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之歌：韓國王牌主播孫石熙唯一親筆自述...

名人推薦：深度導讀──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

專文推薦──
朱立熙（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齊聲讚譽──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執行長）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惠仁（調查記者暨紀錄片導演）
林麗雲（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馬欣（作家）
陳信聰（公共電視《有話好說》製作人兼主持人）
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張正（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
楊士範（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內容長暨共同創辦人）
管中...

【臺灣版序】歷史長河中，我曾經歷的短暫瞬間

記得《蟋蟀之歌》在韓國出版不到一年就面臨再刷問題，當時我強烈要求希望不要再刷，畢竟在這本書中，我寫的大部分是個人的經歷與想法，對於出版書籍也並不懷有太大的期待與喜悅，覺得這樣就夠了。於是，這本書在韓國出版一年後就宣告絕版。二十六年間，仍不斷有人希望能再版這本書，其間大概僅有一次，我答應出版社可以極少量的再刷，送給真正需要的人。
去年收到臺灣時報出版提議，希望能夠在臺灣出版這本韓國都已經絕版多年的書，不禁令我大吃一驚，其他國家怎麼會關注到我這個人，我甚至也不覺得這本二十六年前出的書能有什麼用處。我猜測臺灣之所以注意到我，應該是由於彈劾前總統的新聞事件，但希望出版我從前寫的書，還是出乎我意料。
也在這個機緣下，我時隔多年又再次仔細讀了一遍當年寫下的內容，不僅感到無論過去或是現在，韓國的政治狀態依舊在急遽快速的變化著，當時記錄在書中的一些狀況，放在今時今日來看，也絲毫不感到突兀。
最近的韓國，仍然每週都有集會在廣場舉行，廣場上的呼喊改變了政治，最終也將積極的、不停的改變社會。如果一定要給《蟋蟀之歌》賦予什麼意義，我想它不過是我自己身處在這漫長且充滿活力的歷史長河裡，對那些極其短暫的瞬間的感想罷了。
當年寫《蟋蟀之歌》時，有人問我未來是否還會繼續寫這樣的隨筆集，我斬釘截鐵的回答「不會」，直到今天也還是一直堅守著這個答案。大概是因為總能在主播臺上看到我，人們逐漸開始對我產生更多好奇。其實我也想過，總有一天，我會把《蟋蟀之歌》後發生的那些瞬間，也記錄下來。


