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悲劇的知日家，經典的日本論」
──《表裏日本》暢銷作家｜實踐大學應日系 助理教授蔡亦竹專文導讀
講到戴季陶，一般人先想到的應該是他作為黨國元老的身分和他悲運之死，還有就是他「數奇」的身分和著名的親生子傳說了。
這位年輕時留學日本的一時才俊，的確在日本過了一段相當「前衛」的生活。不過他被人忽略的卻是他傑出的研究成果和身為中國第一等知日家的身分。連我都到了日本留學許久之後，才知道他是我東京師範、也就是日後筑波大學的大學長。而《日本論》一書，就是戴季陶對於日本的透徹觀察結晶。
不管是中國或是台灣，對於日本、尤其是戰前的大日本帝國評價總是相當兩極化。喜歡的人就皇民、皇軍個沒有完，討厭的就小日本啦軍國主義啦立刻國仇家恨渦輪增壓引擎上身。在這種氛圍下，戴季陶的《日本論》更顯珍貴。明治末期留學日本的戴季陶筆下沒有後來經過中日戰爭後的憤怒觀點，也沒有台灣50年統治期的愛恨交錯。對年輕的「戴桑」而言，日本就是當時東洋唯一打敗西方帝國主義的列強，也曾經是中國復興的希望。
是的，日本曾經是中國復興的希望。
這句話對經歷過所謂八年抗戰的人們來說或許難以接受。但是在滿清倒台的前後，日本卻是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不管是在軍事、政治或是文法商等領域，日本都培養出無數後來日本一等一的人才。戴季陶如此，魯迅如此，甚至國共雙方的周恩來和蔣介石都有所謂的日本經驗，而孫中山更是與日本關係深遠，其雅號「中山」甚至來自他在日本使用的化名。但是這些史實在80年代前的台灣教育裏從來讀不到，我國小時老師甚至沒告訴我們孫文出生的中山縣是因為他而改名的。
這樣真的不好，而且這種不好遠在成書於90年前的《日本論》裏戴季陶就說過了。
戴季陶於書中開宗明義就強調，在日本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問題研究，但在當時的中國卻充滿學習日本不如學習英美，或是日本根本沒有獨特文化、全都抄襲自中國等他國所以沒有研究價值的論調。對於這種故步自封的思考，戴季陶強調「不管你喜歡或厭惡日本，了解它都有絕對必要」，而且作為一個中國人，再怎麼嘲笑日本是中國和西洋的抄襲鬼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這個抄襲鬼當時不但先修理了過去數百年來作為東洋秩序中心的中國，後來還戰勝了俄羅斯帝國，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趁機出兵修理德國，算起來一共在中國的土地上和白種人打了兩次架，而且都贏。至於中國則是眼巴巴望著日本在自己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最後還理所當然地向中國吆五喝六地開條件，簡直得意忘形到極點。但是中國別說要拿它怎樣了，當時根本還得許多事情都向日本拜託。
同為東方人種，而且中國擁有絕不遜於日本的歷史和光榮傳統。對戴季陶這位據說日文好到讓人不知道他是留學生的日本通來說，心中的苦悶和懊腦想必更勝一般人。而這也是《日本論》成書的理由。
《日本論》的論述包括信仰、社會風俗、民族精神和政經概論，雖然書中對於日本傳統精神的論點，可以看出受到新渡戶稻造名著《武士道》的強烈影響，所以把武士視為日本社會中最高貴的階級，對於農民和商人階級則評價甚低，甚至認為同樣是日後的財閥領袖、武家出身的澁澤榮一就比商人出身的大倉喜八郎高尚許多。這當然忽略了武士的重農主義和商人階級也出現了石田心學這種實踐道德的史實，但是其中許多觀點從今天看來仍然擲地有聲、不失為細緻的日本文化觀察。作為一部了解日本的入門書籍，《日本論》精簡而不失嚴謹，而且內容生動又涉獵廣泛。就算拿來作為現代的日本文化教材，都不失其學術價值。而讀完全書之後，台灣讀者可能第一個感想就是所謂黨國元老的日本觀，真的和上個世紀學校所教的大相徑庭。過去（或許現在也？）拿反日作為意識形態的國民黨，真的沒有我們想的那麼討厭日本，甚至曾經把日本當成是最好的友人。
除了放諸任何時代皆準的日本民族論、信仰及社會形態分析之外，《日本論》最經典的還是戴季陶第一手的現代日本情報記錄。身為知日第一把交椅的戴季陶，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孫文身邊協助處理對日的各種業務，也因此書中提到了許多讓今天的我們大為驚奇的史實。包括日俄戰爭的首相、陸軍的實力者桂太郎與孫文間的友誼，還有孫文「最知己的朋友」，竟然是日俄戰爭中一手打造日本海海戰壓倒性勝利的傳奇人物秋山真之。而我們過去觀念中根本對中國只有野心的大日本帝國，居然會有遺言說出「平日遺恨就是未能援孫倒袁，達成東洋民族之獨立自主」的首相，更不會想到司馬遼太郎名著《坂上之雲》裏的天才參謀秋山真之，居然是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給予孫文莫大援助的「中國之友」。而書中也提到日本根本是當時中國的鍊金寶地，去一趟日本回來之後不是賺大錢就是各種速成官啊軍啊法政啊立刻權位入手。所以許多中國的政治人物都無法抵擋當時來自東京的強力誘惑，只有一位徹底抵抗而讓日本恨之入骨想要除之後快的人物，就是過去被罵到臭頭的袁世凱。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除了稱帝而遺臭萬年之外，最讓人詬病的就是接受喪權辱國的對華二十一條。但是在《日本論》書中，袁世凱卻是日本的眼中釘，簡直抗日模範。
《日本論》就是這麼一本引人入勝、甚至讓讀者過去的日本觀點一百八十度轉變的經典。這本書在近百年之後重新出版，除了讓讀者們重新認識這個東方島國之外，相信也能完成戴季陶這位鬱鬱以終的讀書人最大的心願。
