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

名人推薦：史迪格里茲是優秀得離奇的經濟學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

本書證明，現代自由市場的說法已經徹底破產。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在這本書中，史迪格里茲成功將複雜的經濟觀念轉化為受過教育的外行人都能理解的語言，讀者將會受到他的觀念吸引。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

貿易協定是個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每個人都該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定如果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會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定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工作」。目前正在協商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十二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二○一○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定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定，不能修訂內容。
　　此事引發激烈爭議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定的安排，我
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這個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定，證明不公平對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定只是呈現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
式非常不恰當。

跨國企業恣意妄為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定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不太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優勢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工作會消失，但也有新工作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定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大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因為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其實有理由存在。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定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只是單純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當TPP這樣的協定管制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恣意妄為，如美國一九七○年制定「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和一九七二制定「淨水法」（Clean Water Act）之前，以及最近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每個地方的企業都會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於增加獲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定能促進貿易並提高企業獲利，但也將製造出大輸家，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壓迫開發中國家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祕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政府貿易部門都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當談判祕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議產生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就足以引發重大爭議，尤其我們只知道的一些內容就讓人不快。它最惡劣的一個地方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法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只針對政府不公平沒收企業財產的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獲利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已經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烏拉圭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企業獲利，違反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定有點像是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定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定付出高昂代價，而貿易協定能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是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美國也可能受害。美國企業可能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有證據顯示，企業選擇資金配置時，會考慮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專利制度理論上應該審慎在保護智慧財產權和促進知識流通間達成平衡。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企業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定提供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衍生性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如經濟大衰退的嚴重危機。

失業問題加重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定，包括許多經濟學家。
他們之所以能支持這種協定，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一個核心信念。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得到的，這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根本忽略換工作的風險。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之所以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如目前的美國），這種假設就脫離了現實。
　　現今有兩千萬美國人希望有全職工作但找不到。數百萬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承擔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沒有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受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壓低薪資。
　　我們的經濟為何不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運作，這個問題值得探討，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定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美國經濟表現差勁的一個原因是管理全球化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知道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議價能力變弱。美國全職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位數如今比四十年前還低，這個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舊的自由貿易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一定要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貿易協定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並減少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定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或是長期來看，多數勞工可以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定的程序和理論已經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只在美國興盛，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經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給我們一點喘息空間。認為貿易協定犧牲九九％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的設計，也就是廣義而言的全球化，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現今嚴重的不公平，以及近三十年來不公平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政策、方案和法規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已經強調抑制不公平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規都應該從會怎麼影響不公平程度這個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定對促成不公平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甚至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也不是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這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下滲式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定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低層就更不用說了。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

貿易協定是個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每個人都該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定如果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會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定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工作」。目前正在協商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