〈世界上最沉重的絲帶〉
「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了。」一九八八年八月某一天，我佩戴寫有「力爭公正報導」的絲帶播報當晚的《新聞平臺》時，某位前輩這樣喃喃自語的說。
但是，那位前輩說錯了。就在不過幾個小時前，已經有別的新聞主播也佩戴絲帶、上了主播臺。他的預測也錯了。那天後，我們又佩戴絲帶播報過幾次新聞。勞資協商破裂後，工會展開抗爭。電視臺不顧大家針對政府提出的廣播電視相關法條提出質疑，仍一意孤行時，工會便提出用絲帶作為宣傳手段表達抗議。現在看來，這沒什麼宣傳效果，而且佩戴絲帶上電視的人（主要是新聞主播）還會受到不公待遇。於是，絲帶也成了舊時代的遺物（？）。
之所以舊事重提，是因為那時我佩戴的第一條絲帶，成為改變我電視生涯的一個開端。
當時抗爭行為遭到舉報，眼看就要展開電視史上首次罷工，工會決定在抗議期間，所有工會成員都要佩戴「力爭公正報導」的絲帶。這在其他公司很常見，算是非常和平的抗議手段。問題在於，上電視時怎麼辦？工會的抗爭對策委員會認為，佩戴絲帶上電視可以獲得更大的宣傳效果。五共期間一直受到壓迫，進入六共後馬上要舉辦奧運，社會氣氛正在急遽轉變，大家都很關心MBC罷工的事。抗爭對策委員會決定從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開始，上電視都要佩戴絲帶。
當時負責播報平日《晚間新聞》和週末《新聞平臺》的我，馬上面臨到星期六晚上要佩戴絲帶播報的問題。身為工會一員，我認同工會的主張，也贊同實踐工會提出的方案，但佩戴絲帶上電視的個人在現場要面對諸多問題，這給我帶來不小壓力。
公司也進入緊急狀態，史無前例的要佩戴絲帶上電視，公司完全無法接受。特別是畫面上會讓絲帶看起來最大的新聞，尤其讓公司擔心。也因如此，週末的《新聞平臺》自然成為工會與公司最爭鋒相對的節目。《新聞平臺》在新聞節目中占據的比重最大，平日由非工會成員進行，週末則由我這個工會成員負責。
不幸的是，我在害怕星期六的到來。我必須這樣做嗎？我能做到嗎？種種疑問充斥腦海，我一片混亂。電視不只屬於工會，公司的攻勢和工會的抗爭都屬於正當行為，但工會成員是否一定要聽從工會決定，出現了意見分歧，因為個人會持續處在艱難的環境下。
此時，公司乘機提出取巧的對策。如果事先通知會佩戴絲帶，公司就會把主持人換成非工會成員。公司之所以提出這種方案，是在幫助工會成員減少個人壓力的同時，阻止絲帶的影響力擴散。現在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了，若不在直播中突襲戴上絲帶，那只能事前向上級匯報，主持人就會被撤換。工會最終期待的宣傳目的，是希望觀眾發現節目突然換了主持人，以此明白我們在電視臺的處境。
然而，工會成員遠比執行部和抗爭對策委員會想得更勇敢，從星期六一早的節目便證明了這一點。
星期六一早，執行部、工會成員及主管高層，所有人都注視著電視畫面。雖然MBC所有員工負責的工作不同，但大家都懷著期待與不安的複雜心情，面對星期六的早晨。工會關心究竟能否佩戴絲帶上節目，如果可以，會是誰首先突破公司的阻礙，完成這件大事（？）呢？
差不多到了早上九點半，工會裡傳來微弱的驚嘆聲。
「戴了！兩個人都戴了！」
觀眾群為主婦的教養節目上，李章浩和李顯卿兩位主持人都佩戴了絲帶登場（之後他們獲得了勇敢工會成員獎）。抗爭出現了轉機，雖然字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們所主張的「力爭公正報導」，正透過兩位主持人胸前的絲帶，經由電波傳達給全國觀眾，這是電視史留下新紀錄的瞬間，工會也因此增添了力量。
也從那一刻開始，公司開始管制上節目的工會成員，接下來的直播是金成浩主播負責的日間新聞，焦點自然集中在他身上。他擔心會換人，一直沒提佩戴絲帶的事，準備新聞時也沒有佩戴絲帶。直到走進攝影棚，新聞開播前，他戴上了絲帶。這是果斷採取高難度的「突襲作戰」，但公司的動作也很快，「ON AIR」的燈亮起前，金成浩主播胸前的絲帶就被人扯了下來。
當時不知情的我看到金主播身上沒有絲帶，心裡還鬆了口氣。雖然慚愧，但我很想迴避給自己帶來不利的景況，內心一直期盼前面能有人開出先例。從那天下午開始，我反倒感受到更沉重的壓力。白天的新聞沒有出現絲帶，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晚上九點的《新聞平臺》。
「接下來，輪到我了。」
我也想過不如先匯報，然後不進攝影棚，但我沒有那樣的勇氣。公司肯定會指責我放棄播報MBC最重要的節目，也會受到身為公眾人物、做事考慮不周的批判。況且，我也會覺得對不起工會。包括公司主管在內的幾個人都來問我會怎麼做，我卻給不出答案。時間不停走著，星期六的夜幕眼看就要降臨了。
