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杜正勝）
一、史家與醫家有交集嗎？
將近90年前，日內瓦（Geneva）大學醫學史與醫學哲學（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Philosophy）講師Charles Greene Cumston, M.D. 的西方醫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前言，開宗明義引述蘇格蘭詩人、小說家、民俗學家，也是歷史家Andrew Lang（1844-1912）的話說： 不能讓小小的現在把偉大的過去全擠出視野之外。 The little present must not be allowed wholly to allow the great past out of view.
Lang此語對靠過去而存在的歷史家來說，幾乎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但對不斷向前發現新知識，接受新觀念的醫師如Cumston者，過去應有其意義，才可能促使他撰寫將近四百頁洋洋巨著的西方醫學史。
不及30年，世人尊為「臺灣醫學之父」的杜聰明（1893-1986）在高雄醫學院講授中西醫學史，並出版《中西醫學史略》，序曰：
余讀醫學史時，感覺醫學之發達，均由傳統連綿而生，又由於有偉大醫學者，以其發明與發見，促進一時代之劃期的進展，而且其高潔之人格，常能感化門生後學之治學精神不鮮。
一生專注於醫學創新研究的醫師和教育家杜聰明，所介紹的醫學發達過程，即是醫學史，他相信醫學史可以使青年醫學生「對醫學發生興趣，及堅定學醫之決心。」（同上序）醫史可見知識推陳出新，從漫長的過去也可以發現許多具有高潔人格的典範醫者，用以感化門生後學。
那麼借用上文Cumston引述Lang的話語，「過去」的醫學知識雖然幼稚，卻有不少“great”值得探求；「現在」的醫學知識即使先進，若從人類社會文化的整體看，總難免有“little”之感吧。重視學術研究也關懷社會的杜聰明，他之教授與撰寫中西醫史，「注重介紹個人之醫家傳記」，用意可能相當深遠的吧。
Charles G. Cumston是醫生，杜聰明更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臺灣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院長、高雄醫學院創辦人，他們的醫學專業固不在話下，但仍有心總結只剩下文化及文獻學意義的醫學歷史之陳跡；相對的，歷史學者可能進入這個需具備高度專業科技的醫學領域，而探索關係人之生死的問題嗎？過去歷史學家的研究偶或牽涉到身體醫療，但作為一項專門領域則鮮少與聞。
然而在1990年代初，臺北有一小群學歷史的人開始獻身於醫史研究。他們借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一間小工作室，組成「疾病、醫療與文化」的小型研討會，每月聚會一次，由一人負責專題報告，然後自由討論，有時也研讀醫史或醫書。他們的學術基礎多是歷史學，屬於醫學的門外漢，只有一位醫科出身的執業醫生賴鵬舉和學過大體解剖的體質人類學者王道還才和醫學沾上或多或少的邊。
醫學門外漢竟然膽敢踏進醫學史的領域，我於是倡導我們的研究係「另類醫療史」，並且以「醫療」取代長期以來習用的「醫學」。「另類醫療史」這個觀念雖然遲至1997年史語所舉辦第一次醫療史的國際研討會，我所作專題講演「醫療、社會與文化」上才提出來；但論其研究之對象與範疇，早在1994年設於中央研究院的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臺灣分支（IUHPS/DHS, Committe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Taipei）舉行年會時，我應邀演講「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基本上已粗具雛型了。總結來說，我們應該關注而且也有能力處理的，即是這個小工作群所標舉「疾病、醫療與文化」的文化。
前年我有機會回顧這段歷史，寫了以下的文字，抄在這裡可以略窺草創時期的風貌。
我記得當時提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是把醫學知識和醫療方法當做文化現象。我們是歷史研究者，歷史學的主體是人與人群，而人一生的生命，所謂生老病死的過程，無一不是該人群或民族文化的顯現，這個人群（民族）如何促生、延老、卻病、防死，自然就形成該人群（民族）文化的特色了，換句話說，也就是該人群（民族）歷史的重要內容。我們要研究這類文化現象，坦白說，以我們的知識背景也只能走這樣的路，所以我們無意與過去的專業醫學史爭鋒，而自稱「另類醫療史」。另類者，非正宗也，譬如另類音樂，大概還無法登上國家音樂廳的舞臺吧。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總結當時關於身體醫療保健的知識，包含醫經、經方、房中和神僊四門類說：「皆生生之具」。「生生」是使人的生命能繼續生存下去，「具」則指其方法，「生生之具」這個觀念應是醫家和史家的交集，不過醫家有能力發展「具」，即知識及技藝，而史家則側重體現「具」的社會現象和文化意義。
即使《希波克拉底誓詞》（Oath of Hippocrates）作者、年代、適用對象與實際執行等問題仍不清楚，但西方醫學史家之論醫史莫不肯定這是醫療倫理的里程碑（a landmark in the ethics of medicine）。一如中國醫史上的張仲景，遭遇大疫，宗族死亡，「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著《傷寒雜病論》16卷，以便進能愛人知人，退能愛身知己，不至於有「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的悲哀（〈傷寒雜病論序〉）。千百年以下，中西兩大醫學宗師之成為人類共同的遺產，其文化意義當不遜於專業知識和技藝吧。
