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在我的存在之中
心境
心境受到壓迫。
壓得愈久，你愈快崩潰。
選擇讓風狂吹。
歲月的預言還未知。
我仍不知道為何我繼續
感覺狐獨。赤裸的雙腳不知往何處
去。而我也遺忘了回家的路途。
從一數到十，取悅我的
靈魂，雖然當中仍是個大洞。
當我身處最溫暖的時刻，
我依然感到嚴寒掃過，
有著呼叫某人的衝動，
因為我是那個未全然擁有的人。
──安娜史薇那
在某些日子裡，安娜史薇那只想當個小女孩。她無法說出她理想中的女孩時期是怎樣，況且，她也不需要「理想的」女孩時期。如果她可以重新創造她的過去，她會想把自己放在更早以前，在她認識如今吞噬她的苦難之前的日子。
她想重新建構她的家庭生活。她想像母親依然在世，安娜史薇那會跟在她的身邊長大，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他們會全部住在同一個房子裡。她不用一定得和她的父親一起住，但她會知道他是誰。她會有機會見到他，知道他的長相，知道她是否從他那裡遺傳到了較深的膚色。
住開普敦，或者約翰尼斯堡都可以──她不在乎家人是住在哪一個城市。他們不需要富有，房子也不需要寬大。她只關心在意的是，它最好是水泥的、有三個房間，是鎮上政府核發認可的房子，而不只是一間棚屋，只有夾板牆和塑膠防水布，用舊輪胎和笨重的石頭壓住，避免大風捲走瓦楞鐵皮屋頂。夜晚，與其清醒地躺著，聽見老鼠在她的床底下爬行，她會和她的小妹妹一起依偎在一條柔軟的粉紅色毛毯裡。毛毯有一種花香，像是雞蛋花，那是來自母親的香水，她正俯身親吻她的女兒們，向她們道晚安。等妹妹睡著後，安娜史薇那可能會亮著燈到深夜，以便在日記裡寫詩。
隨著年紀漸長，她的哥哥們會保護她，照顧她。不會有其他男性親屬敢朝她投以覬覦的眼光。
她不是非得上私立學校不可，但她會上學，每年都會，不會中輟。她會努力用功，考取好分數，也許除了數學，那是她永遠聽不懂的科目。她也會參加合唱團。不知不覺，她就要升上十二年級了，是她的「麥翠克」（Matric）年。對南非的學生來說，高中的終極目標就是大學入學考試。考試的成績決定了他們是否能獲得高中文憑，以及他們是否有資格上大學。她這一代學生在校的時間，大多還不到考大學入學考便中輟，不然就是無法通過這場考試。但安娜史薇那知道，如果她能撐到入學考，她一定會考過。
為了慶祝她完成這件大事，如果她和斐洛（Phelo）還在一起，她可能會答應讓他陪她參加學校的麥翠克舞會。她會穿上一件長長的紫色緞面禮服。即使她穿上最高的高跟鞋，裙子還是會拖曳在地上。她的頭髮會梳成薄紅褐色的長辮子，她會戴上幾乎垂到肩膀的水晶耳環。這一天，也許會是她和斐洛第一晚同床共眠，雖然老實說，他們可能也不會等這麼久。但那會是她的選擇。而且，如果他們真的發生性關係，他們會小心。
她會是 HIV 陰性，而且會一直維持如此。
但是可惜，安娜史薇那的人生在開始時，她所承襲的任何優勢，便都沒有成真。身為一位年輕的南非人，她是所謂「自由世代」（the Born Frees）的一員。她的國家終於將自由賦予給每個和她相同膚色的人。自由意謂著選擇。但安娜史薇那卻已經看見，她的人生、她的未來、甚至她自己的身體，都是因為其他人的選擇而改變了原來的軌道。自由對她的意義是什麼？當一個小女孩需要一位母親時，身為一位著名歌手母親的女兒，意義是什麼？
如果她可以擁有她夢想的女孩時期，安娜史薇那想像她會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人生。但她只有這樣的人生：十歲成為孤兒，自尋生路。跟著親人或親人的友人東宿西住，從房屋到棚屋，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勉強讀完九年級。HIV 陽性，每天活在病倒的恐懼中。她十八歲。
我遇見安娜史薇那是在二○一○年一月，我剛到南非不久的時候。我擔任傅爾布萊特學者（Fullbright Scholar），要在那裡住一年，並在古古雷圖（Gugulethu）的 J. L. 茲瓦內長老教會與社區中心帶領一個少女創意寫作社。古古雷圖是一個位於開普敦外圍大約十哩（十六公里）的城鎮。安娜史薇那是這個寫作社的首批學員之一。我們為這個寫作社命名為「Amazw’Entombi」，在科薩語（Xhosa）裡意思是「女孩之聲」。