距離新聞時間只剩一個小時，我還沒做出決定。那天留在報導局的主管特別多。走進攝影棚前，我都沒有佩戴絲帶。晚餐後，他們又問了我幾次，但我都笑著不置可否。公司可能以為我不好意思說不戴，就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奇怪的是，工會那邊什麼也沒問，或許是不想給我太大壓力吧。
絲帶的事搞得我神經異常緊繃，盯著新聞稿都不知道該如何準備了。
距離開播還有五分鐘，負責編輯新聞的S記者悄悄問我：「孫前輩，你怎麼辦？」
他是工會成員，對我寄予厚望，但那天我連這最後的問題也無法回答。S記者一臉擔憂地看著眉頭深鎖的我。
距離開播三分鐘前，我坐在攝影棚內的主播臺，手摸著口袋裡的絲帶。開始跑新聞片頭了，幾段廣告過後，畫面上就會出現我的臉。MBC的所有人都在等待著這一刻。那瞬間，我彷彿在巨大的漩渦裡掙扎般。下一秒，我取出了絲帶，然後犯下極為羞恥的機會主義者的錯誤──我沒有把絲帶佩戴在西裝衣領，而是戴在西裝內的襯衫口袋。
「這是我能選擇、最好的辦法了。」
廣告結束，九點報時一過，我出現在畫面上。我不是在播報新聞，而是開始了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那真是一場痛苦、自我合理化的戰爭。畫面外的人似乎都在對我指指點點，我越來越感到臉頰發燙、不知所措。播報新聞的過程中，那個被西裝衣領遮住、時隱時現的絲帶，如實的暴露了我那腐爛的良心。這算什麼自欺欺人的手法啊！倒不如別戴呢，這樣一來，起碼能裝作有自己的信念，也好找藉口辯解啊。
三十多分鐘的新聞結束後，我的心情相當悲慘，背上一片濕漉漉的汗水，證明了我在那並不短暫的時間裡所經歷的內心交戰。
新聞結束後回到報導局辦公室，一片寂靜，主管也好，S記者也好，誰都沒跟我說話。工會也沒有任何反應。他們理解我嗎？我不願再多想，那天晚上直到睡前，我一直處在故意放空的狀態。妻子對於絲帶也隻字未提，她只跟我聊日常瑣事。但那天深夜，我再次展開與自己的戰爭。
想一想，我已過了三十而立之年，有工作，也有妻子和孩子。雖然這是小市民的觀點，但我在社會上仍不是一個成熟人士。一個成熟的人怎麼會做出那種行動？即便社會意識還沒進入初期階段，但身為職場人和認同組織的人，那天的我實在太丟臉了，我找不到為自己辯解的理由。
我徹夜未眠，那一夜的痛苦也許是我迄今從未經歷過的，這並不是來自對工會的歉意，也不是因那些比我更勇敢的後輩而感到羞愧。這些理由反而可以讓我勉強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過一段時間就把這件事忘記。真正的問題是，我無法原諒自己。我以前犯過很多錯，卻總是能原諒自己，但這件事從一開始就非比尋常。這不是誰能擔起責任、「威權式」的良心問題，而是只有我自己才能承擔、極為「人性」的良心問題。
各種思緒襲來，那晚我的拙劣舉動折磨著我。我痛苦了一整夜，翻來覆去的思考後，漸漸想清楚了補救的方法。我得出結論：我不是還有一次機會嗎？
星期天一早，我對妻子說：「不管今天發生什麼事，我都會佩戴絲帶。」
聽到「不管發生什麼事」，妻子大概察覺到這是幾天來我苦思糾結的結論。
「你不是說佩戴絲帶就會換人嗎？」妻子的問題，或許是介於擔心提早報告會被換人，和鼓勵我決定佩戴絲帶之間。
那天我盡量不看電視，因為擔心決心會動搖。萬一直播節目中哪位主持人沒有佩戴絲帶，說不定我又會為自己找藉口。仔細想來，這也怪可憐的。但我的眼睛總是不停看向電視，看到日間新聞時都能感覺到心臟在劇烈跳動。昨天突襲戴上絲帶卻被奪下的金成浩主播，今天胸前佩戴了絲帶。
「真是個厲害的朋友。」
金成浩的確是這種人，平日安安靜靜不擅言詞，卻對自己該做的事很堅持。也許這次他也是開播前才戴上絲帶，沒有阻止他的機會。說不定他在事前假裝「我不會戴絲帶」。假若如實交代一定會被換掉，一想到這，我又不安起來。
「要是這樣，那《新聞平臺》時，事前檢查豈不是會更嚴格？」
我再次與內心準備找藉口的惡魔（這樣描寫或許有點極端，但事實如此）展開爭鬥，我苦思著方法，星期天電視臺沒什麼人，就算要求換主播，如果沒有事先準備是來不及的。那我就盡量拖延時間，拖到開播前再說，最糟糕就是一直隱瞞到最後，突襲戴上絲帶。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想這樣做。各種思緒讓我的大腦越混亂，但「不管發生任何事都要佩戴絲帶」已是我無法放棄的決定。星期六做了那種拙劣的偽裝，星期天如果又逃避，那我將會永遠喪失自我。
當晚，考慮到盡量避免跟公司主管碰面，我在距離九點開播前還有四十分鐘左右時才出現。平時最少也要提早一個半到兩個小時上班準備。報導局異常寧靜，雖然預料到沒什麼人，但白天發生了金成浩主播的絲帶事件，仍看不出任何緊張的徵兆，但那也不過是表面的和平。
