可以在東德自由運作，會發生什麼事？人民與世界還有辦法取得發行權嗎？幾百個類似的問題到處流竄；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巨大問題，而每一個可能的、無法想像的答案，無論經濟或政治，都深切影響幾百萬人的生活。
「世界變成了玻璃。」校對員說。我回頭往外走時記住這個感覺。很冷，但陽光正照耀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戰車。我現在從另一邊看著我住的城市—目前還可以這麼做。大群西方人站在圍牆上；哥倫比亞電視台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攝影機正在拍攝無聲的波浪和歡呼、遙遠的狂喜。軍官在介於這裡和那裡的那片典型的無人之地，照舊大步從柱子背景前走過，陽光在他們的肩章閃耀。
玻璃，這個單字不放過我。我走過菩提樹下大街，看見一間大型書店的櫥窗裡陳列了豪華版的埃里希．昂納克選集。微型書，拇指大小，皮革裝訂：《一切皆為人民福祉》（Alles für das Wohl des Volkes）。書的迷你形式，好似反映了消失的領袖的命運。定價四百二十馬克。戈巴契夫那一吻，才多久以前的事？四周的建築物高大、古老、強勢。這裡曾是一個重要都會真正的市中心，但我到現在才感覺到它曾經有多大，當它成為單一、統一的城市，就會恢復成這麼大。一個帝國的首都？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從未離開；他騎著馬，凝結成英勇姿態。新古典建築上的人像在夕陽裡跳著石之舞。兩個士兵一動也不動站在申克爾（Schinkel）的新崗哨（Neue Wache）前，對面的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上有一座提醒人們焚書事件的紀念碑：「Auf diesem Platz vernichtete nazistischer Ungeist die besten Werke der deutschen und der Weltliteratur.」 （國家社會黨在此地毫無人性地摧毀了最優秀的德國及世界文學）。不遠處：「LENIN arbeitete im Jahre 1898 in diesem Gebaüde.」（列寧於一八九八年在此地工作）。光是看著眼前的人，我看得出情況改變了嗎？不行，我看不出差異。人們行走和購物，看不出此刻城市裡半數人正湧入城市的另外一半。
我越過黑色的施普雷河水到Das Rote Rathaus，紅色市政廳，每週一晚上發生在這裡的示威運動都震撼全世界。我行經建築物前的草坪，朝著馬克思和恩格爾的背面走。一位站著，另一位坐著；我從背面也認得出誰是誰，坐著的人有一頭波浪捲髮和寬闊向外突出的鬍鬚。他們的世界彷彿也是玻璃做的：脆弱而透明。他們還在這兒，但某種程度上正要離去，他們對於自己的遺贈感到失望，背對著子孫的玻璃宮殿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k）。幾小時後，他們最後的繼承人抵達，策動一場反示威。現在天黑了，強力鹵素燈照著柏林大教堂的和解門（Reconciliation Door）。這些人是另外一群人，他們不提出要求，而是要保衛，標語、旗幟、大型擴音器傳來呆板的戰鬥歌曲為自己打氣。我隨著人潮穿越雕像之間的碎石路面前進，一直到有柱子和警戒老鷹的舊博物館（Das Alte Museum）。新聞記者爬上建築物前方申克爾設計的巨型大理石碟子。我從階梯上可看清楚標語的內容：「Weiter so, Egon. Sozialismus mit Zukunft: S.E.D.」（做得好，保持下去，埃貢。擁有未來的社會主義—德國統一社會黨），但也看到「Für die Unumkehrbarkeit der Wende」（東德轉型—不可抵抗的改變！），還有「Kommt raus aus Wandlitz, seht uns ins Antlitz」（走出萬德利茨，看看我們的臉）。我照辦：我看著黨員的臉。轉變之後損失最多的是他們。德國統一社會黨在自由選舉中只能得到百分之十二的選票，現場多數人會步上某些領導人的後塵，被遺忘、過氣、再也用不到。有些人躊躇地跟著擴音器播放的關於鮮紅旗幟和戰鬥的歌曲而唱，但氣氛是不安的。他們周遭的世界已經不同。他們知道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來這裡是為了在巨大音量裡尋找安全感，但這些聲音說出的是從來不曾說過的話。黨員發言，責怪領導人太晚動作—太晚而且太慢—不斷被事件趕上。週三被選入政治局的黨員今天已經被踢出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立場。「事實的獨占權」已被拋棄，一切都聽起來像異端。少數幾個發言的人說，他們很高興講稿不必再像從前一樣交給黨批准。大部分發言的人得到的掌聲都比克倫茨熱烈，現在他正講到發生在德國境內的革命，但站在現場的人知道那不是他們的革命。他也講到自由選舉，但他說黨不會允許權力被奪走。Niemals，永遠不會。這些話有何效力？領導人貌似被圍攻的照片，登上隔天的《週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雨衣、高舉的拳頭、人們張嘴唱戰鬥歌曲。這時在城裡各處，已經有氣鑽在柏林圍牆鑽出最早的幾個洞。我在人群散去前離開。宮殿飯店（Palast Hotel）的窗戶裡，棕櫚庭院裡穿正式禮服的樂隊，正為保加利亞和韓國觀眾演奏。
查理檢查哨還有人在排隊。外國人可以從另一個出口離開，不必等。跟早上一樣的邊界守衛，他們滿臉疲憊、蒼白、緊繃。我走出來的時候是東柏林人，因為一個年輕女子給我口香糖，一個男孩給我一本手冊，有關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團結、正義與自由—柏林圍牆的倒塌和統一都無可避免，然後麥當勞想請我喝「小杯飲料一杯，兌換券有效期到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像返鄉的人受款待。在U-Bahn 柯赫大街站（Kochstraße），幾千人在等車，毫不抗拒地被推著進入西德。當我終於到選帝侯大街（Ku´damm），柏林已經是一個大城市。車輛已無法通行，城市陷入瘋狂。人民變成一個迴旋的個體，一個有數千顆頭的生物，呈波狀的漣漪流經這個城市，再也不知道自己在移動或是被推動，我隨波逐流，化身為群眾、新聞圖片、無名小卒。選帝侯大街上一棟大樓外牆出現新聞簡報，幾行字很快失去新鮮度，新聞彷彿趕得及消逝的速度，但其實沒有任何東西趕得及這群人，因為他們自己正在製造新聞。人群知道這點，那感覺像個大規模的顫抖。他們本身就是自己正在閱讀的新聞的製造者，他們是人民；接在他們後面是政客說的話，但這些話現在聽起來主要目的是鎮定和安撫。永遠不會有人真的知道完整報導是什麼，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這幾條街上的人為歷史翻了一頁；所有的克倫茨、科爾（Kohl）、戈巴契夫、密特朗、柴契爾們都必須等著看下一頁寫了什麼，以及誰會出現在上面。百萬名東歐人追上並超過了雅爾達會議上的簽名，我們沒有幫忙。
三十三年前，我站在布達佩斯另一個人群裡，他們覺得被我們背叛拋棄。那也是歷史，是我今日體驗的黑色鏡像。那時我看著俄國軍隊圍城，我寫下生平第一篇新聞報導，結語是「俄國人，回家去」。我現在可以嘲笑自己的無知，但我應該笑得多大聲呢？
東德還是有俄國人，就像西德（Bundesrepublik）有美國人。兩者是不同的國家，而柏林圍牆還在，雖然上面有洞。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三十年來第一次走在這幾條街上，當我望向窗外，可以看得見他們。
198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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