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歲月的母親
小時候，我們家就住在空軍基地旁的眷村裡，約三十多戶的住家，全部擠在一塊不算大的空地上。六○年代曾經豐功偉業的「老母鷄」，每天喧嘩地從村子的上空緩緩滑過，然後再慢慢地降落在機場上，我與妹妹常常攀越過劃分村子與機場間惟一的一道小矮牆，遠遠地指著停機坪上的「老母鷄」說，那麼笨重的巨鳥在天空上飛，為什麼不會掉下來呢？甚至還因為問了這個笨問題，而遭到住在隔壁開「老母鷄」的伯伯臭罵一頓。
在眷村裡住了將近十年，印象中只記得在過農曆年的時候，小小的眷村總會熱鬧個好幾天，厚厚的鞭炮屑像踩在雪地上，掃幾個小時都掃不完；此外，就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摸麻將，方城之戰的「碰」聲在村子裡不絕於耳。除此之外，其他的回憶可說是不多，所謂的回憶包括了童年玩伴不多、生活圈的狹窄等等，這個問題在我心裡徘徊了好久，尤其是在聽到朋友們描述童年的玩伴及回憶時，我就不斷地回想：為什麼自從國小搬離眷村後，不曾連絡過任何童年的朋友，所有的印象就像突然斷了線的風箏般找不到痕跡呢？這幾年由於作田野調查的關係，常有機會回部落與母親聊過去的事情，無可避免地自然會談到小時候，在母親的牽引下，回憶像開閘的野獸、一件一件的想起來，同時也一口一口地啃蝕著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沒有玩伴？為什麼生活圈除了學校就是家裡？悶在心裡的問題於是都有了答案，因為：我有個原住民的母親。當時眷村裡的孩子根本就不屑與我和妹妹作朋友，於是我們除了上學，就只敢待在家裡，因為會被欺負，通常他們就叫我們「山地人的孩子」。
六○年代是許多外省老兵心碎的年代。在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老婆、孩子都在彼岸，不知道何時才能跨過這一條又深又險的「黑水溝」，探一探老家一切可安在？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客死他鄉，無依而終？於是都想找個女人，生幾個又白胖又壯碩的男丁好傳宗接代；就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大批的媒人、掮客湧入原住民部落，作起「婚姻買賣」的生意，母親便是如此進入了眷村。當時村子裡只有母親與另一位阿姨是原住民嫁作外省婦，其它的不是隨老兵顛沛流離來到台灣的原配，便是精明兇悍的閩南籍婦女，無疑地，母親與阿姨在眷村中便是弱勢兼少數了。母親回憶說，那個時候許多眷村正流行著娶原住民少女，除了真正想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定根而結婚之外，還有那麼一小部分的人，是因為見到原住民少女的姿色，便興起娶小老婆的意念，因此眷村裡這一群曾經跟隨老兵出生入死，卻風華不再的外省籍婦女，每當見到原住民少女時就像是見到了豺狼虎豹般，急急忙忙地要把老伴拴好，免得被吃了（這是母親的形容詞）。
「番婆」、「山地人」早已是母親習以為常的稱呼，儘管與父親語言不通、習慣不同，但是為了尚在襁褓的小女兒們，母親仍是咬著牙撐過在眷村中最難過的頭幾年；慢慢地，濃厚的外省腔她聽得懂了，滿是辣椒、大蒜的菜她也吃得下了，彷彿一切都可以習慣了，但是村子裡有色的眼光仍像母親身上排灣族的膚色一樣，怎麼努力也洗不掉。黑色的眼光不但照射在母親的身上，也同時投射在我們幾個小孩的童年印象裡，「山地人的小孩會吃人喔！」的謠言，不斷重複地出現在我黑色的童年裡。保護子女應該都是人的天性吧！儘管別人如何地污蔑母親，她卻不允許她的孩子受到一絲委屈，在幾次我與妹妹帶傷回家之後，母親便嚴格的禁止我們再與眷村的孩子玩耍，也不只一次的諄諄告誡身為長女的我，要確實盡到保護妹妹安全的責任，雖然如此，我們卻仍是不時帶著傷回家，在每次母親為我們包紮傷口的同時，我也看到母親的眼淚落下。