二、臺灣一個史學新領域的誕生：另類醫療史 1928年傅斯年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清華國學院挖了陳寅恪、李濟和趙元任三位學術新秀，組成研究團隊的核心，他致陳寅恪的信說到： 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
1990年代初期史語所推動的生命醫療史研究，雖然與創所志業不能相提並論，但同樣是「無中生有」；然而我們尚不至於抱著騎虎難下的決裂氣概。
任何一種新事物，往往需要主觀與客觀條件、「因」與「緣」配合得宜，才易有成，亦即傳統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時機、環境以及人才。1990年代初另類醫療史的興起，恐怕是天地人三合的結果，其中有客觀，也有主觀的因素。
當時我們這些歷史學者之所以嘗試研究醫療史，原本想解決歷史學面臨的困難，而不是（也不敢）想處理醫學或醫學史的專業問題。在1997年的「醫療、社會與文化」國際研討會上，我才說：這個研討小組研究醫療史，首先主要的考慮是歷史，這起於我們對於過去歷史學的不滿意。因為過去的歷史研究多限於政治、軍事、制度或學術思想等領域，看不到歷史學主要對象的「人」，我曾比喻「只有骨骼，缺乏血肉」，於是在1990年創辦《新史學》學術季刊，提倡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情感的歷史。兩年後我給歷史研習營的學員講「什麼是新社會史」，勾勒出「新」的架構，主張整體與有機繫聯的全史研究。歷史雖然可以理論地劃分成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個層次（或範疇），實踐探索時則要能發現其間的關連，從歷史的表層看到歷史的內裡。物質、社會和精神三層沒有主從關係，我並不相信屬於上層建築的思想一定會隨基層建築之經濟而轉移，譬如「生命的維護」在新社會史的架構中雖然屬於精神層次，但若借用《老子》「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之義，生命考察便成為歷史學的基礎，而不是「上層建築」了。
俗話說：「文成法立」，歷史學是一門實證學問，具體研究成果重於理論空談，所謂「新史學」到底要新什麼呢？所謂在骨骼上面傅加血肉，要從什麼課題入手呢？這些困難在《新史學》籌辦前後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之中，日夜思索。
適逢高曉梅（去尋，1909-1991）師八秩大慶，我寫了祝壽論文〈從眉壽到長生〉初稿（因文字太長，又尚未完稿，後改以它文）；而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文化組黃應貴召開「人的觀念」研討會，我應邀講論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這都是1990年前後的事，使我開始涉獵生命醫療史的文獻，但還沒有集眾倡導的念頭。將生命醫療史當作一個嚴肅研究項目則起因於當時正在美國進修的林富士，來信請我推動疾病史研究。不久富士回國，積極籌備，1992年7月，「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會於是誕生。
通常說歷史有必然也有偶然，如果既已存在的因素構成必然性，那麼一些特別機緣而促成事件者便是偶然性。祝壽文稿或私人信函多少純屬偶然，而20世紀的臺灣史學走到90年代尋找歷史研究的新出路，尤其在新銳間形成一種共識，落實為行動，生命醫療史於是作為臺灣新史學的一環。
新史學要新什麼？由我執筆的「發刊詞」並沒有具體的陳述。由於處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世界新局勢下，中國似有改變的契機，而臺灣也開始民主化，有感於20世紀中國出現的各種新史學不盡令人滿意，我只原則性地強調要「在新的解放時代中，共同培養一種不斷追求歷史真實和意義的新風氣」；鼓舞史學同志「勇於嘗試新的研究領域，尋找新的研究課題」。在史學沒有國王的時代，此一模糊而開放的態度應是結合有意追求歷史研究新途徑者的妥適方法吧。
開放的新史學本質上是多元而散漫的，只有從主編者規劃的專號看出一些趨向，不過醫療史並沒有特別著重；後者之蔚然成軍，主要是「生命、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緣故。
研討小組係月會，自1992年7月開始至1997年7月，五年之間從未間斷。然而學術的生命繫於傳承，在研討小組正式運作之前，我已鼓勵年輕學子將研究領域轉向醫療史，譬如金仕起自敘因我的建議，使他走上研究中國古代醫史的路，當時也另有學生同樣經歷由研究「死亡」轉向研究「生命」的歷程。總之，在醫療史研究發軔之初，醫學門外漢的歷史學者嘗試先行，年輕學生也在他們原來碩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向生命醫療靠攏，有的從宗教史，有的從婦女史，這是我記憶比較深刻的例證，其他後之來者之所以投入醫療史，恐怕都有他們個別的故事吧。
「生命、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開始基本成員的學術背景多是以歷史學為主修的人文學者，只抱著一個粗略的共識——從醫療透視文化，雖說共識，由於專攻領域不一，每人的理解遂不盡相同，不過，未滿兩年，我乃綜合整理出大家參考的研究方向。