前言
愈來愈多富豪關注不公平問題，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沒有人可以否認今天的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將有時被稱為「頂層一％」的富有少數人和其他人分開。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般美國人擔心付不出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人生重病時該怎麼辦，擔心退休時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在經濟衰退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房子，確實也有數百萬人真的失去房子。
頂層一％，尤其是頂層○．一％，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怎樣避稅最好。萬一在美國的壓力下，瑞士的銀行不再替客戶保密會怎樣？下一個瞄準的是開曼群島嗎？把錢放在安道爾侯國（Principality of Andorra）安全嗎？在美國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上，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坐直昇機過來很吵。當然，他們也有憂慮，他們擔心失去當前優越
地位該怎麼辦。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
　　不久前我參加一個晚宴，主人是頂層一％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公平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的人一起討論。晚宴開始前大家在閒聊，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因繼承致富的富豪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占其他人便宜的問題，接著他們很快地轉而討論避稅的手法，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的諷刺之處。那天晚上，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 （Marie Antoinette）死在斷頭台上的歷史（譯注：瑪麗．安東娃妮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互相提醒坐視不公平過度惡化很危險，「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的談話道出本書主旨：美國社會的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這並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而是政策與政治造成。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在說，他們可以為降低不公平做點事。
　　連頂層一％也熱切關注不公平問題，原因至少有一個：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二○一四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時，國際濟貧組織樂施會（Oxfam）強力指出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公平：一輛巴士載著全球最富有的八十五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最窮的一半人口，也就是三十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小一點，只要八十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一％已擁有全球近一半的財富，而且估計到二○一六年時，頂層一％的財富會和其餘九九％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的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是整個國家一起成長。每個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而且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還快過上層。
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想要了解不公平、歧視和失業的現象，我還希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決定因素。這篇文章受到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兩位教授的指導 （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六六年在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經濟學家的國際學會，成員主要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的會議上發表，一九六九年在學會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傳統經濟學的問題
那時候，不公平問題分析的文章讀者有限，不只是對一般大眾，就連經濟學家也一樣。當時大家對這個主題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這個問題有時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在雷根就任總統、美國不公平問題開始顯著惡化的時候也是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 （Robert Lucas）就強力地表示：「有害經濟學建全的研究方向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就是關注在財富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把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太小的餅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可以分開處理，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這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問題。至於經濟大餅怎麼分配則是政治問題，經濟學家應該明確避開。
盧卡斯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幾乎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雖然經濟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卻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個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提出好的經濟解釋，無法掌握不公平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出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Vanity Fair）二○一一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公平問題時，我樂於接受，結果寫了（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這篇文章的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在《計量經濟學》發表的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也就是九九％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後來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九九％。這裡的文章和之後的寫作一再呼應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公平一些，幾乎所有人的日子都會變得比較好，這也包括頂層一％的許多人。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一％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要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社會出現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應該關注不公平顯著惡化。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社會本質，以及國家的認同感。這個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占全球的一半，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碰到實力弱很多的國家，哪怕只是擁有小小的土地，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軟實力」，尤其是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在經濟與政治上樹立榜樣，傳達美國理想。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公平，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人：在考量通貨膨脹下，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比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糟，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公平和「民主赤字」問題，但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級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五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雖然這本書是以不公平為主題，但我還是納入幾篇討論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在二○○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放進來是因為金融危機和不公平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公平是促成危機的一項原因，而危機令既有的不公平惡化，不公平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公平問題，最近的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經濟危機並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那樣不可抵抗，這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公平，這是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不公平經濟學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公平經濟學。但如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並無法清楚切割。在本書的許多文章與《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上的不公平，政治上的不公平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公平，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美國人對政治運作的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二○○八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政府動用數千億美元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卻相當冷淡。在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Larry Summers）影響下，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房貸債務重整，甚至還站在反對立場，也就是說，美國政府不幫助受銀行掠奪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百萬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而蓋特納和桑默斯當初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正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
我頂住修改本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我也沒把之前考量字數限制而刪減的許多重要論點加回來。報刊文章的形式有許多優點，包括需要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而且不像多數學術文章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要對當時某些熱門議題進行討論，但我也記得自己想要傳達的深層訊息。我希望這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公平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但Project Syndicate二○○○年邀我寫每月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因此我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著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社會有四個核心議題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已開發國家出現的嚴重不公平）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彼此相關。不公平加劇既是總體經濟苦痛、二○○八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會導致不公平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而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一％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當前麻煩的部分原因，我們還是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獨占力量（monopoly power），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改革民主體制，使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更多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架構
本書分為八部，每一部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會說明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我以「序曲：大鴻溝」作為本書的開始。在危機爆發的幾年前，包括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等經濟領袖吹噓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一個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為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美國最大能源公司安隆（Enron）的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成長果實，大鴻溝變得愈來愈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的形成與後果。
序曲之後，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公平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替《浮華世界》撰寫的（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以及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第一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公平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提到不公平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公平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當今美國不公平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要回答如何提供還不錯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的方法則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 （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提到一些討論不公平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何時走上歪路？頂層一％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公平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九九％的人？

前言
愈來愈多富豪關注不公平問題，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沒有人可以否認今天的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將有時被稱為「頂層一％」的富有少數人和其他人分開。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般美國人擔心付不出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人生重病時該怎麼辦，擔心退休時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在經濟衰退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房子，確實也有數百萬人真的失去房子。
頂層一％，尤其是頂層○．一％，關...

前言
序曲：大鴻溝
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
資本主義傻瓜
誰殺了美國經濟？
如何走出金融危機

第一部　觀念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頂層一％的問題
低成長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
不公平成為全球問題
不公平是一種選擇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
偽資本主義

第二部　自省
金恩博士的影響
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

第三部　不公平的面向
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
學貸與美國夢
部分人的正義
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
美國兒童的不公平
伊波拉病毒與醫療不公平

第四部　美國不公平加劇的原因
有錢人享有的社會主義
與九九％作對的稅制
全球化的稅制不公平
羅姆尼的邏輯謬誤

第五部　後果
底特律破產的錯誤教訓
我們誰也不信

第六部　對策
政策如何促成經濟大鴻溝
為什麼聯準會該由葉倫領導？
荒唐的美國糧食政策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自由貿易這場戲
智慧財產權如何加重不公平
印度明智的專利決策
消除極端不公平
危機之後的危機
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

第七部　以其他國家為鑑
模里西斯奇跡
新加坡對不公平美國的啟示
日本要小心
日本帶來的模範故事
中國的路線圖
中國的市場轉型改革
毒品之都如何蛻變為創意城市
澳洲對美式經濟發展的錯覺
蘇格蘭的獨立經濟學
蕭條的西班牙

第八部　重振美國就業
如何重振美國就業
不公平正阻礙經濟復甦
就業經
豐盛時代的匱乏
成長請左轉
創新之謎

後記
頂層一％可以促進創新的謬論

前言
序曲：大鴻溝
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
資本主義傻瓜
誰殺了美國經濟？
如何走出金融危機

第一部　觀念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頂層一％的問題
低成長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
不公平成為全球問題
不公平是一種選擇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
偽資本主義

第二部　自省
金恩博士的影響
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

第三部　不公平的面向
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
學貸與美國夢
部分人的正義
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
美國兒童的不公平
伊波拉病毒與醫療不公平

第四部　美國不公平加劇的原因
有錢人享有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