我簡單整理著裝，開始準備新聞。當然，那時還沒有佩戴絲帶。十分鐘、十五分鐘過去，都沒有人問我絲帶的事。那天負責新聞的編輯部H次長和S記者也沒問我，兩個人一聲不吭的埋頭做新聞。我反倒慌張起來，其實沒人來問，對我是件好事，但等到了新聞播出時間，我突然戴上絲帶而陷入混亂怎麼辦？沒遭受任何阻力，一個人戴上絲帶，我可能更陷入了困難的處境。這種情況讓我感到出乎意料、充滿不確定感，是一種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心情。
但這種心情很快就消失了，H次長最終還是開口：「孫石熙，你今天也不會戴絲帶吧？」
平時跟我關係很好的他，用往常那種推心置腹的口吻問出難以啟齒的問題。他的問題裡故意帶著「你一定會像昨天那樣吧？我只是出於形式確認一下」的意思。那種無所謂的口氣，在向我強求著同樣無所謂的答案。我抬頭看了看錶，距離新聞時間還有二十分鐘。
「呵呵，難說喔。」我笑著含糊其辭。
我想盡量用「不會戴」的口吻先讓H次長放心。心跳開始加速，不論如何我也要戴。接下來進入心理戰，我努力在H次長面前掩飾自己，這讓我感到很對不起他。我們一起共事，卻因各自位置不同，不得不畫清界線，這都是由某人製造出的悲慘景況。
聽到我略微奇怪的回答，H次長跟著笑了。但他可能還想再確認一次，於是五分鐘後又問：「你會怎麼做？今天不會戴吧？」與剛才截然不同，他的口氣透露出緊張。
「不知道。白天都戴了，我也該戴吧？」我還是笑著。在這種情況下，笑可比一本正經容易，就像不會有什麼事一樣⋯⋯但H次長從我的回答裡感受出不對勁。
「什麼？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九點的話問題可就大了，會出大事的。」H次長徹底嚴肅起來。
距離新聞播出還有十分鐘。此時此刻，我只有直球對決了。
「我今天會戴。」我嚴肅的回答。
剎那間，緊張從我們之間迅速流過，H次長明白他是說服不了我的。
「你一定要戴？那我只能向上面報告了，我不能就這樣放你去。」
報導局辦公室頓時騷動起來。
當天的值班部長也跑來追問：「你從沒提過這件事啊！昨天不是也沒戴嗎？現在才說要戴，你要我們現在怎麼辦？」
他說得沒錯，直到剛才都沒提絲帶的事，現在離開播只剩五分鐘，根本找不到人替換。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除了這樣別無他法，我只能接受大家的指責。H次長忙著打電話給局長和副局長，上面給出的第一條指示是換人，但只剩五分鐘，根本找不到人，加上是星期天，臺裡根本沒有穿西裝的其他主播，也沒有人敢在毫無準備之下負責直播播報。無法換人後，上面又指示，鏡頭盡量不要拍到絲帶，但畫面上根本不可能只出現我的整張臉。最後大家都跑來想說服我，但此時我已經沒有回頭路了ｍ
S記者也在一旁極力幫我解圍。
情況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距離新聞開播還有三分鐘，我朝攝影棚走去，感受到我的雙腿在顫抖。現在是去實現那個經過長時間思考與掙扎後得出的結論了，我根本無法預測我的行動導致的後果，也無法去思考更根本性的問題──關於我行為的正當性。
抵達攝影棚，坐在攝影機前，這時外面傳話說有緊急電話找我。我跑出去拿起電話，所屬部門的部長焦急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說如果我非要堅持這麼做，誰也阻止不了，希望我好好決定。我對他說，我個人覺得非常抱歉，但這件事不能不做。因為我，他肯定會受到公司指責，我也會因為這件事失去主播的工作。但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
新聞片頭開始，我用顫抖的手取出絲帶，戴在西裝衣領上。同為工會成員的攝影師彷彿也燃起熱情，為了讓絲帶看得更清楚，他努力掌控畫面。透過副控室的窗戶，我看到工會的執行部和抗爭委員排成隊伍，以防有人在開播前搶下我的絲帶。頭繫帶子的工會成員列隊堅守在攝影棚門前，與其他人一同高喊的畫面，成為MBC新聞中心罕見的景象。
廣告播完，九點報時響起，緊接著幾秒鐘後，曾經折磨我心智的絲帶，透過電波傳送到全國各地。
那天我毫無失誤的完成播報，過程是如何播報卻記不起來了。
那天直播結束後的事在這裡提也沒什麼意義，但後來H次長不顧自己處境的為難，極力保護了我，那份感激之情我是不會忘記的。
尼采說過，所謂良心是指「人能守護住自己認為正確的，並具備肯定自我的能力。」那天晚上，我似乎模仿了他所定義的良心，這讓我感到慶幸。
如今我相信了，人活著，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存在轉機，即使有時，需要經歷某種程度的痛苦與犧牲。