我的考慮是：現代學術雖然尊重研究者自我選擇，然而一個團隊內如果人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難免會有莊生「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憂慮，支離四散，失去目標。1994年冬天，我乃利用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臺灣分支年會的機會，將過去兩年的報告略加統整，結合自己已發表的幾篇研究，對醫療史研究提出初步的構想，擬定五個方向，將醫療史視為新社會史的一環。 1. 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 2. 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 3. 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 4. 從醫學看文化交流 5. 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
只要稍取近現代由具醫學背景或素養者撰寫的醫學史著作加以對照，不論1930年代陳邦賢（1889-1976）、1980年代史仲序的《中國醫學史》，或為中醫基礎學科進行改革分化而新編的《中國醫學史》，以至西醫出身的王吉民（1889-1972）、伍連德（1879-1960）和杜聰明分別撰寫的醫學史，我們的構想與初步嘗試都和他們的架構或課題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凡關於醫藥經典與理論、醫事制度與教育、醫家典範與派別，以及諸病源候的證析等問題，我們大抵多沒有直接面對。
上面所舉的五個方向，其實聚焦於社會和文化兩個層面，可見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離專業的醫學史遠而與一般歷史近，但卻必須建立在醫學史料之上，才能發掘過去歷史研究忽略的空白，開發出新領域。關於這五個方向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只舉幾點略見我們不但想從醫史充實家族社會史的內容，也想透視民族文化的特色。
中國人重視家族綿延，鼓勵多子多孫，所謂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但長期主導社會思想的儒家只承認男女關係的「色」和日常飲食一樣是人的本性，不知求子的具體知識，而所謂胎教則多屬於倫理的層次（《賈子新書．胎教》），倒是早期歸類為房中（或房內）的醫書，卻提供「有子」的方法，滿足文化的需要。我們利用醫書資料建構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是想充實家族史的內涵，並不從科學觀點求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或《產經》所記男女交會禁忌和求子藥方是否真的有效。
醫學的基礎在於對身體的認識以及調整身體失序（疾病）的方法，人體認識由表及裡，也是不同民族的共同過程，不過中西醫學分歧的原點大概就在體內構造的理解吧。中醫理論體系所植基的體內構造完全建立在玄學或方術的認識之上，而非講究如西洋醫學解剖之實證，所以我研究醫療史便從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出發，是文化傾向，不算醫學專業，而古代養生的探索也是放在生命觀念的轉變來觀察。
玄學的身體觀，不論氣的理論與經脈學說或五行與五臟，其社會基礎則是「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全尸文化，自然不易形成實證的身體認識。然而玄學或方術的理論體系一旦建立，一通百通，圓滿具足，便可歷兩千年而屹立不搖。那麼當西洋醫學引入中國時，中國人宣揚西醫以外科見長，中醫內科獨勝乃順理成章。中國醫學文獻，外科相較於內科遠為遜色，中國外科史在過去醫學史的著作，一向難成為議題，最近雖有人欲發揚潛藏的幽光，但涉及胸腹腔大體解剖的外科史料，幾乎都屬於神話傳說，不能太當真。大手術需有相應的麻醉、消炎和器具方才可能，與人體解剖學的實證知識互為表裡，玄學身體觀固與解剖醫學不同道，遂成為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礎和特色，大概在公元紀元開始時就完全確立了。
三、看得見的成長：從茅廬到華廈 中國社會史研究，學界一般多公認創辦《食貨半月刊》的陶希聖（1899- 1988）是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1970年代末期，他與年輕學者閒談學問，自謙「不過蓋個茅廬而已」。199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作基地所開啟的「疾病、醫療與文化」的小組研討，初期參與者寥寥無幾，難得超過15人，核心成員多缺乏中醫或西醫的學術背景，交流對象多是國內外研究生，科班的醫學者或專業人士屈指可數。這種寒微的相貌，從本文附錄一的主講人和參與者可以一覽無遺。今日回顧，當時我們也不過搭起生命醫療史研究的草棚而已。 這個小組五年之間（1992-1997）總共舉辦了49場研討，主講論文57篇，有2次與「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合作，場面大些，其餘都是在史語所工作室或小會議室進行。57人次的主講者，副教授層級以上大約11人次而已，尤其前四年幾乎清一色都是年輕人擔綱，除新科博士助理教授外，便是以博士候選人或碩士研究生為主。正牌的醫學院學者來講論的，只有臺灣大學公衛系教授王榮德（1992）和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所長崔玖（1995），至於英國Wellcome Institute的研究員Bridie Andrews來講清末民初結核病與細菌學說，已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場研討了。
