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宣佈投降，上海市民眾欣喜若狂，都有不能相信抗日戰爭已結束的事實，街頭永遠聚集了眾多市民，互相交換各種消息和傳聞，日本兵也留在軍營中不敢出門。最有趣的是街頭紛紛出現不少標語，有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地下活動份子張貼，也有的是共產黨地下活動者所貼，內容縱有不同，但都是歡呼抗日勝利，鼓舞人心的標語，讓久經壓抑和恐懼的上海市民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和滿懷對美好未來的企待。
不久美軍軍機空運的國軍先頭部隊抵達上海，進駐各重要機關大廈，年青衛兵持槍站崗，永遠吸引大批市民及年青人圍在大廈門口，欣賞從大後方來滬的國軍英姿。同時期美軍人員也陸續到達上海，美軍軍艦也紛紛開入黃浦江，一時間上海街頭多出了一 些美國洋人，而且是陸、海、空三軍齊聚上海街頭，特別是美國水兵，頭戴小白帽，身穿緊身的水手裝，既年青又活潑，更適合上海人的胃口，許多小孩子跟?他們後面嘻笑地叫喚「哈囉」之聲不絕，上海街頭一時洋溢，從未見過的歡愉、幸福和期待的新氣象，如今回想起來仍覺神往不已。
進入九月，舉行過勝利大遊行後，大批國軍及政府人員抵達上海，上海市民也恢復了「天亮了」初期慶祝後的平常生活步驟，開始思考或準備「勝利後」的新的人生。此時我也開始想到未來的走向，就在九月下旬，看到報上登載教育部招考流亡學生的啟事，我好奇前往教育部駐上海辦事處探詢，接見我的是一位非常和藹的中年人，他向我解釋說，這次招生是針對抗戰時期流落在大後方求學的，如今復員返至各地的中學生，以及從中共E區跑出來的年青學子，因此我不適合此條件。失望之餘我向他敘述我家的目前情形：大哥參加抗戰去了大後方，勝利後未有消息，不知他的生死；二哥在蕪湖工作，母親和幼弟寄居在親戚家中，我讀完初中二年級就去工廠當學徒，前途茫茫。這位和氣的教育部中年官員聽完我的?述後，大為感動和同情，囑我寫一篇自傳寄去，也許能以個案考慮，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准予參加考試。大概因我年齡較大及中、英文考試成績頗佳的緣故，我不但考羸s入高中二年級，收到通知後，我立刻再去見他表示，我擔心數、理、化跟不上，盼望按步就班去讀初中三年級，他非常嘉許我務實的精神，同意將我改編入初中三年級。離開時他緊握我的手說：「你的前途無量，好好上進」，當時我的眼睛都紅了，生平第一次感到中國文化中的「愛才、惜才」，他是我生命中第一個貴人，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厚愛，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十月初我隨同三十多名的上海流亡學生，搭火車赴南京國立第一臨時中學就讀，這是我第一次離開上海至外縣市，也是生平第一次搭乘火車，一切都是非常新奇，而且是首次接觸鄉村風景，呼吸到新鮮空氣，心中感到無限的幸福與自由，特別是接觸到各地不同口音的年青學生，更是令人興奮，其中有些高中生因戰亂失學關係都有二十歲了，這些大哥哥們對年幼的學生很是照顧，讓我初嘗團體生活的樂趣，心中產生從未有過的歸屬感和安全感。
我們的校區位於南京市西區，緊靠漢西門城門之內，附近風景幽美，著名的清涼山就在十分鐘步程之內，校門外不遠有蓮魚潭和歸有光的隨園，乃是非常理想的讀書環境。校中一半學生為南京本地走讀學生，一半是各地前來的流亡學生，都是住校，我們上海區的學生住在同一宿舍內，從初中二年級至高中三年級，長幼有序，相互友愛照顧，課餘之?常一起踢小足球，非常快樂。唯一的問題是在教室內和老師及同學對話，我聽得懂他們，但是他們聽不懂我的上海腔特別重的普通話，尤其是南京本地同學，大概是第一次接觸上海人，故對我特別有興趣，令我感到非常親切。此外，班上也有不少蘇北地區的流亡學生，彼此同病相憐，晚上在教室中晚自習時互相幫助切磋功課，我因英文程度較佳，故常常協助同學加強英文文法課程，因此同學常笑我英文發音比中文發音更標準。
當時住校學生是依照軍訓管理，從起床至就寢都依軍號作息，一日三餐都是先在餐廳集合，等候教官發令「開動」，才能開始進餐，早餐是一人一個饅頭及稀飯，中、晚兩餐祗有一盆蔬菜，餐廳?有凳子，大家一起站立進餐，而且要吃得快，大概十五分鐘左右教官喊「停」時，大家才能魚貫離開餐廳。家信一律檢查，並由教官在午餐時刻，唱名領取信件，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因為每個同學都在期盼家信，我還記得當年聽到叫我的名字時，心中歡欣的感情，回憶當年的老師和軍訓教官都是非常嚴肅，他們大半都是從大後方復員返南京工作，顯見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活及抗日的精神，養成了他們嚴格要求學生的性格，因此我們都是競競業業埋首苦讀，對老師和教官非常服從，校中充滿一片勤奮和朝氣的精神，有人埋怨校中生活的艱苦，每個人都對未來有憧憬，有信心。
事實上，自民國16年北閥成功後，國民政府即本中國儒家的傳統，積極興學，培植建國人才，即使在抗戰最艱辛時期，遷至大後方的公私立著名大學仍以公費收納淪陷區奔往就讀的大學生。此外，還在接近淪陷區的浙江金華及安徽屯溪等地，設立流亡學生的接待站，收納從日?佔領區前往自由區的大、中學生，俟集合相當的人數後，由專人帶領翻山越嶺，長途跋踄兩三個月才能抵達設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流亡中學就讀，食宿都由當地政府協助解決，此種重視青年教育的政策及年青人響往自由區的壯舉，在第二次大戰中祗有在中國看得到。
這些流亡學生在中學畢業後，均繼續就學，除考取大學繼續享受公費外，有的考入各軍種的軍校或訓練黨政幹部的專校，都能學有專長，為國家所用，充份發揮儒家人本的優良傳統。即使中共建國後，除黨、政、軍幹部外、諸凡有關民生、經濟、醫療、方面所需的各級專才，仍需依賴往年國民政府所辦的各大學農、工、理、商、等醫科畢業的專業人才，文革後中國大陸開始經濟重建時期，這批後餘生的專業人員都已接近老年，但仍發揮餘熱，繼續在各個崗位上擔任承先啟後的薪火傳承的工作，他們的一生如史詩般的浩壯，為中國歷代所罕見。
民國38年政府遷台灣時，山東流亡中學也隨軍來台，繼續在澎湖弦歌不綴，這批流亡學生中後來出了不少名教授、名學者、政府高階官員及軍中將領，因為他們的特徵是苦讀、勤奮和上進，最重要的是他們無家可歸，別無退路，他們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可以說是空前和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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