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書摘（1）
　張愛玲（1920-1995）熱在二十世紀末席捲華語文學世界，這一現象因為張的小說《小團圓》（2009）出土達到又一高潮。《小團圓》是本傳記映射小說，因為事涉敏感，張愛玲在完成後（1976）決定束之高閣。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當然是女主角盛九莉在抗戰時期與漢奸文人邵之雍間的愛情故事。張的寫法如此露骨，幾乎是有請張迷對號入座。正如筆下的盛九莉之於邵之雍，張愛玲自己在戰時曾和胡蘭成（1906-1981）有過一段情緣，而胡廣被視為漢奸。
　胡蘭成在張愛玲傳奇當中始終扮演著雙重角色。張迷痛恨胡蘭成，不只因為他背叛了國家，更因為他背叛了張愛玲。胡蘭成結識張愛玲之前，已經有過兩段婚姻外加同居的紀錄。他追逐張愛玲的同時，可能也是張的文友蘇青（1914-1982）的入幕之賓。而與張祕密結婚不久後，他又開始出軌。更有甚者，戰後胡蘭成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出亡溫州，寄人籬下，卻與主人家守寡的姨太太發生關係。胡蘭成雖在外大談戀愛，生活上居然還仰仗張愛玲的接濟。如果這樣的故事聽來令人齒冷，這不過是胡蘭成情史的中段。
　另一方面，胡蘭成無疑是少數最早欣賞張愛玲才華的評論者之一。不論他們的感情有多麼不堪，胡與張在文學的道路上彼此相濡以沫，互有啟發。更重要的，胡蘭成本人的筆觸精緻典雅，文采懾人，絕對自成一家。張愛玲對於自己的私生活從來諱莫如深。在《小團圓》出版前，我們多半是透過胡蘭成的回憶錄《今生今世》（1959）及其他文章，才能一窺究竟，並拼湊出張愛玲的性格、寫作生涯與愛情經歷。如此，張迷其實陷入了一種充滿矛盾的閱讀循環。我們對張愛玲的迷戀實則來自於我們對胡蘭成（所描述的張愛玲）的迷戀。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對胡蘭成的嫌惡反而更變本加厲。原因無他，是胡造成了張愛玲的痛苦，同時也就延伸成為張迷們的痛苦。
　《小團圓》的出版更坐實這一詮釋循環的矛盾性，因為張愛玲明白昭告我們她其實是《今生今世》的頭號讀者──兼女主角，她的讀後心得才真是感同身受。而她寫作《小團圓》的動機就是對《今生今世》內容的反駁。然而胡的說法有案在先，連當事人張愛玲也必陷入他所啟動的循環裏，作出遲來的回應。《小團圓》裏愛恨交織的描述只能讓張迷感嘆，胡蘭成對張愛玲的影響竟是死而不能後已。
　藉著書寫，胡蘭成展現了一種迂迴的愛的詮釋學，讓人想起羅蘭‧巴特（Ronald Barthes）的《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當中對於「愛」難以捉摸的、文本性的思考。亦即，我們對張愛玲的愛戀，來自我們與她──其實是她的書寫──之間想像的親密關係，也同時來自於我們與她的戀人胡蘭成筆下有關她（以及她的愛情）間妒恨交織的關係。
　但如果沒有了胡蘭成，張愛玲「傳奇」恐怕也不會如此傳奇吧？以下我所關注的問題是：在抗戰和戰後的幾年間，胡蘭成如何演出他這令人「必欲惡之而後快」的角色？他如何展現一種「背叛」的詩學與「背叛」的政治學？我所謂「背叛」，並不止於胡蘭成的叛國、毀婚；我更關注的是，胡蘭成如何透過自成一格的「戀人絮語」來解釋他在政治上以及私人生活的不忠，為自己的行止開脫。最不可思議的是，胡蘭成的「絮語」最華麗動人處，油然呈現一種抒情風格。然而一般所謂抒情，不原指的是最能表達個人情感，也最誠中形外的寫作方式？
　我們因此面臨如下的弔詭：如果抒情傳達的是一個人最誠摯的情感，它如何可能成為胡蘭成叛國、濫情自圓其說的手段？ 抑或胡天生反骨，他的行為惟其如此叛逆，才表現了他的真性情？如果胡對個人行止的表述如此情深意切，他到底是發揮了抒情寫作表裏如一的力量，還是透露了抒情寫作潛在的表演性──以及虛構性──的本質？胡蘭成的個案是遮蔽、抑或揭露了傳統中國詩學中詩如其人、人如其詩這一觀念？
　終其一生，胡蘭成從未承認任何叛國、不忠的指控，反而振振有詞的訴諸思想的辯證與情愛的真諦。這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是胡蘭成背叛了抒情美學，抑或是他顯示了一種莫測高深的，抒情化了的背叛美學（a lyricism of betrayal）？最後，胡蘭成的抒情美學必須涉及讀者的閱讀倫理問題。循迴在傳記的、意圖的、以及文本的偽託間，讀者必須捫心自問，自己是否也成為胡蘭成所展演的背叛與自我背叛的詭圈之一環？
　即使到了今天，胡蘭成在中國文學主流論述裏仍然是聲名狼藉。在大陸他的作品就算問世，也必須經過刪節或附加但書。相對的，胡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曾短期居留臺灣，因緣際會，啟發了一群年輕作家，其中朱天文（1956）更承續了胡的香火，並將之發揚光大。然而與張愛玲的風光相比，有關胡蘭成的人生、書寫與文體的研究仍不多見。為了更了解胡的文學事業，本文將聚焦於胡蘭成人生轉折期──亦即戰爭前後時期，與一九五一年以後胡流亡日本的第一個十年──所寫下的作品，包括兩部長篇散文敘事《山河歲月》（1954）與《今生今世》。我認為就像張愛玲一樣，胡蘭成對於他的時代或我們的時代，都代表了一種重要的現象。他對「情」無條件的禮讚和辯證，恰恰與書寫革命、啟蒙的主流現代文學，形成尖銳對話。而在張愛玲身後日益龐大的投影下，胡的幽靈似乎也相隨而來。這再一次提醒我們面對歷史與記憶，除魅與招魂的工程是如何糾纏不休。