如此稚嫩的研究群短短數年之間快速成長，作出頗為可觀的成績，引人注目，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學術發展的「奇蹟」吧。概括而言，小組研討兩年，我綜合整理了大家的研究方向；第四年這塊新園地的小兵就披掛上陣，在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上組成醫療史的panel，向臺灣學術界宣示新領域的確立。1997年史語所召開「醫療與中國社會」國際研討會，與世界上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知名學者切磋求教，不再像研討小組時期往來對象只限於外國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而已。這麼看來，此一新領域的發展也有跡可循，不是什麼奇蹟；當然，所以致此之由，每個人可能都有各自的故事，遠比表象所見者複雜。
隨著研討小組的壯大，「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功成身退，蛻變作「生命醫療史」研究群，而在1997年6月底由史語所出面主辦第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者，小組成員超過一半，標識著另一階段的開始。
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設定的主題「醫療與中國社會」，其實就宣示不走傳統醫學史的老路，而欲從中國的醫療知識和行為探索該社會的特色。所謂的「社會」則是1990年代以來我們倡導新社會史的「社會」，涵蓋物質、社會和精神三層次而構成的有機整體的人群，也可以統稱作「文化」。
該研討會發表的26篇論文，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學術傳統不同，各人研究方向也不同，但無形中與我們試煉幾年的生命醫療史的取向不謀而合。這些論文基本上多針對醫學與社會文化關聯的介面，不是就醫學典籍論醫學，即使是重要醫家理論這類傳統醫史的課題，也側重其文化層面或與一般思想的關係。
學術新領域即使誕生，還要能成長，並且獲得外界肯定，才可能茁壯發展。回想起1992年春天我在史語所首次舉辦的「歷史研習營」開幕時演講「什麼是新社會史」，並在最後的綜合討論抒發胸中鬱悶說，青年學子如果冒然走新路，會不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呢？事後證明，我的擔憂是多餘的，尤其生命醫療史這一分支，成就遠遠超出我的預期。
新領域初試啼聲，獲得回響，固當歸功於年輕學者的投入與經營，但國內外醫學史同行的「友聲」也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參與「醫療與中國社會」研討會的國內外先進，原以醫藥學專業或醫學史擅長者，有臺灣的哈鴻潛、高田，中國的鄭金生，日本的坂出祥伸、石田秀實、栗山茂久，德國的Paul Unschuld（文樹德），美國的Charlotte Furth（費俠莉）、趙元玲，和英國的Christopher Cullen，大約十人之多。顯示醫學與醫史學界容忍我們所走的新路，至少並不排斥。與會的鄭金生（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事後中肯地指出，我們「研究的內容大多介於社會史與醫療史之間的一些課題，還很少深入中國古代醫學的核心地帶（指中醫學術理論和學科發展）。」按照他的用語，我們這些非醫者出身的人做的是「外史」，「不輕易直接探討醫學理論源流等問題」，和過去的醫學史差別較大，我在這個學術會議正式稱它作「另類醫療史」。
歷史學者劉伯驥曾有感於「往昔鴻儒治史者多矣，顧獨闕醫學史者」，遂著述《中國醫學史》，據云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影響最大的一部臺灣醫史專著」。然其書，「詳述中國醫藥之起源、沿革、演變、流派，及各家之醫旨療術」，論述之課題並沒有超出陳邦賢的範圍，非我們興趣之所在。其實「另類醫療史」的研究取向，過去史家並未全然缺如，只因他們的醫史見解多被其他更輝煌的成就所掩而已，我們則很受到啟發。
20世紀早期中國的新知識人，尤其我成學過程比較熟悉的文史學者，基本上多鄙薄中醫，如傅斯年（1896-1950）、陳寅恪（1890-1969）和魯迅（1881- 1936）、周作人（1885-1967）皆是。傅斯年對中醫態度的決裂，魯迅兄弟對中醫的嘲諷，可以不論；至於陳寅恪上世三代為醫，他本人並「不信中醫」，雖然也讀醫書本草，「唯藉作考證古史之資料」而已。周作人則以方法通識見長。
陳氏有關醫史的論述，不過視醫學如同天文曆算，作為探研宗教特色與文化交流之佐證。他論天師道，揭發中國醫藥學術出於道教之貢獻特多；論寇謙之，則申明傳統醫學有時而窮，道教徒乃採取佛教徒輸入的印度醫學新知識；至於考證華佗醫術神蹟，謂是取印度神話比附中國歷史人物的結晶品。凡此涉及醫史的名篇，猶多根據一般歷史文獻論述，不似〈狐臭與胡臭〉之取材於《諸病源候總論》、《千金方》、《仁齋直指》及《本草綱目》等中古以下醫書。他因為醫書所記的「狐臭」或「胡臭」，既非同音假借，亦難謂傳寫致譌，而中古文籍，指涉西胡人種常帶有腋氣，故謂「胡臭」，但可能因為他們與華夏民族血統混淆既久，並且華化，不再被認為是胡人，乃改為「狐氣」。因此，陳氏論定西胡人身體特徵，高鼻、深目、多鬚之外，還要再加上腋氣。這是利用醫藥典籍保存的信息研究民族文化交流的範例。
周作人學知博雅，識見通達，文章雋永，1920、1930年代中國能本諸人性、自然，重視兒童人格、解放婦女地位的人，實在鳳毛麟角，周氏固開風氣之先；而學問方面，能像他那麼重視宗教、民俗與人類學者，在當時的名流學者中也寥寥可數。周作人觸角延伸到的醫學史料，凡所寫作雜文多具有社會的、民俗的和文化的趣味。當年與周作人頻繁書信論學的江紹原（1898-1983），更多涉及醫史研究，論髮、鬚、爪、血與月經等體物，參用方藥典籍，注意方術和醫學的關係，欲由此觀察中國人的普遍心態。