就是從「反日」和「哈日」走向「知日」的真正文明開化。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這個題目，有什麼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志》而外，我沒有看見有什麼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於日本，也沒有作過什麼系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裡？他們生活根據在哪裡？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方，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著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決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觀察日本錯不錯，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很希望多數人批評我的錯。倘若因為批評我的錯而引出有價值的著作來，那麼，我這一篇小著，也就不為無益了。
〈好美的國民〉
人類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緊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罷。「據於禮，成於樂，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說明文明的要義，可算是精微了。禮是什麼，就是社會組織的制度。社會不能不有組織，組織不有制度時，他的組織力是不確定的。人類的生活，決不是無情趣的、無機的一個形骸，他成為生活的緣故，是要有一個生活的機能。生存意識是生活機能的主體，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進生活的動力。所以一切生物，號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學語。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會組織的制度。但是在社會組織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動社會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種變化，生一種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藝術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會制度的革命而起，後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時，又是變化將起的時代了。這樣遞換不已，就成社會的進化。我想要於論日本人信仰的生活之後，接著論他們的藝術生活了，詩歌、音樂、繪畫、雕刻、園林、建築、衣飾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無處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類文化的一個最大的特質，也是一個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義卻除了的時候，將無從去尋人類文化的原素。我們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備特殊的「色香」，而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須的工具，同時更是推進它的生活的動力。性是生命的起點，所以「美」的表現，更常常和性的生活成密切的關聯。這一個事實，我們尤其是在禽類的形態聲音當中看得最親切。雌雄競爭最劇烈的鳥類，他的聲色美特別比競爭不劇烈的鳥類彰著。在人類當中，美術進步而普及的民族，也就是創文化能力最大的民族。
〈皇權神授思想及其時代化〉
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瞭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秋山真之〉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
「你幾時來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嚇了一大跳，我答說：「我剛剛才到，我一到旅館，立刻就動身到先生處來的，我這一回因為旭館住滿了，住在岡本。」
他重新把眼睛閉下，把兩隻手合著，默念了一兩分鐘，又重新向著我說：
「還好，不要緊，這不是你有什麼禍事，是因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個地方不久就有天災，你快些搬到最高處去住罷，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鬧糊塗了，但是我曉得他一向是如此神裡神氣地，然而又不好反對他，我想了一想，對他說：
