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詞選》總論 林明德
從中國詩史上看，詞是很特殊的體裁，它不僅發揮了中國文字的音樂潛能，也展示了抒情傳統的魅力。因此，能夠跨出唐詩的邊疆，在傳統文學宮殿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淸德宗光緖三十三（西元一九○七）年，甘肅敦煌的祕密正式被揭開，並掀起敦煌學的序幕，這對漢學的貢獻毋寧是劃時代的。其中有一部分資料曾經使文學史的研究，推向新紀元。特別是《敦煌曲》（約三百闋），對詞史久訟不決的問題提供強而有力的新證據，貢獻之大，真是難以估計。對《敦煌曲》，尤其是佛曲以外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加以檢視，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含有盛唐時代的作品，例如：
（1）鳳歸雲
綠窗獨坐，修得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隅。
想你為君貪苦戰，不憚崎嶇。
終朝沙磧裡，只憑三尺，勇戰奸愚。
豈知紅臉，淚滴如珠。
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
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
待公卿回故里，容顏憔悴，彼此何如？
（2）菩薩蠻
香銷羅幌堪魂斷，
唯聞蟋蟀吟相伴。
每歲送征衣，到頭歸不歸？
千行欹枕淚，
恨別添憔悴。
羅帶舊同心，不曾看至今。
這兩闋詞的內容都在敘述閨怨，字裡行間蘊含著極強烈的念征夫遠去的幽怨情緖，與盛唐邊塞詩所表現的情調並無二致。所以說，在盛唐時，詞已在民間誕生了。
至於詞的興起背景，說法也頗為分歧，歸納起來，約有四派：㈠源於《詩經》；㈡源於樂府；㈢源於絕句；㈣源於新聲，即胡樂。我們認為，詞，是以本土文化為基礎，配合外來文化的刺激，經由孕育而創造出來的新體裁。換句話說，詞是中國文化，特別是音樂（自《詩經》、樂府、吳歌、西曲，一脈相承的「里巷之音」）和西域音樂互相融滙整合後的結果。
的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詞之所以能跨出唐詩的邊疆，不僅是情勢使然，更是在上述複雜因素下的必然結果。
文人層面塡詞的風氣，在晚唐、五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且成果也更為輝煌。當時，中原紛擾，喪亂不已，唯有西蜀、南唐還維持偏安的局面，歐陽烱《花間集‧序》○2云：
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淸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
安定的生活環境，與舞榭歌臺的情調，助長了詞的發展，加上君主（前蜀後主王衍與後蜀後主孟昶）的提倡，使西蜀詞風，臻於高潮，這可從趙崇祚的《花間集》（共收晚唐、五代詞家十八人，作品百闋）得到證明。其中以溫庭筠、韋莊兩人「熏香掬豔，眩目醉心，尤能運疏入密，寓濃於淡。」（況周頤《蕙風詞話》）成就最顯著，為花間領袖。圓融巧妙的表現，在詞的發展上，象徵詞體的成熟。尤其是詞調與作品數量的增加，以及藝術性的講究，使詞成為新興的獨立國度。然而，也因此文人詞逐漸遠離民歌的特質，成為他們逃避現實、歌筵舞榭、茶餘酒後的消遣工具，難怪《花間集》所透露的大多是綺靡生活中的豔情與閒愁。
與西蜀詞壇相比埓，而更具影響的是南唐詞壇。由於社會安定，加上君主的愛好與提倡，所以南唐詞風熾盛，作家輩出，風格獨特。其中二主一馮為核心人物，他們以「樂府新詞」，「娛賓遣興」，盛況不亞於西蜀。
王國維曾說：「詞至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又說：「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人間詞話》）可見他們在詞史的地位。若從地緣來看，西蜀處於邊陲偏僻的地方，五代紛擾之際，與外界斷了關係，詞風也極少與其他各地流通，這種情況與南唐迥然不同。像歐陽脩、晏殊、晏幾道等人都來自江西的詞家，而江西又是南唐舊有屬地，二主一馮的流風餘韻對他們多少一定會有影響；就詞學的系統而言，北宋初期的詞人，完全繼承了南唐的遺緖。所以，劉熙載指出：「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藝槪》）