醫書本草，陳寅恪資以考證歷史，周作人、江紹原用來透視文化，「另類醫療史」在他們的基礎上揭舉社會與文化作目標，雖然最初非刻意步武前賢，但從較寬廣的學術傳承來看，我們顯然循著他們的足跡前進。
「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上，我將五年來「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討論成果，化約為人群生命史和社會深層文化兩大方向；主要憑藉的資料不能離開醫史，否則不足以稱作「醫療史」。「人群」加上「生命」的歷史，不但讓我們的知識追求更能回歸到「人」的本質；從中國學術傳統來看，借用陳寅恪的話說，此一由醫藥之術出發所探究的人與物之關係，當能彌補僅致意人與人關係的格物之學的空白。至於社會深層文化，固欲發掘不同民族面對作為人必不可免的生老病死問題時，所具備的知識，培養的觀念，表現的態度，和處置的方法，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這個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的醫療史還有人類普遍的意義，周作人之論最為簡要透徹，他說醫療是人類文化的特色，也是人類少有足以自誇的文明證據。
在我們提出以社會和文化作為研究重心的醫療史時，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及Wellcome Institute的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講師Andrew Wear也在1992年編輯出版了Medicine in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醫學在社會：歷史論文集》），三年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主任、診斷醫師與外科醫師學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社會醫學教授David J. Rothman等人也編選醫史文獻，以Medicin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醫學與西方文明》）為題出版。一個強調社會，一個強調文化，從新社會史出發的醫療史研究，隱隱然與英美的醫史先進有若合符節之處。
臺灣到1990年代才有注重社會、文化的醫療史，在西方學術傳統中，也是這時才新興的風氣。Andrew Wear所編論文集的〈導言〉，開宗明義便宣示：「醫學社會史的時代已經來臨了。」（“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has come of age.”）一反以往醫學史的標準菜單：大名醫、大發現和大理論，新趨勢則只作為歷史學的豐茂分支，注意醫學如何影響社會，同時社會如何形塑醫學（how medicine has affected society and how society has shaped medicine）。他認為這樣定義的「醫學」才可能既廣且深。於是從古代希臘、羅馬，經中古、近世以下至20世紀，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區的各別論題，包含健康照護體系從開放市場到國家主控，醫療人員從經驗性到專業化，醫學思想從結合哲學到結合科學，醫病關係從病人觀點到醫師主宰，公共環境衛生與保健，醫院醫學（hospital medicine）的革命性意義，醫師身分地位的變化，救濟院經營之從教會轉為國家，嬰兒夭折與難產死亡，傳染病快速減少和慢性病取代急症與人口增長的關聯，以及長壽和社會行為與宗教信仰的改變等等。總而言之，醫學和社會不能機械式地二分，它們存在著複雜的辯證關係，然而不論你抱持批判或維護的態度，這本文集顯示「醫學確實是以許多形式『存在於社會之中』，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medicine in all forms really was and is “in society”）
Rothman編輯的《醫學與西方文明》，所要鉤畫的歷史圖象是「醫學和文化結合而形成我們的價值與傳統」（Medicine and culture combine to shape our values and traditions）；他認為事實上醫學和文化密不可分，醫學是大社會各種文化──譬如科學、宗教與倫理信仰──和變動社會不斷發展的價值。從希臘羅馬時代以下到當今，醫學成為西方社會準則的主要泉源，它影響人們日常習慣和對身體的態度，也導引生命的路徑。Rothman 說，其所選錄之古今文獻明確顯示，醫學和文化具有雙向互動的連線：從醫學到文化，也從文化到醫學（from medicine to culture and from culture to medicine）。我們只要考察重要的文學、醫學和社會文本，便知二者複雜交錯，無法解開。自古以來，不論羅馬時代討論身體的論文，中古駁斥巫術的文書，文藝復興早期解剖課堂的見證報導，以及16世紀的鼠疫、19世紀的精神崩潰或20世紀外科手術的過程等小說性記載，都透露醫學和文化的交錯繫連。即使比較晚近的著作，不能只當作科學論文研讀，也是特定文化、時代和地域的表述。
事隔多年，而今回顧1990年代平空鼓動生命醫療史的研究風潮，既可循繹前賢偶留的足跡，又發現西方先進也有類似的作為。雖然當時相互之間沒有直接影響，但隨著研究團隊新血之注入，往後我們的學術脈絡變得愈加豐富，呈現多元的面貌。