【摘自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


書摘（2）

一九三六年夏天，旅居日本的臺灣作曲家兼詩人江文也（1910-1983）首次踏上了北京（當時為北平，下同）和上海的旅途。這年稍早江文也的管絃樂曲《臺灣舞曲》在柏林奧林匹克音樂比賽中獲獎。江文也已經是日本音樂界的明日之星，這項榮譽使他的地位更加穩固。然而江文也卻沒有親自到歐洲領獎，而是選擇了訪問中國。
和江文也一起訪問北京和上海的是亞歷山大．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一位熱切崇尚東方音樂的俄國作曲家。為了推動具有地域風格的現代音樂，齊爾品在一九三四年訪問了日本，並且很快發現了江文也。當時江文也已經廁身日本的歌劇演唱界，也是頗為看好的現代派作曲家。因為齊爾品的影響，江決心改弦更張，將自己的熱情傾注到具有民族色彩的創作。儘管他來自殖民地臺灣，並在日本成長和發展，江文也選擇了中國作為他文化認同的對象。
對江文也來說，一九三六年的這次旅行是美夢成真。正如他描寫所乘坐的火車進入北京時的興奮：「我清楚地感覺到心臟鼓動的鳴聲，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擾般沸騰地要滿溢出來。……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到極點。」在北京的所見所聞無不讓這位年輕作曲家震撼不已，以致於感到被古城的莊嚴「壓得扁扁的」。即使旅行一年之後，北京乃至中國的魅力仍然讓他魂牽夢縈：

很微妙的滲透進來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了
我將全神貫注於耳朵上
靜謐的
著實靜謐的
朝聖的歌聲
靜謐的
傳送著東方悠遠傳統的歲暮