安娜史薇那與其他所有參加「女孩之聲」的女孩，都是所謂「自由世代」的一份子，也就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出生的第一代南非黑人，這是接續在一九九四年大選，尼爾森•曼德拉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宣告南非新民主時代來臨之後。「種族隔離」（apartheid）是一個源自荷蘭文的南非荷蘭語（Afrikaans），字面上的意思是「分開，或者隔離的狀態」。將近五十年的時間，這是在整個南非由政府允許，而且有強制律法的種族隔離政策。種族隔離政策根據膚色和四種種族類別，將每個人區分類別與等級。
「白人」（Whites）是來自歐洲的移民，主要是荷蘭人和英國人。白人占了今天南非人口的八•九％。在種族金字塔的白人下面，是「印度南非人」（Indian South Africans），他們是印度人的後裔，只占南非人口的二•五％，而且主要集中在德爾班（Durban）。接下來是所謂的「有色人」（Coloured），他們是歐洲人、班圖人（Bantu）、亞洲人、科伊科伊人（Khoikhoi）和桑族（San）的混血人種，有些人認為這是帶有侮辱性的字眼。「有色人」是西開普省（Western Cape）與北開普省（Northern Cape），包括開普敦地區的主要族群，雖然這一群人僅占全國人口不到九％。
最後，在金字塔最下層的是「黑人」（Blacks），指的是當時的班圖人、原住民、非洲人。南非最大的族群──幾乎占八○％──是黑人。
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黑人和「有色人」沒有投票權。在種族隔離政策下，你屬於哪一個種族決定了所有的事：你應該住哪裡、去哪裡旅行、就讀哪一所學校，還有，你可以學什麼。你該去哪裡工作、應做哪一類的工作。你可以和誰結婚。你應該去哪裡敬拜上帝。你應該使用哪裡的洗手間、你可以造訪哪一片海灘或公園。你等計程車時，應該坐哪一張椅子，你可以搭哪一輛計程車。甚至你應該在哪一座墓園埋葬你死去的親人。
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這些規定都解除了。但是如今，隨著自由而來的，自由世代承接的是一個被矛盾洗禮過的國家。民主的南非擁有全世界最進步的憲法之一。歧視是不被容許的──不論種族、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懷孕與否、婚姻狀況、族群或社會出身、膚色、性傾向、年齡、身體缺陷、宗教、良知、信仰、文化、語言，或者血統。憲法也為婦女和女孩們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是六個共同推動共和國的民主與人權文化的國家機構之一。
南非同時也是全世界婦女遭受暴力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飽受戰火蹂躪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而且被稱為世界強暴首都。超過三分之一的女孩在十八歲之前曾遭受過性暴力。兒童，包括嬰兒，遭到強暴的比例很可能被低報。這個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受HIV感染的患者，估計為五百六十萬人。年輕女性尤其是高危險群。十五歲到二十四歲遭HIV感染的南非人中，高達四分之三是女性。
這個彩虹國度的貧富差距是全世界第三名，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比種族隔離時期還高。四分之一的南非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美金一•二五元（約合新台幣三十七元）；八五％的白人相對較富有，八五％的黑人相對是貧窮的。有人稱此為經濟上的種族隔離。由於教育體系仍極不公平，年輕人失業的情況愈來愈多，無法逃脫經年累世的貧窮循環。有一份報告估計，年齡達十八歲的自由世代，有七成無法讀到高中畢業，或者沒有通過大學入學考試。
這些是我準備前往南非居住時，對南非的認識。當我透過「女孩之聲」認識幾位自由世代的孩子後，我了解了所有這些統計數字背後的含義。這些女孩的生命裡，交織了她們國家複雜且野蠻的歷史、眼前的困境，以及仍保有的希望。當我在南非住久了，這些數字漸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女孩的名字。
