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公元前一二○○年到公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公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一六三四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兩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
白銀的減少導致各種窖藏出現，出現了「人為的疾患」。由於許多捐稅要使用白銀支付，賦稅負擔變得不可忍受，許多人因此破產，曾經的富庶地區出現「人去屋塌」的現象，而朝廷榨取到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白銀枯竭之下，銀錢比價暴漲，對窮苦民衆而言，他們使用銅錢購買活命糧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時正逢小冰期（Little Ice Age），各地自然災難不斷，糧食減產之下，糧食價格暴漲，一六四○年河南災荒之後，米價每斗三千錢，小麥每斗兩千七百錢，從北方到南方許多人餓死。因饑荒與時疫，人口也一時之間減少數千萬人，這導致民間暴力革命在所難免。
白銀是導火索，伴隨著白銀危機而來的經濟危機、自然危機、人口危機，疊加構成了明朝歷史的大轉折。「流亡載道」、「人相食」等記載見諸歷史，饑荒背後則是民變，各類起義揭竿而起。滅亡明朝的李自成部隊出現在西北，對此後世歷史學家認為並非偶然，因為那是一塊遠離白銀浸淫而又飽受饑荒的土地。
通膨的破壞導致社會全面性潰敗，不僅導致饑荒、死亡、民衆受苦，引發各地反叛，也使得官僚集團的薪資縮水，進而又因腐敗動搖了明代政權的合法性。糧食價格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相對穩定，這意味著官員收入也面臨著通膨的侵蝕，「到一六二九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四萬人）發放的俸祿，只有十五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一％」。
顯然過低的官員俸祿並非好消息，因為這必然引發更為嚴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歷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為了印證明代的腐朽。像海瑞這樣的朝廷命官，依賴俸祿過活的結果是其畢生清苦，生前為母親祝壽買兩斤肉都可以成為新聞。他雖然最終官至禦史，高達二品，死後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然而身後無子，只留下白銀二十兩，甚至喪事也靠他人凑錢。《明史》記載：「白衣冠送者夾岸……天下稱剛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像海瑞那樣活著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天下聞名，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並沒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僅是少數，而且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當謀求非法收入成為政治潜規則，甚至明朝歷代皇帝也盡力充實內府金庫，將天下視為私產，軍費緊張卻「不得請發內帑」──諷刺的是，到最後李自成占領北京時，明朝內外府庫僅剩下黃金十七萬兩，白銀十三萬兩。當腐敗成為一種制度性現象，上層對下層平民殘酷壓榨，那麼社會的潰敗不可避免，滅亡也為期不遠，「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誠然，白銀對於中國經濟貨幣化以及制度變革帶來深遠影響，從銀本位的確立到明代覆滅，持續的入超也帶來了鴉片戰爭之類的後續問題──某種意義上，稱鴉片戰爭是為白銀而戰也不過分。白銀貨幣化和晚明商業化相互刺激，一方面使得中國部分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不得不在繁榮之後領會蕭條。正因如此，顧炎武、黃宗羲之類的思想家對於白銀大多抱以負面評價，典型如黃宗羲認為廢除白銀有七大好處：「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賫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勝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學者王夫之和當時不少啓蒙學者的結論類似，即認為白銀加大貧富差距，甚至白銀越多，差距越大，「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
對比之下，中國明代啓蒙家一方面嗅到了時代轉折中的貨幣因素，另一方面，民間疾苦的現象也刺激他們提出了犀利的批判，這些言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判斷，即使這些判斷以更為現代、更為學術化的形式呈現。但是無論古代還是今天，多數人始終忽略了經濟的邏輯，白銀並非大明帝國的主動選擇，而是皇權與市場博弈之下的無奈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興亡歷史中，白銀流入減少固然重要──可以說白銀成就了明朝的繁榮，也部分造就了其滅亡的命運──但是更大的背景在於中國無法走出殘破政府體制的約束，是制度的大失敗。
歷史並非單一原因可以解釋和推動的，國人對於大歷史的偏執往往罔顧現實的複雜性，探求歷史真相意味著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尋求單一的推動力。白銀是歷史的血脈，但並非歷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銀流入與國際貿易、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本來並存，對白銀的接納與否，其實並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動一手造成。白銀的流行，仍舊由明代商品經濟繁榮決定。無論是何種貨幣，最終得到市場認可仍舊源自民衆的選擇，中國交子、歐洲貨幣甚至明代最後的紙幣鬧劇都證明，君主或許可以選擇某種貨幣，甚至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之上，卻無法強迫人們使用。而白銀流入啓動晚明商業經濟繁榮之際，其流入枯竭也成為套在明王朝脖子上衆多繩子中的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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