　　一九三八年，江文也接受了北京師範學院的教職，遷居北京，卻可能沒有料到他以後的事業生命將與這座城市共相始終。
　　江文也與中國的邂逅或許給我們留下一個極其浪漫的印象，一個海外遊子回歸原鄉的佳話。然而只要仔細回顧江文也的歷程，我們就會理解其中更有許多曲折。他的前衛、跨國姿態總也不能擺脫殖民地臺灣之子的陰影；他所醉心的西方現代主義必須經由日本的中介才能有所得；而讓他生死相許的中國情懷其實來自一位俄國導師的啟發。早在日本的那些年月裏，江文也已經在不同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板塊間來回游走。他代表了一代臺灣藝術家如何努力調整自己的身分， 回應從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 從民族主義到國際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各種挑戰。但這只是江文也歷險的前奏而已。
　　當江文也一九三八年抵達北京時，中國已經陷入抗日戰爭的漩渦中。然而江文也的藝術生涯卻在淪陷的北京蓬勃發展，並在四○年代初達到高潮。他試圖以交響樂《孔廟大晟樂章》（1939）和中日文的詩歌重新定義中國音樂和文字的精髓——儒家禮樂精神。他的音樂和詩歌融合了過去與現在，在「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形式下，他進行著大膽創新。
　　然而江文也的實驗是在一個戰亂和革命的年代裏進行的。他對中國的抒情召喚顯然與鏗鏘「吶喊」的主流聲音格格不入。而他的殖民身分也不能讓他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無論如何，他注定要為自己的理想付出巨大代價。從四○年代中期開始，江文也的生活就陷於一次又一次的指謫和羞辱，被當成殖民地走狗、漢奸、右派、反革命等等，終至於他和他的作品湮沒無聞。
　　已故的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在 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進程時，曾以「抒情性」相對於「史詩性」——或個人的詩意表達相對於集體的政治呼嘯——來界定。江文也一生見證了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性這兩種聲音母題的觀察；它顯示了現代中國對「新聲」的追求如何總落入或緘默、或爭辯，或陰鬱、或狂熱的循環。本文將討論江文也在他生涯的轉折點上，如何對「聲音」的現代性作出選擇，以及所必須承受的美學與政治後果。準此，本文以江文也的音樂作品、詩作和理論文章為例證，探問以下的議題：他的現代感性如何凸現了殖民性、民族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他在戰爭時代對儒家音樂和樂論的鑽研如何為中國文化本體論與日本大東亞主義間，帶來了不可思議的對話；以及更重要的，歷史的機遇如何激發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視野。由於他的作品和生命種種此消彼長的變奏，江文也譜寫出中國現代性最不可測的一則樂章。

【摘自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書摘（1）
　張愛玲（1920-1995）熱在二十世紀末席捲華語文學世界，這一現象因為張的小說《小團圓》（2009）出土達到又一高潮。《小團圓》是本傳記映射小說，因為事涉敏感，張愛玲在完成後（1976）決定束之高閣。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當然是女主角盛九莉在抗戰時期與漢奸文人邵之雍間的愛情故事。張的寫法如此露骨，幾乎是有請張迷對號入座。正如筆下的盛九莉之於邵之雍，張愛玲自己在戰時曾和胡蘭成（1906-1981）有過一段情緣，而胡廣被視為漢奸。
　胡蘭成在張愛玲傳奇當中始終扮演著雙重角色。張迷痛恨胡蘭成，不只因為他背...