這些女孩，像是恩托姆比扎內蕾，這個名字的意思類似「招弟」。她和安娜史薇那一樣，太早失去了母親。她很想重考一次大學入學考，她已經失敗一次，然而，未治療過的憂鬱症卻似乎又要捲土重來。對莎朗而言，她的夢想不只是她自己一個人的。她背負著家人期盼的重擔：要成功，要供給他們物質的需求，能賺取薪資，幫助過度擁擠的家裡多蓋一個房間，或者買一輛車。因為母親患有愛滋病而成為孤兒，而且自己是 HIV 陽性的歐薇圖有時似乎已經向命運投降。更糟的是，她似乎受到引誘，不只逃學，還認識一位年紀較長，而且有虐待傾向的男朋友。雖然歐薇圖一事無成，她的妹妹席薇在一所距離古古雷圖四十哩（約六十四公里）的寄宿學校表現卻相當突出。歐薇圖無法說出她對人生的夢想，更難指出自己的存在的價值。
然後是安娜史薇那，她是我最認識的女孩。她很有勇氣，也有很多藉口，她對人生的期待每天都不一樣。她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偶爾也承認自己的缺點。她最清楚別人虧欠她的地方，而她更知道，她只能依靠自己，有時甚至連自己都不可靠。
這群自由世代與民主的南非一起進入了青春期，成長的痛苦一直是崎嶇而且艱難的。對所有這些女孩而言，成年這件事，在任何一個生日宣告她們的年齡之前，早就進入了她們的生命。就在她們在南非的同儕試圖展現他們這個世代的特質，這些年輕新秀作家發現，她們的手中擁有一股特別的力量──藉由她們的鉛筆、筆記本和一群聽眾，她們擁有定義自己的能力。
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大塊蛋糕。
兩片蛋糕和一杯可樂，是全部
我想拿的，在我寧靜的感知裡，
痛苦在我的意識中雷鳴，釋放出潛
意識的時刻，以及聲明我的主張
令人厭惡。
你只能在有太陽的場景看見我，
在將我藏起來的黑暗角落裡布網，
我期望不被注意到。
但知道我仍然存在著，知道我自己
以人的方式存在。
──安娜史薇那
第一部 女孩之聲
第一章 我們的驕傲
在旅遊文學中，開普敦被盛讚為「母親之城」（Mother City），雖然它最初全然不是為了要建城。一六五二年，當贊•范里貝克（Jan van Riebeeck）與三艘滿載水手的船隻停泊在桌灣（Table Bay）時，他帶著荷蘭母國明確的指示：建造一座堡壘，作為補給站。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來往於歐洲與東亞之間的貿易航線，往往航行數月，途中得繞過距離桌灣約三十哩（四十八公里），位在半島南方的好望角。若水手罹患了壞血病便無法工作，所以他們需要在旅途中的一個據點臨時停留，補給蔬菜、水果、肉類和淡水。
有些水手的勞動契約解除了，被允許留在這塊新的土地開墾、建立農場，供應需要的物資。一個聚落於焉誕生了。這些新住民進口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同時也伴隨著勞動力──從今日我們所知的印尼、馬來西亞、馬達加斯加、安哥拉、莫三比克等地輸入的奴隸。這個聚落起初變成一個小鎮，後來成為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范里貝克成為第一任總督。後來，英國人來了，從荷蘭人手中搶下了這塊殖民地的控制權。但這些荷蘭人繼續留在當地，最後成為所謂的南非白人（Afrikaner）。他們當中有些人繼續留在開普殖民地，有些人開始往東進，成為開拓者（Voortrekkers），意圖占有更多的土地，認為這是上帝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稱之為「在南非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 in southern Africa）。
然而，將開普敦視為「母親之城」，是對這些早期歐洲移民後代的溢美之辭，他們預設當地的開發即是為了歐洲殖民者的利益。這個暱稱忽略了這塊土地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之前，早已哺育當地原住民很長的一段時間。