繼「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之後，史語所接連主辦幾次大小不等的生命醫療史會議，內容多樣，範圍增廣，主題包含「中國十九世紀醫學」、「潔淨」、「養生、醫療與宗教」、「健與美」和「疾病」。短短四年，前後六次學術會議，的確熱鬧之至，無疑的，已帶動一股新的研究風氣。生命醫療史從1990年代初蓽路藍縷的茅屋，不及十年，已巍然華廈矣。
四、新腳成軍，十年斐然
史語所創立前一年（1927）六、七月間，任職於北京清華大學國學院的陳寅恪寄詩廣州中山大學傅斯年，其三、四聯云： 正始遺音真絕響， 元和新腳未成軍。
寅老作詩前一個月，同事王國維投水殉死，正始遺音絕響蓋指此事，而元和新腳則指後來史語所四巨頭，傅、陳之外，還有趙元任和李濟，此時尚未組成團隊。這裡借用前輩「新腳」的典故記敘1990年代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團隊，亦與上引傅致陳書信的「無中生有」同樣回味歷史記憶的情境也。
「醫療與中國社會」以下的研討會多由「新腳」主辦，論其內容，有的已超越我構思之「另類」範疇了。我曾經說過，當我們踏入這個新領域，不論師長或學生，先進或後學，大家都同在一條起跑線上。這個研究團隊出發時，沒有大師，也沒有典範，故與西方的學派很不相同，但今天看來，反而有利於新領域的開拓。《周易》說：「見群龍，无首，吉。」用來說明這個團隊的成長，應是最精準的預言。而我個人也在公元2000年離開研究團隊，並且暫時離開學術界。
以史語所為核心的生命醫療史研究既已引起國內外學術同行的注目，不久，亞洲醫學史學會決定將總部設在史語所，而於2003年冬天舉行第一次年會，以「過去成就，當今研究和未來方向」（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作主題召開學術研討會，我以老兵自居，發表〈從醫療透視歷史〉的論文，對大會主題作了一些回應。
當時，我曾概括新腳的研究成果和特色，現在略加增訂爾後幾年續增的業績如下，可以當作生命醫療史工作小組第二階段的風貌。
我初步的印象是，土階茅茨變成華麗堂屋，山蹊小徑變成康莊大道。李貞德一系列性別、女體、生產、求子和婦科的研究，無疑的，已提供我們一幅更具體、更生動的婦女史圖像。林富士長期關注巫醫，這些年來逐漸擴及道教，總曰宗教醫療，構成他獨特的學術領域。李建民自始就致力於中醫經典文籍的辨析詮釋，新社會史的「另類」意味雖淡，但從醫史資料剖析中國文化底層的數術心態，則經營出一片天地。祝平一從思想史的層面探索西學與醫史，也涉及明清醫療市場和醫病關係。
比這四位還年輕一點的則有金仕起、陳元朋與邱仲麟另類醫療史聚焦於社會和文化，忽略政治這一環，此與新社會史的宣示有關。即使當時我們已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對社會人群的宰制無所不在，但為宣導史學新風氣，刻意區隔，此一缺憾遂由仕起來彌補，我稱作「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陳元朋首先寫過內容詳瞻的兩宋儒醫，後來專注於本草史和飲食史，而以食療研究見長。邱仲麟則採醫療史資料充實明清社會史的內容，從割股療親到都市公共衛生包羅甚廣。
近年從歐美返國的生力軍，譬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張嘉鳳，賓州大學的張哲嘉，芝加哥大學的雷祥麟，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李尚仁，匹茲堡大學的劉士永，他們的博士論文涉及天花、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醫學與政治，英殖民帝國的熱帶醫學以及日治臺灣的醫療改革等，相較於草創時期偏於前近代的醫療史研究，不但時代較近，內容也增添新的成分，擴大我們的視野。他們大多以醫療史為專業，挾具1990年代以來歐美醫史研究的新觀念和新方法，在國內開啟生命醫療史的新樂章。
談中央研究院的醫療史研究不能遺漏兩位資深學者，梁其姿和熊秉真，早在1980年代就進入這個領域。梁其姿研究過天花、麻瘋等疾病史，以及中國醫學思想所見的疾病與環境的關係。熊秉真則從小兒科醫學開發兒童史，為新史學拓展新園地。這兩位女性歷史家專注於15世紀以後，與史語所同仁早期集中研究11世紀以前有所區隔。史語所與我同輩的歷史家、博學多聞的蕭璠，1990年代發表多篇地方病和寄生蟲的論文，也研究頭髮所反映的養生術，跨入民俗或心態史的領域。
即使只限於生命醫療小組成員，這份名單亦多所遺漏，譬如陽明大學的郭文華和臺灣師大的范燕秋，他們或側重現代醫療體制的形成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或注意臺灣公共衛生史，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如果擴及到全臺灣，不論作為專攻領域或附帶研究，不論資深或新進，20年來生命醫療史的研究成果，僅搜集羅列書目，我相信亦足以成冊。
公元2000年以來，年輕一輩所主持的生命醫療史更有活力，與中國、日本、歐美等地區的同行互動頻繁，取人之長卻不喪失自己的主體性，遂頗能贏得敬重，故原創於日本的亞洲醫學史學會，主席酒井シヅ（SAKAI Shizu）教授願將學會總部設置於史語所即是明證。年輕學人也更能規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且出版一系列論文叢書，成果斐然。回顧草創時期的研討，這個研究群已不復為「吳下阿蒙」矣。
生命醫療史20年的新路的確引起一些視聽，據我所知，民間出版業至少有兩家專闢「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和「養生方技叢書」（東大圖書）。史語所編纂「中國史新論」，醫療史作為一分冊，而與古代文明的形成、基層社會、美術考古、法律史、宗教史和性別史等並列。2012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身體、醫療與環境衛生成為一個獨立的分支，揭舉「醫療史新時代」（A New Era of Medical History）的來臨。這是1980、1986和2000年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無法想像的，證明生命醫療史在國際學術界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社群。