宋朝特殊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背景，使「詞」成為宋代文學的標幟，它的發展不僅反映文體的運作現象，也關係到宋代的生命脈搏。小令的發展，先由馮延巳、李後主的經營，歐陽脩（一○○七─一○七二）、晏殊（九九一─一○五五）繼承南唐遺緖，到了晏幾道而集大成，賀鑄是此一脈絡的後勁。他們所寫的內容大多是悲歡離合與閒愁，以「詩人之句法」（黃庭堅《小山詞‧序》），造成沉著厚重的風格。至於詞的創作動機，不僅為了「析酲解慍」，也為了賞玩，所謂授諸貴家歌兒之口，「持酒聽之，為一笑樂而已。」（《小山詞‧自序》）
由於文人學士的參與，使小令的境界為之提高，而逐漸遠離閭巷俚歌的風味，當然也漸漸不被普遍群眾所接受，於是，教坊乘勢競造新聲，里巷歌謠淫冶歌詞，也乘時蠭起。《宋史》云：
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樂志〉）
顯然是針對當時現況而說的。柳永一出，使詞風為之改變，他一掃卑視里巷歌謠的心理，不惜士大夫的唾駡，為教坊樂工塡詞，因為他善於利用民間俚俗的語言，和鋪敘的手法，完成聲調靡曼的「慢曲」，因此，他的歌詞不僅盛行倡館酒樓，也風靡一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
柳耆卿（永）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在柳永《樂章集》裡，共有二百闋詞，用調一百三十左右，小令只有三十餘調，全集有十分之八都是長調。這種數量是前所未有，而且他寫長調的技巧高妙，其長篇巨幅，開闔變化，已到達運用自如之境。在敘述傷春惜別，室內身邊之外，也寫出更深曲的情感，更開闊的境界。馮煦云：
耆卿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
柳永的嘗試使歌詞（口語化）又與民眾接近；而「變舊聲作新聲」，更使詞體恢張，有馳騁才情的餘地。但他仍然脫不掉綺羅薌澤之態、兒女之情，所謂「大槪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藝苑雌黃》）；雖然，他的詞都是音律諧婉，卻有些「詞語塵下」（《苕溪漁隱叢話》引李淸照評語），成為《樂章集》的瑕疵。可是瑕不掩瑜，柳永是中國詞史上第一位寫長詞旣多又好（就數量與品質而言）的人。他的詞作，像〈雨霖鈴〉、〈八聲甘州〉，寫登山臨水、望遠興懷，淒淸高曠、言近意遠；同時音律諧婉、細密妥溜，因此自北宋以來，一直膾炙人口，騰傳後世。
柳永之外，擅長慢曲的詞家，如張先（九九○─一○七八）、秦觀（一○四九─一一○○）等人都是北宋詞風轉變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們曾受柳永的影響，可是寫的長調卻不像柳永那麼徹底、那麼巧妙，所以無法相媲美。不過由於他們的詞淸麗和婉，風格遒上，使慢詞趨向淳雅，再度引起士大夫層面的興趣與關心。
北宋前期的詞，形式上，不論歐陽脩、二晏的小令，或秦觀、柳永的慢詞；風格上，不論典雅或俚俗，都沒有突破「詞為豔科」的藩籬；內容大都局限於男女的悲歡離合，一己的春愁秋恨，與無端閒愁。「靡靡之音」充滿詞壇，風格更是柔弱無力。他們以遊戲態度，在作詩為文之餘才去塡詞，或者由於環境的關係，替樂工官妓而倚新聲，往往視為「小道」，不敢自躋「大雅」之林。這種情況到了豪放派領袖蘇東坡（一○三七─一一○一）才有突破性的發展。他首先打破傳統的狹隘觀念，開拓詞的領域、提高詞的地位、經營詞的意境，使詞脫離小道末技，達到與詩文同樣的莊嚴地位。胡寅云：
眉山蘇氏，一洗綺羅薌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皀隸，而柳氏為輿臺乎。（《酒邊詞‧序》）
王灼亦云：
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