科伊科伊人，這群原來居住在非洲大陸西南角的牧人，在歐洲水手到來之前，對桌灣有另一個稱呼。他們稱它為「Camissa」，意思是「水甜的地方」。當荷蘭的農民搶走了最肥沃的土地，他們是最早被新來的移民逼迫遷移的人。最初，科伊科伊人與這些移民還維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們用牛、羊交換荷蘭進口的物資。但隨著殖民者獲得了權力，他們對原住民愈來愈殘暴。被懷疑偷竊時，科伊科伊人會被送到桌灣裡，距離陸地七哩（約十一公里）遠的一個小島──羅本島（Robben Island）從那個時候便開始扮演監獄的角色。
對於開普敦長久以來的重要象徵，科伊科伊人也有個名稱。移民所稱的「桌山」（Table Mountain），這個流傳下來令人回味的名字，科伊科伊人叫它「海之山」（Hoerikwaggo）。桌山高三、五五八呎（約一•○八四公尺），有如信號台和哨兵一樣巍然屹立著，是形成迤邐的開普半島脊脈的砂岩山脈的一部分。魔鬼山（Devil’s Peak）接在桌山的東翼，西翼則是獅頭山（Lion’s Head）。當東南風吹起，把風吹上了桌山，在桌山平坦的高原上便形成了一大片雲頂，翻滾的白雲覆蓋在上面，被稱為「桌布」。有時，雲瀑流洩到半山腰。
山的另一側，土地很快變得惡劣而且無情，當冬雨降臨，地勢低窪地區很容易發生洪水。夏季和冬季猛吹著整個開普敦的狂風，不斷地將一層沙子飄撒在原本厚厚的頁岩上，形成不穩定的沙丘和貧瘠的土壤，不適合農耕。這塊區域是開普低地（Cape Flats），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也就是范里貝克抵達開普敦後的三百年，基本上都維持著無人居住的狀態。
一九四八年，由南非白人主導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大選中取得執政權。黑人當時並沒有選舉權。新政府立即開始建立種族隔離政策，企圖由這個國家的少數白人將種族區隔正式化，並強固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其中最先通過的法案之一，是一九五○年的《種族分區法》（Group Areas Act of 1950），規定什麼種族可以住在哪一個城市區域，而且，將城市裡最好的和最發達的地區只留給白人。
種族隔離制度實施以前，開普敦是南非最都會化的城市，有一些混住的社區，如鄰近城市碗（City Bowl）的第六區。在《種族分區法》之下，這樣的社區是被禁止的。許多家庭被強行遷徒到他們被允許與其他同種族生活的指定地區。開普低地的叢林地區明顯成了安置非白人的地點。非洲人被送往已存在的黑人專屬地區之一，如蘭加（Langa）或尼安加（Nyanga），「有色人」家庭也被指定到他們的隔離區域。南非歷史學家蕭恩•菲爾德博士（Dr. Sean Field）將此舉比喻成截肢。「想像一下，你成長的社區和周圍的風景，那些在整個童年歲月與型塑時期圍繞著你的環境。若只是因為你和你的家人不符合外部強加的種族身份分類，而便被要求強迫遷移，命令你不能繼續住在那個空間，和你視為所屬社區的人互動？ ⋯⋯截肢之後，你的生活會如何改變？」
當現存的城鎮太擁擠，新的城鎮便開始興建，包括一九六○年，一個稱作古古雷圖的地方。這個名字在科薩語裡，意思是「我們的驕傲」。政府承諾會提供住家給定居在這個城鎮的家庭，但在口述歷史的訪談中，古古雷圖的早期居民告訴菲爾德博士，他們抵達這裡的時候，看見的是那一種房子：「一個混凝土空殼。沒有天花板、沒有室內的門、沒有像樣的地板，沒電、沒熱水、沒有室內浴厠⋯⋯他們理所當然覺得被欺騙了。」開普低地後來被稱為種族隔離的棄置場。
從桌山的山腳，克里楓丹路（Klipfontein Road）展延過開普低地，鎮上最大的馬路 NY1將古古雷圖從中間切開。在這個交叉口之前，有一條帶狀的貨櫃屋店鋪：噴射洗車店、一間理髮店、媽媽夫人餐廳外帶服務、一間「spaza」便利商店，裡面賣不含酒精的飲料和手機通話時數。小販把雞肉和香腸（boerewors）放在自製的鋼桶烤肉架上燒烤（braai），煙和烤肉的香味飄散在空氣裡。一條愛滋病絲帶纏繞著沒點燈的聖誕燈飾，懸在路口上方。