　　「抒情」在現代文論裏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論述以啓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後，宏大敘事更主導一切。在史詩般的國族號召下，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
　　然而只要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像和實踐裏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則稱「鶩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這裏抒情的用法和喻義當然極為不同，但惟其如此，才更顯現這一詞彙的活力豐富，千百年來未嘗或已。
　　抒情的「情」字帶出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對主體的特殊觀照。從內爍到外緣，從官能到形上，從感物到感悟，從壯懷激烈到纏綿悱惻，情為何物一直觸動作家的文思；情與志，情與性、情與理、情與不情等觀念的辯證則豐富了文學論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發、解散的含義，也可與傳統「杼」字互訓，因而帶出編織、合成的意思。這說明「抒情」既有興發自然的嚮往，也有形式勞作的訴求。一收一放之間，文學動人的力量於焉而起。後之來者談中國主體情性，如果只能在佛洛伊德加拉崗，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或情感論 (affect theory) 這些西學中打轉，未免是買櫝還珠之舉。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對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現代主義的影響。拜倫和雪萊，或波特萊爾和艾略特成為新的靈感對象。然而傳統資源的傳承不絕如縷。魯迅、王國維等人不論，魯迅眼中「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同時接受杜甫和理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影響；何其芳的抒情追求從唯美的瓦雷里（Paul Valéry）轉到唯物的馬雅克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卻總不能或忘晚唐的溫李；瞿秋白就義前想到的不是馬克思，而是《詩經》名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撇開人云亦云的偏見，我們乃知現代文人學者——甚至革命者——折衝在不同的抒情淵源、條件和效果之間，早已為這一文學觀念開發出更多對話空間。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陳世驤先生發表〈中國抒情傳統〉，指出中國文學的菁華無他，就是抒情傳統。陳認為中國早期文學「詩意創造衝動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從本源、性格、和含蘊上看來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說戲曲也難以自外這一傳統。陳先生的立論對海外古典中國學界帶來深遠影響，至今臺、港、新加坡等地相與呼應者大有人在。美國的高友工教授日後另闢蹊徑，談論「抒情美典」，也間接延續了「抒情傳統」的魅力。
　　陳先生的文章言簡意賅，其實頗有可以大加發揮的餘地。他談的是抒情「傳統」，卻深深立足在現代語境裏。三十年代陳負笈北大外語系，與京派文人往還，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和理論知之甚詳。一九四一年陳赴美國，開始轉向古典文學研究。而去國三十年後，在中國動盪不安的年月裏，他潛心抒情傳統，更不能不讓我們聯想蘊積在他心中的塊壘。
　　承續以上觀察，這本論集是我個人對抒情傳統與現代性所作的初步研究。收錄的四篇文章中，〈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縱論多年中外學界對抒情話語的辯證與問難，洞見與不見，並提出一己的見解。另外三篇，〈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國家不幸書家幸〉、〈抒情與背叛〉則分別以三位現代文學史與文化史人物——江文也、臺靜農、胡蘭成——為焦點，思考「抒情」的理念淵源、媒介形式、今昔對話、政治條件、個人抉擇。我認為抒情的「傳統」不應僅見諸文本和文論而已，也應落實在人間煙火之中。惟有在歷史經驗的脈絡裏，抒情的隱與顯才更加耐人回味。
第一章〈「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本章提議在革命、啓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一般論述對「抒情」早有成見，或視為無關宏旨的遐想，或歸諸主觀情緒的耽溺；左翼傳統裏，「抒情」更帶出唯心走資等聯想。論者對「抒情」的輕視固然顯示對國族、政教大敘述不敢須臾稍離，也同時暴露一己的無知：他們多半仍不脫簡化了的西方浪漫主義說法，外加晚明「情教」論以來的泛泛之辭。但誠如學者已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抒情」(lyricism) 與極端個人主義掛鉤，其實是晚近的、浪漫主義的表徵一端而已。而將問題放回中國文學傳統的語境，我們更可理解「抒情」一義來源既廣，而且和史傳的關係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國現代主體的多重面貌。
本章以二十世紀中期為切入點，試圖為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對話作進一步的描述。一般皆謂二十世紀中期是個「史詩」的時代，但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少數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喚「抒情傳統」，才顯得意義非凡。這一召喚的本身已經饒富政治意義。更重要的，它顯現了「抒情」作為一種文類，一種「情感結構」，一種史觀的嚮往，充滿了辯證的潛力。
本章的討論將以沈從文（1902-1988）、陳世驤（1912-1971）、以及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 為坐標。這三人立場、國籍不同，發言的位置有異，但他們不約而同，都企圖在現代語境裏重新認識抒情傳統。他們的洞見讓我們理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不能由革命、啓蒙的話語一以蔽之；而他們的不見顯示抒情「傳統」與現代性交會下，有待繼續思辯釐清的盲點。而本文建議陳、沈、普的論述為我們示範了三項課題：「興與怨」、「情與物」、「詩與史」。
本章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描述陳世驤、沈從文、普實克論「抒情傳統」的語境；第二部分從比較文學的脈絡討論普實克、陳世驤的貢獻，以及二者與世紀中期西方其他抒情學說的關係；第三部分檢討晚清、五四以來，傳統定義的「抒情」與西方浪漫主義影響下的抒情論述間的種種對話；第四部分回到陳、沈、普三人的論述，並思考「抒情傳統」所可以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發出的新課題。