我坐在母親的面前，聽著這一段段發生在小時候的事情，於是我慢慢地也想起另一幅畫面，似夢幻似真實，不禁衝口而出的問：「我是不是曾經在水溝裡找到過你和另外一位阿姨？」母親突然楞住了，過了彷彿有一世紀那麼長，她才緩緩地說：「對呀！因為你們姊妹有一次又被鄰居的小孩欺負，哭哭啼啼的跑回來告訴我，我就跑去找他們的媽媽理論，沒想到，幾個鄰居的太太全跑來打我一個，因為那時候妳父親不在，其實她們早就想打我了，因為我是山地人啊！」只因為「山地人」這三個字，母親就拖到村外被痛打了一頓。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好小，當我跌跌撞撞，村裡村外遍尋不著母親時，卻意外的在眷村外的大水溝裡找到了滿身污泥的母親。二十年後，在部落老家的院子裡，母親像沒事般的娓娓訴說著曾經受到的苦難，我卻已是泣不成聲。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的家庭及成長的歷程中，母親的世界是單純而善良的，她從來不曾告訴過我「種族歧視」這四個字，反而因為她身上流著原住民的血液而自卑不已。並深深的為著子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愧疚。身為一個原住民，我一直堅定的相信種族岐視在台灣是存在的，卻從來沒有像這件事讓我如此震撼過；而同時身為女性，我也常深刻的感受到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卻忘了也有同性歧視；在汲汲追求種族與性別平等的爭辯中，我完全忽視了如母親般這一群弱勢又少數中的弱勢，在社會變遷與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她們不但喪失了在原來族群社會中的地位，同時還要承受來自異族間的種族歧視，同族間的性別歧視及異族同性間的階級歧視；種族、性別、階級的三重壓迫，同時加諸在原住民女性的身上，難道這就是「文明」嗎？
部落在象徵祖靈的太陽下暖烘烘的晒著，母親突然開口說：「回到老家，真好！」自從父親過世後，母親便遷回部落與外婆住，離開都市的母親，多了一份輕鬆與自在的神情，不用害怕再要面對外人有色的眼光，母親與部落在祖靈的護衛下，顯得美麗而寧靜。只是，這個部落又能庇佑百步蛇的子孫多久呢？我聽到怪手正在怒吼著，那是資本家正在部落外二公里處，為開發新的觀光資源而動工著，原本在山上工作的部落少年，為了較多的收入，放棄了祖先留下的小米田，紛紛投入開發的工作了，但卻不知道那正是部落的水源地啊！我不禁害怕，部落外這一批又一批的文明獸，如此蓄勢待發的準備一擁而上，這樣美麗與寧靜的部落，還能維持多久？
白色微笑
她是一位泰雅族的女性，五○年代初期，男人以「匪諜」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獄，「啷噹」一聲，厚實的鐵門阻隔她與男人長達七年的漫漫歲月。帶著四個稚齡的孩子，像一片飄零的枯葉，回到男人生長的部落定居，為了撫養四個孩子及男人老邁的雙親，自幼在寬裕家庭中長大的她，第一次體會到持家的辛勞，男人未入獄前，地方勢力頗大的家族，倒還經常來往，世事變遷後，背負「匪諜家庭」罪名的污名，竟然像隻街頭被唾棄的野狗，誰也不敢接近，泰雅族女性特有的秀美臉孔，因為擔負沉重的家計，漸漸地顯露出經歷風霜後的倦容。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新年剛過的春初，市集小鎮的街頭仍霹歷啪啦地響著興奮的鞭炮聲，這已經是男人自獄中歸來的第二十個新年，正在接受採訪的男人，大聲的訴說著被冤獄監禁的經過，清楚地傳達二十年前的憤怒；而她，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一逕的微笑著，似乎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當錄音機轉移到她的面前時，她微微地愣了一下，始終保持不變的笑容突然失去了踪跡，「我……也要說嗎？」膽怯的語氣裡有一絲不太願意接受訪問的堅持，經過男人與採訪者約半個小時的遊說，她仍然掛著弧度不變的笑容搖頭拒絕了。