五、另類醫療史的再思 我相信不論藝術或學術的創作，是可以在相當短暫的時間內，成就一種獨特的風格或令人信服的理論的。這就像蛹化為蝴蝶，孕育雖長，「化」只是在一刻之間而已。
1998年冬天，我在巴黎奧塞美術館看到一個專題特展，比較米葉（Jean-Françoise Millet, 1814-1875）和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畫風，梵谷學米葉，透過作品年代排比，我突然發現梵谷那種濃烈、粗短和波折的筆觸是在1887到1888年間才出現，但一出現，就成為他獨特畫風的標誌了。
顧頡剛（1893-1980）和傅斯年這兩位20世紀前期中國著名的史學家，他們史學理論的創發也有類似的情形。1990年代中期，我研究史語所創所所長傅斯年，涉及顧頡剛和胡適（1891-1962）。1920年代顧頡剛提出「古史層累造成說」，帶引中國學術界的疑古運動，這是早在幾十年前我念大學時就耳熟能詳的，但當我深入顧頡剛的資料後，赫然發現，他那個摧毀兩千年中國古史觀的理論，竟是在1920到1923短短兩三年內，與他的兩位老師胡適和錢玄同（1887-1939）通信而形成的。至於傅斯年，留學倫敦和柏林，首先醉心於心理學、數學和物理學，後來轉讀東方學，而走出另一條古史研究的路，與他的同學顧頡剛的疑古派截然不同，我稱作「重建派」。他的史學理論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史語所，據我研究，這隻美麗的「蝴蝶」也是在1924到1926短短兩三年從蛹蛻化出來的。
生命醫療史的研究雖然不敢與梵谷並肩，或亦應讓位於傅、顧諸前賢，唯就一種新學術的誕生而言，情況頗可比擬。20年來快速成長茁壯，尤其後一階段，開疆拓土，遠遠超出草創時期的視野之外。記得2003年在亞洲醫學史學會上，我期望後之來者應該和草創時期有所不同，「走出中國的疆域，超越中國醫史的範圍。」其實早期成員劉士永的《武士刀與柳葉刀》出版時，他便從日本殖民的臺灣醫療史延伸到「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這個日本醫史領域；公元2000年才加入團隊的李尚仁，也開拓了現代醫學與殖民帝國的新課題。
帶著憑軾而觀的心情來考察過去10來年新階段的生命醫療史研究，三次學術會議編輯的論文專書《疾病的歷史》、《宗教與醫療》和《從醫療看中國史》，比諸前一階段誠深化矣，不過依然屬於以社會文化為主軸的「另類醫療史」，反而較先的「潔淨」和「健與美」兩次研討，似乎已經到達「另類」的邊界了。我曾評論說，如果宗教性的「污穢」、瘦身美容廣告也算醫療史，那麼，天下事務還有什麼不是醫療史的呢？然而江紹原既能架構本草、醫書和「污穢」之間的橋樑，而當新秀看到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上架某某「藥妝」的產品時，把它當作醫療史的論題，我既被視為所謂「好立異、好標新」之輩，即使仍帶有點保守性，也應該可以接受的。
1999年史語所舉行的「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涉及身體、性別和醫療幾個面向，正如主辦人李貞德所言：「健與美牽扯糾結的歷史呈現了人們對待身體、生命錯綜複雜的心理；探討健與美的歷史可說是生命醫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性別史已經歷了幾十年，身體史從不同學門的引介與實證研究也不少，當年《新史學》雜誌並且出版了「身體的歷史專號」（10卷4期）。醫療史如果把「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概念無節制地擴大，相對於性別史或身體史，它們的界線又應該劃在那裡才算妥當呢？
醫療史研究不能愈走愈遠，要拉回醫療本身。雖然「另類醫療史」自始就不敢以中國醫史主流自居，不敢與醫師的醫史爭正統，但也不是要走傳統醫學史的老路子，醫學門外漢不能相信單憑文獻考證、醫典詮釋，自己就能成為醫家，甚至醫學史家。史家如何研讀醫典，運用醫典？《靈樞》、《素問》在當今醫學研究的地位是否如五經之於經學家？那是醫家的問題，史家無權（也無能力）置喙；不過從人類文明的發展來看，知識總是不斷推陳出新，愈趨精確，兩千年來醫典的詮釋，該偏於歷史意義或是現實意義呢？傅斯年說古埃及、希臘的醫書在近代醫學的照耀下，只保存「歷史的興趣」而已，中國古代醫典是否也如此，就醫學而言，我無法判斷，但從史學來說，那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傳統由醫典、名醫和醫事所構成的醫學史，因為聚焦於醫學專業範圍內，故有「內史」之稱，以別於著重醫學社會文化現象的「外史」。幾十年來「外史」積累成果益多，到底會成為「內史」的資產還是負債呢？
未來醫療史的走向到底該往外擴張，還是向內緊縮？我們只要瀏覽醫學專家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名著《萬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述說癌症的歷史，現代化療之父 Sidney Farber（1903-1973）與紐約曼哈頓社交名流Mary Woodard Lasker（1900-1994）合作抗癌，構成兩大不可或缺的支柱。那麼，所謂醫學史的新視野除了往內尋求之外，未來的醫療史該怎麼走，似亦可以思過半矣。