第二章〈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江文也（1910-1983）是二十世紀最有原創力的臺灣作曲家兼詩人。江文也早年赴日，深受西方現代派音樂的洗禮，一九三六年以管絃樂曲《臺灣舞曲》在柏林奧林匹克音樂比賽中獲獎。一九三八年江文也回到北平任教，致力重譜中國雅樂。影響他的關鍵人物是亞歷山大‧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一位熱切崇尚東方音樂的俄國作曲家。江文也與中國音樂的邂逅或許給我們留下一個極其浪漫的印象。然而只要仔細回顧他的歷程，我們就會理解其中的曲折。他的前衛、跨國姿態總也不能擺脫殖民地臺灣之子的陰影；他所醉心的西方現代主義必須經由日本的中介才能有所得；而讓他生死相許的中國情懷其實來自一位俄國導師的啟發。江文也在不同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板塊間來回游走，代表了一代臺灣藝術家如何努力調整自己的身分，回應從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從民族主義到國際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各種挑戰。
當江文也一九三八年抵達北京時，中國已經陷入抗日戰爭的漩渦中。然而江文也的藝術生涯卻在淪陷的北京蓬勃發展，並在四○年代初達到高潮。他試圖以交響樂《孔廟大晟樂章》 （1939） 和中日文的詩歌重新定義中國音樂和文字的精髓——儒家禮樂精神。他的音樂和詩歌融合了過去與現在，在「想像的鄉愁」形式下，他進行著大膽創新。
已故的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在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進程時，曾以「抒情性」相對於「史詩性」——或個人的詩意表達相對於集體的政治呼嘯——來界定。江文也一生見證了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性這兩種聲音母題的觀察；它顯示了現代中國對「新聲」的追求如何總落入或緘默、或爭辯，或陰鬱、或狂熱的循環。
本章將討論江文也在他生涯的轉折點上，如何對「聲音」的現代性作出選擇，以及所必須承受的美學與政治後果。準此，本章以江文也的音樂作品、詩作和理論文章為例證，探問以下的議題： 他的現代感性如何凸顯了殖民性、民族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他在戰爭時代對儒家音樂和樂論的鑽研如何為中國文化本體論與日本大東亞主義間，帶來了不可思議的對話；以及更重要的，歷史的機遇如何激發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視野。
第三章〈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
五四一輩的知識分子文人裏，臺靜農（1902-1990）先生的經歷可謂傳奇。一九二○年代臺靜農在北京嶄露頭角，以鄉土文學和革命立場見知文壇，深受魯迅器重。臺並因為左翼關聯，三次被捕入獄。抗戰期間，臺避難四川，雖然仍寫作古典詩歌和歷史小説，卻另在書法中發現寄託。一九四六年臺因緣際會，赴臺灣任教，從此放棄文學，專攻書法，竟因此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書法大家之一。
本章討論臺靜農在二十世紀四、五○年代的蛻變。面對家國動亂，臺在無所逃遁之際，寄情書寫。然而他不再追求文學的微言大義，轉而呈現文字的「表面文章」。臺靜農早年雖享有文名，但他的書法才真正顯現其人的性情。而他的書法更必須置於千百年來世變之際，文人「南渡」的歷史創傷和審美實踐上，才更見深意。
二十世紀中期臺靜農的「書法轉向」或出於政治考量，或出於離散心境，歷來眾說紛紜。本章則認為臺靜農此時對歷史經驗和藝術呈現的觀照，因書法而有了重要轉折。書法未必是對傳統文人藝術的回歸，也可能是反思現代性得失的關鍵。現代文學的啓蒙、革命號召有時而窮；是「書寫」傳統形式的千變萬化，反而激發層層有關歷史、家國、以及身分認同的空間想像。準此，本章將就以下三項議題深入發揮。一：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二：現代書法與政治、文化「南渡」論述的對話；三：書法與「喪亂」詩學無聲勝有聲的關聯。
第四章〈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
胡蘭成（1906-1981）是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中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與汪精衛政權的分和關係，和他與張愛玲（1920-1995）以及其他女性的浪漫情史，使他的形象一直充滿負面色彩。另一方面，他的文采見識，以及晚年對臺灣文學的影響，又使他成為一位傳奇人物。本章以胡蘭成戰爭和戰後期間（1939-1959）的作品和行止為重點，探討胡的詩學和政治、歷史觀點如何形成複雜的戰爭與文學論述。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胡蘭成早期生平和戰爭期間的文字。胡自命為真正的革命家，他的思維脫離五四以來以西方國家主義、啓蒙精神、工具理性是尚的主流，相對的，他強調革命和「情」息息相關。但胡的「革命即抒情」觀已經透露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化」的傾向；而他假道日本的中國中心主義使他墮入東西二元論的另一極端。第二部分以胡蘭成流亡日本後的作品《山河歲月》（1954）為中心，討論戰後胡的書寫方向。胡力求以「詩」注「史」，強調中國文明的發展惟日月山川、禮樂風景的轉換。此一轉換反映在政治上為井田制度的消長，反映在認識論上為「興」的美學的流變。胡強調「興」的表徵不僅及於禮樂風景，更包含「民間起兵」的力量：「惟中國的革命是興」。胡視中國現代史處處「驚險」皆化為「驚豔」，但無從擺脫其下的暴力和創傷。
第三部分討論胡蘭成的抒情詩學及其悖論。胡將抒情的「興」活學活用，使之成為縱觀天下，參詳歷史，甚至統攝宇宙萬物的法則。胡的學說誇張了中國抒情傳統最明媚的部分，也因而暴露其内蘊的危機：當抒情本體被無限放大，「歷史的不安」被架空，抒情總已滋生抒情的背叛。 第四部分以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1959）為中心，討論胡蘭成抒情論的核心——情——的辯證。胡引用古典「蕩子」作為情的主體意象；他對情的思考和實踐可以表現在愛欲、政治、及思想三方面。胡更賦予他的抒情論述一層哲學觀照；他與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復觀等的往還辯難具見其人野心。
　　本書只是我進行中的研究部分成果而已，各章立論當然有未盡之處。唯一可以說明的是所論三位人物都與臺灣發生關聯，因此讓此書稍有前後呼應的脈絡。在此我要感謝臺灣大學臺文所所長梅家玲教授極力促成此書出版的美意，也感謝臺灣大學出版社紀淑玲女士的悉心編輯。我期待各章論文得到方家的批評指正，作為繼續研究的動力。

