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秩序（Ordnung），無論是我們在生命的多樣性裡所發現的，或是我們要努力建立的，都可以說是一種「法律」（Recht）：自然「法則」、倫理和道德的「法則」，或是邏輯和美學的「法則」。而在這些法則裡、在我們對世界的整個認識裡、那最原始的意義的法則，即法律的法則，究竟是什麼呢？
法律的概念：法律、習俗、倫理
「人皆有死」、「你不應殺人」，這兩個例子說明了兩種不同的法則：必然的法則和應然的法則。前者說明事物不可避免地會實現，後者則是規定可能不會實現的事物；前者是奠基於法則和事實的一致性，而後者則不管是否和事實一致，都是有效的；前者勾勒出現實世界，而後者則是描繪理想世界的建構計畫。對於我們來說，這兩種法則的類型是非常涇渭分明的。
人類所有的基本行動中都有某種應然的法則：邏輯闡述那些正確的、真實的、科學的思考法則，美學則是討論合宜的形式、藝術和美感的體驗，至於規範人類意志和行為的倫理的應然法則，則可以區分為道德、習俗以及法律，它們提供了善良的、應有的、公正的行為標準。在歷史上是先有習俗，然後才由倫理分離出法律，最後才有道德。隨著歷史的發展，法則和事實的對立越來越明顯，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越來越強烈。習俗的規範依然有著現實性的特徵：至今仍然存在的傳統習俗，將來也應該繼續維持，凡是大家習慣上都那麼做的，你也應該遵循；它崇拜過去的傳統，販夫走卒就是最理想的典範，而「合乎常規」就是它的標準。
正因為這樣，當其他兩種倫理法則從對於既有習俗的敬畏中解放出來以後，便開始批評舊有禮法中不義或不道德的「陋習」。其實最初的法律規定（Rechtssatz）和習俗一樣，都還沒有脫離現實性：即使是習慣法，也要遵守約定俗成的法則。然而法律畢竟成為除了風俗習慣之外的規範來源，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傳統，而是人類意志，法律聽任意志去認可或否定傳統。於是，應然的法律規範便開始從既有事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
自此之後，立法者就根據意志的要求賦予法律內容——但是只在不違反人民生活實際的情況下，才能夠具有法律「效力」（rechtliche Geltung）；不然的話，人民將無所措其手足。只有在大多數的人民可以遵守的情況下，法律才具有所謂的「效力」。因為法律本質上不僅僅是意志和應然的規範，而且還是人民生活中現實可行的權力。如果法律沒有考慮到人民的生活現狀，那麼在個別情況的法律，充其量也只是一些規定（Vorshrifte）而已，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話來說，法律將只構成社會現實的「上層結構」（Überbau）。只有在道德領域，應然才完全獨立於現實之外：「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新約馬太福音》五：四八）對於基督教倫理而言是「有效力的」，儘管從未實現過。然而即使它是無法實現的，在基督徒的良知裡，仍然是他們的義務。倫理甚至超越現實世界、超越良知的心理狀態。如果我們不認為「無知」可以作為規避道德責任的藉口，如果我們「迷失的良知」和真正的道德義務有別，那麼我們會承認，即使人的良知不曾察覺，或許永遠不會知道，而只是高掛於星空當中，倫理還是一樣「有效」。「道德」即使不存在於行為中，也會在人類的良知裡出現，但是「倫理法則」卻不同，它沒有任何支點，翱翔於現實世界之上。雖然倫理法則的認識有賴於歷史社會的事實狀態，但是在有效性（Geltungsanspruch）上，倫理法則卻擺脫了現實規定的侷限。應然的其他領域也是如此：真理永遠是有效的，科學還沒有發現它，或許永遠都隱藏在未知的面紗後面。而即使藝術只是粗俗地模仿理想美，卻絲毫無損於美的理想。
倫理法則是純粹的、完全脫離真實世界的應然法則，而習俗、法律、道德卻是涵蘊在現實性中。他們是某種意志，企圖解釋應然的合理性。倫理是絕對應然的，但是習俗、法律和道德只有作為意欲的對象時，才是應然的——社會、國家和良知的意欲對象。作為「理想法則」的純粹應然法則、以及作為「文化法則」的「被意欲的」應然法則，都有別於自然法則。因為，我們的意志、知識和情感的理想中的習俗、法律、道德、科學、藝術和宗教，構成了我們的文化。這是人神之間的王國，是人類參贊化育的王國，在存有的自然領域和欲望的理想領域之間；在自然的純真靜謐和理想的崇高境界之間，是我們奮鬥不息的、充分責任、渴望、不安、希望和信仰的世界。因而，我們將法律視為某種文化現象、人類的作品，既是俗世的，也具有崇高的理想。但是道德和習俗也是我們意志和行為的文化法則，他們和法律之間，應該有其他的區分標準。