東坡以卓犖不群的自尊、高雅磊落的人格，加上天資學問，與豁達胸襟，形諸詞篇，造成逸懷浩氣的風格。晁補之說他：「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詞林紀事》引）劉辰翁也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須溪集‧辛稼軒詞序）雖然，他的詞難免有「不諧音律」（晁補之《詞林紀事》引）與「要非本色」（陳師道《後山詩話》）等攻訐，然而，蘇詞高處，「出神入天」，足以「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他的詞，豪放高曠、淸麗韶秀，兼而有之，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他的作品不僅橫放傑出，而且字裡行間有自己的人格、學問、情感與思想，這是東坡詞的獨特之所在。
柳永在形式上使宋詞恢張，蘇軾在內容上使宋詞開拓，在宋詞發展上，他們都可說是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柳永為迎合大眾的趣味，「骫骳（ㄨㄟˇㄅㄧˋ）從俗」（陳師道《後山詩話》）難免「詞語塵下」，風格纖佻鄙俗，因此頗不為士大夫所賞識。蘇軾以「橫放傑出」的才情，開闢疆宇，可是他的詞句多不協律，當世以為「要非本色」，加上他的詞境「出神入天」，境界高妙，很不容易被時俗所理解。於是，折衷於兩者之間的「典型詞派」便應運而生了。此派特別講究詞句的渾雅，與音律的和諧，以挽救柳、蘇詞的缺失。標幟一出，風起雲湧。
典型詞派的作家，以「負一代詞名」的周邦彥（一○五六─一一二一）為領袖，他是詞的「集大成者」（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由於美成「好音樂，能自度曲。」（《宋史‧文苑傳》）又「盡力於辭章」，並且在宋徽宗時提舉大晟府，有機會「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張炎《詞源》）對柳、蘇詞調和融化，棄短取長，建立形式格律化，並推動樂曲的發展，成為北宋後期詞風轉變的樞紐。所以，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
一部《片玉詞》就是他理論的實踐。然而音律嚴整，詞句工麗，多詠豔情、景物是它主要特色，所以，不但為文人學士所賞識，也為伶工歌妓所喜愛，真是雅俗共賞了。
宋欽宗靖康元（西元一一二六）年，金兵陷汴京，次年，徽宗、欽宗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多人被俘擄北去。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即位於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為南宋。面對此一政治劇變，一時慷慨之士，莫不攘臂激昻，各抱恢復失土的雄心壯志，慷慨、悲痛的心情，發為歌詞，不假雕琢，蒼涼激壯，自是曲子內縛不住的。所以，南宋前期約五十年的詞風，多少連接東坡的橫放系統。像朱敦儒、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九）、辛棄疾（一一四○─一二○七）、張孝祥等人為此期代表詞家。
其中以辛棄疾的歌詞造詣最為特殊，與北宋詞人蘇軾並稱「蘇、辛」。棄疾二十三歲時，從金源歸南宋，是位雄心壯志的積極人物，然而，在南宋高、孝、光、寧四朝的政局、派系，與個人的身世際遇等因素下，終於使他無法「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破陣子〉）的願望，所以，他的詞篇，有慷慨激昻，有憤懣悲涼，也有英雄失意的悲愴，就棄疾的生命史看，他是位道道地地的悲劇英雄。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
對於「蘇、辛」豪放的差異，王氏從性情懷抱上著眼，識照可謂卓絕。曠，就是能擺脫；豪，就是能擔當。能擺脫，所以能瀟灑，胸襟曠達，遇事總是從窄往寬處想，東坡詞的特徵在此。能擔當，所以能豪邁，境遇拂逆，無路可走之時，能夠挺然特立，昻首闊步，稼軒詞的特色在此。不過，曠與豪，是性情的兩面，都屬於陽剛美，張爾田說得好：「蘇辛筆力，如錐畫沙。」