採訪過後，熱情的男人堅持要與遠方來訪的客人暢飲一杯，她依然沉默地緊隨在男人身後，進入人聲鼎沸的餐廳；酒過三巡後，大家的臉上都出現了微微的醺紅，惟獨每杯必乾的她，像只無底的酒瓶不動聲色，不錯的酒量在此時出現，身旁的男人更是不斷地吹噓老婆酒量的驚人，是經過男人一手調教出來的成績，這個時候，坐在身旁的她輕輕的說了一句：「苦啊！」起初，我以為她指的退冰的酒精，直到我看見一顆接一顆滴落在她杯子裡的淚水，才知道原來她說的是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沒有經過那段時間的人，是不會知道那段時間的苦的；妳更不可能想像出，因為有一個以匪諜罪名被抓的丈夫，那種被人歧視、侮辱的心情，有多麼痛苦了，而每次去探望他的時候，為了怕他擔心，還必須要強顏歡笑的哄他說沒事，但是他哪裡知道，我出了監獄後面對的是孩子、老人家的生活，警察局的盤問，和部落裡不屑的眼神，在監獄裡的人失去的是自由，我們在外面的人，失去的――是活下去的勇氣啊！」就像一只關不住的水龍頭般，眼淚不斷地自眼眶湧出，她卻還強忍著啜泣聲，偷偷地用餐廳送來的紙巾，一遍又一遍的擦拭這股藏在心中多年的傷口，我卻只能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告訴她：「都過去了，都過去了。」一抬頭，我又見到一個淺淺的微笑，像朵花般的掛在她的嘴角，「是啊！都過去了！」不知怎的，見到那朵微笑後，我竟感覺到有一股心酸慢慢的在心中蔓延開來，這個記憶在離開之後，好久好久都揮不去。
想離婚的耳朵
陰雨綿綿的二月上旬，當我正在煩惱著一堆待洗卻又無處可曬的衣物該如何處理的時候，遙遠的娘家來了一通電話，一拿起話筒，母親機關槍般快速又富侵略性的語言，霹哩啪啦地竄進我的耳膜中，使得我不得不將話筒拿開，儘管隔了約有三十公分的距離，我仍能從話筒中清楚地聽到母親的陳述，原來，是我那七十一歲的vuvu（排灣語，泛稱外婆與其同輩）和小外公吵著要離婚，這事非同小可，難怪母親會緊張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
vuvu和小外公是相戀在二年前的秋天，記得在他們的戀情尚未曝光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vuvu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趁著大家不注意，偷偷地將桌上的菜一塊又一塊的挾到碗裡，然後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況下（當然，這完全是vuvu自己所想的，我們在一旁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好拆穿罷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入早已安排在她大圓裙上的布巾中，等到每樣菜差不多都被她掃蕩到剩下一半時，她就會煞有介事地擦擦嘴巴，然後以她大家長的氣勢宣佈：「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吃。」留下滿臉狐疑的我們，瞪著桌上的剩菜，不知該如何下箸？害得從沒有吃消夜習慣的家族成員，在那段時期中，總是會在午夜十一、二點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爬起來找東西吃。這種詭異的「晚餐症候群」，大約維持了有三個月的時間，終於在掌管家計的阿姨宣布說，家族的飲食開銷比往常高出三分之一，才決定找來身為長女的母親召開家族會議，並邀請vuvu「列席說明」原因，在眾多子孫眼神的逼供下，vuvu才臉不紅氣不喘地說出：「我在和某某人談戀愛，我們約好每天晚上帶菜到山上聊天、看星星。」語畢，vuvu突然站起來，兩手扠著她的水桶腰，瞪著銅鈴大的眼睛問：「不可以嗎？」然後，丟了二棵檳榔到嘴裡，沒等任何人開口，就氣沖沖的走了。