古古雷圖──或暱稱「古古」（Gugs）──的綠地很少，樹也不多。當風揚起，庭院裡都是泥土和沙，在每樣東西上面覆上薄薄一層灰。但意想不到的色彩卻無處不在──雖然有些褪色，而且經過風吹雨打，像是春末最後的花季──這些色彩來自房子和貨櫃屋商店的彩色油漆。鎮上大約有一半的居民是住在正式的房子裡，當年的混凝土房屋，如今安頓得很好，有時還會擴建。還有些古古雷圖的居民增蓋了二樓，在屋頂加裝衛星天線，讓這些房子有些中產階級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些「非正式的住處」。這個用詞使得棚屋聽起來像是暫時的，但其實不然。他們是成千上萬人的住家。木板錯落地釘在一起，成了棚屋的牆。木板上殘留著它之前的用途所留下的褪色剝落的油漆，暗示它是重覆使用的，以及當地人物盡其用的本能。塑膠防水布拉到底，仍難以隔絕與抵擋冬雨。好幾家棚屋冒險從同一個電源分接電線。數百戶的社區外，會有公共廁所和一個水泵。一大片的棚屋，位於稱為KTC的分區裡，沿著克里楓丹路伸展開來，對面則是另一大片古古雷圖墓園。葬禮已經不再這裡舉行了。墓地已經滿了。
在抵達大片棚屋和墓園之前，從克里楓丹路左轉到 NY1 公路，會經過兩座紀念碑，紀念古古雷圖歷史上兩次慘痛的事件。較遠的那處紀念碑，矗立著七座花崗岩柱。每一個柱子上都有一個真人大小的鏤空人形，他們的雙手高舉，雙腳奔跑著，像是在跑步或跳舞，或是走上街頭抗議。這是「古古雷圖七烈士」（Gugulethu Seven）的紀念碑。一九八六年，有七位年紀介於十六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反種族隔離政策的活動份子，遭到南非安全部隊的伏擊，在街頭被開槍射死了。他們被懷疑是「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成員，這是屬於「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 ANC）的軍事組織，也是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遭取締的組織。警察宣稱他們七人正在策畫攻擊一輛警車。
辛西婭•恩格威（Cynthia Ngweu）是古古雷圖七烈士其中一位青年的母親，她於一九九六年在真相與合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ion，簡稱TRC）作證，講述她在電視上看見她兒子的情形：「我對我的小孩說，『我們來看電視上播的事情經過吧，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許電視上會有報導。』當我們還在看七點或六點的新聞時，我看見了我的孩子。我卻看到他們拖著他，腰間綁著繩子，用一輛廂型車拖著。我說，『關掉電視，我已經看到我想看的了。快把它關掉。』」古古雷圖七烈士紀念碑在二○○五年時建立。
不遠處，一個加油站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個小型的花崗岩十字架，上面有鮮明的傅爾布萊特計畫標誌。一九九三年，一位二十六歲的美國傅爾布萊特計畫工作人員艾咪•畢赫（Amy Biehl）在這裡被殺身亡。她是一位反種族隔離政策人士，也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她當時的工作是為隔年的南非首次民主選舉登錄選民名冊。即將返回美國的前三天，她開車載三位友人回到古古雷圖的家。一群剛從政治集會回來的暴民，見到司機白皙的皮膚，以為她是南非人，便群起攻擊她，一邊高喊口號：「一個移民，一顆子彈！」他們把艾咪拖下車，朝她丟擲石塊，將她刺死，完全不顧她的友人苦苦哀求，哭喊說她是南非黑人的朋友。一九九○年代末，艾咪的父母也參加了真相與合解委員會的聽證會，他們公開原諒了四位服監的男子。他們被給予特赦，從監獄釋放出來。其中一人隨後到「艾咪•畢赫基金會」工作，這是她的父母在開普敦成立的基金會。
回到古古雷圖另一邊的克里楓丹路，離開 NY1，距離古古雷圖七烈士紀念碑大約一哩（一•六公里）遠處，J. L. 茲瓦內長老教會（J. L. Zwane Presbyterian Church）與社區中心座落在稍微突起的高地，在NY7 與NY11的轉角。古古雷圖所有的路都是這樣命名的，NY 後面接一個數字。NY 代表的是土人的區域（Native Yards），也就是種族隔離政策的建築師規畫中的城鎮：容納「土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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