「東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館了，搬到那裡好嗎？」
他說很好，趕緊搬去，只有這一個地方可住。我此時才把總理的信取出送給他，我問：
「先生看中國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閉上，照例默念了幾分鐘，把眼睛睜開說：
「中國不出十天，有國體的變動，這個變動，發生在北京，可是發生之後，不過三天，便仍舊失敗。」我再問他時，他說：「我的能力，現在只能見到如此，以後的事情，且待這一個局面現出之後再看罷。」我又坐了一回，談了些別後的閒話，便告辭出來。我對於他的話，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對於他的態度，總是不能釋然。
回到岡本旅館，用電話向金生館定好了房間，囑咐旅館給我把行李移去，出來便去看田中中將。他住的是一間和洋折衷式相當的華屋。書齋裡面，很精緻地排列著許多書櫥，金光炫目的書籍，插滿一室，當中放著一張洋式書案，和秋山那一個中國古代式的亂七八糟的書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書房裡之後，田中還沒有出來，我一人坐在書房裡等，看見他壁間掛著一付泥金箋的簇新的對聯，是張勳新送的，上面題著「田中中將雅正」下面題著「弟張勳拜書」，對文我是記不得了，大約不見得會是張勳的親筆。雖然在那樣的時候，看見這副對聯，不能不有種種聯想，然而文字應酬，是中國人的通常習慣，我也不很以為奇怪。等一會田中中將出來了，他看見我注意看張勳的對聯，似乎是很不安的樣子。寒暄既畢，他自歸自急急的儘管講他如何反對中國的復辟運動，如何特意為此去見張勳，叫張勳千萬不要復辟，越說越長，越長越奇，我絕沒有說他和張勳有關，沒有疑他叫張勳復辟，然而他如此大費唇舌地辯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見這兩位中將之後，我對於時局的觀測，已經得了不少的基礎，人也倦了，時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館。
我一到金生館的門口，就看見絕不是尋常日子，門前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望而知這裡面有活動人物住著。住定了之後，細細問旅館的主人，原來「日本的中國復辟黨」都聚會在此地，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領袖都齊了。滿清倒了之後，清室的親貴們，只有藏著過安樂日子，哪有一個人有什麼復辟的勇氣。所謂復辟黨，在中國人中除了張勳、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吳稚暉先生之所謂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騙子。所謂復辟運動，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幾個北京浪人、滿洲浪人，才是整天興風作浪。此時正是他們大舉興師的時候，聽說是大倉組（見註1）拿出二百萬運動費給他們，所以擺得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架子。
當晚我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報告，寄給總理，我的調查任務，算是達到了目的。在東京住了三四天，便動身回上海。等我剛離了東京，一兩天內，東京灣便發現很大的海嘯，颶風把海水捲起，築地一帶，變成澤國，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將之所謂天災，大約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張勳的復辟，已經發動，報上已經滿載著封王封侯的記事，可是剛剛三天，馬廠兵到，一場皇帝夢，依然如夢幻泡影，這就是秋山中將之所謂「北京有國體變更，不過三天，必然失敗」。但是何以他能夠如此靈驗，說得一點不錯呢？總理說：「秋山中將是日本第一個海軍的學者，他對於氣象的學問，本來有專門的研究，而海軍軍令部，是不斷地接受各國各處天文報告的，何處發生颶風，這風有多大的力量，幾時可到東京灣，他是應該計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當局，他明明白白，曉得種種的消息。他在主義上，對於張勳之所為，是反對的，我們去問他，他既不能不告訴我們，而他的職責上，萬不能隨便講話，所以只好假托神仙，從靜坐默念的當中，顯示他的意見。」
對了，這一場公案，我們得到最正確的解釋了。只是現在想起來，「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兩句話，確實有此意義。只可惜秋山中將這樣一個天才，這次和我相見時，已經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個月，便作了古人。陸軍的桂太郎死了，海軍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陸軍中，現在恐怕再沒有一個有意識的人才罷。
【註1】即大倉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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