稼軒繼承東坡遺緖，以北人「深裘大馬」的姿態，與「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使豪放派得到發揚光大。他的詞，在內容方面，詩詞散文合流，所謂「《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比東坡更大膽、更徹底。內容方面，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但無論利用任何題材，都能融會貫通，處處表現作者的性情與人格。所以，《四庫提要》說：「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槪。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至於風格方面，他的表現多采多姿，豪放、穠麗兼有，劉克莊云：「公（稼軒）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郞之下。」（《後邨詩話》）嚴格說來，稼軒詞雖有穠麗之作，畢竟少數，激昻橫絕才是他的本色。
宋高宗紹興十一（西元一一四一）年，宋、金和議成，次年，金遣使以袞冕册封高宗為帝，從此開始偏安的局面。當時雖不乏力主恢復的志士，但是高宗的苟安心理，與主戰派的不得志，終於使他們的雄心壯志逐漸消沉（這又可從朱敦儒、陸游、辛棄疾等人後期詞作的「悲愴無奈」看出。）加上杭州風光醉人，士大夫沉溺於舞榭歌臺，所謂「山外靑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杯酒交歡，聯吟結社之際，再度引起他們追求形式、講究詞法、推敲字句、研索聲韻的興趣與餘裕。當然，也因此，使南宋晚期詞壇走向格律化，踵武周邦彥的典型詞派。像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都是此派的代表作家。其中，以姜、吳、張三人最具特色，張炎曾說：
詞要淸空，不要質實。淸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淸空質實之說。（《詞源》）
就兩家風格來說，雖有淸空質實之別，然而，他們審音創調、琢鍊字句、妙用典故的情況卻是一致的。姜夔妙解音律，能自度曲，又有歌妓肄習歌聲，所謂「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廿四橋。」因此，他的詞句注重典雅，聲韻力求精嚴，有周邦彥風調。陳廷焯云：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為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白雨齋詞話》）
可見姜夔在南宋晚期詞壇的地位與影響力。他的詞，像〈點絳唇〉、〈一萼紅〉、〈念奴嬌〉、〈揚州慢〉、〈暗香〉、〈疏影〉等闋都是名作代表，極其耐人尋味。
周邦彥的詞風工麗，姜夔的詞風淸空，兩人都有相當的成就，而吳文英在兩家風格之外，別開奇麗蹊徑，他們的詞時露「意識流」手法，造成時空錯綜複雜的效果，將宋詞比唐詩，則夢窗似義山。歷來詞論家對他的表現，毀多於譽，張炎的看法，與沈義父：「夢窗得淸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樂府指迷》）一致，直接說出夢窗的晦澀難懂。不過，正如周濟所說的「夢窗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介存齋論詞雜著》）夢窗的晦澀也就是他的特色，那麼，對他的代表詞作，像〈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高陽臺〉（豐樂樓）、〈八聲甘州〉（靈巖陪庾幕諸公遊），恐怕有待仔細去玩味了。
張炎是姜夔、吳文英這一系統的繼承者，也是此派詞風的後進。他精於詞學，強調「詞以協律為先」（《詞源‧音譜》），並認為詞要「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為本色語。」他與王沂孫、周密的詞，以渾雅、空靈、含蓄見長，筆調委娩曲折，感情低徊掩抑，主題隱晦不明。像張炎的〈綺羅香〉（紅葉）、〈西子妝慢〉諸闋詞就是例證。《詞林紀事》引樓敬思云：
南宋詞人，姜白石外，惟張玉田能以翻筆側筆取勝，其章法句法俱超。淸虛騷雅，可謂脱盡蹊徑，自成一家。
就詞的音律、形式、風格，及表現手法而言，張炎的詞，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輝煌的詞藝正也告示了兩宋詞的結束。
我們不憚其煩地從詞的起源時代，與興起背景等問題的探索，到唐宋詞風轉變的縷析，無非想深刻去了解詞的發展史與特性，從而認知中國文字的音樂潛能，與抒情傳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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