〈一九九二年秋，一季熾熱的抉擇〉
站在木洞公寓十一樓的陽臺，可以看到高尺洞永登浦拘留所的天空。
長子出生後，陽臺就成為我的吸菸室，每天晚上我會到陽臺四、五次，打開窗戶抽菸。自被釋放後，到陽臺的次數和時間也增加了。每當這時，我都會望著伸手可及的高尺洞天空，想像著困在只要五分鐘距離，正與寒冷、孤獨對抗的同事。
我抽著菸，想起正在痛苦戒菸的同事，冒出了有些不搭軋的想法，穿著運動衫站在寒冷的陽臺發抖，這種自虐行為彷彿能稍微減輕我的罪惡感。
望著劃過高尺洞天空的飛機，享受著一個人的時光。雖然時間很短暫，但或許是因為氣氛不同尋常，所以在同事們被放出來後，在沒有妻子的妨礙下，這段時光依舊持續著。
仔細回想過去半年，我們幾乎體驗了人類可以感受到的所有感情，一定要舉例的話，例如愛、恨、鄙視和希望等，而且這些感情都十分強烈。
原本什麼都無法相信，但大家投身參與的九二年秋天罷工，讓我們最先重拾了信任。提出勞資爭議後的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集會，大家擠滿一樓的「民主空間」。回想起過去的三年，好不容易才召集起一些人，我們心裡燃起難以用言語表達的複雜感受。雖然無法用震驚、傷感或喜悅來形容，但在當時的混亂之下，我們明顯可以感受到的一種感情，就是對彼此的信任。
過去三年裡，我們時而沉默以對，時而委屈求全，但大家心底一直都存在某種渴望。一段時間後，工會成員在集會上小心翼翼、但堅決的表達了那種渴望。門外殘夏的熱氣到日落時分才漸漸散去，但在聚集了工會成員的「民主空間」，卻正要展開另一個熾熱的季節。
若非要用「戰鬥」來形容這場集會，我們都認為不論結果如何，勝利會是屬於我們的。那天負責主持集會的民主放送實踐委員會幹事鄭燦亨，難得的在大家面前哽咽了。隔天一早出刊的工會抗爭特報，用帶有感情的文字解釋了他的心情。
「各位工會成員，謝謝大家。昨晚執行部流了一整夜的淚。」
我們的罷工就這樣開始了。從提出明確為公正報導制定規範，到要求被解僱的員工復職，取消單方面調薪等，每一項訴求都不容忽視。而促使我們得以順利罷工的，則是長期以來互相的信任，以及由信任產生的愛，成為罷工不止於「抗爭」層面的力量。帶領罷工的李完基代理主委，在某次罷工集會上這樣說道：「就像《美女與野獸》裡的場面，有勇氣的人可以施展魔法成全一對眷侶，在這炙熱的『冷卻時間』裡，我們終於相遇了。各位工會成員。今天，我們的選擇必須是愛的選擇。我們要讓所有的愛修成正果！
「所有的愛都是自由的，所有的愛都應該讓他人自由。我們要讓自己自由，再讓崔社長和部分的高層主管自由，最後，要讓大家自由！」
但那些看不見的手也並不輸我們對彼此的信任與愛，他們企圖將罷工引導成膚淺的抗爭。公司透過每天的新聞和社內公告宣傳我們「非法罷工」，他們選定（？）的十五名主導者遭受被起訴、羈押的威脅。主播室的工會成員金昌玉，鄭惠汀和金銀珠等人，只因他們是新聞主播，就受到停職三個月的重罰。列在從重懲處名單的管理部張昌植，若要說他有罪，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用力敲鼓罷了。當然，他受罰的最大原因應該是上級認為他平日對工會格外用心……包括被起訴的人在內，共有三十五人被列入懲處名單。
那時，某位工會成員在民主空間貼出的〈歌頌九月〉這樣寫道：
直到今天，我們走過了艱辛的旅程。
我們思考，苦惱，忍耐著……