王德威
二○一一年六月

　　「抒情」在現代文論裏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論述以啓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後，宏大敘事更主導一切。在史詩般的國族號召下，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
　　然而只要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像和實踐裏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

第一章　「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一、前言
二、「有情」的歷史
三、「抒情」與「史詩」的辯證：比較文學的觀點
四、「情知所鍾，正在我輩」？
五、現代性下的「抒情傳統」
六、結語
第二章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一、前言
二、從「殖民的國際都會主義」到「想像的鄉愁」
三、孔樂的政治
四、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五、尾聲
第三章　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
一、前言
二、史亡而後詩作
三、國家不幸書家幸
四、尾聲
第四章　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
一、前言
二、〈給青年〉──不要「吶喊」
三、「興」的詩學與政治
四、詩與欺騙
五、情之「誠」，情之「正」，情之「變」
六、尾聲

引用書目

第一章　「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一、前言
二、「有情」的歷史
三、「抒情」與「史詩」的辯證：比較文學的觀點
四、「情知所鍾，正在我輩」？
五、現代性下的「抒情傳統」
六、結語
第二章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一、前言
二、從「殖民的國際都會主義」到「想像的鄉愁」
三、孔樂的政治
四、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五、尾聲
第三章　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
一、前言
二、史亡而後詩作
三、國家不幸書家幸
四、尾聲
第四章　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