我們常聽過這樣的話，似乎可以用來區分道德和習俗或法律。「你們聽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新約馬太福音》五：二一、二七）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說明道德和法律的區別：即法律的外在性和道德的內在性。法利賽人的「正義」只注重實踐或禁止某些行為，但是倫理卻要求人要正心誠意，法律的規範說：「不可殺人！」而倫理的規範卻是：「不應該嗔恨！」道德的支配領域是人類的心靈。康德說，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善的意志以外，所有事物都是有條件的善。相反的，法律的判斷似乎只能規範外在的行為，法諺說：「不能因人的思想而絞死任何人。」但是反過來說，內心的態度和法律並不是完全無關。外在的行為必須根據其不同的動機加以判斷，如故意犯的情況就比純粹過失要嚴重得多；在某些較不常見的情況下，法律的推論也必須考慮到某些純粹的內心狀態，例如，對於青少年的觀護，必須考慮到是否「危及其精神健康」，在這裡，判決的根據就純然是內在的心靈，外在的事實只具有證明的意義。
所以，根據前衛的刑罰理論，犯罪事實通常只是認識的根據（Erkenntnisgrund），是可罰性（Strafwüdigkeit）的徵候，但是刑罰的存有根據（Seinsgrund），卻是經由犯罪事實發現罪犯對於社會的危害性。在界定法律的適用範圍時，這種外在性的區別特徵顯然就不夠準確。但是如果是用以定位司法審判的關心取向（Interessenrichtung），倒還蠻中肯的：道德僅僅考慮人的意圖；相反的，法律在考慮人的意圖時，只是視為外在行為的可能原因，他們之所以關心罪犯透過犯罪而顯露的反社會傾向，是因為可以預測未來類似的犯罪行為。
此外，就像意圖只有作為未來行為的原因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如果行為僅僅被視為意圖的表現，不考慮其結果，而考慮其意義，像是「愛的證明」或「友誼的表現」，那麼行為本身對於司法審判而言，就太過抽象難解了。某些關係的本質不是在於外在行為，而是在於行為的意圖，這種關係不能作為審判的根據，例如和上帝、戀人和朋友的關係。因此，刑罰不及於異教徒或叛教者；也不能裁定婚姻權或「自由戀愛」的權利。但是根據最初的基督教觀念，人類的群體生活是個愛的團契，在那裡，外在的行為和愛具有同樣的價值。而法律總是把人類的心靈視為法律行為的附屬原因，因而忽略了很重要的環節。法律和執法者的本質和罪惡，在於他們「相信存在某些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人們可以不需要愛而和他人交往，然而這樣的關係並不存在」。因此，列奧‧托爾斯泰根據他的基督教信仰，主張最崇高的無政府主義，譴責法律的關心取向只著重於沒有靈魂的外在性。
而判斷方式（Beurteilungsweise）的外在性也和關心取向的外在性有關。行為表面上合乎道德，並不意味著它就是道德的，只有當這行為是出於道德感、出於對道德法則的尊重，出於良知、出於責任感，它才是道德的。「道德」（Moralität）預設行為人自願服從道德法則。而就「合法性」（Legalität）而言，當在事後審判者認為該行為合法就夠了，而即使外在行為的動機不是出於對法律的尊重，而是由於畏懼刑罰、輿論的譴責、或是其他外在的壓力，這個行為也還是合法的。道德是不能強迫的，雖然是義務的履行有某種強制性，但是責任感無法強加在人身上的；相反的，法律則可以具有強制力。法律只需要考慮外在的行為，人之所以有法律義務，只不過是因為另一個人有合法的要求，他才不管你履行義務的動機是什麼，只要你做到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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