我們各自有所領悟，
我們共同經歷著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夥伴情誼。
有時，身旁的空位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
但當我們填補那個空位，我們就都站在了絢麗的生命大地上。

快樂時是慶典，
痛苦時則當作修道的小廟。
是誰將對話的真理變成了賭場上的爭吵，
對話與理解的匱乏，
是誰將純粹的熱情變成了憤怒。

我們彷彿經過一條充滿塵土和惡臭的長長隧道，
我們都很開心，
分開後再聚集，分開後又再次聚集，在這樣的秩序裡感受著宇宙。

深夜，大家又獨自坐在那裡，但我們已不孤單。

我們不認為所有事情都只出自公司的任意妄為，大家可以想像到那些看不見的手。最終，警察踐踏了民主空間，他們把大家抓走那天，工會成員都哭了。某報社新聞把我們流的淚寫成「憤怒的眼淚」，這樣說既平凡又極其貼切。
被公司趕出來後，不管是轉戰漢江岸邊和明洞聖堂的人，還是我們七個被當成犯人（？）的人，大家之所以沒有垮掉，正是因為流下的那些眼淚。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曾一語道破，動物若是處在改變的環境下，要麼適應環境，要麼滅絕。從生物學角度來看，人類是最無力的存在，卻也因為這一點，人類才獲得能夠將環境改變成適合自己的智慧。
我們明明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但大家都能輕鬆的克服。由於告知民眾我們正面臨的處境而被公司趕了出去，我們卻反過來利用工會被趕走的模樣對外進行宣傳，這或許就是「佛洛姆的人類」吧。
其實我們對於罷工沒有任何底氣，大家卻都對此次罷工結果非常樂觀。我們第一次罷工就成為樂觀主義者，這之後經歷的一切將我們牢牢栓在一起，這種力量讓我們「不計較結果」，得到了滿足。
仍舊處於解僱狀態的前主委安聖日正在場外罷工時，寄了一封信到拘留所：
「我對同志們炙熱的信賴和愛正在萌發。這次罷工取得全面成功，未來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能懷抱這份感動活下去。我們是對的，這就是事實。真相既單純又美好，唯一需要的是堅守住它的勇氣。」