最後，家族在拗不過vuvu的固執下，決定為他們兩位老人家舉行一場簡單的婚禮，母親本來是希望殺幾隻豬，分給兩家的親族，等於是向部落宣告兩家的姻親關係，沒想到，一向頗富創意的vuvu，拒絕了母親的作法，她只要求我們準備一桌豐盛的飯菜，然後和小外公手牽手地上山與眾老友分享去了，而這一群老朋友，竟然是與vuvu一起長大卻提早離世的幼時玩伴。
小外公是個沉默溫和的老人，之所以稱他為「小外公」，是因為他是vuvu的第三任丈夫，不論是從排行順位或是年齡來說，他都可以算是「晚輩」，「小外公」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vuvu與小外公兩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還有餘，再加上當初他們的戀情浪漫的程度，絕不遜於現代坊間流行的羅曼史小說，因此在乍聽到母親的來電時，的確令我嚇了一大跳；透過母親傳來的訊息，才知道原來是一向安靜的小外公有個奇怪的習慣，那就是他每次喝醉酒之後，總喜歡拉著人嘀嘀咕咕地說個不停，非得要等到他酒意漸醒，才會慢慢地回復到原先沉默的個性，不過，被強拉著聽他講話的人早已經累得不支倒地了，我猜想這大概與小外公長期的壓抑自我有關；vuvu不是不知道這個習慣，只是兩年下來，再習慣也會有厭倦感，而我的vuvu又偏偏是個自我意識極強的女性，當她覺得有被壓迫的感覺時，便會像個爆炸的氣球炸得人體無完膚，這回，小外公可真是踢到鐵板了。
應母親的要求，我以飛快的速度趕回部落，因為照母親的形容，vuvu已經和小外公鬧得不可開交了；在傍晚時分，我終於回到離開有半年時間的部落，還沒進到家門，就已經聽到vuvu連珠砲似的咒罵聲，頻率之高足夠震破脆弱的耳膜了。到了前院，我見到滿臉委屈的小外公坐在家屋旁，眼光隨著焦躁不安的vuvu移動，靜靜地聽著vuvu編派他兩年來所有的罪名，那個神情，非常類似我在泰雅部落所見到飽受婚姻暴力威脅的泰雅女性……。我試著撫平vuvu激動的情緒，沒想到vuvu突然拉著她自己的耳朵，講了一大串排灣話，對於我這個從小在外面長大的孫子，聽不懂母親的話一直是我心底最大的隱痛，所以面對vuvu這突如其來的一串母語，我實在是無能為力，只好向坐在一旁的母親求助，沒想到，母親早就笑得在一旁打了好幾個滾，等到母親好不容易順了氣，我才聽到了母親的翻譯，這回，換我笑得在地上打滾了，原來，vuvu剛剛說的是：「不是我想離婚，是我的耳朵想離婚，我的耳朵告訴我，它已經受不了他（指小外公）的囉嗦了！」
經過三天全家族出動的結果，vuvu仍然堅持她的原意，並不斷強調是「耳朵想離婚」，最後仍是讓可憐的小外公背著他的包袱，一步一回頭地離開vuvu所屬的「利格拉樂」家屋。近來，住在部落的小妹得空到中部玩，東聊西聊中得知，小外公婚變後的這二個月，每天依舊準時地回vuvu家探望vuvu，並不時的留心家裡是否缺少什麼家用品，只要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小外公總是會偷偷地準備好，「不小心」放在家中的顯眼處，當他見到家族裡的人拿去使用，他的臉就會出現難得一見的笑容，好久好久都散不去……。只是，vuvu見到他，仍是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模樣，而且總還是少不了一陣數落，聽在耳中，讓我這個現代女性不禁感嘆：這樣的男人已經不多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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