自從1990年代開始，在臺灣、英國和美國，分別有人提倡側重社會和文化的醫療史研究，形成一股新的學術風潮。然而就長遠的醫史研究看，這也不是全「新」的，早在此一新風潮興起之前半個多世紀，專業醫史的推動者Henry E. Sigerist（1891-1957）已經倡議了。
出生於巴黎，童年舉家移民瑞士的Sigerist，畢業於蘇黎士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獲得醫生（MD）學位後，進入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師事德國醫學史大師Karl Sudhoff（1853-1938）。1932年Sigerist受聘於Johns Hopkins大學，任醫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主任，作育醫史研究學者無數，並且創辦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醫學史集刊》）。
Sigerist的醫學史研究也要扭轉過去專重「內史」的偏頗，從醫學專業轉向社會，1939年元月份《時代》雜誌（Time）以他作封面人物，下了這樣的標題：“Johns Hopkins’ Sigerist—His Philosophy: History Spirals Towards Socialization”，他的社會關懷，甚至不諱言肯定蘇聯的保健制度可以作為世界的模範（1937年出版Socialized Medicine in the Soviet Union）。二戰後，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橫行，具有社會主義的Sigerist連帶其他原因，遂辭職，1947年返回瑞士。
離開美國前夕，長年好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副主席（Vice President）、對世界醫學教育與研究最具影響力的Alan Gregg在晚宴上致詞，稱頌Sigerist：
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醫學之為生物學的研究與應用，既與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也與文化的等等熔鑄為一。他這方面的貢獻無人能及。 Beyond and above anyone else Henry Sigerist made us aware of the fact that medicine i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biology in a matrix that is at once historical,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故最近有醫學史的作者把他定位為此一領域新方向的發動人，告別大醫師及其著作轉向作為社會和文化史的醫學史之新概念（a move away from the study of the great physicians and their texts towards a new concept of medical history as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Sigerist的堅定信念是醫學史必須要成為所有醫生和公衛專家教育養成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回顧1946年訂定的《世界衛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開宗明義說：
健康是兼具身體的、心理的和社會的安適狀態，而非只是無疾病或不虛弱而已。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那麼作為醫學專業之門外漢要研究醫療史，不但天地開闊，而且還是符合主流價值呢！
1990年代初期，我們在臺灣提倡的醫療史，嘗試走一條與傳統醫學史不同的路徑，自我調侃地謙稱「另類醫療史」，大抵相當於中國同行習稱的「外史」，以與醫家的「內史」有所區隔。然而我們並不孤單，同一時期西方也興起類似的新潮流，與我們不謀而合。
到了21世紀，由於具有醫學背景或相近知識素養的新秀相繼投入，臺灣的醫療史研究遂進入另一境界，打破所謂外史／內史的分野，原來的「另類」概念完成階段性任務後，應該可以存入歷史檔案夾中，讓融合醫學專業和社會文化課題的醫療史研究超越並且取代內外史堂皇前進。
這些新秀1990年代留學歐美，躬逢新潮，公元兩千年後紛紛回國，正好與發展將近十年的另類醫療史結榫。出身臺灣大學醫學院，1990年代負笈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的李尚仁，可以作為這批新秀的代表。李氏專研英國熱帶醫學創建者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其新作《帝國的醫師》便兼具內史與外史。他說即使本書有相當篇幅「側重於萬巴德的科學研究內容，似乎又回到老式的科學內史傳統；」然而還有「更大的篇幅和心力探究萬巴德科學研究的概念內涵與實地操作。」李氏設定的研究取向是要探討「過去三十年來，醫學社會史與殖民醫學史對權力、政治與利益等因素在知識生產過程之重要性。」
換言之，此一兼具內外史的醫療史研究，外史的政治、文化意義是主體，內史的技術意義是輔助，基本精神承續另類醫療史，而遠較後者更具醫學專業。
臺灣過去20年在此一領域暫時取得領先的地位，往後另一個20年會別有新猷而結新果嗎？我邁入晚年矣，有待於青壯之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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