站在木洞公寓十一樓的陽臺上，望著如今大家早被釋放的高尺洞天空，我再次回想起一九九二年秋冬發生的所有事。在拘留所的院子裡運動時，我不停抬頭仰望飛機。如今，飛機依舊飛翔在那上空。隨著思考的擴展，不僅讓我想到了此時還被關在裡面的人們，於是我又重新想起前主委安聖日信中的那段話。

【臺灣版序】歷史長河中，我曾經歷的短暫瞬間

記得《蟋蟀之歌》在韓國出版不到一年就面臨再刷問題，當時我強烈要求希望不要再刷，畢竟在這本書中，我寫的大部分是個人的經歷與想法，對於出版書籍也並不懷有太大的期待與喜悅，覺得這樣就夠了。於是，這本書在韓國出版一年後就宣告絕版。二十六年間，仍不斷有人希望能再版這本書，其間大概僅有一次，我答應出版社可以極少量的再刷，送給真正需要的人。
去年收到臺灣時報出版提議，希望能夠在臺灣出版這本韓國都已經絕版多年的書，不禁令我大吃一驚，其他國家怎麼會關注到我這個人，我甚...

導讀
新聞須引領公眾思考，讓世界得以轉變（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

推薦序　
足以拉下總統、撼動社會的媒體人力量（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
真假難辨的社會，需要一個對自己誠實的新聞人（「轉角國際」專欄作者／阿潑）

各界讚譽

臺灣版序　歷史長河中，我曾經歷的短暫瞬間
前言　寫這本書

第一章 一路上，我所收穫的
關於陽光的記憶
一路上，我所收穫的
我的社會史時光之旅
咖啡瓶和女老師
臥室裡的秋日天空
父親的法，父親的小歷史
反重視形式論
我的病反而成為我的藥
業的法則，人世間的法則
告知女性
妻子，生命中可以承受之重
民主啊，求之於民
孩子不等人
後天性雜誌恐懼症患者
巧克力、糖果、部隊鍋
誰殺死了文森？
民族歷史研究會

第二章　再看一眼熄滅的火吧
一日不作，一日三食
選擇！星期六──美好嗎？
哈佛留學生與朝鮮族學生
節目終歸於「人」
報新聞都要背起來嗎？
正門前的臺上
文化中心可以成為超市
全能主播的薄命時代
乙淑島的故事
五大洋事件是他殺？
再看一眼熄滅的火吧
被墨水淹沒的63大廈
被真由美更改的開場白

第三章　蟋蟀之歌
世界上最沉重的絲帶
摯愛之歌，歌之舍廊
人心的軟體啊，正直的活吧
一九九二年秋，一季熾熱的抉擇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
拘留所說明會
手銬遊戲
高尺洞的那些人
為了真正的「都大木」
蟋蟀之歌
保母詩人李幸子
開在哪裡都是花

第四章　布條下的希望
我們是無罪的
那臺美製食物處理機
正午的警報
內務整理的所思所想
布條下的希望
這個時代的神話──不勞而獲
九一一和一一九
必須抹去的紅字
今時今日的「燈明寺」
塞內卡的後裔──橘子族

導讀
新聞須引領公眾思考，讓世界得以轉變（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

推薦序　
足以拉下總統、撼動社會的媒體人力量（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
真假難辨的社會，需要一個對自己誠實的新聞人（「轉角國際」專欄作者／阿潑）

各界讚譽

臺灣版序　歷史長河中，我曾經歷的短暫瞬間
前言　寫這本書

第一章 一路上，我所收穫的
關於陽光的記憶
一路上，我所收穫的
我的社會史時光之旅
咖啡瓶和女老師
臥室裡的秋日天空
父親的法，父親的小歷史
反重視形式論
我的病反而成為我的藥
業的法則，人世間的法則
告知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